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东汉末年，由于北军日渐衰落，京师洛阳守备空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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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
②《文选东京赋》注。
③《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
④《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
⑤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及西羌传。
于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东汉统治者为加强镇压，采取紧急措施，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洛阳附近），置“八关都尉”，从事防守。“八关”即：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洛阳市南）、大谷（今河南偃师西南）、轘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河南洛阳东北）、孟津（今河南偃师北）。这八关都尉归中央直接指挥，它显然是加强京师洛阳周围警备的一大举措。
至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政府又设“西园八校尉”。据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①这八校尉的设置，固然与北军的窳败有关，但也是宦官与外戚矛盾加深的反映。因为当时外戚何进任大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官兵都归他统辖；但宦官蹇硕掌握八校尉之后，督司隶校尉以下，从而宦官与外戚分掌兵权，互不上下。他们之间的角斗，实际上使东汉政权濒于崩溃。因此，尽管增设了西园八校，仍然挽救不了东汉危亡的政局。
北军的数量，在西汉时期，随时而异。汉初究竟有多少北军之卒，难于详考。汉武帝扩充北军之后，其规模当较前为大。当时仅“八校尉”的兵力，就有不少，且多为精锐，不然难于适应战争需要。其士兵来源，自屯骑至虎贲七校所属，除长水、胡骑多为降汉匈奴兵外，其余皆为汉人，并募自三辅地区者居多。王莽末年，义军蜂起，“莽拜将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向。”②则其时北军在数万人以上。当然，这是战时情况，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多。
东汉时期，北军的兵员略有定数。其时执金吾所统领的兵，缇绮200人，持戟520人，计700余人。至于北军五校，则员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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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②《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士不等。其中：屯骑校尉营，有员吏128人，领士700人；越骑校尉营，员吏127人，领士700人；步骑校尉营，员吏73人，领士700人；长水校尉营，员吏157人，领乌桓胡骑736人。射声校尉营，员吏129人，领士700人。①这样，北军五校的吏士总计约四五千人左右。其士兵来源，最初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秀的原从士兵改编而成。后来主要靠招募、靠外族兵，久之即职业化，并形成父死子继的制度。如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绮、五营子弟3500人屯三辅以备羌。③“五营子弟”，即五营兵士的子孙。至于买卖“缇绮、五营士”的情况，也存在。所以，不少“商贾惰游子弟”加入到了北军队伍，战斗力削弱与此有关。东汉末期的八关都尉及西园八校，史籍没有对其兵员数量及来源做明确交待，难于详论。
三、地方军的裁减与长期屯兵之设置
地方军即郡国兵，是指驻扎在地方上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地区性的军事任务，但每有战事发生也随时听候中央的调发。
刘秀建国后，在调整中央军的同时，对地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地方军制的面貌与西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
在郡、国并行的西汉时期，无论郡县或王国，都普遍建有与之相适应的军队。这在当时统称之为“郡国兵”。所谓“郡国兵”，就其实际内涵来说，就是地方军，也即分布在各个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钱文子说：“郡国之兵，则材官、骑士是也”，“材官、骑士，岁时讲肄，然其给事郡国。”③地方军的建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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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及注。另据《汉官仪》：长水校尉营的领士为7367人。
②参见《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及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补汉兵志》。
当时采取“因地制宜”，视各个郡国的地理条件之差异，而分别建置不同的兵种。这正如文献所载：“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①这表明，对地方军的培育建置，通常是根据地区条件而定的。
西汉时期，建置在全国各地的材官、骑士等地方军，人数众多。汉王朝动用它们时，动辄几万、几十万。如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发陇西、天水、安定的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计10万余人。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发南方的楼船士达20余万人。这只不过是两个例证而已。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地方军，占整个国家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是西汉军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东汉刘秀建国后，在精兵简政，并官省职的过程中，针对西汉特别是王莽“徭役烦剧”，“频发兵役”的情况，对地方军制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革。具体表现在：
第一，罢郡国都尉，并其职于守、相。如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②以后，尽管在右扶风、陇西、太山、琅邪等郡偶有都尉的复置，然皆时置时废，它已非通行之制。应劭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③实是。裁撤郡国都尉的原因，似乎主要是为了精兵简政。光武帝自己就曾经说过：“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④可见，罢都尉而并职太守，主要是为了紧缩官员，节省财政开支。再说，郡守自秦汉以来就是一郡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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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补汉兵志》。
②《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补注引应劭曰。
④《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政长官，兼领军事。所以，在并官省职的情况下，将“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都尉予以裁省，这既有可能，也是当时集中军权的需要。
第二，罢除定期训练、考核的“都试”之役。如建武六年，在省诸郡国都尉的过程中，同时又宣布“无都试之役”。①所谓“无”，即罢除。这也就是罢除西汉以来定期举行的军训、校阅制度，取消军事训练。东汉之所以罢“都试”，是因为在此之前，往往有人借正卒子地方都试之时，起事作乱。如翟义就曾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隗嚣亦欲借都试之机劫持刘玄。尤其是光武帝刘秀本人，也曾有过这种举动。据云：“光武既深知（李）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②由于光武帝深知“都试”之期，集合地方武装力量容易为反对势力所利用，故其当政不久，在“罢郡国都尉”的同时，立即将西汉传统的都试之制，予以了彻底的废除。这既是一种出于控制地方异己势力的举措，也是当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殊不知军队缺乏必要、严格的训练，又导致了战斗力的大大削弱。
第三，罢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光武帝于建武七年(31年)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③有人在论及光武用兵、掌兵、养兵之制时亦说：“光武有见于昆阳之一胜，故兵以少而精；有鉴于武帝之奢广，故官以简而当；有惩于新莽之烦碎，故赋以薄而赡。昆阳以寡敌众，诚知兵在精不在众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陇蜀犹未平，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以国有众军，并多精锐故也。”④过去一般认为，罢除秦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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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②《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③《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五十七卷《兵制部》插引《山堂考索》。
来的地方兵，即材官、骑士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国有众军，并多精勇”的关系，这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实，除此之外，在东汉立国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户口锐减，征兵基础日形破坏等，也是罢兵的重要缘由。
东汉前期对地方军的裁减，诚然使军权更为集中，“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同时也部分地减轻了编户农民的一些兵役负担。但另一方面，则使地方军的实力大为削弱，乃至导致战略后备力量薄弱。本来地方军的任务是战时要听候中央的统一调发，奉命出征；平时则在本地服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定期轮番到京城或边防“屯戍”。然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以后，每有战事便主要有赖于招募来的中央军或采取其他措施了。
（二）内郡要冲之地的长期屯兵
东汉政权对地方军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士兵的取消，更非军备的彻底解除。恩格斯说：“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不可能没有军队，它从来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东汉政权，更是不可能没有“武装集团”。时人应劭就曾说到：“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②事实上，东汉政权在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七年罢材官、骑士之后，由于出自当时政治形势和对外、对内职能的需要，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军事政策，当时尽管役法有变化，军事建制仍在发展。对西汉旧制虽有移革，军警武备却是未曾放松。
为弥补罢材官、骑士之后的缺陷，东汉政权在内郡要地及三辅地区往往设置屯兵，以代替番上的正卒。如光武帝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下人。”③安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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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1964年版。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刘昭补注引应劭《汉官》。
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注引《汉官仪》。
初四年（110年）设长安、雍二营。①史称：“京兆虎牙、扶风都尉，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③黎阳属魏郡，在今河南浚县。长安、雍二营位处三辅重地。此外，在边郡要地还先后设置了度辽营、象林营、渔阳营、扶黎营等。当时每有战事，辄派将领率营屯兵作战。这些营屯兵，虽然是归中央直接统辖、指挥，但就其实质与作用而言，似与地方军并无二致。
东汉内郡要冲之地还设有许多坞屯兵。魏郡、赵国、常山、中山有坞616所；河内通谷冲要之地有坞33所；扶风、汉阳、陇道有坞300所。正如马端临所说：“明帝以后，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置屯多矣。”③这些坞屯兵，名义上也归中央直接指挥。他们多以募兵或弛刑徒充任，既维持地方治安，也有担负戍守的任务。
除上述营、坞屯兵之外，就文献所见，东汉时期还有所谓的“河内兵”、“汝南兵”、“荆州兵”、“关中兵”、“苍梧兵”、“幽州兵”等等。这些不同称谓之兵显然都属地方军。绝非如有人所说地方军是“罕见之事”④。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罢除兵役制下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后，并非从此就没有地方军了，而是各地通过临时招募兵员，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郡兵”或“州郡兵”存在。查考《后汉书》各《本纪》，自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之后，有关“州郡兵”、“郡兵”的记载仍多（请参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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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汉官仪》卷上。
③《文献通考·兵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