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防政策
东汉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很多。大凡说之，北方有匈奴，西北有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有乌桓、鲜卑。还有南蛮、西南夷等。其主要边患是匈奴和西羌等族，它们经常扰边或内犯中原地区。故这里需要谈谈东汉的边防政策和边防策略问题。
（一）边防政策的变化
新莽时期，边防政策有误，四夷乱起。如：匈奴发难北方，羌人寇掠西北，句町患起西南。王莽面对这些边患，兴师动众，先后发起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由于“征发烦数，军旅骚动”，赋役加重，“百姓怨恨”，导致社会危机加深，新莽覆灭。
东汉立国之初，经过长期战乱，“边陲萧条，靡有孑遗。”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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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一《朱?传》。
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③《三国志·魏书·吕虔传》。
④《汉官仪》卷上。
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刘秀为稳定封建经济秩序，“拨乱反正”，实行“柔道”方针，主张“偃武修文”。于是在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对外不曾轻易用兵。如前面所说，在建武年间，匈奴因遭受饥疫、旱蝗等自然灾害，加之匈奴统治集团内讧，“自相纷争”。①这时臧宫与马武上书，要求汉廷趁机攻伐。但刘秀却说：“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③自后，诸将不敢再言用兵匈奴之事。又如：西域的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曾遣子入侍，愿意重新归汉，而光武帝刘秀乃以“中国初定”为由，还其侍子而赏赐之。“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③。不过，为保卫中原文化及东汉政权，当时对边境地区、尤其对匈奴的防御设施，还是相当重视的。针对北境“障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④的状况，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二十一年，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修缮“障塞、亭候”。从而使边塞的防御体系基本上得到恢复。可见，东汉之初，对边防是主守而不主攻的，采取了一种类似“无为”的“俱存不扰”政策。⑤
但自明帝开始，由于匈奴及羌人时有内犯，故边防政策便发生了转守为攻的变化。此后，除在边境筑了坞壁、驻屯重兵以扼冲要之地外，为加强军事守备，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加强北边军事实力，伺机出击匈奴。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特设“度辽营”，命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遣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间隔北匈奴与南匈奴之欲叛者。此外，设“使匈奴中郎将”安集掾史，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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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③《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④《汉官仪》卷上。
⑤《后汉书》卷五《和帝纪》。
静”①，以监护南单于。永平十六年(73年)，汉廷又派窦固、耿秉等驻屯凉州（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备击北匈奴，并占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地区，置“宜禾都尉”，在那里从事屯垦，切断北匈奴与西域的联系。
其二，恢复护羌校尉，用兵西羌。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窦林为“护羌校尉”。自后，为加强对西羌的防务，护羌校尉乃为常设。同时，明帝曾派马武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等4万人征西羌。章帝之初，遣马防、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3万人征西羌。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又拜马贤为征西将军，率领重兵屯驻汉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西）以讨伐西羌的反抗。②
其三，派员经营西域，使其重新归附东汉。明帝时期，除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打通南道诸国外，于永平十七年(74年)，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加强对西域的镇抚。不过，此举罢置无常。如章帝建初元年(76年)，设戊己校尉官，不复遣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复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官。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又罢。其后，敦煌太守曹宗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只同意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至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又提出要经营西域，安帝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可见，东汉虽然几度经营西域，但用力不如对付匈奴、西羌那么大。然班超父子及任尚、陈睦等人经营西域之功，殊不可灭。
其四，加强对南方的防卫。在和帝永元年间，面对日南、象林的反叛，汉廷在那里设置了“象林兵长史”，居日南郡，以防有变。
诸多史实表明，东汉自明帝开始，在边防政策上已不同于光武之时，对边防的守备力量较前加强，且多有进取。但到后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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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腐败，加之征兵制度破坏，而募兵又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出于很多因素，故东汉王朝对边防的守备力量大为削弱。
（二）“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
这里说的“夷”，是沿袭旧名，实即少数民族。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共同制御内犯的少数民族。它肇源于频繁的民族战争。“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在西汉时期已见端倪。如武帝之时，为对匈奴作战，曾经征用过东北地区的乌桓兵。宣帝时郑吉进攻西域的车师，动用了“城郭诸国兵”出征，而取得胜利。王莽时期，为进攻匈奴，曾发高句丽、乌桓及丁零兵出击。说明自西汉中期至王莽末年，汉廷使用“夷兵”的情况，已非少见。
但是，统治者有意识而又大量执行“以夷制夷”这一边防策略，当是在东汉时期。自光武帝刘秀建国伊始，特别是明帝以后，东汉政权无论对匈奴、南蛮、西域作战，还是对羌人的战争，通常都使用“夷兵”。既有利用周边某几个民族之实力克制另一民族；也有以蛮制蛮、以羌制羌者。这方面有大量史实可兹证明。
首先，东汉政权动用过尧、胡兵征伐北匈奴。如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命窦固、耿忠率酒泉、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1.2万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遣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西河羌胡及南匈奴兵1.1万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1.1万骑出平城塞。这四路大军，是汉兵与夷兵的混合编队，军容极盛。故北匈奴闻之，急往幕北逃窜。后来，北匈奴逐渐削弱，则南匈奴攻其前，丁零攻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诸国击其右，使北匈奴势力大受其挫。这说明东汉政权在击北匈奴时，除用羌胡兵、南匈奴兵之外，还用了乌桓、鲜卑兵或西域兵。“以夷制夷”策略思想，于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东汉政权以西域兵攻打西域诸国，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章帝建初三年（78年），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等国之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今新疆温宿西北），杀其守军700人。此后，班超又调集疏勒、于寘诸国兵2.5万人进攻莎车，使其降服。又和帝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7万人，征讨焉者，诱斩焉耆王广。最后终于使西域50余国，皆纳质归汉。班超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开初仅36人随行，后来，汉廷对班超只增加了弛刑、义从计1800人作为援军，其余皆以西域各族之兵攻西域，而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也是“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贯彻和成功实践。
此外，东汉政权还采用过以羌制羌之策。如明帝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汉廷患之。于是派马武率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羌胡兵及弛刑，合4万人击之。①章帝章和二年(88年)，羌族首领迷唐患边，护羌校尉邓训，对其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招降迷唐的叔父号吾等800余户；另一方面则调集湟中地区的秦、胡、羌兵4000人出塞，击破迷唐军，迫使他们西逃。在当时，利用羌人克制羌人的事例甚多，无须一一列举。
综观东汉时期，由于征兵制度日渐衰落，动用“夷兵”的情况，远较西汉为多。见于文献记载者，不下80余次。当时凡遇重大战事，东汉统治者往往都在“夷人”头上打主意。灵帝中平年间，羌犯三辅，情况危急，汉廷在研究对策时，皇甫嵩主张征用“乌桓兵”，邹靖主张募用“鲜卑兵”，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开往战场。这三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要使用“夷兵”或“以夷制夷”乃是一致的。东汉统治者对“以夷制夷”策略的执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用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汉。
东汉实行“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主要表现在：(1)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兵，改变了汉军的兵员结构，弥补了它以往的某些缺限。少数民族兵懂得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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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
俗，善于骑射，比较精勇，它通常比内郡的士兵战斗力强。(2)对付边犯就地动用少数民族兵，有助于节省国家的财政军费开支。“以夷制夷”，就地调兵，聚集兵员快，也可减少后勤转输方面的一些困难。 (3)广泛使用少数民族兵镇抚边境，既减轻了内郡人民的兵徭负担，又可使东汉政权坐享大功。史称：光武以来，“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①又云：“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②同时，东汉实行“以夷制夷”策略，不仅充实了汉军兵源，而且对革新汉军的战略、战术有重要意义，对中原军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夷兵”，使兵役负担由内地人民向少数民族身上转移，加剧了民族矛盾。再说，“夷兵”难于约束，如果处理不当，往往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因此，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善用之乃收其利；不善用之，则大受其害。
二、军屯的推广和它的特点
且耕且守的屯田，不同于一般的农业生产，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而组织的农垦活动。军屯是边境地区民族战争的产物，也是中原王朝筹粮积谷、守卫边防的重要措施。
（一）屯田区的发展和分布
自西汉武帝开创军屯之后，历朝皆有沿袭。
东汉初期，由于战争未尽，生产破坏，光武帝刘秀曾令诸将在内郡一些地区实行军屯，以增强经济实力，解决军粮的供应。如建武四年（28年）刘隆“屯田武当（今湖北十堰市东北）”③。建武五年(29年)，张纯“屯田南阳”④。建武六年李通“屯田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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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
④《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
（今河南内乡西南）”①。同年王霸“屯田新安（今河南渑池东）”，两年后，又“屯田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②这些屯田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司隶和荆州一带。光武帝曾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③说明这些军屯收到了较好的效益。但时隔不久，由于作战对象转移，内郡的军屯便旋即罢废，陆续转向到边郡屯田。主要分布在如下几个地区：
1、北方边郡的屯田
东汉为防备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在北部边郡的不少地方设置了军屯。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遣杜茂领兵“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④建武二十一年(45年)，在朔方、西河、上郡三处屯田，所谓“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⑤其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置玄菟郡屯田之部”。⑥这里，除玄菟郡的屯田是为了安定东北边郡外，其他如晋阳、广武、朔方、西河、上郡等地的屯田，主要是为了防备匈奴的进犯。
2、西域地区的屯田
王莽统治之时，因西域诸国反抗王莽的民族歧视政策，“西域因绝”，匈奴乘机控制了西域，汉武帝以来的西域屯田遂止。东汉初年，因中原初定，无暇顾及，一度没有对西域进行经营。自明帝时起，便遵守汉武故事，“击匈奴，通西域”，重新在西域屯田。但时断时续，屯田点主要集中于伊吾、柳中、楼兰等地。
伊吾屯田：始见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史称：当时汉廷“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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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③《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⑤《全后汉文》卷三十五应劭《汉官仪》下。
⑥《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域。”①伊吾卢屯田即今新疆哈密地区的屯田，于章帝建初元年（76年），曾一度罢废。②但到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又重新“复伊吾屯田”。③可见，伊吾卢的屯田，时设时废，不太稳定。这与当时该地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
柳中屯田：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东汉击破车师之后，“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各屯置数百人”。④有关金满城的屯田，史文简缺，难于详考。但从此开始，柳中（今新疆吐鲁番）的屯田，则多有记录。如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第二年，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后，又收部众5000余人，“屯田柳中”。⑤接着，班勇便以柳中屯田区为基地，开展了讨平焉耆等国的军事活动。
楼兰屯田：章帝建初元年（76年），杨终上疏说：“自永平以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结怨边城。”⑥又载：“敦煌索励字产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积粟百万，威服国外”。⑦这说明不仅有楼兰屯田，而且效果不错，“积粟百万”。
明帝永平以后在西域的上述几处屯田，土质及灌溉条件较好，又都在西域东部的交通线上，属要冲之地。东汉政权在这些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屯田，目的在于反击匈奴对西域的控制。
3、河湟地区的屯田
东汉自和帝以后，汉族统治者与羌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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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④《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⑤《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附班勇传》。
⑥《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⑦《水经注》卷二河水注。
御塞外诸羌的掠夺和内迁降羌的反抗，东汉政权在军事征伐的同时，还在黄河沿岸及龙耆、湟中等地实行屯田。
黄河沿岸的屯田：这主要是指金城西南部黄河沿岸的屯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烧当羌迷唐在东汉“剿抚兼施”的策略进攻下，分化瓦解，部众向西远徙，余皆“款塞纳质”，归附于汉。于是汉廷命邓训：“遂罢屯兵，各令归部，惟置弛刑徒二千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①这是在河湟地区最早的屯田点。邓训所部的屯田，当在金城郡西南部黄河北岸的安夷、临羌两县以南地区。之后，于永元十四年（102年），曹凤建议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地区“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接着，金城长史上官鸿建议：“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也建议：“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逢、留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②由此观之，永元十四年以后，东汉在黄河沿岸的屯田，比邓训所主持的屯田地区扩大了，合起来有34部之多。
龙耆屯田：该地屯田始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其缘由即上引曹凤“广设屯田”的建议被采纳之后，“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尉以戍之”，“于是拜（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③这里的“龙耆”，在今青海省海晏附近，“徙士”的人数不详，估计规模较小。
湟中屯田：据载，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右扶风韩皓代马贤为校尉，次年，“（韩皓）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警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五部，并为十部。”④湟中，指今青海湟水两岸地区。这里屯田的起止时间不见记载。但湟中屯田规模不小，似无可疑。
除以上河湟地区的屯田外，灵帝时期在汉阳（今甘肃天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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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附邓训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北）地区也有屯田。如中平三年(186年)，汉阳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①看来，汉阳屯田的目的是为了安置降羌。
（二）屯田的特点和作用
东汉的军屯和西汉比较有相同之处。二者都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的集体耕垦活动，屯田士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他们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耕牛、农具、衣食等由国家提供，屯田收获物一律上交国家。两汉军屯的性质是一致的。但是，东汉军屯也有不同于西汉的地方，具有它鲜明的时代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屯田的范围和地区来说，西汉时的屯区较广，包括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河西走廊的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赤谷城，以及河湟、陇右等地皆有军屯。屯田士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东汉的屯田，虽然也集中在北方、凉州、西域地区，但屯田点远不如西汉之多，屯田人数也比西汉减少。不过，东汉之初，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当时的屯田已发展到了内郡，开创了历史上中原地区屯田的先例。
其次，就屯田者的成分来说，西汉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戍田卒”，是内郡征往边郡“屯戍一岁”的服役农民。役期一年，“一岁一更”，瓜代明确。东汉时期，由于废止了更戍役制度，在边境地区，除临时招募、征发一些军队戍守外，还大量运用刑徒从事防守。故当时的屯田士，通常以弛刑和免刑罪人为主。如杜茂主持的屯田中有“弛刑徒”。②马援在朔方、西河、上郡所建立的“三营”屯田，有“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③。邓训在河湟地区的屯田，“唯置刑徒二千人”在那里屯垦。④班勇为西域长史主持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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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③《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应劭《汉官》。
④《后汉书》卷十六《邓训传》。
中屯田，也有“弛刑士五百人”①，这都是例证。而且东汉的刑徒、免刑罪人戍边、屯田，没有明确的役期。
第三，就屯田的组织来说，西汉的屯田，通常设有单独的管理系统，如在大司农下，设有农都尉、农令、农长、农亭长等。东汉时的屯田则没有士兵、田卒之分，也无单独的各级屯田管理系统，军官就是田官，一身而二任。虽然有的郡设有农都尉掌管屯田（宜禾都尉也相当于郡一级），但下级无单独的完整的管理系统，大致只分为营、部一类的组织。如汉阳郡的“四十余营”屯田，玄菟郡的“六部”屯田，金城郡的“三十四部”屯田等。②
至于东汉屯田的作用问题，可以说如同西汉一样，皆收到了一定效果。由于屯田士的且耕且守，一方面，保证了部分的军粮供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边郡的防御力量，开发了边疆，促进了西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安帝时的曹凤所说：“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无西方之忧。”③此外，范晔也曾说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之。汉世张骞怀致远之路，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役……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贾贩，日款塞下”。④这虽是就东、西汉合起来说的，亦非单论屯田，但东汉屯田的意义和作用是很显然的。
三、边防设施
为防备边犯，保卫中原王朝的安全，自秦汉以来，边境地区就已有许多的守卫设施。东汉时期，在边塞也修筑了亭燧、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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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②关于两汉的屯田问题，时人多有论述。可参见柳春藩著：《秦汉魏晋经济制度研究》，第82～8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光华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第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等一些主要的军事设施。
（一）亭燧
“亭”，似为乡亭之引申，汉有“十里一亭”之制。“燧”或作“隧”、“赞”。《说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所谓“亭燧”，是指边塞基层组织的一种军事建筑，处边境防御体系的最前沿。“亭”有时又和“障”相连，称为“亭障”。这大概都与其“谨候望，通烽火”的功能有关。
亭燧或亭障，早已有之。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①西汉之时，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史云：“击破姑师，虏楼兰王，列亭障至玉门矣。”②“建塞障，起亭燧”，“前以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谨候望通烽火而矣。”③当时为防御匈奴南犯，在北疆边塞修造了不少亭燧或亭障一类的军事建筑。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边境的“鄣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④当时尽管光武帝刘秀实行保守的边防政策，但对边防的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如建武十二年(36年)，遣杜茂“将众郡旋（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⑤建武十三年（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⑥建武十四年，马武“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⑦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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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卷六十-《张骞传》。
③《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④《汉官仪》卷上。
⑤《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⑥《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⑦《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保壁稍兴。”①由于当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故西北边塞的亭燧体系基本上得到了恢复。
自光武帝之后，由于边境战事频繁，对亭燧也时有修筑。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诏幽、并、凉州刺史……严敕障塞，缮设屯备。”②
建亭燧的目的，在于“谨候望，通烽火”。也就是窥伺塞外敌情，侦察敌方动静，以烽示警，传达军令。
为有效地实现“候望”，在亭燧戍所设有各种观察装置和侦迹设施。平时谨慎迹候，战时举烽报警，为塞防之耳目。“烽火”又称“烽燧”。据载：当时“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日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日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③对烽燧的解释，历来不一。事实上，烟易见于白昼，故昼燔燧，火易见于夜晚，故夜晚举烽。所谓“通烽火”，即迅速传递警示，举烽报警。其任务由“燧卒”或“亭候吏卒”承担。因此，亭燧不是指施政主民的机构，而是边塞守望、防敌的军事设施，是重要的边防工程。但到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对边境的亭燧建设较前有所放松。
（二）坞壁
“坞”和“壁”原是两种不同的军事设施。“壁”的出现早于“坞”。何谓“壁”？许慎《说文解字》曰：“垒，军壁也”；“壁，垣也”。可知，壁是军营的墙壁式防御工事，是“军所止之处”，或“军营之垒舍”。④早在战国之时已有。至于“坞”又作“X”。对此古人有多种解释。《说文解字》云：“X，小障也，一曰庳城。”《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通俗文》曰：“营居日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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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
②《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注引《前书音义》。
④参见《周礼·夏官·量人》及注。
一曰庳城也。”诸说大同小异，皆指用于守卫的“小城”，也属军事建筑设施。因为坞和壁的性质相近，故东汉时期，往往“坞壁”连称，有时坞壁也称“营坞”，或称之“城坞”。
“坞”这种军事设施，西汉中期的边郡已有。如据居延汉简：“五凤二年八月辛巳朔，乙酉，甲渠万岁隧长成敢言之，乃七月戊寅夜临坞，坠伤要，有廖。即日视事，敢言之。”①这是燧长夜间亲临于“坞”视事的记录，此事发生在汉宣帝之时。
东汉时期，有关“坞”或“坞壁”的记载甚多。例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贯友遣兵出塞，“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羌）。”②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时羌复屡入郡界，（樊）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③同年又“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114年），“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元初三年（116年）任尚击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④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⑤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先零诸种陆梁，覆浸营坞。”⑥当时的“坞壁”、或“城坞”、“营坞”等，都是边塞上的军事设施，属守卫建筑物。所谓“坞候”的“候”，当指候望，是坞上的候望设置。东汉之时，不仅国家在边塞上筑有坞壁，而且豪族地主为保护自己的家院，有时也往往建造坞壁。如当时的清河大姓赵纲就曾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⑦这可能是边塞坞壁的发展。
坞壁的建筑形式，文献未作具体说明。大概是四周环以垣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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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汉简甲乙编》6·8。
②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
⑥《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⑦《后汉书》卷七十七《李章传》。
设有门户可供出入的一种营居。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中，发现一幅坞壁图。图上坞壁呈四方形，四边环绕高墙，一隅带有角楼。①这应是当时北方坞壁形状的反映。又在今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发现了一种楼院式的坞壁模型。这一坞壁的四周也筑有高墙，且正门上有门楼，四隅有角楼。除正门外，其他三面还设重墙，重墙各开一门，大门只设在正面；院中还建有五层高楼，楼的正面开门窗；门楼与角楼和各个角楼之间有带栏杆的天桥相通。②这座坞壁模型，比和林格尔的坞壁图在形式上显得复杂。这二者虽然出之于墓葬，墓主人或许是豪族地主。但这些考古资料，可以反映东汉边境的坞壁建筑形制，则似无可疑。
坞壁的大小不一。东汉末年，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③这当是大型的坞壁了。通常不一定有如此之大．
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坞壁内部的结构皆较复杂。如据汉简记载：“坞上矢目二，不事用。”(192) (68·95)“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不辟除。”(242) (89·21)“临木燧长玉横，外坞户下。’内坞户毋一”(196) (68·63)④。这说明，坞上不但有矢目、转射，而且有深目和表等，还有外坞与内坞之分。很明显，这种“坞”既与候望、侦察敌情有关；同时它又是边防存粮积谷、设兵屯守的重要阵地，其中驻有军队“警设守备”。
这里要说明的是，到东汉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豪族地主势力的扩张，军阀割据势力的膨胀，它们也都纷纷建筑起坞壁来了，并以之“拥兵自守”。但对国家边防上的坞壁设施却有放松，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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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④劳干：《居延汉简释文》。
削弱了防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