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制经济发展与豪族势力的扩张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地主制经济在质的方面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在量的方面，如土地私有制程度、各类地主势力的消长变化等，东汉后期和它以前相比，却存在着差异。
（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和田庄的兴起
由于东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在尔后的百余年间，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农业生产技术有进步，水利灌溉事业有成就，耕地面积扩大，江南地区得到开发。同时，冶金、纺织、造纸、漆器等手工业也有显著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东汉一代，尤其是它的后期，大土地私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贵族、官僚、豪商三位一体，对土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例如：梁冀占有的土地，“西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界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南极鲁阳（今河南鲁山），北达河淇（即黄河与淇水，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一带）。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①。阳翟黄纲依仗程夫人的权力，不仅肆意掠夺民田，并且进而“求占山泽，以自营植”，②居然强占国有土地中的山林川泽。至于宦官，更是肆意掠夺农民的土地，桓帝时，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④灵帝时，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⑤又“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⑥
在贵族、官僚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大商人也对土地进行了巧偷豪夺。尽管东汉政权曾经下令“禁民二业”⑦，商者不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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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一《刘翊传》。
③《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侯览传》。
④《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刘祐传》。
⑤《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⑥《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典略》。
⑦《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
事实上，不仅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商业；而且商人拥有了大批资产后，同样把资本投向土地，成为商人地主。所以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①可见，到东汉后期，地主阶级或豪商地主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占有的土地数量也相当惊人！
当时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土地所有权由分散进一步向集中方向转移。土地买卖程度深化，人们“买卖由己”②，有依法行使处理土地的权力，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参予兼并土地的人比以前广泛，既有贵族、官僚、也有豪商等。这些人兼并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通过买卖占有大量土地；二是仗势强占，依靠政治势力或特权地位，掠夺农民的土地；三是通过高利贷，将资本投向土地，兼并农人；四是欺诈枉法，公开掠占民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纷纷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或沦为地主阶级的依附农民。
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土地高度集中，一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地主，除掌握大批土地外，又都拥有大量奴婢、宾客和徒附等，于是他们遂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
田庄是中国地主经济的早期结构形式，它萌芽于西汉末叶。据载：南阳大地主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他拥有的土地，“东西十里，南北五里”，有“田土三百余顷”。所起的庐舍，“皆有重堂高阁”。樊氏所经营的产业，除农业、手工业、高利贷外，
还制造兵弩器械，达到了“有求必给”、“闭门成市”的程度。③可以说，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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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② 荀悦：《申鉴·时事》。
③《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列传》、《水经注·比水注》。
田庄在东汉之时已经不是个别的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东汉的画像砖、画像石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住宅、楼阁、院落、粮仓、磨房、猪圈、马车和农夫等，还可以看到在住宅附近的大片稻田、山林、池塘、盐井、渠道，还有收获、舂米、酿酒、纺织等图像。这些内容，虽然不能说都是属于田庄的情况，
但其中有不少部分当是大地主田庄生产、生活的反映。
东汉大地主集中土地后，多以田庄的形式经营。史称：当时“百夫之豪，州以千计。”①“百夫之豪”即役使百家的豪族大地主，也就是指田庄主。东汉不仅田庄数量多，而且规模也很大。如梁冀的田庄，“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广开苑圃”，“多拓林苑”。表明范围甚广。仲长统对这时的田庄生活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他说：“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
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钩游鲤，弋高鸿。讽对舞雩之下，泳归高堂之上……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②于此，不仅告诉我们田庄的规模及生产状况，也形象地反映了田庄主的生活情况。
崔室的《四民月令》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若从该书记录的内容看，东汉田庄的经济体系已达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多种经营、自给自足。大地主田庄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等。这种综合经营的产品，除有余部分用于交换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田庄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按每年的季节有计划地进
行着，且做了精心安排。自然经济色彩很浓。
其二，聚族而居，实行宗法统治。田庄主往往以自己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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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为核心，纠集亲戚、宗人聚族而居。田庄中除了奴婢、徒附外，多数是田庄主的同宗、同姓。田庄主既是田庄的统治核心，又是宗族的族长。“宗人”要听从族长的指使，逢年过节，要向族长（田庄主）“称觞举寿”；平时要向族长“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又因为“同宗”而不“同财”，故每当青黄不接之时，为了维持穷人的生计，族长对贫苦的“同宗”，也往往做些赈济。所谓“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力图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来掩盖鲜血淋淋的阶级对立。
其三，设警守备，拥有私家武装。田庄主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严加守卫，设有私家武装。据《四民月令》：每年农闲二月，要“顺阳习射，以备不虞”。三月“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这种私家武装的构成人员，既有同宗的依附农民，也有豪族子弟，是田庄的别动队。其任务是保卫田庄，镇压农民的反抗。
此外，田庄主为培养后继力量，对其子弟的教育也很重视。规定幼童入小学，成童以后入大学。学习课目有《孝经》、《论语》乃至全部《五经》。田庄中的这种文化教育当和京师的太学、地方上的郡国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
东汉大地主田庄是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地主田庄到东汉后期，便逐渐成为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
（二）豪族势力扩张及其对当时政局的影响
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豪族地主。
豪族地主的名称很多。在文献中常见的有豪强、豪大家、世族、名族、冠族、著姓、族姓等。这种种称谓，就其阶级内涵来说，都是豪族地主，或豪强大族。
豪族地主这个地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似在西汉一代尚未形成。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支持和纵容，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这就为豪族地主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条件。与此同时，东汉统治者又大兴学校，提倡儒学、传授儒家经典，官吏多从儒生士人中选拔，并重视被选士人的“门第”、“阀阅”。所以，大大地助长了豪族地主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势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豪族地主疯狂兼并，广占田业。史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①如前引的樊重、梁冀、黄纲等便是例证。还有洛阳、南阳一带的外戚、宗族也都是“田宅逾制”的豪强地主。如前所述，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徒附后，皆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
其次是垄断仕途，控制政权。豪族地主通常控制选举，世代为官。例如：刘恺于安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子刘茂桓帝时为司空。②李郃安帝时为司空，顺帝时为司徒，子李固冲帝时为太尉。③种嵩桓帝时为司徒，子种拂献帝时为司空。④这些是二代为“三公”的家族。不仅如此，当时还出现了三代为“公”、四代为“公”，累世宠贵的情况。汝南袁氏这个家族，从袁安任司空开始，他的儿子袁敞安帝时为司空，孙袁汤桓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曾孙袁逢灵帝时为司空。“四代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⑤又弘农杨氏家族，从杨震于安帝时为司徒开始，其儿子杨秉桓帝时为太尉，孙杨赐灵帝时为司空、司徒，曾孙杨彪灵帝时为司空、司徒。⑥这也是四代相继登上了“三公”的高位，为“海内所瞻”。所以，《后汉纪》卷二十二称：“此时公辅者，或树私恩为子孙计，其后累世致公卿。”仲长统说：当时“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⑦。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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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②《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
③《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④《后汉书》卷五十六《种嵩传》。
⑤《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及附传》、《三国志·袁绍传》。
⑥《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
⑦《全后汉文·仲长统·昌言下》。
当时用人“以钱多为贤”，“阀阅为前”。①东汉由于以阀阅作为选官标准，所以豪族地主子孙相继，代代为官，牢固控制着政权。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若要当官，谋求政治出路，就得投靠于豪族大家的门下，为其效劳，这就是“门生”。又凡曾做过三公、刺史等官吏的属僚，或曾经为他们荐举过的人，称为“故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②可见，豪族地主的政治势力越大，门生、故吏越多；而门生、故吏越多，则其政治势力也就越大。到东汉后期，豪族地主的政治势力，已发展到了恶性膨胀。
第三，世代传经，崇尚儒学。东汉豪族地主大都崇儒通经，而且世代传经。他们往往以某种儒家经典为家学，不仅重视对其子弟教育，而且收徒讲学。赵翼说：“古人习一业，则累相传，数十百年不坠”。如伏氏自伏生以后，世传经学。桓氏自桓荣以后，以明经笃行，一家三代，皆以明经为帝王师，③而受到尊敬。当时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所传授的弟子“常数百人”。豪族地主多崇儒通经。当然，崇孺者也非都是豪族地主。不过豪族地主通过儒学，左右社会舆论则为常有。
综上所述，豪族地主是身份性地主，即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东汉后期已为恶性膨胀。他们往往以政治特权为手段，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封建田庄为基础，以祖传家学相标榜，世代相传，雄踞一方。豪族地主虽然对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富有掠夺性和割据性，所以，对东汉后期的政局，尤其是对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二、宦官与外戚、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曾一度起了稳定封建统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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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潜夫论》考绩、交际篇。
②《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③《二十二史劄记》卷五。
序的作用。但到东汉后期，由于豪族势力扩张，幼主无能，国运趋于衰败之时，这个强化了的专制集权体制，却又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
（一）外戚与宦官擅权
东汉的皇帝除光武、明、章三帝之外，几乎都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因而外戚与宦官之间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潮。
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总揽朝政大权。窦宪诸弟如笃、景、环皆居亲要之职，大批窦氏党徒充满朝廷。朝臣上下莫不附之，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由于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和帝深居禁中无法亲接“内外臣僚”，所与居者唯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以“专谋禁中”。①于永元四年（92年），年满14岁的和帝任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从此宦官参与政事，也是宦官与外戚斗争的开始。
元兴元年（105年），和帝死后，安帝13岁即位。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任车骑将军辅政，后转大将军，弟悝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皆领宫廷禁军。在这期间，提倡经学，深好儒术。邓骘为人，也还谦虚节俭，虽以外戚辅政，但能推进天下贤达，起用名士何熙、杨震、朱宠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至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死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诬邓氏曾谋废立，于是邓氏宗族皆被免官，邓骘自杀。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了宦官与外戚共同执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孙程等19人，拥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诛杀阎氏兄弟。孙程等19人皆封为侯，宦官的政治势力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便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梁商、梁冀父子为大将军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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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2岁）、质（8岁）、桓（15岁）三帝。这时，外戚梁冀的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因触犯了他的忌讳，皆被诬陷下狱而死。据载：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显赫一时。梁冀前后执政20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①当时，朝廷大小政事，都由他裁定；官吏的升迁，皆得先到他家里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郡县每年朝贡进献异物，要先将上等的贡品送给梁冀，然后方许献给皇帝。梁冀不仅专横暴虐，而且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贪得无厌。他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者至十多人；他还掠取人民作奴婢，多到数千人，名之曰“自卖人”。梁冀当政之时，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加了十几倍，大批人民死于官府的董楚之下。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联合宦官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人合谋，杀死梁冀及其家属。梁氏亲党被罪免者300余人，朝廷为之一空。事后查封梁冀的家财，达30余万万，等于当时全国半年的租税收入。
外戚梁冀势力被诛后，宦官独揽政权。单超等5人，因灭梁氏之功，桓帝对他们同日封侯，世称之“五侯”。单超早死，四侯专横。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专威作福，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民不堪命”。②他们到处掠夺土地，中常侍侯览，在家乡山阳郡夺取民田118顷，住宅381所。他们还在洛阳“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③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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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②③《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16区，且都有楼阁、池圹和苑囿。可见，此时的宦官贪侈骄纵，秉势擅权，已成为横行一时的权阉。
自和帝到桓、灵之末，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专制集权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以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皆力图拥立幼弱的君主，以利实现自己的干政。同时，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之机，排除异己，鱼肉百姓。①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及其对朝政的专擅，使得东汉的政治日趋走向腐朽和黑暗。
（二）清议与党锢之祸
在宦官的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至桓灵时期，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史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②宦官专权，弄虚作假，权门请托，贿赂公行，破坏选举制度，使士人的正常入仕途径受到阻隔，引起了一些正直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强烈不满。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改革政治，许多忧国之士怀着“澄清天下”的志向，纷纷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当时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于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反对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宦官势力展开斗争。“清议”便是其中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
清议原是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评论。是东汉士大夫品评人物的一种制度。关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乡间舆论，影响察举和征辟。因此，很受人尊重。郭泰就是这样一个品评人物的名士，人物经他品评，即成定论，往往“先言后论，众皆服之”。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也善于品评人物，“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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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百科全书·秦汉史》，第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①东汉后期，面对昏暗的朝政，士大夫和太学生便以传统的清议为武器，臧否人物，抨击朝政，以此造成反对宦官的社会舆论。如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②当时太学是京师洛阳清议的中心，郡国学诸生，也同太学清议相呼应。由于清议“危言深论，不隐豪强”，故“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③对在朝的官吏尤其是宦官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太学生的“清议”、品评行动，受到了一些开明官员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的积极支持。太学生称赞他们说：“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④官僚士大夫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势力，而且在政治上对那些为非作歹的宦官实行打击。例如：李膺任河南尹时，力主惩办“臧罪狼藉”的宦官爪牙羊元群。李膺后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当他听到李膺的威严后，惧罪逃还京师，住在张让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带领吏卒往张让家中搜查，将躲藏在房舍合柱中的张朔抓获，“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李膺在办理此案过程中，不仅排除了宦官张让的阻挠，甚至当桓帝亲自出面说情时，李膺仍然毫不退让，义正严辞地给予回驳，有力地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⑤官僚士大夫中，主持正义、敢于打击宦官的事例还有不少。如北海相杜密在位期间，凡“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刘榷迁河东太守后，“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裙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⑥又延熹六年（163年）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奏免了一大批宦官党羽，其人数自将军、牧守以下达五十有余。所有这些，既鼓舞了太学生的斗志，更挫灭了宦官权阉的威风。
官僚士大夫支持太学生，并依法惩处宦官的举措，引起了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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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
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官集团的恐慌。在宦官们看来，太学生和官僚士大夫是“党人”，他们立场相同，都是自己的反对派。于是窥测时机，向党人进行疯狂反扑，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年）。这一年，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河内巫师张成，预知朝廷将颁布大赦令“遂教子杀人”。李膺得知后，不顾赦令已经颁发，还是依法“督促收捕”，“竟案杀之”。此事再次激起了宦官对党人的仇恨，他们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震怒，于是“班下郡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寔等200余名党人，被先后下狱。当时不仅在京师洛阳抓人，还派员到各地，对那些逃遁不获的党人，“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各地的宦官爪牙，趁机乱捕无辜，全国处于恐怖之中。次年，由于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要求赦免党人，桓帝才将200余名党人“赦归田里”予以释放，但“禁锢终身”，党人从此不许做官①。
朝野正直之士和党人，虽然遭到废放与禁钢，但他们并没有为此所吓倒，反而激发了党人的反抗情绪，党人的声望更加提高。名震京师的郭林宗自洛阳归还乡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众宾为之送行。②在反对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党人中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如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番向、王章为“八厨”。这些享有不同雅号的人，是人们对他们德行、品格的形象概括。他们之中，有的为“一世所宗”；有的是“人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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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②《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
杰”；有的“能以德行引人”；有的乃“以财救人”。①这些人，在拯救社会，反对宦官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尚情操和英勇卓绝的精神。随着反宦斗争的深入与规模越来越大，宦官集团十分害怕，所以又举起屠刀镇压党人，再次制造了“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是发生在建宁二年（169年），当窦武，陈蕃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害之后，这年秋天，宦官侯览又使人上书，诬告张俭，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于是，灵帝下诏逮捕张俭。这时，宦官大长秋曹节火上加油，趁此建议有司将以前的党人统统捕捉。结果虞放、杜密、李膺、朱寓、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在对党人的镇压中，许多无辜者也被诛连受害，“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②宦官集团的镇压，并没有使正义之士屈服，他们继续斗争。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贴出抨击宦官专权的传单。文曰：“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③宦官发现后，又一次大捕党人，“四出逐捕，及太学游士，系千余人”。④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竟被送入“槐里狱掠杀之”。同时“将党入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⑤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太学生和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当时是进步的，有它的正义性。因此，每当党人遭到逮捕、禁锢时，赢得了社会的同情。但从根本上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主要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故这仍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黄巾起义发生后，为了共同镇压革命人民，而宣布解散“党锢”便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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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③④《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崩溃。
（一）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
东汉自安帝以降，由于官吏暴虐统治，民族政策失当，故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矛盾日趋走向尖锐。
羌族这一古老民族勇敢、善战。他们对东汉政府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了不归顺的姿态。至东汉后期，汉、羌矛盾日益尖锐。汉廷与羌人的战争，不仅发生的频度高，而且持续时间长，战争空间广，具有此伏彼起的特点。例如：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人征西域，引起羌人的“相聚反抗”。①他们久居郡县，没有武器，用竹木当戈矛，用木板当盾牌，屡次打败东汉军队。顺帝阳嘉三年（134年），钟羌寇陇西、汉阳。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反抗不断。②桓帝时，羌人反抗更为激烈。延熹二年（159年），烧当等八种羌人反叛，“寇陇右”。三年（160年）勒姐羌围允街。四年五月，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同年七月，先零沈氐羌与诸种，“寇并、凉二州”，覆没官方营坞，“寇患转盛”。五年三、四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等地。③直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金城的义从羌及陇西的先零羌仍在坚持反抗斗争。
面对羌人的反抗斗争，东汉统治者进行了疯狂的武力镇压。规模较大者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武力镇压开始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于元初五年（118年）结束，共进行了12年。第二次武力镇压开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冲帝永嘉元年（145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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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及卷八十七《西羌传》。
共进行了6年。第三次武力镇压开始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结束，持续了11年。东汉在镇压羌人反抗的过程中，大量征发汉人当兵，赋役征剥日渐加重。“白骨相望于野”，不少边民死徙流亡，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有童谣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横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①东汉政府对羌人的长期战争，不仅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载：三次大规模平息羌患，第一次用费二百四十余亿，第二次八十余亿，第三次四十四亿。②由于“军旅之费”增多，导致“府帑空竭”。
除羌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在东汉后期纷纷进行了反抗斗争。这方面事例甚多，主要如：安帝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人，“以郡县徭税失平”，联合充中诸种2000余人反抗。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辚等，率领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武陵蛮占山等4000人反叛，他们拘执县令，屯结深山，斗争持续3年之久。永寿三年，长沙蛮又进行反叛，他们屯聚益阳，抄掠郡县，众至万余人，起义坚持到延熹三年（160年）才被平息下去。在南方的“蛮人”反抗过程中，北方的鲜卑等族也相继反抗。如桓帝时，鲜卑“兵马甚盛”，不断侵扰东汉边郡，多次打败汉军。至灵帝时，鲜卑又大规模地攻掠幽、并二州，使“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
毒”③。熹平六年（177年），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汉、匈3万骑兵，分三路并击鲜卑，大败而回，汉军几乎全军覆灭。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后期的民族矛盾是相当尖锐激烈的。引起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缘由，当然出自多个方面。但根本原因是东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部分官吏暴虐统治所造成的。灵帝时，贾琮出任交趾刺史后，曾“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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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志》。
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及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
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①又汉中上计程包也说：“板楯七姓……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然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②可见，东汉统治者置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及生活习俗于不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加之暴吏苛残，赋役征调过重，引起他们反抗是必然的了。
（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东汉后期，积累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民族矛盾尖锐，而且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
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扩张，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苦难日深。加上长期对外战争，费用增多，赋役征调频仍，“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公赋既重，私敛又深。”③人弃农桑，死亡流离者众，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
特别自安、顺以后，政治腐败达于极顶。延熹四年（161年），桓帝公开卖官鬻爵。当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④到灵帝时期，更为腐败，卖官还标明价格。当时，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而且规定：“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⑤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也就成了合法行为。所以，官吏一到任，便大肆搜刮。如盖升为南阳太守时，“臧数亿以上”⑥，就是一例。诸多事实表明，东汉时的很多令长守相，皆“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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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
④《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⑥ 《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
法令，侵冤小民”①。在吏治腐败，豺狼当道的情况下，官风十分不正，“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以各种名目剥削农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②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政治昏暗，官吏的横征暴敛，敲榨勒索，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水旱、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贫困得“无以自存”，便四处流亡。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③其时，“流亡万数”，“百姓弃业，流亡不绝”的记载，屡见史册。更有甚者，在饥饿、流亡的驱迫下，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如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延熹九年（166年），豫州发生饥荒，十有四五的人被饿死，“至有灭户者”④。在灵帝时，就连夫妻也有相食的情况。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⑤人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便纷纷起来反抗斗争。
查考史籍，东汉后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从安帝到灵帝的80余年中，农民起义未曾间断。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张伯路等率3000余人起义，自称“将军”，转战于沿海九郡，次年，与平原刘文河、周文光所率起义军会合，攻破厌次城等，“杀长吏，烧官寺，出系囚”⑥。顺帝永建四年（129年），青、冀、扬州接连发生农民起义。接着，又有曾旌、章河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攻打会稽等地，纵横49县。⑦汉安元年（142年），广陵（今江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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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符：《潜夫论·考绩》。
②《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③④《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⑥《后汉书》卷三十八《法雄传》。
⑦《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及卷六《顺帝纪》。
州）人张婴等领导数万人起义，杀刺史，攻打于扬、徐之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①建康元年（144年），在扬、徐地区有范容、周生领导的起义；在九江有徐凤、马勉等起义，攻打城邑，战败官军。②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华孟组织起义，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③起义范围涉及九江、丹阳、庐江、历阳等地，同官军开展了激烈斗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太山琅邪公孙举等，聚众3万余人起义，攻打青、兖、徐三州。汉廷派兵讨之，连年不能克。④延熹三年（160年）有太山琅邪人劳丙、叔孙无忌联合起义，杀都尉侯章，攻没琅邪属县，“州郡不能讨”。⑤延熹五年(162年)，长沙、零陵人民聚合七八千人起义，自称“将军”，进攻桂阳、苍梧、交趾等地，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官军不能克”。⑥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会稽许昭起义句章，自称“大将军”，众以万数，攻破城邑，斗争持续3年之久。⑦总之，东汉后期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从幽州到岭南，从凉州到沿海，到处都有农民反抗斗争发生，关东和沿海地区最为突出。不仅起义的地区广，次数多，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十人、上千人到数万人。有的起义军，还与羌、蛮等少数民族联合共同反抗东汉王朝。当时流行着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⑧这里，极其生动地反映了东汉农民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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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纲传》及卷六《顺帝纪》。
②《后汉书》卷三十八《膝抚传》及卷六《顺帝纪》。
③《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④《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及卷七《桓帝纪》。
⑤《后汉书》卷八十二《赵彦传》、卷四十一《第五伦传》及卷七《桓帝纪》。
⑥《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⑦《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⑧《全后汉文》卷四十六。
还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的这些农民起义，其首领往往自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或称“大王”、“真人”等，表示了他们与东汉王朝势不两立。这些分散的小股农民起义，虽然在东汉国家军队和豪族武装的镇压下先后失败了，但是起义群众的斗争烈火越来越旺，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就
是此前多次起义的继续和总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