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器的发展与储备
武器（兵器）是战争的工具，也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一个基本标志。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固然是首要的，但武器乃是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
（一）武器的种类及其演进
随着冶炼技术和锻造工艺水平的提高，西汉时期的武器种类已有多种多样。如当时的长柄兵器有枪、矛、戟等；短柄兵器有刀、剑等；远射兵器有弓、弩等；防护装具有铠甲、盾牌；锤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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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0页。
劈砍兵器有锤、杖、斧、钺等。这些兵器多为铁制品，质量较高，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东汉武器的种类和质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矛、戟、枪、刀、弩、箭、铠甲等项。
矛：矛是东汉军队装备的一种刺杀兵器。东汉时有的矛比西汉更长。
戟：戈与矛的合体，兼有勾、啄、冲、刺四种杀伤作用。东汉时，以戟为兵器的名将甚多，有长柄戟、手戟（短戟）和双戟。这些戟非常锋利，杀伤力较西汉时更大。
枪；枪也是一种刺杀兵器，形制与矛相类似。《通俗文》曰：“剡木伤盗曰枪。”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提到了“枪”①。枪有木柄、竹柄两种。东汉时期，枪仍为军队的主要武器。
刀：西汉时出现了一种专用于劈砍的铁质短柄刀，又名环柄刀或环首刀。东汉时期，军队已普遍使用钢刀。如：1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永初六年（112年）“卅湅（即炼）大刀”。北京钢铁学院曾经对它进行了测验，证明它是由含碳0.6%～0.7%的炒钢为原料经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碳的分布相当均匀，刃口经过淬火处理：质量已达很高的水平。此外，还曾经出土过“百炼”钢刀，比“卅湅”的质量更好。②表明制造钢刀的技术，在东汉已进入到了成熟阶段。③
弩：是一种远射兵器，即安有臂的弓，弓臂上设有弩机。这种“弩”，于春秋末年的吴、越等国已见使用。④西汉时期有用臂拉开的擘(bǒ)张弩和利用脚踏开的蹶(juè决)张弩两种。到东汉时期，弩的种类增多，主要分“强弩”和“小弩”两种。强弩的射程和杀伤力比小弩更大。据载：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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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墨子·备城门》：“枪二十枝”。
②见自然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③《文物》1974年第1期。
④见《孙子兵法·作战篇》。
众万余，攻围赤亭（今甘肃成县西南），（虞）诩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①《陈球传》说：“以弦木为弓，以羽牙为矢，引机（弩机）发射，远射千余步”。强弩的射程可达千步之外。在居延汉简中，有关“弩”的记录很多。当时弩的射程和强度，通常以“石”计算，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八级，一般六石弩最为常用，大约可射260米。至于十石强弩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大量史实表明，“弩”是汉军的“长技”之一，东汉时期仍为军队的重要武器，且有所发展。由于弩的普遍使用，射弩的方法和经验日益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弩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作战中的进攻性和杀伤力。它比弓箭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弩的性能，便于较长时间的瞄准，提高了命中精度；同时，张弩射箭既可用臂力，也可用脚踏等方法，这就有助于拉弦力量的加强，使射程增远，穿透效能提高，从而增强了杀伤力。
箭：弓、弩所使用的箭，又称“矢”或“镞”。西汉的箭矢，形制和战国之时大体相同，但箭矢加长，分长尾和短尾两种。到东汉时期，已使用“毒箭”。即在箭矢上敷用毒药，以增强箭的效能。如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北匈奴攻金浦城（今新疆孚远县），校尉耿恭“以毒药傅矢”，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遂遁去。③可见，在当时的战斗中，毒箭发挥了一定的威力，增大了箭的杀伤效能。
铠甲：是一种护体装备。铁兵器出现和弓弩的发展，促进了护体装备的改进。西汉之时，铁制铠甲日益增多。到东汉时期，铁制“鱼鳞甲”已在军中普遍使用。据考古发掘，在沂南画像石上有刻制了一领铁制的鱼鳞甲。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制楼阁上也有披戴鱼鳞甲的武士守卫。在当时，随着炼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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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术的提高，铁铠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提高，表现在铠甲的坚度增强，类型增多和防卫性能增大。在曹植《先帝赐臣铠表》中，出现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等。诸多事例表明，东汉时期铁铠制作已逐渐完善。
东汉时期，不仅对西汉原有的一些武器，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发展；而且创制了多件新式武器。其突出表现是“钩镶”和“偃月刀”。
钩镶：这是把钩和盾结合在一起的武器。它见于武氏祠画像石和邹县黄陆屯画像石。①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成渝铁路沿线，还发现了一种钩镶实物，铁质，长54厘米。据刘熙《释名》说：“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是一种能攻可守的武器。
偃月刀：是一种安有长柄的大刀，故又称“长刀”，属劈砍兵器，也创自东汉时期。这种刀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如《典韦传》说：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关羽所用的也是长刀，形如“偃月”，所以当时人往往称它为“偃月刀”。步兵、骑兵皆可使用。后来，唐代的“陌刀”大概是由此发展而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战术是为技术所决定的。东汉时期，由于武器种类的增多，质量的改进，武器性能的逐步提高，曾经对战术各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
（二）武器的生产与储备
武器生产与经济条件、科技水平密切相关，它主要以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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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古》 1975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为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行政管理机构之发展，东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和其他官府手工业生产一样，已由多系统、多部门进行。不仅中央的考工、尚生产武器，地方上的工官生产武
器，甚至武库也还有生产武器的职能。
“考工”在西汉时属少府，东汉改属太仆。考工令，“主作器械”，掌武器生产，这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如《百官志》说：“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又崔寔《政论》云：“永平建武之际，去战未久，官兵劲利，有蔡太仆之弩，檀名天下。，①此外，据考古资料，还有考工所造弩机的实物。如在河南灵宝张湾的东汉墓葬里，获一件郭长12.7厘米的铜弩机，它的望山上有五道刻度，在弩郭的一侧有铭文曰：“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八石矶，廓工吴孟作，造工王山，太仆监古工掾□，令伧，丞诗，掾□，史旦主。”②另据《汉金文录》也有“太仆京兆官弩”的字样。③这说明，当时的“弩机”等兵器，由中央的考工令所造，确无可疑。
“尚方”亦掌武器生产。《百官志》说：“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不少史实表明，尚方令不仅负责御用“刀、剑”的制造，也生产“弩机”等其他武器。陈直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指出：西汉的尚方令，分为左、中、右三尚方，它们皆可制造弩机。属于左尚方造的有左尚方几十四弩机。④属于右尚方造的有元康元年弩机。⑤属于中尚方造的则有中尚方弩机。⑥东汉尚方令所造的弩机有：明帝永平元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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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北堂书抄》卷一百二十五。
②杨泓：《古代兵器史稿》，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③转引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积古斋种鼎款识》卷十，第2页。
⑤《金石索·金索二》，第126页。
⑥《贞松堂集遗文》卷十六第7页。
年）中尚方弩机；①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中尚方弩机。②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中尚方八石弩机。③这说明两汉之时，三尚方皆可制造弩机等武器。至曹魏时，仍沿用此种制度。
工官是郡国生产武器的重要部门。史称：“汉自郡国至京师，皆有武备，在郡皆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产铁之郡”④。当时凡有产铁之地，如河南、南阳、河内、河东、汝南、蜀郡等地，均设有工官，且一般皆负责制造兵器，两汉皆然。例如：在南阳，有“盾一完元康三年南阳工官造。”⑤在河东，有“永元八年（96年）河东铜官所造四石机”。⑥在河内，有“河内工官七千四百十甲”。⑦在东郡，有“白马十石东郡白马郭任弩一石直八干。”⑧在汝南，则有“汝南郡八石弩机郭，永平十八年(75年)，工李仲上造，护工史彪平兴，守令召坚，左尉□，丞召羽主。”⑨除甲盾和弩机外，其它兵器也有由工官所造者，江苏徐州就曾发现东汉建初二年（77年）蜀郡工官所造的剑。叫做“五十湅钢剑”。⑩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汉代工官的设置与铁有联系，“置有工官的八郡，除了广汉以外，都是铁的产地。由此看来，不妨认为工官是掌兵器制造的。”?其说有一定道理。
武库具有生产功能，这在先秦时期已然，两汉仍旧。《百官志》说：“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这里“主兵器”的内涵，除指“收藏”外，也当包括“制造”。见于记载的有“上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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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2页。
②《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17页。
③《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18页。
④《汉唐事笺》卷六，兵器条。
⑤⑥《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16页。
⑦《汉金文录》卷六第28页。
⑧《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卷下34页。
⑨《汉金文录》卷六第15页。
⑩《文物》1979年第七期。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库戟”。①有西汉“下库”箭镞。②这都是当时武库所属作坊里生产的武器。此种情况，东汉也当不会例外。可见，武库不仅是储藏设施，同时也是生产武器的单位。只是这时武库的生产功能较先秦有所削弱就是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武库令“主兵器”的职能。
诸多事实告诉我们，东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同样直接控制在国手中，为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武备供应，当时对武器的生产，大体上沿袭了西汉体制，分为中央、郡国两个系统，设有专门机构和吏员。除中央的考工、尚方外，各级工官和武库令也有制造兵器的任务。同时根据秦代以来的史籍表明，统治者为保持武器生产的稳定性，不断改进和提高质量，当时对武器生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仅十分重视武器产品的规格，而且要求按计划生产，制造的武器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考评和验收。但自东汉安、顺以后，由于政治腐败，政府机构的纪律和效率败坏，因而致使武器的质量日趋低劣。如据当时人崔寔说：“顷主者既不敕慎，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③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东汉官吏在制造兵器方面存在的弊端。由于官府计划不周，官吏贪污经费，工人偷工减料，所以出现了武器质量很差，不堪使用的情况。
东汉武器的储备量有多大？查考有关史籍，古人未曾留下系统而完整的数据。但当时每次生产武器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河内工官一次就造甲“七千四百具”④。东汉末年，有的一次造刀数千至一万把。从公元25年至220年的整个东汉时期，先后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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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金文录》卷六。
②《陶斋古文录》卷七。
③《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崔寔《政论》。
④《汉金文录》卷六第2B页。
行的备类战争达260余次，其所消耗的武器量是可想而知的，其间必有大量的武器储备，乃无容置疑。
为加强对武器的储备和管理，统治者非常重视武库建设。两汉之时，作为“精兵所聚”的武库，从中央到地方皆备。凡考工所造的武器，通常送入京师或中央级武库保管；郡国工官所造武器，藏入本地之武库，供地方部队或由中央统一调用。凡武库所藏的兵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要登记造册，设专官发放，没有皇帝的诏令，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库令，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或要员担任。武库系统，对军队武装力量的建设占有重要地位。各级武库拥有大量的军事储备，意味着国家握有一支庞大的物化了的军队。
二、车船的种类与制造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东汉时期，车、船制造业较前发展，产品数量日趋增多。车、船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
（一）军车
在汉代，尤其到东汉时期，车兵虽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各种军用车辆仍大量使用。每次重大军事行动，所使用的车辆常常以数千上万计。例如：
东汉初，于建武元年(25年)，邓禹自箕关（今王屋县）进入河东，破河东都尉，“获辎重千余乘”①。建武五年(29年)，耿弇击败号称20万大军的张步，“收得辎重二千余两”。②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为北击匈奴，率领“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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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时，皇甫嵩军与张梁部众战于广宗。张梁失利，牺牲8万余人，被“焚烧车重三万余两”。①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徐黄巾30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军合。公孙瓒率步骑2万人交战。青、徐黄巾失利，“弃其车重数万两”。②
不仅中原地区的战争多用车辆，就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已普遍使用车辆运输军需。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南匈奴反叛，汉廷使耿夔等击破之，“获穹庐车重千余两”。③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汉廷击北匈奴，“斩数百级”，缴获“车千余两”。④于此可见，当时少数民族的车辆也为数不少。
车的种类，在东汉时期主要有轻车、戎车、云车、指南车、辎车等种。
轻车：据《后汉书·舆服志》曰：“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辅辄弩服，藏在武库。”徐广注目：“置弩于轼上，驾两马也。”轻车是车士兵种的主要装备，它常常成为车兵兵士的代名词。因为是战车之属，故平时“藏在武库”。可见，轻车就是驰敌致师的战车，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
戎车：《后汉书·舆服志》曰：“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车胄甲弩之旅”。注引《汉制度》曰：“戎，立车，以征伐。”刘熙《释名》称：“元戎车在军前启突敌阵，周所制也”。元戎，即大戎。它是用于战争的兵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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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⑤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259页，在“元戎车”条下，注引皮锡瑞曰：“史记集解引韩诗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阵之车，所以冒突启敌家行伍也。”’
云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昆阳之战中，“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注曰：“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这是战争中爬城用的车具。
指南车：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钧悟而作焉。”①因为它具有“司南”的功能，可以用之辨别方向，对行军作战有重要作用。
辎车：《释名》曰：“辎车，载重卧息其中之车也”。颜师古曰：“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行者之资，总日辎重”。②可见，辎车即载重车。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于运输兵器、衣粮等军需物资的车辆。主要以马，牛牵引。《九章算术》称：“一车载二十五斛”，“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这里讲到的载重量及行速，当是指一般车辆的情况，辎车的实际载重量可能比一般车辆要大。
此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车，还有所谓“輣车”、“衝车”、③“軘车”、“轈车”、④“驰车”等等。⑤这些战车的数量不一，用途有别，或用于征战，或用于攻城、陷阵。皆为军队不可缺少的装备。
东汉时期的车辆制造业比较发达。既有官营，也有民营。封建国家所需的车辆包括军车等，通常以官营为多。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有关部门，如“工官”等均有造车任务。费用开支来自大司农或地方财政。其时的民间造车业亦颇具规模，不少豪商、富人之家，有专门的“车舍”和“造车匠”。⑥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因图异计”，“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⑦汉代画像石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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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
③《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注引。
③《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④均见《说文车部》、《释名·释车》，
⑤这些车，有的名异实同，名称有别，然功能一样。
⑥见《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又《后汉书·应奉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⑦《三国志》卷三十--《蜀书》一《刘二牧传》。
创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亦为多见。①
造车的工序多，要求也高。《周礼·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多为。”《后汉书·舆服志》亦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为多”。这说明造车业内部的分工已相当严密。由于当时造车已大量使用金属部件，所以产品质量也相对为高。
（二）战船
船是水军的主要装备，在中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皆建有“舟师”即水军，不仅用于战斗的船舶增多，而且“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②，在水战中有娴熟的操船技术。
随着水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东汉时期，船舶被用在军事上的情况显著增多，战船的数量和种类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所出动的战船，往往动辄数千上万之多。如光武帝建武九年（33年），岑彭军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与吴汉等，“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③，同公孙述进行激战。当岑彭攻破荆门后，“长驱入江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④俟后，马援伐交趾，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曾经“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⑤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⑥建安三年(198年)，“孙策攻皖城刘勋，收得船千艘，伐黄祖，获船六千余”。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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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山东博物馆等：《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图181。
②《越绝书》卷八。
③《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④《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⑤《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⑥《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
⑦《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吴录》。
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威迫孙刘，“悉浮以沿江。”①建安十四年，曹操挥师东征，“大兴水军，凡舟万艘。”②这些史实表明，战船在东汉时期已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当时，除了战船数量多之外，为适应航区和战争的要求，其船制亦为复杂多样。查考史文，战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楼船：《释名》称：“楼船一层曰庐，二层曰飞庐，三层曰雀室。”杜佑《通典》说：“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磐石、铁斗，状如城垒。”这种船的结构，一般为三层。但也有的达五层十层。公孙述据蜀地时，聚兵积粮，曾造10层楼舰。东汉末年，曹操军与孙权军为争夺长江水面控制权，孙权使偏将军董袭“督五楼船住濡须。”③，即造5层楼船。楼船的船体庞大，高10余丈，是水军作战的主要船种之一。
朦冲：《释名》曰：“外狭而长日朦冲，以冲突敌船也。”杜佑《通典·兵法》云：此船“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是汉代水军的主力船型。东汉末年，孙权征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董袭将敢死士，“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结果黄祖战败。④刘表建设水军，也曾造有“蒙冲”。这种船形体雄伟，机动性强，便于水战。
冒突：有时又称“冒突露桡”。史云：“露桡，谓露械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⑤它有较完备的防护设施，主要用于袭击敌船。东汉初，岑彭在攻伐公孙述的水战中，这是主要的船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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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传》。
②《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七引曹丕《沂淮赋序》：“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讙哗。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铖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
③④《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董袭传》。
⑤《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注引《方言》。
赤马：又称“赤马舟”。《释名》曰：“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王先谦曰：“吴校删‘舟’字。”①赤马，如马之在陆地上奔驰，行速很快，是一种高速战船。东汉末年，“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②由此看来，似乎“舸”与“赤马”，名异实同。
斗舰：又简称“舰”。《释名》曰：“上下重版曰舰，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通典·兵法》云：“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也，船内五尺，又建栅与女墙齐，栅上又连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时，就曾建制蒙冲、“斗舰”以千数。③
斥候：《释名》曰：“五百斛以上还（环）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所谓“斥，度也”，“候，即候望。”这是一种专门用于侦察敌情的军用船。
在古代，军用船和民用船不好绝然分开，以上只是就其用途的初略分类。但当时各色多样的民船，有的也可军用，此乃无可疑。
东汉时期的造船业比较发达。船舶的产地分布很广。如长江流域的巴蜀、夷陵、江陵、庐江、豫章、会稽等地都有造船的历史，是造船工业集中的地区。东南沿海的番禺、南海等地，由于水上交通频繁，仍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关中的长安及渭河沿岸，在造船业方面也有一定的规模。不仅产地广，造船数量多，而且有的船舶之载重量也很大。如东汉末年，“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直坐之士三千人。”④又云：“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⑤可见，当时船舶载重能力之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期造船经验的积累，两汉时期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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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名疏证补》。
②《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
④《水经注·江水三》。
⑤《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武昌记》。
船技术显著提高。首先是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造船设施。1976年于广州发掘的造船工场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据考古调查，这个遗址分船台区和木料加工区。船台有三座，平行排列。这些船台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用以扩大受力面积，避免船台局部下沉；木墩，约一米高，支架船体，以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作业；滑板构成倾斜的滑道，使船只平稳下水使用。又滑道的宽距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节。各个船台既可分别制造大小不同的船只，也可制造同一规格的船只。这个船场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官办工场。①整个布局较为合理，充分反映了当时造船的技术水平。其次，当时所造船舶的设备也较前进步。据文献考古资料，船上已经使用了帆、舵、橹、锚等先进设备。帆的使用，开始了人类利用风力行船的历史。“舵”的使用，增强了操纵的灵活性，为提高航速创造了条件。“橹”是一种高效率的推进工具，也可起到舵的作用。“锚”的出现也很重要，据一些学者考察，汉代的锚抓力大，已脱离了锚的初级阶段，接近于近代锚的样式。②在船上增添的这些新设备。相对地讲是比较完善和齐备的，它和同期的罗马木船相比，要先进得多。发达的造船业，为装备当时的水军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军马的使用和管理
中国古代，马和戎有密切联系。许慎《说文解字》云：“马，怒也，武也。”东汉的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③在军事上，骑兵、车兵乃至运输等都离不开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也是边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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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物》1977年第4期。，
②据上海交大史话组：《秦汉的船舶》，《文物》1977年第4期。
③《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一）马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
马被用于军事或战争的起源很早。到西汉武帝时，由于加强了马政建设，组建骑兵集团，动辄调动数万、十几万的骑兵出击。
东汉较武帝时代的马政有所“省约”，养马的厩、苑较前减少，马的数量相对缩小。但在边防战争中却依然大量使用骑兵。例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陇西太守马援“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①。二十一年(45年)，马援又“将三千骑出五阮关击乌桓”②。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窦固击匈奴、通西域，指挥“四万三千骑兵”远征漠北。③永平十七年（74年）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④。章帝章和元年(87年)，傅育“选精骑三千穷追（迷吾羌）”⑤。和帝永元六年(94年)，鲜卑入塞，汉廷“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⑥。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羌）”⑦。东汉一朝，在边防战争中使用骑兵的情况，屡见史籍，而且为数不少。所以史称：“千乘雷起，万骑纷纭。”⑧
马在军事上除组建“骑兵”之外，用于传递军令或军情的情况也很普遍。当时，为传送军事情报，在交通干线上设有以轻车快马为主的邮驿。在驿有驿马，也称传马。汉简中有“驿马名籍”。两汉之交时，据《东观汉纪》说：“王郎举尊号，欲收（耿）纯，纯持节与从吏夜逃出城，驻节道中，诏取行者车马，得数十，驰归宋子（县）。”又云：“发取驿舍车马数十乘，载与俱驰。"驿马是主要的通讯工具。东汉初一度比较重视边境的邮驿建设，汉廷在西部、北部“缮城郭置候驿”，以加快军队文书的传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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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
④《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⑤⑦《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
⑧班固：《东都赋》。
据说有时“日夜兼行四百余里”，可见马的行速相当之快。
东汉时期，边境的军资运输也多用马驴。史云：“驱骡驴，驭宛马，鞭驮骁”①。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马驴自来就是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例如：当时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运道艰险，舟车不通”，曾使“驴马负载”。②建武十二年（36年），为“镇守北边”，杜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③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人起义，夜有流星光照营中，“驴马尽鸣”④。这“营”中的驴马当有不少是作为军运的。后来，曹真伐蜀，杨阜上疏说：“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⑤看来，军中的转运，有不少一部分是以马驴来担负的。
总之，古代的马，在军事上使用很广，除用于组建骑兵外，邮驿、运输等都大量使用马匹。所以，马为“国之大用”，是部队的重要装备。
（二）军马的来源和管理机构
由于骑兵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自秦以来对马匹的积蓄已十分重视。汉武帝即位后，为支撑战局，组建骑兵集团反击匈奴，推行了适应战时需要的马政措施。不仅以国家名义征用民间私马，而且还通过抬高马价、卖爵得马、官马民养等政策刺激吏民养马。后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获取大宛的良马。其时养马、用马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东汉时期的马政与西汉相比，既有沿袭也有变化。当时解决军马的来源有以下几个主要措旋或途径：
其一，继续实行官府养马的政策。光武帝刘秀在河内期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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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上《杜笃传》。
②《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④《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⑤《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二十五《杨阜传》。
曾“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东汉统一全国后，官府的“厩马”、“苑马”仍有不少。不过，当时养马的规模和数量较西汉缩小，且政府时有减省养马的诏令。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②。但根据需要，后来又设有长利、高望、始昌、万岁、汉平等养马苑及“丞华厩”。③这表明官府养马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其二，官府以强制形式征调民间马匹。这在王莽之时已是如此。如天凤六年（公元19年），“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
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公元20年），“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④至东汉时期，官府强行征调马匹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初置X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中平元年（184年），围剿黄巾起义军，又“诏公卿出马”。⑤自东汉“调”的科派产生后，官府不仅向人民调取谷币财物，而且强行调取马匹。“车马衣服，一出于民”。⑥
其三，在对羌胡的战争中缴获一部分马匹。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耿秉与窦固合兵1.4万骑出击车师，“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⑦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马贤领兵进击羌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顺帝永和三年（138年），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烧何种羌，“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又建康元年(144年)，“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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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③见《后汉书》安帝纪、顺帝纪。
④《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⑥《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⑦《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羊二十余万头。”①在战争中缴获敌方马匹的事例，东汉甚多。于此不备一一列举。
此外，在解决国家军队马源的问题上，东汉还通过购买、贡纳等方式。由于广开途径，所以，当时骑兵有足够的马源保障。
有关马的主管部门，前、后汉有些不同，《百官公卿表》云：“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駼、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初置路軨。”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太仆是全国掌管车马的最高长官，它虽然沿袭秦制，但其下属官吏时有不同。西汉武帝时养马最多，也许以上这些属吏或机构皆有，体制也较以前完备。西汉后期因苑厩减省，故成帝时有“罢六厩”的记载。②可见，养马机构往往随着形势和时空的变化而有别，是时置时废的，它有个变化发展过程。
东汉初期，养马机构在西汉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精简。据载：“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③虽然东汉后期，于安帝时在越离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等，顺帝时也设置了“丞华厩”。④但总的来说，东汉的马政机构不像西汉武帝之时那样庞大了。由于马的厩、苑大量并省，故在东汉的太仆之下，属吏不多。
由于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自秦汉以来，有关军马的管理方面已形成制度。据文献及简牍资料，当时明确规定：军马要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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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汉书》卷十《成帝记》建始二年。
③《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④分见《后汉书》本纪。
标记，登记造册，“盗马者，死”；对军马的饲料要按标准配给；军马若有伤亡，当及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国家对军马要进行定期的评比和考核等，这些制度，有的见于秦简、有的见于汉简，虽属秦至西汉的情况，东汉也当不会例外。还值得重视的是，两汉的“相马”技术已经很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相马经》。据说，东汉马援“好骑，善别名马”①。他南征时，“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②当时还有专门的“马医”和治马病的“药方”。这在居延、敦煌汉简中可以找到例证。
四、指挥、传令器具
军队的装备，除了武器、车船和战马之外，还有旌旗、金鼓等指挥传令器具。在古代，旌旗金鼓号称军之“三官”。③它在行军、作战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部队必不可少的装备。
东汉时期的旗帜，其意义和先秦之时完全一样，皆具有聚众和组织师旅的作用。故兵家、将领们对之十分重视。根据记载：
“……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逄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旌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逄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④
章帝建初二年（77年），在对羌人的战斗中，“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马）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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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管子·兵法篇》。
④《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①遂解临洮之围。
上举实例，充分说明旗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得当，便可取得意外的成功。
在当时，部队之所属，人数之多少，将领之级别，皆可在旗帜上得到反映。由于旗帜有助于聚众集兵和主帅指挥作战，故它在军队中受到尊重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