（参见附图1）
一、绿林起义军的失败
刘秀在河北羽翼渐丰，据有两京的更始政权却是腐败日盛，矛盾重重。此时赤眉军从河南攻入关中，汉军亦在洛阳予绿林军以重创，更始政权因而迅速地失败了。
（一）弘农之战
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由武关和陆浑关西进。但次年正月，樊崇、逄安所率的南路向北运动，与徐宣之北路军会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将由此进入关中。
这时更始方面的军事部署是：在洛阳，有更始左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和河南太守武勃等统大军驻守，兵力号称30万；在河东地区，有宋国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等率军10余万人，据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等地；而在赤眉入关的必经孔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一线，则有王匡、成丹一部和将军苏茂部布防。可见，此时赤眉军的东、北、西三个方向上均为更始大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如果刘玄能够迅速调军合击，则很可能将其聚歼或击溃。然而昏聩无能的刘玄及更始政权的上层人物对赤眉的西进似并未予以充分重视，认真部署，且指挥调动不灵，再加上此时刘秀之邓禹和冯异二军，在河东、河内已极大地牵制了在晋南和洛阳的更始主力，使之不能全力对付赤眉。这就使得赤眉军得以一意西攻，打通入关道路。
建武元年(25年)正月，赤眉军在弘农击败苏茂，斩杀千余人。三月，更始遣丞相李松与朱鲔会合，与赤眉军会战于弘农以北的荔乡。更始军大败，李松等弃军逃走，士卒死伤3万余人。赤眉军声威大震，“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①，军队组织更加有序。不久，赤眉军进占华阴、郑县（今陕西华县），长安已无险可守。
大约因刘玄在长安一带尚有重兵，赤眉军在华、郑间逗留约三月之久。六月，赤眉诸将立了一个名叫刘盆子的宗室少年为帝，徐宣任宰相，樊崇任御史大夫，逄安任左大司马，谢音任右大司马，另设列卿、将军若干，完成了进攻长安的政治准备。随之，大军进抵高陵（今属陕西），迫近长安城下。
（二）安邑、衙县之战
在赤眉军连续击败更始军队、进入关中的同时，刘秀所派遣的邓禹，也在北面与赤眉平行西进，一面注视着两虎之争，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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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攻取河东，“欲乘衅并关中”①。
建武元年正月，邓禹将精兵2万攻破太行要隘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进入河东，并获得辎重干余乘。接着，邓禹进围安邑。安邑是河东郡城，人民众庶，出产盐、铁，故对双方都极为重要，邓禹连攻数月而不能克。刘玄派大将军樊参率援军数万人从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北渡黄河，谋解安邑之围。邓禹以主力于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迎击，樊参大败被杀。更始军王匡、成丹和刘均等部合兵10余万会攻邓禹，禹军失利，部将骁骑将军樊崇战死。当晚众将都劝邓禹乘夜撤退，禹不从。次日正好是癸亥日，王匡等人迷信当时流行的兵阴阳家的观念，以“六甲穷日”不可出战而按兵不攻，使邓禹得以从容整顿部队，准备再战。第三天清晨，更始军全军来犯，直至禹军营垒之下，邓禹始命令诸将擂鼓发起冲锋，王匡等大败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擒杀刘均等多员将领，缴获大量武器，遂平定河东地区。河东南瞰伊、洛，西窥关中，物产丰饶，这一地区的取得，对于刘秀来说意义重大。
七月，邓禹率军西渡黄河，至夏阳（今陕西韩城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部10万，与左冯翊（汉长安三辅之一，辖地大致为渭河以北、泾河以东和洛河中、下游）兵共拒禹军于衙县（今陕西白水东北），又为邓禹击溃。此时赤眉军已开始攻击长安，邓禹的胜利，无疑给更始政权又一记重击，使赤眉得以顺利攻入长安。
邓禹军纪严明，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势力大增。史称：“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②。这时麾下诸将及归附的地方势力都劝邓禹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认为，自己人数虽多，实际上能战者少，补给尤缺。而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难当，不宜硬攻。然而赤眉军是没有长远打算的武装集团，财谷虽多亦不能长期坚守，久必生变。因此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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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取了避实就虚，待机破敌之策，引兵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拟控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利用这里土广人稀而谷饶畜多之便，就粮养士，以伺赤眉。禹军所至，各地或破或降。几个月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邓禹的这一谋略，确实是一着不战而胜的好棋。
（三）洛阳之战
刘秀北征尤来等河北农民军期间，河内太守寇恂和将军冯异最初对据洛阳的朱鲔、李轶军取守势。但由于弘农大败，长安危殆，洛阳的更始军已军心动摇。冯异利用李轶曾与刘秀共同起兵反莽却又加害刘绩，想投降又不自安的心理，写信劝说他立功免罪，李轶心怀两端，“不复与异争锋”。冯异乘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克上党（治所在长子，今属山西）2县；南渡黄河，下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以东13县，迫降绿林军10余万。更始河南太守武勃领兵万人自洛阳东出，冯异于士乡（今河南洛阳东郊）大败武勃，斩勃以下5000余级，李轶又故意不发救兵。此时刘秀用借刀杀人之计，故意泄露李之密信，朱鲔闻知，刺杀李轶。于是洛阳“城中乖离，多有降者”①。朱鲔复令部将苏茂、贾强率兵3万渡河攻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自带万人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以牵制冯异，分别为寇恂、冯异打败，贾强以下数千人被杀，被俘万余人。寇、冯乘胜追击，直至洛阳城下。两军攻守之势至此已完全逆转。
建武元年（25年）七月，刚刚即位的刘秀南至怀，以大司马吴汉统领大司空王梁、大将军朱祐、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等11将围攻洛阳。朱鲔据城坚守，数月不能克。刘秀命曾为朱鲔部下的岑彭至城下劝降，指河为誓，恳切表示不咎既往的一切积怨。此时长安已为赤眉攻占，汉军朱祐、坚镡部亦一度突入洛阳，予守军以重大杀伤，朱鲔见大势已去，又感于刘秀、岑彭的诚恳，率全军出降。刘秀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十月，刘秀车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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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城，以洛阳为国都。
随着洛阳的攻克与定都，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均已入于刘秀之手。现在，刘秀不仅可以居天下之中以控御四方，更直接截断了赤眉军向中原流动的道路。同时，入洛后刘秀量才立官，广封功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政权建设，从而为下一阶段打败赤眉和各个击破地方割据势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四）绿林军的内讧和赤眉军进入长安
赤眉军逼近长安，更始政权内部原有的矛盾更加尖锐。诸农民将领的流寇主义观念故态复萌，从河东败回的大将张卬与众将商议，认为长安孤城一座，势难久守，“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①。但刘玄则迷恋长安的帝王生活，坚决不允，并派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在新丰，李松在诹（两地均在今陕西临潼东）布防，抵御赤眉。
张卬等见所议不成，便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在立秋日狩猎、祭祀时劫持更始，迫其听命。事被更始知悉，是日装病并宣召张卬等人进宫，准备将其一网打尽。张卬等入宫后察觉有诈，突出宫中，只有大将申屠建被杀。隗嚣逃回陇西，张卬与廖湛、胡殷纵兵大掠长安的商业区——东、西二市，并于当晚攻进宫城，更始逃到新丰的赵萌军中。大敌当前，绿林军却陷于分裂，其最终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
刘玄至新丰后，以同谋罪收杀陈牧、成丹，王匡率部逃回长安。李松引兵归刘玄，与赵萌合攻长安诸将。双方在长安城内混战月余，张卬、王匡败走，至高陵投降赤眉，并与赤眉军一起进攻长安。李松出城迎战，兵败被俘。九月，李松弟城门校尉李泛开城投降，更始单骑出城逃走，赤眉军进入长安。十月，更始穷蹇投降，不久为张卬等所杀。纵横湖北、河南和陕西达8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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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的绿林军，就这样失败了。
二、赤眉起义军的失败
赤眉军从河南攻入关中，击垮更始；但也和更始政权一样走上了残暴失民、难乎为继的可悲道路。这一切早已在刘秀的预料之中，他不失时机地兵出两京，镇压、收编了绿林余部和赤眉军，实现了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一）赤眉军进占长安后的处境
赤眉大军进占长安以后，并没有吸取绿林军的失败教训，既不积极建设和巩固政权，更无意于安集民众，恢复经济。由于赤眉军中较少地主士大夫，而且始终以游动搜掠维系部队，因而他们比绿林军更富流寇主义色彩。从进入长安之日起，赤眉诸将就没有久据长安和三辅地区的想法，而只是把长安当做长期流动作战过程中的又一个暂住地点，也就根本谈不上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以经略。因此在长安，赤眉将领一面在宫廷里争功胡闹，一面在城内外纵兵抢掠，甚至刘盆子宫中的酒肉和长安周围郡县及坞堡的贡品也被剽夺劫去。
赤眉的所做所为，使刚刚为更始的垮台而庆幸的关中民众再次大失所望，“莫不怨恨，不复信向”，“皆复固守”①，与赤眉相对抗。赤眉比更始更快地失去了人心。而就在此时，在长安地区的四周，东有刘秀据洛阳制其出路，北有邓禹在北地一带待机南下，西则有隗嚣高居陇上虎视眈眈，南也有占据汉中的刘嘉和延岑正准备进图关中。在四面包围环伺之中的赤眉军，虽号称有百万之众，但麇集一处，既无军事上的回旋余地，又因失去民心，四野坚壁，粮食更成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可谓战守两难。因此，赤眉军在长安的处境，实际上比起方入关时的更始政权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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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二）攻打隗嚣、刘嘉的失利
建武二年(26年)正月，赤眉军因粮食已竭，在一番大掠大烧之后，弃长安南行，重新流动作战。邓禹随即引兵南来，如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兵不血刃，取得长安。
赤眉自南山（今陕西终南山）转而向西，一路攻城围邑，以取得补给，先经扶风（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北至北地、安定。同年九月又欲西上陇县（今甘肃张家川），转入陇右就粮。隗嚣遣将军杨广迎击，赤眉败走。杨广尾追其后，再败赤眉军于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之间。赤眉向南退至阳城、番须山中（今陕西陇县西北），又适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①，损失巨大，只好再向东折返长安。在长安城外，赤眉尽发汉帝诸陵，以取财宝。邓禹出城攻击，在郁夷（今陕西宝鸡县西）为赤眉所败，撤退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赤眉遂重占长安。
赤盾重占长安时，原更始汉中王刘嘉已逾秦岭进至谷。（今陕西礼泉东北），其叛将延岑亦带人马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进屯于杜凌（今西安市东南），窥伺长安。故赤眉军以逄安将精兵10余万攻延岑，廖湛率军18万攻刘嘉，企图解除侧翼的威胁，并可能借此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邓禹乘虚反攻长安，为赤眉将谢禄击退。而逄安先是大胜，延岑部原更始将李宝伪降，与延岑里应外合，反而大败赤眉军，逄部几乎全被歼灭，逄安仅与数千人逃回长安。廖湛亦大败于谷口，本人被杀。赤眉军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
遭受了两次大失败之后，赤眉军人数锐减，关中更难立足。他们的希望，也只剩下向东与刘秀决战，重返中原和故乡一条路了。然而，现在出关的道路已难通行。
（三）刘秀对赤眉军的作战部署
当赤眉军转战关中，渐陷窘境之际，刘秀在东方则进一步镇压了檀乡、铜马、五校、青犊、尤来等农民军残部，攻克或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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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了更始在各地的诸多郡县，刘永受到沉重打击，张步暂时俯首称臣。建武二年（26年）反叛的渔阳彭宠及南方的李宪、秦丰等，一时也难以构成大的威胁。因此，刘秀便可以将更大的力量用于西方，开始为最后镇压赤眉军而积极部署和行动。
刘秀的部署可分为关中和关东两个方面：
在关中，刘秀于建武二年(26年)十一月更换了军事指挥员，以善于治军、作战稳健而素有“大树将军”之称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邓禹长于谋略，屡建战功，但带兵和临阵指挥却逊于冯异。故在关中先是有部将冯悟叛变，后又有汉中王刘嘉投降后一部复叛的事件发生；特别是他与赤眉作战失利后，“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①，因而产生急躁情绪一味求战，部队纪律亦渐变坏。因此，这一调整十分及时。刘秀在送别冯异时对他面授机宜，指出：关中自王莽以来，饱经战乱，生灵涂炭，故解决关中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军事上的攻城略地，而在于安抚怀集百姓，取得人心。因之他特别要求冯异严格约束部队，不得扰民。针对赤眉军勇斗而乏粮的状况，刘秀又严令尚在关中的邓禹慎勿与战，“无得复妄进兵”②。刘秀判断赤眉必将东出，决心在洛阳以西一带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扼险而聚歼之。
为此，刘秀在关外也作了相应部署。建武二年春，他派人前往并州，招降了据有其地的更始大将鲍永；又令大将盖延等在东线进攻睢阳刘永，使之自顾不暇，从而解除或减轻了河东、洛阳的侧面之忧。四月，他又派吴汉率军攻下南阳，更始所立的宛王刘赐和大将王常投降。赤眉军出商洛山区，经武关由河南南部东出的道路已被卡死。而在华阴以东，刘秀则于当年冬天以大将侯进等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弇等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等待赤眉军的东出。刘秀命令诸将：如赤眉走北路（新安），则宜阳大军会集新安，反之新安之军会集宜阳，务在中途以优势兵力阻击、消灭赤眉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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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刘秀的这一番部署，知彼知己，布置周密，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准确的预见性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后来战事的发展，完全是按照他的上述预想进行的。赤眉军的失败，此时已经注定了。
（四）华阴之战
建武二年冬，“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①。赤眉军在屡战不利，极度缺粮的情况下，于十二月引兵东归。此时赤眉军只剩下20余万众，且士气低落，沿途不断有逃亡、掉队者。
赤眉军进至华阴，即与冯异所率汉军相遇。冯异入关途中，“所至皆布威信”②，弘农、华阴等地的地方势力多降，实力增强很多。但冯异按照刘秀的既定方针，与赤眉相持60余日而不决战，只是不断与对方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使赤眉欲走不能，欲战不得，日益疲惫，饥寒交迫，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赤眉将领刘始、王宣等5000多人先后投降，赤眉军已有难以持久的征兆。
建武三年（27年）正月，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亦率军东至华阴。二人急于求胜，要冯异与之共同出击，合攻赤眉。冯异劝阻他们说：我军与敌人相持数十日，虽然屡俘敌人猛将，但敌军尚众，只能以恩信诱降和攻心，决不能操之过急，急于军事解决。现在，皇上已令诸将把守渑池，阻其东路，而我在时机成熟时攻击其后，一战可胜，这才是万全之策。冯异的作战方针，显然与刘秀的指示相一致，也是当时最为稳妥正确的。但邓禹、邓弘二人不但没有听从，反而单独行动，由邓弘先行率部大举出击，这正为赤眉所欢迎。双方激战数个时辰，赤眉军佯败，弃辎重而走，而其实辎重车上满载泥土，只在表面覆盖着一层豆子。汉军饥饿，争抢豆车，队伍大乱。赤眉军乘乱反击，邓弘部大败溃散。冯异、邓禹合军驰援，赤眉稍稍后撤。冯异因士卒饥倦主张收兵修整，而邓禹执意率军再战，果然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3000余人。邓禹仅带24名骑兵向东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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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②《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宜阳，冯异弃马与随从数人从险峻的回溪阪（今河南陕县东南）逃回后方营地。经此激战的赤眉军，遂得继续东进。
（五）崤底、宜阳之战和赤眉军的最后失败
冯异回到营中，深沟高垒，聚集溃兵，又收降招集附近据守坞堡的地方武装数万人，力量得到恢复。他利用赤眉大胜之后难免有轻敌情绪，与赤眉军约期会战，并在战场将部队化装成赤眉预伏于路旁。会战日，赤眉军以万人攻击冯异前队，冯异仅以少量兵力增援，示弱于敌。赤眉见状，全军发起冲击，冯异方以主力迎战。双方战至午后，赤眉攻势逐渐减弱，汉军伏击部队此时从道路两旁突然杀出。赤眉军突遭打击，又不辨敌我，惊恐奔逃，冯异乘胜追击至崤底（今河南洛宁西北），获得大胜，赤眉军将士及家属8万余人被迫投降。余部10余万人在樊崇、逄安、徐宣等人带领下，仓皇朝东南走向宜阳。
刘秀这时已经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阻截赤眉余部。惊恐未定而又疲劳饥饿的赤眉将士忽遇大军，惊震无措，只好无可奈何地放下武器，由刘盆子与樊崇等30余员将领来到刘秀大营中，肉袒投降。这样，仅仅在打垮更始政权的一年半以后，赤眉军亦为刘秀所镇压，悲壮地失败了。轰轰烈烈的新莽末年的农民战争，到这时亦可说降下了帷幕。而赤眉投降以后，冯异率军再次西进，打败延岑等人，“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①，取得了关中之地。刘秀的势力因此更加壮大，已为其时任何一个集团所不如。
三、绿林、赤眉起义军的失败原因和教训
新莽末年以绿林、赤眉军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是继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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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它推翻了反动、残暴的新莽王朝，扫荡、消灭了大批残酷压迫和兼并农民的封建官僚和豪强地主阶级，从而使西汉后期以来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为东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场农民革命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从根本上说，农民阶级的种种历史局限，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总是要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归于失败，对此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但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角度来看，绿林、赤眉及这一时期的其他农民军在战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既有其共性，又具有其特性，应该予以很好地分析和总结。从探讨失败原因、总结教训的立场出发，可以指出赤眉、绿林起义军存在着以下缺点：
第一，缺乏正确、明晰的政治目标。赤眉、绿林大起义，是广大小农在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度恶化的情况下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爆发的。绿林、赤眉及其他许多农民起义军最初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人祸之中无以为生的饥饿流民。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绿林、赤眉等足称庞大的武装集团的直接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取粮食和财物，而不是彻底推翻新莽王朝的统治并建立农民阶级政权。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号以表明自己的有关立场，与王莽军队作战时也往往留有余地，正如《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宜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进攻绿林军大败，马武已截住其车，却不敢杀之。同年豫州农民俘虏了前来镇压的朝廷官员，也将他送回县城的官府。只是在后来随着王莽镇压日益残酷和地主阶级士人大量加入到农民军中，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他们开始建立政权，决心推翻新莽王朝。但即使此时，他们不仅只限于拥立汉朝宗室为帝，而且其逃死求食、“朝夕自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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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的特性也仍然非常鲜明。他们不知道努力建设和巩固政权，忽略争取人心、发展经济和安定社会，只图一时的享乐和快意，甚至每遇困难即思散伙，各自去作山大王。像昆阳之战前夕和赤眉入关之际，绿林军将领都曾有此打算。前者赖刘秀说服，后者则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这一特点实际上支配了绿林、赤眉等农民军的全部历史，也直接影响了其整个军事组织和战争行为。作为一个缺乏正确、明晰的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绿林、赤眉等农民军决不可能长期保持军事上的胜利，其为地主阶级所镇压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由于以上根本特点，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军队组织较为涣散。综观当时各支农民军队伍，均为拉家带口，老幼俱随，故人数虽众，战斗人员却要少得多，行动尤为不便。而且其建制也较为粗略。这一点在赤眉军表现得尤为突出。赤眉军等东方农民军已发展到数十万人时，依然是“迄无文号旌旗表识”①；直到建武元年（25年）正月才将全军编成万人一营，共30营的部队，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而已。三老为汉代乡官之名，可知其各营下仍然缺乏严密的军事建制或指挥制度。这对作战必然是一个不利的限制因素。与此相联系，农民军军纪松散，少有约束。尽管赤眉军曾提出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坚持。为了生存，各农民军常通过掳掠来解决给养和获取财富，以至刘玄在朝堂上公然询问诸将“虏掠得几何？”②史书中农民军“所过虏掠”、“虏掠横暴”、“数暴虐吏民”的诸多记载，并不都仅仅是针对官僚、地主阶级，也不仅仅是地主阶级史家的诬陷之词。这就给农民军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极大的困难。像绿林、赤眉军在关中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各地聚保相抗，拒输粮秣，使之陷入困境而遭致失败，直接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农民军的作战方法，以大规模、远距离的流动作战为特征。绿林军自离开绿林山后，赤眉军从一开始，便一直是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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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四方，流动作战；建立政权和入关以后，这两支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所以他们没有认真建立根据地的任何举措，绿林诸将企图大掠长安重新游动，赤眉军则很快就这样做了。其他较大的农民起义军如河北农民军各部也同样如此。这种流动作战的战术，在起义的初期有利于解决补给、发动群众和避敌锋锐、机动歼敌的优点，但以此为惟一的作战方式，根本不从事根据地建设，则陷入流寇主义的路线，使农民军缺乏后方，没有稳定的兵员、粮秣供应，只好“转掠求食”，流动再流动，最终只能蹈于失败。而刘秀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显著的弱点，才屡次取得胜利。
第四，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农民军总是以死打硬拼为主，缺乏战场指挥的灵活性和谋略的运用。在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斗中，农民军惟一一次运用智谋的例子，是华阴之战中赤眉假败并以粮车诱惑邓禹，将其击溃。可是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农民军与敌对军队的硬碰硬的战斗。这种作战特点，反映了当时农民军将士为求生存而勇猛敢战的斗争精神，但也暴露出农民军思想简单、缺乏军事经验的弱点。刘秀麾下名将邓禹评价各农民军的将领往往是无“深虑远图”①，在军事方面，也确如所批评。其多次为地主武装所打败并最终输掉了战争，军事上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农民军的军事行动，往往又要受到鬼神迷信的制约。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建武元年(25年)，更始军王匡等以十余万众在河东合击只有二万多人的邓禹，第一日邓禹“兵势已摧”，如果更始诸将次日乘胜猛攻，胜算极大，可是他们却因“六甲穷日不出”②，遂使邓禹得以从容修整部队，在第三天大破王匡等，“遂定河东”。又如赤眉军在军中蓄巫，动辄请巫祠西汉成阳景王刘章，以做决定，打仗当亦不例外③。这种深受齐、楚巫术影响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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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③《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观点，也是农民军作战方式原始、落后的一个突出体现。
第五，农民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只有武装斗争而忽略了政治斗争及其策略运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孤立、瓦解敌人，是一切军事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绿林、赤眉及其他农民军在狭隘的眼界心胸的限制下，既没有搞好相互团结，绿林甚至冷淡、气走了来投的赤眉将领，也没有认真采取措施去团结、收拢其他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他们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厮杀，给刘秀等地主阶级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良机。更为严重的是，各农民军所到之处，往往有劫掠烧杀的现象，使各地聚众自守的地主和宗族武装乃至广大人民（包括许多曾想或已经投降归附的人们）厌恶、反对他们。而离开了上述各种力量的支持，四处游动作战的各农民军也就更加困难重重，特别是当其倒向与农民军对立的地主武装集团方面以后，更成为农民军的凶恶的敌人。赤眉军在关中的遭遇，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如此轰轰烈烈，几乎滔滔天下皆是，但最终却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刘秀等人将其次第消灭，这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相比之下，以刘秀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质，熟悉封建政治、军事制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相对成熟与理性的特点。
首先从起兵目的上看，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縯是明确怀有乘“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兴复刘氏王朝的政治目标发难的。作为地主阶级成员，刘縯多蓄宾客，刘秀农商兼营，他们不存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政权才是他们发动军事斗争的根本追求。因此刘秀在军事斗争中一直能够注重政治和政权问题，收拾人心，为建立地主阶级的皇朝而不懈努力。
其次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二刘的武装亦非一般农民可比。史谓：“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①，已显示出较富经验的特点，故令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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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到了真正的担心。所以是年他大赦天下，独不放过二刘兄弟及其族党。更始政权成立以后，诸将多军容不整，“冠帻而服妇人衣”①，却只有刘秀的部队整巍矩，颇具“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②。而且与农民军相比，刘秀能注意“除莽苛政”，“师行有纪信”，甚至刘秀亲戚犯罪亦难逃军法从事，从而受到民众的欢迎。
第三在军事指挥上，刘秀善用智谋取胜。从起兵到昆阳大战和后来与绿林、赤眉的历次战斗中，刘秀多次运用谋略，或以弱胜强，或以强灭弱，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在他的战略筹画中，经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此进图天下，一直是他十分明确坚决的意图。刘秀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使河北成为他军事斗争的坚实基地，从而对农民军具有了较大优势。
最后，刘縯、刘秀兄弟都十分重视策略的运用，以争取各种力量共同对敌。在河南，二刘团结了新市兵和平林兵，取得了昆阳大战的胜利；在河北，刘秀争取了耿况、彭宠、任光、刘杨等地方势力的支持，击败了王郎；在对付绿林赤眉的过程中，刘秀则不计前嫌，收降了朱鲔、王常以及樊崇等农民军将领。这些作法，给刘秀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并为他镇压农民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有这些，都是刘秀得以镇压农民军的重要原因。而从更深入的层面上分析，则是因为：在王莽暴政被推翻以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社会的稳定，恢复社会经济与正常生活。刘秀在各方面的种种表现，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刘秀在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刘秀的胜利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从农民战争的发展史看，绿林、赤眉起义军留给后世的教训是：广大农民群众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相对的革命战争胜利，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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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这一目标努力搞好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必须努力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心理，正确运用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必须在战争中不断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特别是善于运用谋略，以智胜敌。这些由绿林、赤眉及其他农民军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教训，在封建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能使
后来同样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思想指导的历次农民战争获取真正的胜利，但它们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历史的镜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的启示下，中国的农民战争才越来越以一种趋于成熟的形态出现，推动着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和军事历史的前进。甚至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上，这些教训还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