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
军事领导体制，包括最高军事统帅，中央和各级地方军事机关的设置、职权及相互关系等制度。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作用，历来就为统治者所高度重视。东汉建国后，在总结前制经验的基础上，出于强化皇权，实现“长治久安”之目的，在调整国家行政机构的同时，将军事领导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这里，仅就当时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演变和监军诸问题作些论列。
（一）中央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升降
东汉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与西汉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变化。在当时，中央仍设有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太尉和京师宿卫军系统的光禄勋、卫尉与执金吾等，但它们的职权范围却有程度不同的变化。
1、太尉
太尉一官，在西汉之时带有皇帝军事顾问的性质，备咨询。它虽有分管全国军事行政的职责，然实际权力有限，太尉的属官也不多。同时，太尉时置时废，大凡有事乃置，事毕则省。皇帝对太尉的态度，既尊重，又戒备。一般不轻易委任，严防太尉权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武帝以后，改太尉为大司马，其性质也不过是个加官，冠于某将军之前，空有名号，并无多大军政实权。具有实权者，则为中朝的“大将军领尚书事”。
东汉光武帝复改“大司马”为“太尉”后，情况为之一变。首先，太尉在“三公”之中地位最尊。它名列司徒、司空之首。若太尉出缺，则司徒、司空依次晋升。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司空牟融迁为太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司徒鲍显迁为太尉，这便是例证。东汉“三公”制下的太尉，其地位既尊于当时的司徒、司空，更尊于西汉丞相制下的太尉。它实际上带有西汉丞相的性质。
东汉太尉的职权范围已相对扩大。除军事上备咨询外，还担负着综理军政的重任。据《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诤之。”①由于太尉的职权扩大，其属官也较西汉之时增多。当时的太尉设有“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其下领掾史属24人，分东西各曹办事：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此外，还有令史及御属23人：御属，主为公御；阁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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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史，主阁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①从东汉太尉的职掌及其宠大机构来看，它不仅议政、主兵，还分管史治、司法、祠祀、农桑、盐铁、货币、交通等事，后世“六部”之事，几乎均已涉及，它远非西汉的太尉所能比。东汉太尉的职权之所以加重，其主要原因仍在于“录尚书事”。史称：“后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复旧名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②如司徒徐防，“延平元年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③本初元年（146年），质帝崩，胡广“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④在当时，太尉有权“谏诤”、“议政”，有权“定策”皇帝的人选等，这都与录尚书事有关。但要说明的是，为防止“三公”声望超过皇帝所能
容忍的限度，在一般情况下，则“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前章说到，东汉“三公”中的司徒、司空权限已大大缩小，太尉虽然不同于司徒、司空，职权较西汉时加重，然实际上的军事行政权却在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尚书台可参与国防战略决策，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不过，总的来说，在东汉“三公”权力下降的总趋势中，太尉的地位相对来说却有所上升。
再者，东汉太尉的人选也与西汉有所不同。它不单是兵戎出身的武将，而是多为文吏。如牟融以“少博学，……名称州里”，而迁太尉。⑤桓焉以“明经笃行，有名称”，而代王龚为太尉。⑥杨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为太尉。⑦同时，在东汉的几十位太尉中，尽管有些人政绩较为突出，如赵熹、张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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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②《通典》卷二十。
③《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
④《后汉书》卷四十四《胡广传》。
⑤《后汉书》卷二十六《牟融传》。
⑥《后汉书》卷三十七《桓焉传》。
⑦《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
杨震、庞参等，能“内典宿卫，外干宰相”，对时弊有所匡正。然而其时多数为太尉者，乃皆是庸碌无能之辈。如明帝时的太尉虞延，“位历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①章帝时邓彪代鲍宣为太尉，“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政。”②这表明，东汉太尉的人选，在素质上有逊于西汉。据粗略统计，从建武二十七年至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50多任太尉中，除了由于病罢、死免者外，大多数都是因失职、犯罪而被斥免的。他们中或因“灾异而免”，或“考狱不实免”，或“坐阿党免”，或“以寇贼免”，或“蛮夷反叛免”，如此等等。这方面的实例殊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③这种情况，在西汉是未曾有过的。
2、光禄勋、卫尉和执金吾
光禄勋是宫内总管。因其身居禁中，接近皇帝，地位至为重要。东汉光禄勋的属官大体与西汉相同，主要有大夫、郎、谒者、期门、羽林以及光禄掾、光禄主事和主簿等。④光禄勋之下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比二千石；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宿卫，比二千石；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比二千石；左中郎将，主左署郎，比二千石；右中郎将，主右署郎，比二千石；羽林左监，主羽林左骑，六百石；羽林右监，主羽林右骑，六百石。此外，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谒者仆射等。与西汉的主要不同是减少了车、户、骑三将；同时，各种郎官的人员，也多选自“孝廉”和“能笺奏”者，在品德和才能方面已有更高的要求。
卫尉统辖卫士，保卫宫门。它和光禄勋有明显分工：“殿外门署属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⑤二者分工合作，互为表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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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三《虞延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四《邓彪传》。
③参见熊方撰：《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补后汉书表》，诸以敦：《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钱大昭：《后汉书补表》。
④《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及《王嘉传》、《张安世传》。
⑤《汉旧仪》卷上。
从组织机构看，其前后的变化也大。如西汉卫尉的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①而东汉卫尉的属官则不然，当时省去了旅贲令。主要设：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秩六百石；南宫卫士令，掌南宫卫士，六百石；北宫卫士令，掌北宫卫士，六百石；左右都候，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六百石；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对卫尉系统的机构已作了较大的精简和调整。
至于执金吾，从机构到职掌，前后也有显著变化。西汉武帝时，执金吾的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武库、都船有三丞，中垒有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初，寺互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②东汉执金吾的属官则明显减少。除保留武库令外，以上属官皆省。当时省去了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③实际上，式道、左右中候也省掉了。这些属官的职权往往由他官代替，“不复属执金吾”了。还要指出的是，光武帝裁并北军，省中垒后，并胡骑入长水，并虎贲入射声，将北军“八校”整编为北军“五校”。设置北军中候一人监领，统宿卫，守卫京师。同时，西汉执金吾的职掌是“徼循京师”、“禁备盗贼”、“掌金革以御非常”。④而东汉的执金吾则主要担负消防任务，所谓“掌官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不与他政。仅存的武库令只“主兵器”。⑤在职权范围上，前后变化甚大。
（二）地方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升降
东汉地方军的建制和地方行政制度相适应，基本是郡、县二级制，到东汉末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在当时的军事领导体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太守兵权加重和末年刺史，州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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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③⑤《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④《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及注。
在实行郡县制下的西汉时期，郡的长官是太守，总管军民诸政。分治军事行政的长官是都尉。太守在郡虽也主兵，但若地方上有重要军情，一般得由中央任命将帅出征，太守不得擅自发兵。如太守发兵，必须要有皇帝的“虎符”。①否则，将以“乏军兴”论罪，而受到惩罚。此制，一直到西汉末年，都未曾有变。
但东汉，自刘秀罢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②后，太守的职权乃逐渐扩大。其表现之一是，地方凭虎符发兵之制已渐破坏。如杜诗上疏说：“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闻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寇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③由此表明，当时已经“未有虎符之信”，凭虎符发兵之制，没有严格执行了。所以才提出要恢复西汉旧制，以堵绝奸伪。
其二是东汉太守，已逐渐拥有发兵、领兵之权。太守集军政权力于一身，既保留了西汉“主民”之权，又是郡兵的实际统帅。地方上凡有军情，已多由太守领兵征讨。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建光元年（121年），“秽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殁。”④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武陵蛮叛，围充县……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⑤太守不仅领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而且领兵镇压农民起义的事也很多。如冲帝永嘉元年(145年)，“丹阳贼陆官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⑥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桂阳胡兰、朱盖等起义，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⑦类似记载，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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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文帝纪》注引应劭曰。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
④《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⑤《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⑥《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⑦《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枚举。仅据《后汉书》诸帝纪的不完全统计，东汉一朝，内郡太守领兵征讨之事有16次，边郡太守达24次以上，这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见于各传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不计其数。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割据的形成，这与太守、州牧兵权加重不无相关。
除太守外，在地方上刺史、州牧的军权也逐渐扩张。西汉时，在监御史基础上建置起来的刺史，秩六百石，以中央定的“六条问事”，专职监察地方郡太守及豪强地主的不法行为。起初没有固定的治所和属官。这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势力的一个举措。自西汉后期起，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出自当时政治需要，刺史或更名州牧，或复名刺史，职权逐渐扩大，秩级增至二千石，州牧居然可以“自选精兵”。①
东汉立国之初，刘秀出于统一战争需要，继续赋予州牧以统兵作战之权，战后又从限制地方军权角度出发，于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②明确其监察职责而削弱它的军权。但到东汉后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加剧，刺史、州牧的军权又日趋上升，且演变成为“内视民事，外领军马”的地方军政长官，突出表现在：
1、它已有固定的治所和属吏。其属吏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部从事史等。
2、亲予庶政，刺史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如安帝诏曰：“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③又顺帝诏曰：“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④此类事例，多见史册。
3、拥有领兵之权。地方有事，刺史领兵征讨。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张伯路、刘文河等起义，“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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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③《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④《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史法雄讨破之。”①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白马羌人进攻广汉属国，“益州刺史率板楣蛮讨破之。”②这些都是刺史主兵的实例。
此外，刺史还可以自行募兵。在大量实行募兵的东汉时期，地方军政长官临时招募兵员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光和元年（178年），朱儁任交州刺史时，就曾在本郡“简募家兵”5000余人。③这些招募而来的“州兵”，实际上已成为地方上的常备军。
刺史、州牧之设，本来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但到东汉后期，它却成了战乱的根源之一。
（三）监军制的发展和完善
监军是中央集权制在军事制度中的重要体现。为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自西汉武帝时起，对监军问题便日趋重视。当时设有监北军使者及建章监（羽林监）等，分别监领北军和建章营骑。不过，西汉时代尚未形成完整的监军体制。
至王莽时期，监军乃逐渐走向了制度化。其时不但向军队派遣监军使者，而且首次在军中设立了固定的监军职务，即“军监”。如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下书：“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④对所设的12名军监，明确规定它的职责是监督“不奉命”者，“令军人咸正”。除在军中设有固定的军监外，还对征战部队派遣众多的监军使者，实行督军。如居摄二年（7年），“王邑等破翟义于圉，司威陈崇使监军”。师古注曰：“为使而监军于外。”又始建国二年（10年），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使者驰传，以军兴法从事。”⑤这些监军使者，职责便是监督部队听命于中央。所以，王莽对监军制的加强，对此后的监军制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东汉光武帝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军队加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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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③《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④⑤《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督、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前制的基础上，广泛推行监军制，并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监军体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中央直辖部队常设监军吏员。如北军五校尉，设“北军中候”作为监督官员，总监五营之事。①羽林骑，分设“羽林左监”、“羽林右监”，以监督羽林骑兵；②黎阳营则设“谒者”监军，所谓“立黎阳营，以谒者监之”。此外，对中央的虎贲，有时也派员监督。如水平年间，桓郁“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③。东汉政权对中央直辖军大多设有固定的吏员，对之实行监督，这已是无容置疑。
其二，对征战部队派遣使者随营监军。如光武帝征隗嚣时，使太中大夫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④。建武九年(33年)，“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⑤中元二年（57年），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讨烧当羌。⑥由于征战部队的流动性大，故几乎每次遣将出征，均有各种不同身份的监军使者随行，这种情况与西汉时代对征战部队的偶尔监督已大有不同了。
其三，对地方部队实行督军制。如建武年间，“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张）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⑦安帝元初三年(116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遑督州郡兵讨之。”⑧顺帝末，扬、徐地区农民起义，官方派御史中丞冯琨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之。⑨其时，地方每有战事，中央常常派员出任督军，其目的，一方匾在于督促地方州郡迅速讨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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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③《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
④《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⑤《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⑥《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⑦《后汉书》卷三十八《张宗传》。
⑧《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⑨《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一方面，也在于防范地方上的牧守图谋不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常驻地方的监军者，专以监督军事为职，这种地方督军制是东汉的首创。
在东汉时期，监军者的身份比西汉更为广泛。除中央直辖军的监军吏员比较固定外，其他监军者的身份均不甚固定，或太中大夫，或侍御史，或谒者，或御史中丞，或中郎将等。不论监军者的名称、身份有何不同，但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都是奉皇帝之命到部队来督军的，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军者也往往持节实行监军，以体现其特殊身份和地位。
东汉监军者的权力也比西汉时代更大。他们的秩别虽然一般较低，如太中大夫只千石，侍御史仅六百石，谒者仅比百石。但是，这些监军者对秩别较高的将帅照样可以实行监督或弹劾。若发现出征将帅有不轨行为，监军者有权向皇帝奏报，以便使其受到惩处。如据记载：“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奏（冯）绲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又辄于江陵刻石记功，请下吏案理。”①又耿恭将五校士3000入及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惩下狱。”②虽然这些监军使者在监督弹劾出征将帅的过程中，往往因受权力之争的影响而借机陷害，但这正反映了监军者监督弹劾权力之大。
监军不仅有权监督出征将帅的违法行为，而且当将帅缺如时，监军有权指挥部队。如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郑）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③又和帝时，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击西羌，后来刘尚、赵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刘）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赵）代营屯白石。”④这都说明，当主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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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③《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或斥免后，监军谒者是能代行主将的职责而总领全军的。①
二、中央军的建置与整编
东汉时期的中央直辖军，从形式上看，似乎仍然沿袭了西汉的制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
（一）宫廷禁军的组成和选拔
宫廷禁军是指以虎贲、羽林为主体的郎卫系统。它属皇帝的贴身禁卫。
西汉武帝时，在进行各项改革的同时，为加强宫廷禁军的建设，除原有的“诸郎”之外，于光禄勋属下增设了期门、羽林军。东汉时期，宫廷禁军仍属光禄勋统辖，但它的组织编制乃较西汉更为完备。当时在光禄勋属下，设有“七署”，即：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等。②在人事组织安排上，作了更有利于加强禁卫军实力的调整。
东汉宫廷禁军的建制，与西汉相比，更加突出了虎贲（期门）、羽林的地位。表现在：一是东汉取消了西汉郎卫中的车、户、骑三将。二是扩大了虎贲的建制。东汉在虎贲中郎将之下，增设了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而虎贲又分中郎、侍郎、郎中及节从虎贲四等。但西汉平帝之前的虎贲，却只有“仆射”领之。三是加强了羽林的建设。置羽林中郎将，增羽林左、右监，其地位也比西汉时更高。正因有这些变化，故东汉时的省殿宿卫，主要由虎贲、羽林负责，在历次宫廷斗争中，也屡见虎贲、羽林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虎贲、，羽林的任务，主要是“掌宿卫侍从”，负责宫廷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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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玉福：《汉代监军制的产生与发展》，《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例如：“（帝崩）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昼夜行陈。”①顺帝即位时“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②。桓帝元嘉年间，“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张）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③在当时，凡朝贺、大丧、大傩或皇帝即位等，一般皆有虎贲、羽林宿卫。
再是虎贲、羽林随侍皇帝出入。每当皇帝出行时，他们要担负武装警卫。如明帝东巡泰山，到荥阳，“有鸟飞鸣乘车上，虎贲王吉射之。”④又曹节于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⑤这都是虎贲、羽林随从皇帝出入的例证。护卫的次序是虎贲在前，羽林在后。
虎贲、羽林除“陛戟殿中”和“宿卫侍从”之外，还有个任务，就是奉命出征。如：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马严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⑥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⑦又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时，大将军何进，率左右羽林及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⑧此类事例甚多，不必赘举。因为虎责、羽林军要奉命出征打仗，故通常“教以五兵”，⑨要进行训练。
宫廷禁军的人数，史文记载残缺，难于求得确切结论。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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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
②《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
④《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六注引《风俗通》。
⑤《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⑥《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⑦《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
⑧《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
⑨《汉官仪》卷上。
之初的郎卫似无定额，“多至千人”。①汉武帝时，增设期门郎1500人，羽林郎近2000人。②故当时的郎卫大约共计四五千人左右。东汉由于中央军整编，省去了户、骑、车三将，郎卫人数有所下降。其时，虎贲中郎将领虎贲郎1500人，羽林中郎将领羽林郎128人，羽林左、右监领羽林左、右骑，其中羽林左骑900人，右骑人数不明。③依此，则东汉光禄勋所辖，总共仅2500余人左右。但从虎贲、羽林大量出没于战场的情况看，这2500人是个不完全的数据，实际情况应当更多。
虎贲、羽林如何选拔？以往人们对之重视不够。有简言之为“募兵”。看来，只言“募兵”二字，稍嫌笼统。因为两汉的募兵有多种类型：有在“编户齐民”及“刑徒”中募兵的事实，也有单从少数民族中募兵者。同时，募兵的条件和标准非一。或伉健、或奔命、或精勇、或锐士、或先登。因需而异，各有侧重。再说，募兵的性质在各个场合和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或半强制的。因此，严格依据史实考之，虎贲、羽林的选拔方式，固然不是采用“征兵制”，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募兵制”，而是实行一种特殊的“待诏”或“选募”。
选募虎贲、羽林的办法，主要是以“有材力”和“善骑射”为标准。例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微行始出……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④又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⑤西汉如此，东汉亦然。当时，“有材力”、“善骑射”是选拔虎贲（期门）、羽林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是“良家子”。何谓“良家子”？各家解释不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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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②《艺文类聚·设官部》及《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蔡质《汉仪》。
④《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⑤《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淳说，“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①周寿昌说：“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②今人贺昌群说：良家子，又称良口、良民，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③不论何种解说，但都说明选拔虎贲、羽林的要求，比一般士兵为高。
虎贲、羽林的来源，非征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充实或补员：一是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如据记载：“（羽林）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④“中郎将一人，……属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⑤“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⑥这都是有力的例证。二是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据称：“虎贲诸郎，
皆父死子代，汉制也。”⑦又云“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⑧这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虎贲、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三是选自征战有功者。史云：“光武中兴，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⑨又，耿恭等在对匈奴战争中，因为有功，“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⑩这是东汉以战功补为羽林者的几个例证。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虎贲、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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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
②《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工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
③《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⑤《汉旧仪》卷上。
⑥《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刘昭注引苟绰《晋百官表注》。
⑧《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引《汉官仪》。
⑨《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注引《汉官仪》。
⑩《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敢善战，知晓戎狄习俗的关系。究其发展过程，当是先“选募”，后来，同时也行“父死子继”。
但到东汉桓、灵之时，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皇帝竟然通过诏书，对虎贲、羽林公开标价占卖了。如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①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②这一事实，和前面所说，已有明显的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这一方面，反映了东汉战乱时期，虎贲、羽林的地位较高，欲为之者众；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国库空耗所致。
虎贲、羽林的设置和当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密不可分。设置虎贲、羽林，扩充高级侍卫队，不仅强化了中央直辖军的核心地位，而且为中央集权统治培养、储备了大批军用人才。光禄勋岁时科第这批宫廷禁军的品行、材力，使他们接受各种特殊的培养训练，“教以五兵”，“悉通孝经”等，造成一种绝对忠诚于天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然后把他们输送到第一线去担任将、校，统领军队，这实际上起了选拔将吏后备队的作用。当时不少将、校及边郡太守，大多选自光禄勋所领的宫廷禁军系统，能征善战的一代将领，不少是出身羽林而成为名将。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虎贲、羽林“父死子继”，到东汉末期，他们便成为世兵制的滥觞。
（二）宫城近卫军的压缩与更代
宫城近卫军是指卫尉所领的卫士，它属官城守卫部队。但东汉有别于西汉，已无“南军”之名。
卫士与虎贲、羽林不同。其主要区别是：(1)卫士由卫尉统领；虎贲、羽林归光禄勋。二者有统属上的差异。(2)卫士是离皇帝稍远的外层卫兵；而虎贲、羽林则是皇帝的贴身禁卫，高级侍从。(3)卫士不上前线打仗；虎贲、羽林乃经常和北军一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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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加征战。（4)卫士一般征自内郡；虎贲、羽林乃多选自六郡的良家子。 (5)卫士按照规定每年定期“更番”；而虎贲、羽林则“以兵为职”，是一支贵族兵，带有世兵性质。
卫尉所辖的卫士，掌宫门卫，巡逻宫城，主要负责宫城的警卫治安。其职守范围与西汉之时大致相同。
按照汉制，凡进出富城，卫士的警卫甚严。一般皆有“口籍”、“文符”，经过核验之后，方可入宫。如据《百官志》记载：“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官长史为封棨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汉官解诂》对此言之更详：“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凡居宫中者，皆施籍于门，案其姓名。若有医巫、僦人当入者，本官长吏为封棨传，审其印信，然后内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复有符。符用木，长二寸，以当所属两字为铁印，亦太卿炙符。当出入者，案籍毕，复齿符，乃引内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执御者官，传呼前后以相通。从昏至晨，分部夜行，夜有行者，辄前曰：谁？谁？若此不解（懈），终岁更始，所以重慎宿卫也。”这引文中所说的“口籍”，近似后世的“口令”，而“铁印文符”，略似后世的“通行证”。从官亲近，持有符、籍，方可出入宫中。否则，乃不得通行。卫士白天负责稽查宫城的出入行人，夜间则四出巡行，以警不虞。从宫门至殿门外的地区，大约都是卫士守备巡警的范围。
卫士对宫城的保卫，除了平时执行核实“口籍”、“文符”，日夜巡逻的任务外，在非常时期还要披甲持戟，严勒门卫。所谓“陈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①东汉明帝时，杨仁为北宫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杨）仁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②便是例证。守卫京师的各个官署是卫士的主要任务。但古人事死如事生，所以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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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胡广曰。
②《后汉书》卷七十九下《杨仁传》。
的园陵寝庙也要由卫士看护，两汉皆然。
宫城卫士的员额，前后变化较大。西汉初期，京师长安的卫士大约2万人以上。经过汉武帝建元元年的裁减之后，卫士仅万人左右。①元帝即位之初，又“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②卫士的数量又有减少的趋势。但据有的记载又说：京师自高祖到汉宣帝期间，“各自居陵旁立庙……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③这4.5万余卫士，仅仅是守卫园陵寝庙的卫士。若此，西汉的卫士确乎不少。不过，劳干先生认为，这4.5万余卫士，是“按工而言，即每人服务一日算作一人”，实际上“宫卫的卫士当八千人左右，和卫士万人的说法，相差不远。”④劳先生的看法，可备一说。
东汉卫士的员额比较明确。据载：当时南宫卫士537人，北宫卫士471人，左都候卫士383人，右都候卫士41 6人，七宫门司马卫士共639人。总计卫士为2446人。⑤由此说明，东汉对宫城卫士经过整编之后，其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当时卫士压缩或精减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光武帝精兵简政，“文书调役，务从简寡”所致。再就是虎贲、羽林和五校尉等都参与了京城的警卫，故卫士有精简的可能。
卫士的来源，一般征调自内郡各地。卫士一岁一更代，每年送故迎新举行一定的仪式。迎新时，卫士初至，君侯亲自到都门外“劳赐”。⑥岁尽役满，遣送卫士之时，皇帝要亲自“临飨”，百官依序定位作陪，以示抚慰。史云：“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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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
③《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
④《汉代兵制与汉简中的兵制》，见《史语所集刊》第10卷1942年。
⑤《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汉官》。
⑥《汉旧仪》卷上。
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①皇帝临飨卫士的礼仪，其隆重之场面于此可见。建初三年（78年）“帝飨卫士于南宫。”②表明东汉章帝时临飨卫士的地点在“南宫”。由于卫士在役期间，担负着守卫宫城的重任，故东汉政府对卫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优待。
（三）北军五校与西园八校的组建
北军是指通常所说的京师卫戍部队。东汉的北军，包括执金吾及五校尉等所辖之兵。
西汉的中尉“掌徼循京师”、“禁备盗贼”，或谓“掌京师盗贼，按考疑事”。③汉武帝时，为加强京师屯兵并适应战争的需要，扩充北军，组建了“八校尉”；同时，他又将中尉（执金吾）所领的北军进行改革，把治安、纠察等职能从北军中分化出来，使之与作战的职能分开。故北军的组织机构及任务等，从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东汉时期，“北军”二字，沿用西汉旧名。它在形式上分为两部分：一是执金吾所辖之兵；一是五校尉所领之部队。
执金吾原由西汉的中尉转变而来。东汉的执金吾和西汉相比，官属减少，权力范围也大为缩小，仅“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及主兵器。④这时的执金吾，实际上只掌京师洛阳城门以内及宫城门之外的警卫，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其属下的部卒仅有缇绮和持戟两种。当时缇绮（骑兵）200人。他们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史称：“舆服导从，光辉满道”，“仕者当作执金吾”，⑤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持戟（步兵）520人。他们多出身于寒家，来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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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
②《后汉书》卷四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③《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文献通考·职官考》。
④《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⑤《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汉官》。
同，与缇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整编、压缩后的执金吾，其统辖的兵力不上千人，而且按照士兵的出身贫富来划分兵种，这是值得重视的。
五校尉所统之兵，东汉简称“北军五校”。所谓“五校”，是指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校尉，秩级均为比二千石。彼此之间无隶属关系。这是在西汉“八校尉”基础上整编过来的，但驻地已有不同。同时，另设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以监其军。
北军五校的职责是宿卫京师，担任京师守备及扈从车驾。如据记载：“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①又云：“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②于此可见，当时卫尉警卫宫城之门以内，五校尉则警宫城之外，任务是守备洛阳。所谓“五营校尉在前”，则是反映其随同车驾出入时的情景。
北军五校不仅负有戍卫京师、侍从车驾之职，而且还有奉命从征的任务。例如：和帝永元六年（94年），“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征叛胡）”。九年(97年)发北军五校征西羌。永初元年（114年），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叛羌。③又黄巾起义时，卢植“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④文献中有关北军从事征战的材料甚多。在东汉的较长时间内，北军五校实际上已成为中央军作战部队的主力。窦宪伐匈奴时，曾动用北军五校取得了胜利。后来，邓鸿、何熙征讨南匈奴，邓骘、马贤、张乔征讨西羌等，也都使用过“五校士”。⑤这说明当时北军五校从征的任务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