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一：东汉时期州郡兵参战情况表
东汉纪年 公元 纪事 备注
光武帝中元元年 56年 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 郡兵讨叛羌。
中元二年 57年 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 郡兵败于羌。
章帝建初元年 76年 武陵郡兵讨叛蛮。 郡兵讨叛蛮。
建初五年 80年 荆、豫郡兵讨破武陵、溇中叛蛮 郡兵讨叛蛮。
和帝永元五年 93年 武陵郡兵破叛蛮。
永元六年 94年 武陵郡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郡兵讨叛蛮。
永元十二年 100年 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郡兵讨蛮夷。
安帝永初三年 109年 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 州郡兵讨海盗。
元初三年 116年 苍梧、郁林、合蒲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 州郡兵讨蛮夷。
元初四年 117年 辽西郡兵与乌桓击（鲜卑）。 郡兵破鲜卑。
顺帝阳嘉四年 135年 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发郡兵救之，乌桓退走。 郡兵退乌桓兵。
永和二年 137年 九真、交趾二郡兵反。 郡兵起事。
建康元年 144年 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范容、周生等起义）。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桓帝延熹三年 160年 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叛，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兵讨之。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延熹五年 162年 长沙、零陵贼起，遣御史中丞盛修都郡兵讨之，不克。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灵帝中平元年 184年 黄巾贼起，发天下诸郡兵征之。 郡兵征讨农民起义军。
中平三年 186年 武陵蛮叛，寇郡界，郡兵讨破之 郡兵讨叛蛮。
这个表，当然是个梗概，但足以说明，东汉时仍普遍存在着“郡兵”或“州郡兵”。其中，使用“郡兵”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有之；使用“州郡兵”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情况有之；“郡兵”起事者也有之。在《后汉书》各《传》、《纪》中，有关州牧、太守率领“州兵”、“郡兵”进行“讨”、“击”、“败”、“救”、“破”、“讨平”等等记载，屡见不鲜。当然，随着内郡更戍役制的变化，这些地方军的兵源，当主要是来自招募。
地方军的任务，在于维护地方的治安警备。所谓都尉“典兵禁，备盗贼”。防捕“盗贼”，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亦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这是当时各类地方军的基本职能。东汉刘秀虽然罢省都尉，但每有剧贼，“仍予复制”①。又加之刺史、州牧及太守兵权的加重，故东汉地方军的镇压职能并未改变。
（三）地方军的特点及其与中央军的关系
东汉地方军和西汉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就其要者言之，大致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东汉地方军由于废除“都试之役”，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制度，故“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②。战斗力较西汉时已明显削弱。(2)东汉地方军经过精省、裁削之后，每有战事，主要靠临时募集，兵源不暇选择，被募对象成分复杂，既有“亡命奸臧”、“剽轻剑客”，也有“伤人偷盗”等各色人物，因而兵员的政治素质较西汉时有所下降。 (3)东汉地方军，到了后期组织杂乱，刺史、太守各自有兵，互不统属；加之除了“州郡兵”及“营坞屯兵”而外，还出现了许多“家兵”、“部曲”，即地主阶级的私家武装。故到东汉末期，地方军很难形成统一力量，中央对之亦已失去控制能力。
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关系，前后已有变化。在东汉前期，大致说来，它们如同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样，是地方与中央、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地方军必须从属于中央，成为中央军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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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补注应劭《汉官》。
力量和重要补充。具体表现在：
首先，地方军要接受中央王朝所命将领的统属。“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当时每有征战，皆由皇帝亲自选派和任命将领统兵，事迄乃罢。如光武之初，“发幽州兵……即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①建武四年（28年），拜马成为扬武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②由于将军是中央任命的，所以作为地方军，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的统率，不得有所违反。其次，地方军要配合中央军协同作战。如安帝之时，“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共击之。”③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在中央集权制还强的情况下，每当对外战争之时，郡国政权均当派出兵员和中央军一道协同作战，并且派出的军队要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第三，地方军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往往亦有独立从事征战的任务。如建武十八年（42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讨交趾征侧、征贰。”④安帝时，“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⑤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⑥大量事实表明，当时完全由地方军单独出征的情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军也就实际上成了中央军的代替力量。
但到东汉末期就不太相同了。当时，由于州郡、牧守不仅可以自行募兵、领兵，而且其募领之兵往往变成私人部曲，可以父子相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地方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如初平元年（190年），“（袁）绍遂以渤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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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③《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⑥《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①这些州牧、刺史、太守等既管民，又领军，权力大增，实际上已形成割据一方的诸侯。中央已失去了对地方军的控制能力。
事实告诉我们，当中央军强大有力，中央集权制巩固之时，地方军一般能随时听命中央的调遣和支配，并致力于中央王朝；但若中央军一旦削弱，出现了封建的分裂割据，家兵、部曲势力强大之时，那么，地方军便站到了中央军的对立面，而加速中央王朝的灭亡。
四、边防军的调整与士伍成分之变异
边防军，通常是指驻扎在边境的部队々它主要担负守卫边境，抵御外来侵犯的任务。东汉的边防军，从其构成来说，基本上沿袭了西汉时的旧制，但由于通过对它的调整和改革，边兵素质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一）罢边郡亭候吏卒
“边防”二字，既是地理概念，又是历史、政治的概念。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边界时有变迁，因而其所构成的边防意义也就往往不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内，有关边防与边防军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西汉时期的边防军，在文献中统称之为“戍卒”。当时有“令戍卒岁更”之制。②边境地区由于大规模地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故于边塞亭障，均设有重兵屯戍。且令戍卒“一岁而更”。③即每年从内郡征调戍卒番上戍边，这成为西汉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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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
②《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起于高后五年。
③《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残破，“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①故在边防军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建武二十二年(46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②即罢除西汉以来内郡戍卒番上戍边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东汉罢除边郡亭候吏卒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出自多种因素：第一，当时内郡人口锐减，“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加之征兵制度日渐松弛，难于从内地征调兵员到边境戍守。第二，东汉立国后，边郡的大量障塞、亭燧破坏不堪，甚至“绝灭”，在当时亭障暂未修复的情况下，没有征调吏卒在那里戍守的必要，罢除边郡番上戍卒则是事实上的一种认可。第三，或许与刘秀“偃武修文”的指导思想有关。刘秀久在兵间，“厌武事”，自陇、蜀平定之后，非有紧急，对外一般不主动用兵。如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与马武上书请攻匈奴，刘秀诏报曰：“柔者德也，刚者贼也，……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人。”③东汉初期，之所以“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④。这与当时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的边防政策不无相关。
罢除边郡亭候吏卒，虽然大大减轻了编户的兵役负担，使“过年之徭”，“逾时之役”的情况少了。但实践结果表明，边郡没有当番守望的戍卒仍然不行，于是采取弥补措施，大量利用“弛刑徒”和“夷兵”从事防守，以代替从前的戍卒。或以中央军长期屯兵及边郡临时征募兵员等方式来应付边防作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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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官仪》卷上。
②《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③《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④《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二）边郡的各类屯兵和属国兵
西汉的边防军，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及属国兵所构成。东汉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是在量和质的方面有所区别。兹分述如下：
1、边郡太守所领屯兵
边郡之地，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战事频繁，负有防御作战的重任。故东汉和西汉时期一样，边郡太守之权比内郡更大，武官多于内郡。边郡太守往往称作“郡将”或“将军”，而太守府亦称作“莫（幕）府”。《汉官仪》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边郡太守既管民，又主军，而且统领着“万骑”的屯兵，实力颇为可观。在边郡之内，除太守主军事外，还设有长史、都尉、部都尉等协助太守，具体分掌兵马或负责各地区的军事。自“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其兵源主要募用“弛刑徒一及“夷兵”从事边郡的防守。但每有战急之时，在边郡“征兵”之事也为常有。
边郡太守统辖的屯兵，其任务是从事候望和防御作战。如明帝时，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拒之。”①赵苞为辽西太守，“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抄……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②又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由于朔方以西的障塞多坏，鲜卑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乃上书迄修复障塞。冬十月，汉王朝下令“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③在当时，边郡太守所领屯兵分两部分：一是候望系统，其士兵一般称为“候望卒”，罢除番上的戍卒之役后，它多由招募来的职业兵组成。他们分布于边境的城障亭燧之中，其职责主要不是征战，而是“谨候望，通烽火”，侦察敌情，举烽示警，对入侵来犯做好防御和应付。二是防御系统，其士兵多为“骑士”（骑兵），他们的职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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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
③《后汉节》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要不是“候望”，而是根据需要奉命出征，故其人数通常比“候望卒”较多。
2、将屯兵
将屯之“屯”，是指“驻扎”、“屯驻”或“驻守”的意思。古代注释家对“将屯”曾有明确解释：“律：谓勒兵而守曰屯。”如淳曰：“有警则将卒而屯守也。”师古曰：“典军屯以备非常。”①其实，“将屯”是一种军事术语，从其内涵来说，“将屯兵”或“营兵”，实际上是由中央委派将军率领，屯驻或驻扎于边防“要害处”的作战部队。
将屯兵渊源甚早，最迟西汉前期已有明文记录。如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②。又如武帝时，“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阵。”③由将军带领的屯兵，实行部曲编制，主要用于征战，类似后世的野战军，南、北边境皆存。
东汉时期，由于边防形势及边防政策的变化，故将屯兵通常较西汉时多。如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遂入寇河东……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④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屯汉阳。”⑤这些屯驻于孟津、汉阳的羽林、五校士，显然都是直属于中央的“屯兵”，自无可疑。不仅如此，东汉还先后设有各种名目的“营兵”，长期屯驻于边郡重地。考诸史册，东汉一朝，除前述内地的黎阳营、雍营之外，在边境地区还设有如下诸营兵：
度辽营：始设于明帝永平八年（65年）。当时“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⑥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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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史记》的《傅宽传》及《文帝纪》注。
②《汉书》卷四《文帝纪》。
③《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
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始，是为防止南、北匈奴而设的。其后，对鲜卑、羌人作战也多用此屯兵。
渔阳营：始设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当时，因鲜卑侵扰居庸关、玄菟等地，故“初置渔阳营兵”，“置营兵千人”，①屯于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这是为防御鲜卑而设的屯兵。
扶黎营：建置时间待考。据载：“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史。"②该营设在辽东，目的大概也是为了防御鲜卑的屯兵。
征西营：据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西羌反叛，“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③这是为防御西羌而设的屯兵。
象林营：始设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因当时，日南、象林蛮夷反叛，虏掠百姓，焚烧官寺，斗争激烈。于是“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据载：“将兵长史居在日南郡，又有将兵司马”的设置。④可见，该营是防止南蛮而设的。
此外，当时还设有使匈奴中郎将屯兵、护乌桓校尉屯兵及护羌校尉屯兵等。如据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年)，始置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其所领屯兵除戍边的弛刑徒外，战时则发诸部“乌桓突骑”。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印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护之”。⑤至于护羌校尉，西汉已有，王莽时罢此官，东汉之时复置，驻“于陇西令居县”⑥。护羌校尉屯兵，通常数千人，多时二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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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及注。
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④《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及注。又《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⑤《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⑥《汉官仪》卷上。
治陇西、湟地，以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
将屯兵或营兵的任务很明确，主要是针对某一边区力量薄弱，而加强防务，奉命出征，打击来犯。它作为征战部队，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是东汉边防军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对保境安民，巩固边防曾起了重大作用。
3、屯田兵
屯田兵，又称“田卒”或“戍田卒”。是指“以兵营田”，且耕且守的武装力量。
屯田兵与将屯兵不同。将屯兵主要用于征战，而屯田兵虽有防御之责，然它主要是从事农垦活动；将屯兵由将军率领，屯田兵则多由农都尉管辖；将屯兵实行部曲编制，而屯田兵乃不尽然；将屯兵尽管有时当作屯田的劳动力使用，但“将屯”不是“将兵屯田”的省称。一句话，屯田兵的性质、任务、统领和编制等，和将屯兵相比，均有明显区别。
西汉自武帝之后，就曾在西北边郡开展了军屯。不仅屯田地区广，而且一度规模也很大，屯田兵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赵充国在总结当时屯田时说：“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东汉边郡沿袭了西汉的屯田旧制。如东汉早期有河西屯田，明帝以后，有西域屯田（包括伊吾、柳中等地）、河湟屯田、汉阳屯田。此外，在北地、安定、上郡、武都等郡也有屯田兵戍守。当时，“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③农都尉的办事机构称“农府”。然屯田规模，东汉没有汉武帝之时大，如西域屯田兵的人数，一般为“数百人”、“千人”，最多时也只数万人左右，而且时置时废，屯田极不稳定，屯田士又多为弛刑徒。但通过各地屯田士的且耕且守，一方面保证了部分军粮的供给；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边郡的防御力量。屯田兵在巩固边防中同样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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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4、属国兵
属国兵，有时称作“属国骑”或“属国胡骑”。这是在属国都尉统辖下服属于汉王朝的少数民族兵。
西汉武帝之后，对内属或降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均“置属国以处之”。自武帝元狩三年开始，到昭、宣时期，已先后设有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属国。①它们各自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兵力。
东汉时期，对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张掖属国等仍继续存在或复置，且自安帝以后，增加了不少新的属国。例如：
广汉属国：故北部都尉，属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37110，口205652。其所领三城为阴平道、甸氐道、刚氐道。
蜀郡属国：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111568，口475629。其所领的四城为汉嘉、严道、徙、旄牛。
犍为属国：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另领二城。户7938，口37187。其所领二城为朱提、汉阳。
张掖居延属国：故郡都尉，安帝时别领一城。户1560，口4733。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
辽东属国：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六城。户口未见记载。其所领之城为原辽西郡昌辽（天辽）、宾徒、徒河和辽东郡无虑、险渎、房等。②
此外，东汉时期还有“酒泉属国”、“张掖属国”、“涿郡属国”等。③
“因其故俗，以为属国”④。边郡少数民族的“故俗”，除了语言与中原汉族不同外，更主要的还有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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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②以上属国均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③《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及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④《史记》卷一百一十-《卫将军骠骑列传》。
会制度不同。中原王朝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不强行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而采用属国建置，实行“一国两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创新的举措，它不仅有助于分化、瓦解边境部落贵族的统治，而且对安定边境、拱卫中原王朝也有一定意义。
东汉时期，各属国设置的时间有先有后，其地理位置及规模大小也有不同。但和西汉一样，每个属国设有属国都尉一人，比二千石，总管属国军事与民政。属国都尉以下，多设长史，专掌兵马，典武事。属国兵由属国境内的百姓充任，多为少数民族，它带有部落兵的性质。
属国兵的任务，平时为中原王朝侦候、观察塞外敌情，招徕种人协助中原王朝守边。在边境战事紧张之时，属国兵则主要协同汉军征战。如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冬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侵扰缘边九郡，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东汉属国常备兵并不多，往往战时临时募发少数民族兵参战。但由于属国兵善长骑射，了解胡俗，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往往能出奇制胜，它是东汉王朝边防武装力量的补充。
（三）边兵成分与士伍地位的下降
在实行以征兵制为主的西汉前期，兵员征集对象比较单一。边防军主要由国家编户中的农民承担。但自西汉中朝以后，尤其是在东汉一代，随着征兵制的松弛，加之“罢材官，骑士”，内郡更戍役制的废除，故边防军的成分则多以招募“夷兵”及“刑徒”来充任了。
东汉时期，在边境用兵中，使用“夷兵”，即少数民族兵的情况已很普遍。如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窦固击北匈奴，所部有卢水羌胡、乌桓、鲜卑等兵。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击北匈奴也有羌胡兵。班超经营西域只有随行的36人，基本上全部依靠了西域诸国兵。东汉王朝在对西羌的战争中，也曾多用“夷兵”。如和帝永元八年（96年），护羌校尉史充发“湟中羌胡击迷唐”。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零昌遣兵寇城，“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人，与（司马）钧分道北击零昌”。顺帝永和四年（139年），护羌校尉马贤将“湟中义从兵以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此种例证甚多，故史称：“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大量使用“夷兵”，虽然有其“骄横难制”的一面，但在当时，对减轻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节省汉廷的军费开支等，仍有积极意义。
在边防军中，除“夷兵”之外，还有大量的“弛刑士”或“刑徒”。如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①。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候，保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②。西汉虽有使用弛刑徒屯边的情况，但当时主要是从更役番上制下征发来的戍卒担任，然东汉则为之一变，特别是自明帝以后，皇帝屡次下诏，经常调发弛刑士或刑徒从事屯戍。如见之于《后汉书》各帝纪者，有明帝永平八年、永平九年、永平十六年、永平十七年，章帝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永元八年，安帝元初二年、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永建五年、汉安二年，冲帝建安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永兴二年等，令刑徒屯戍边境的诏书，见于记载者不下18次之多。刑徒屯戍的地点，一般都在边境地带。但具体地址，则各个时期有别：如明帝之时，刑徒主要屯戍在朔方、五原、敦煌之边县及“军营”；章帝时，主要“诸屯边县”及金城；和帝时，屯敦煌、“徙出塞”；安帝时，主要屯戍在敦煌、陇西等地；顺帝时，主要屯戍在北地、上郡、安定及临羌之地；而冲帝、桓帝以后，则泛称“徙边戍”。当时对刑徒屯戍力量的使用，基本上是根据各个时期的边防政策和边防形势来进行部署的。东汉刑徒兵的数量不少，当时一次就发某地“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③。由于大量利用刑徒戍边，所以班超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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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应劭《汉官》。
③《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
东汉的刑徒兵和西汉相比，已有显著区别：(1)西汉的刑徒兵，一般发自“弛刑”；东汉则包括所有刑徒，死囚尤多。(2)西汉的刑徒兵，通常是其单身个人从军，这有居延汉简中的弛刑名籍可证；东汉刑徒戍边，则往往“妻子自随，占著边县”，若“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昕之”，凡迁徙的刑徒，均“赐弓弩、衣粮”。①(3)西汉刑徒兵，只是在战急之时调发，带有某种程度的临时性；东汉征发刑徒戍边乃成为定制。且役期无瓜代之规定，往往终身为兵。甚至父死子继、兄亡弟代，是一种世袭的职业兵，到后来逐渐形成“士家”。
刑徒从军，虽然减轻了农民的兵役之劳。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安定。但它也促成了军人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秦至西汉时期，国家军队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当时实行军功奖赏，加之“尚勇重武”传统的遗风，从军虽然因时代的变异与其职业的艰险而不似以前那样令人向往，但军人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从军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故“私装从军”者时或可见。但到东汉一朝，由于偃武修文，军功不赏，征兵渐衰，又大量招募刑徒、夷人从军，军人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尤其被人卑视的刑徒入伍为兵后，他们终身为兵，父死子继，“出战入耕”，与国家构成强烈的依附关系，其地位大大降低。曹魏时期的世兵制度，或即由东汉戍边之刑徒终身为兵发展而来。
五、兵役制度由征兵向募兵的转替
兵役制度是军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保障兵员的更替和储备，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等至为关键。但兵役制度，往往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如果说，秦至西汉前期是以征兵为主，自武帝后征、募兼行，那么，到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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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汉时期则发展为征兵渐衰，募兵日甚。这也就意味着“兵农合一”，开始了向“兵农分离”的方向发展。
（一）征兵制的渐衰
所谓征兵制度，是指国家“编户”，在适龄期内必须承担一定期限军事任务的制度，它具有义务兵性质。
在实行普遍征兵制的西汉前期，适龄男子一般都有义务当兵。法律规定“为正一岁，屯戍一岁”，任役期为两年。征集兵员的办法，大体上说，由中央将征兵的任务数下达各郡，按行政区域或地缘单位进行征调；各郡征集何类兵种，实行因地而异，各有侧重；各郡适龄对象的“为役先后”，通常以身体、材力和丁口为准；各地负责征兵的主管单位是都尉、县尉及乡里基层组织。征兵制之所以能较好地实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具有与之相适当的基础和条件。有比较完备的户籍制度；土地问题不那么紧张，自耕农相对为多；推行了“军功爵制”；民间“尚武”风气较盛等。但自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征兵的基础和条件发生变化，征兵制有了松动，故在一段长时间内，采取了征、募兼行的集兵制度。
东汉时期，国家编户的。“军籍”虽然还存在，每当遇有重大战事之时仍可征发，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后，惟宫城卫士仍保留番上更役之制外，而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役却已没有了。征兵制度已基本取消。至少可以说，它不再像西汉那样稳定和规范化了，征兵制业已走向了衰落。
首先，东汉在内郡很少有征兵之举。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北伐匈奴，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兵及卢水羌胡2万骑，出酒泉塞；来苗、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出平城塞。①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北击匈奴，发“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②。安帝永初三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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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
年），“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击南单于与乌桓。①所有这些，都是大量发自边郡及“夷兵”的例证。很少有征自内郡的情况。表明内郡的正卒之役业已取消了。顺帝永建元年诏曰：“幽、并、凉州刺史……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②这是因为幽、并、凉三州地处边郡，由于战争需要，故“严敕障塞”、“简习戎马”。史籍中提到的所谓“戎马不息，疲于征发”，“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等，大概主要是指边郡的情况。
宋人钱文子说：“至于中兴，并尉职，罢都试、材官、骑士，还复民伍，盖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③此话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实际。由于征兵制破坏，募兵制代替征兵制，募士多，郡国正卒少，国家编户的兵役负担有所减轻，故东汉明、章以后的户口、垦田数大为增加，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消极影响，正如当时的郑太所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④。荀悦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悴几尽，不教人战，是谓弃之”。⑤凡此所云，都说明东汉自征兵之制废除后，逐渐使朝臣上下，忘战日久，战备观念淡薄了。此时已和西汉有了很大的不同。
由于内郡征兵制的基本的废止，于是每遇战事，往往临时集兵，匆促调发。如灵帝时，臧洪说广汉太守张超曰：“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⑥这是地方遇有警急，以“桴鼓”为号，临时召集兵员的一例。这种兵不习射，没有经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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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②《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补汉兵志》。
④《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⑤《申鉴》。
⑥《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格训练的军队，临时调往战场，其战斗力是较差的。应劭就曾说过：“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甩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反映军队战斗力差的实例殊多。如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汉廷与烧当羌之战，汉军大败于允街。谒者张鸿临时调发的天水军，因未经过训练，在允吾一战中，被羌兵打得惨败。由此可见，征兵制破坏后，有战临时调发，将不教战、兵不习射，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为什么东汉的征兵制度会日渐走向破坏？原因出自多个方面。主要是由于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自耕农破产、流亡，民数失控；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偃武修文、不尚武备，士兵社会地位降低；加之受到兵制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等因素。由于当时存在种种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故征兵制最后被募兵制所代替。
（二）募兵制的日益发展
所谓“募兵”，是指广求士兵的意思，也就是募集、招募或集聚“应募”从军者，给予一定的经济、政治待遇，使其承担当兵任务的制度。
募兵渊源于战国②。兴起、发展于汉武之时。自西汉中期以后至王莽末年，在实行征兵的同时，曾常有招募之举，事见汉武帝元封二年，昭帝始元元年，宣帝神爵元年，元帝永光二年，成帝河平二年，哀帝建平五年，平帝元始二年，王莽始建国二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等。不过，当时的这种招募还不是很普遍，通常只是招募“勇敢”、“猛士”、“奔命，等从军，以组成精锐部队。
但到东汉时期，随着更戍役制的废除，募兵之制便大量推行了，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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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②参见《吴子·图国》、《吴越春秋》、《荀子·议兵》等。
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12郡募士及弛刑4万人征五溪蛮夷。①明帝永平二年（59年），西羌寇陇右，汉廷派马武、王丰等将乌桓、黎阳、三辅募士，合4万人击之。②章帝建初二年(77年)，昆明夷卤承等应募讨哀牢王类牢。③安帝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结充中诸种二干余人攻城杀长史，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击破之”。④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汉廷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以招募兵员征讨广陵张婴起义军。⑤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汉廷派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击西羌。⑥后又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长沙、零陵起义军。⑦桓、灵之间，“刘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过，要以后效，使备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⑧到灵帝、献帝之时的募兵记录，更是屡见史籍。这里不备一一列举。综观东汉一代，封建王朝募兵的场合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光武至献帝，有明确系年的招募记录达35次以上。每次募兵的人数，少则几百，多到上万。不仅招募对象有破产的农民，有刑徒，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募兵的使用范围很广，在京师中央军中有募兵；屯戍边郡要地有募兵；对少数民族的征讨使用募兵尤多；镇压农民起义同样大量使用募兵（详见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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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
③④《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后汉书》卷三十八《滕抚传》。
⑥《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⑦《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⑧《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附表二：东汉时期募兵情况表
东汉纪年 公 元 募兵对象、人数及使用范围 备 注
光武帝建武
十一年
35年
吴汉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3万人伐公孙述。
岑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
公孙述募敢死士5000人击吴汉。 《后汉书·吴汉传)
《后汉书·岑彭传》
《后汉书·公孙述传》
建武二十四年
48年
马援等将12郡募士及弛刑4万余征五溪蛮夷。
《后汉书·马援传》
中元二年
57年
马武等将乌桓、黎阳营及三辅募士4万人击西羌。
《后汉书·马武传》
明帝永平元年 58年 募士卒戍陇右。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八年
65年
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屯朔方、五原之边县。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十六年
73年
耿秉等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击呼衍王。
《后汉书·窦固传》
永半十八年 75年 耿恭募先登数千人击匈奴。 《后汉书·耿弇传》
章帝建初元年
76年
募发越偶、益州、永昌夷、汉9000人讨哀牢王类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建初二年
77年
昆明夷卤承等应募讨哀牢王类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建初四年
79年
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4000人击澧中蛮。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安帝永初四年
110年
虞诩设三科以募求壮士百人。
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击羌。 《后汉书·虞诩传》
《后汉书·庞参传》
永初五年 111年 募兵斩杜琦与羌通谋。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二年
115年
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击零昌党吕叔都等。
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击澧中蛮。 《后汉书·西羌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东汉纪年 公 元 募兵对象、人数及使用范围 备 注
元初三年
116年
州郡募善蛮讨溇中、澧中蛮。
任尚遣假司马募陷阵士击零昌于北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四年 117年 复募効功种号封刺杀零昌。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五年
118年
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
《后汉书·西羌传》
顺帝永和五年 140年 庞浚募勇士1500人屯美阳。 《后汉书·西羌传》
建康元年
144年
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讨广陵张婴起义军。
《后汉书·滕抚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