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除更戍役制度，战略后备力量薄弱
宋人陈傅良在总结东汉军制时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①光武帝刘秀是依靠武力起家并夺取天下的，照例他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当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但刘秀立国之后，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著籍”者少，征兵制已失去了合理摊派的基础，要想按照西汉传统方式征集兵源已有困难。加之刘秀实行以“柔道”治国的方针，主张“偃武修文”，所以，在刘秀当政后不久，果断地采取了“罢兵”政策。
东汉罢省兵员是全方位的。不仅“内省营卫之士，外罢缴候之职，”②对中央军进行了相对的调整和部分压缩；而且对地方军进行了大量的裁削。在当时，既“罢郡国都尉”③、“关都尉”④，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⑤，接着还“罢边郡亭候吏卒”③。这些大刀阔斧的“罢兵”措施，实际上是对西汉以来长期实行的更戍役制的废止。尽管其时编户的军籍仍存，然而兵役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它取消了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制和内郡人民戍边的制度。
东汉政权罢材官、骑士，废除更戍役制，这对安抚小农，减轻农民兵役负担等诚然有利。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郡国无常设之兵，关隘无重兵驻守，边防也无当番候望的戍卒，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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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代兵制》。
②《历代兵制·东汉》。
③④《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⑤⑥《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造成了“兵不能继”①，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的后果。
本来西汉之时，一般坚持“量地远近，就地调发”的用兵原则，如备胡通常发上郡、陇西、北地之兵，事越便发会稽、豫章之兵，击朝鲜乃举辽东之兵，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一再”。但东汉时，由于更戍役制废止，兵员不继，于是一方有急，便“羽檄被于三边”。如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嶙等反叛，汉廷公卿百官皆议：“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进行讨伐。而李固则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粲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②从李固之言可知，边郡有事临时征发，调兵远赴万里，困难殊多，很难适应急战之需。
由于郡国特别是边境缺乏应急之兵，兵不能继，每遇重大战争，只好常常依靠中央军出击，使“南北二军交惊于境”③。结果，“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④中央军被迫四出对付边患，京师的安全也就难于得到保障。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陈傅良认为，这主要是光武帝刘秀“销兵为之也。”⑤其说不无道理。
为弥补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的缺陷，东汉政权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⑥同时，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番上的正卒；在边郡则利用弛刑徒、属国兵守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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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⑥《历代兵制·东汉》。
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替代从前的戍卒。再就是通过大量的招募来补充兵员。但由于内郡更戍役制的废止，东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兵源不继的问题。纵观东汉一朝，无论战略后备力量，战争规模、还是军事实力等，均不如西汉之盛。
二、军队缺乏训练、素质差，战斗力不强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说：“军无练习，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①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军事训练有密切关系。但东汉立国后，鉴于翟义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的教训，出于控制地方异己势力作乱，配合当时的军制改革，故于建武六年（30年），明令宣布“无都试之役”②。
“都试”一词，在文献中有时称“校阅”，在汉简中称“秋射”。这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是对军队作战能力的一种考核和检验。在西汉一代，无论中央军或地方军，每年秋季都得举行一次。这种大讲武、大校阅的场面非常隆重壮观。都试的科目，因地而异。在设有楼船的郡国，演习行船水战；北方一些郡国则采取骑兵行射或巡行障塞的形式，有的还行“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核士兵的训练程度及材力。所以，《汉旧仪》说：“岁终都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这种对士兵的考核、军事演习，一般都在郡治举行，由郡守、都尉负责，县令、长、丞、尉皆得参加。但东汉时期，由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主办都试的郡国都尉被罢了，都试主要对象即应征服役的材官、骑士等也被罢了，故都试之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可能。都试的被废除，也就意味着士兵定期进行训练、演习的制度被取消了。一句话，过去那种“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的情况，也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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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②《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军事训练从来就是为一定的战争服务的。它无不坚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的原则出发。面对东汉军队“无都试之役”的情况，当时就有不少人进行评议。如郑太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①荀悦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谇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②郑、荀二人都明确指出，东汉由于罢都试，“不教民战”，人们“忘战日久”，缺少军事训练，所以“不能为害”，军队战斗力不强。
东汉军队的另一重要之点，就是士兵自身的素质很差。前面讲到，刘秀罢材官、骑士，废除更戍役制后，征兵制已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其兵源主要来自招募，军队通常由募兵所组成。随着招募范围的扩大，人数不断增多，官方往往不暇选择。于是招募来的士兵成分日渐复杂。其中除农民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员。
如：“伤人偷盗者”③、“亡命奸臧”、“剽轻剑客”④、“商贾惰游子弟”⑤，“弛刑徒”⑥、“杂种蛮夷”⑦等。这各色人员招募到了部队后，使士兵的素质显著下降。首先，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有奶便是娘，而且多有“趁机掠劫”之行。东汉统治者招募士兵，往往靠财物为诱饵⑧；而应募的亡命奸臧者流，亦往往“意在抄掠”，“暴横民间”⑨，“私自润入”，“不恤军事”⑩。再一表现就是军风败坏，不讲戎阵。史称：“旧时（指东汉）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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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八《郑太传》。
②《申鉴》。
③《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④《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⑤《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⑥《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⑦《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⑧《后汉书》卷二十-《任光传》。
⑨《后汉书》卷三十-《杜诗传》。
⑩《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稀）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①。由于临阵招募，对士卒既不简练，不讲戎阵，又不务营佃，不修器械，军纪十分松弛。此种情况，东汉后期尤甚。
由于军队缺乏必要的训练，加之募兵素质差。所以出现“外之士兵不练，内之士兵不精”②。“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③“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④军队的战斗力明显削弱。
三、官无警备，没有巩固的边防，酿成长期边患
查东汉一朝，武官出身于文吏者为数甚多。赵翼说：“东汉功臣多近儒。”⑤不仅东汉初的邓禹、冯异、贾复、耿弇、祭遵等人“好读书”、“通经术”，后来成为将军，到东汉后期的武官，更是文吏出身者居多。如牟融“少好学，名称州里”而迁为太尉⑥，桓焉以“明经笃行，有名称”，而代王龚为太尉⑦。在有史可查的五十多任太尉中，先文后武者占有很大比例。至于掌握地方军权的太守、令长，也往往多为“四方学士”，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的。文吏掌兵，有利于皇帝集中军权，统一指挥，防止骄兵悍将，“拥兵专制之虞”。但是，在这些文人学士中，除部分有识之士能匡正时弊外，有相当多的人乃通常只知经学章句，不懂兵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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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②《文献通考·兵考》引章氏之说。
③《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④《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⑤《二十二史劄记》。
⑥《后汉书》卷二十六《牟融传》。
⑦《后汉书》卷三十七《桓焉传》。
至在观念上轻视军事。如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阵之法，故猾贼纵横，乖此无备。”①由于他们主张“武功宜废”，不要武备，故反映在边防问题上也就多被忽视，最终未能形成巩固的边防。
首先一个表现，是边防指导思想保守。刘秀在位时，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重守而不主攻。自明帝以后，边防政策虽有变化，但在“以柔道行之”的方针指引下，边防政策仍较保守。当时，由于“疲驽守境，贪残牧民”。②“令长守相，不思立功”③，故对边境的防务，并没有落到实处。同时，面对羌胡的进犯，往往推行以“恩信招降”的政策。如安帝元初元年（114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庞）参以恩信招诱之”④。永和年间，大将军梁商面对匈奴的进犯，也上书顺帝宜以“恩信招降”。⑤但这种政策，并未收到什么效用，有时反而“招致乖叛”，使羌胡犯边愈演愈烈。因为在边防战略上不图进取，故“羌戎溃叛，不由承平。”⑥
其二是边防武装力量单弱。自从“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取消了西汉的戍卒制度后，在边境地区，主要利用弛刑徒或少数民族兵从事防守。当时尽管汉廷在边境驻有度辽营、象林兵、渔阳营等，但基本上也多由招募的弛刑徒或“夷兵”组织起来的，而且这些“营兵”，后备力量薄弱，兵力也不多。特别是允许刑徒携带家属同往边境，很难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由于“边郡守御之兵不精”⑦，边防军事实力不强，所以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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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③《潜夫论》卷二《考绩》。
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⑤《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⑥《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⑦《历代兵制·东汉》。
第三是边防工程建设不力。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从公卿大夫到州牧郡守，“率多怠慢”、“不恤公事”。又他们多是内郡之人，“无守战意”，没有坚守边防的打算，故当时对亭障、烽燧等边防工程的建设不够重视；军事屯田时置时废，屯田点及屯田人数也比西汉少得多。边郡的“太守令长，畏恶军事”①，每有战
急，乃“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②由于没有巩固的边防，又未能“因俗而治”，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酿成长期边患，使边境地区“岁无宁日”。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的犯边有20余次，羌人犯边近40次，鲜卑犯边达30余次。至灵帝立，幽、并、凉三州，无岁不被寇抄。③这种情况，不仅百姓遭殃，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且战争消耗量很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军费负担。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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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潜夫论》卷五《实边》。
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西羌传、乌桓鲜卑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