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对后勤的重视
“后勤”是“后方勤务”的简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所谓“储备”、“积贮”、“饷馈”、“委积”、“武备”、“转输”等，都是属于后勤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军队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物质保障。
“后勤”之本义带有“先勤”的意思。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人对后勤本意的集中概括。古代打仗，首先所准备的是粮草、武器。他们自来就把后勤放在先行地位。因此，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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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种意义上说，所谓战争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勤准备。
后勤在军事上的特征，有它的时效性、经济性、科学性和保障性。不论哪个时代二哪个军事统帅，如果忽略了后勤，就必将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战争规模扩大、各种军资消耗量增多，特别是作战对象转移到了西、北边境的羌胡，故当时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后勤思想，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们不仅强调了战争的基础在经济，阐明了粮饷、辎重在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将军屯、委积、给养、转输等后勤建设，提到了显要的议事日程。
后勤的内容和手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正确的决策。东汉的后勤基本上沿袭了西汉制度。为有效地保证后勤补给，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东汉重视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光武帝刘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由于有完富的河内做后盾，有充足的粮甲、马匹等军资支援前线，因而刘秀获得了击败政敌的胜利。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在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由于接受来歙“益选兵马，储积资粮”的建议，“诏于汧积谷六万斛，驴四百头负驮”，大转粮运，②遣兵进入天水。结果，“击破公孙述将领田弇和赵匡。”可见，动员战争后方发展生产，增加积蓄来满足前线军资的需要，是当时解决后勤补给的一大举措。
其二，东汉曾采用各种办法筹措军用粮饷。“粮谷，军之要最。”为保证军粮不乏，当时，除了在战争中“因粮于敌”之外，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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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注引《东观纪》。
主要的是着眼于“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同时在军事重地和京师洛阳兴建大规模的粮仓。如：除原有的敖仓外，在京师有太仓，地方有郡国仓，河西边防还有各种名目的仓。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东汉末年，董卓“筑坞于郧”，“积谷为三十年储”①，便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所有这些，均反映了兵家对粮储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军事屯田。通过士兵的且耕且守，就地筹划军粮的供应。东汉不仅在北部边郡及西域、河湟等地区有军屯，而且在内郡的武当（今湖北十偃市东北）、南阳、顺阳（今河南内乡西南）、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等地，也有军屯，开创了内地军屯的先河。东汉屯田的规模和效益，虽然不及西汉，但它也解决了部分的军粮供应。屯田之制，对后世影响甚大，多为历朝所效法。
此外，东汉为使军需物资得到及时补给，统治者一方面大量组织力量制造车船，发展运输工具；同时还非常重视交通干线的开辟。就陆路交通而言，东汉之初，汉廷曾命王霸、杜茂在北境主持修建“飞狐道”，自代至平城，长达三百余里。③明帝永平六年(63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③安帝延光四年（125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④俟后，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永寿元年（155年），也都对褒斜道进行了局部改造和维修。⑤可知，褒斜道自西汉武帝以来，曾进行了多次开辟。东汉政府开辟这些交通干线，除经济意义之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战争及军资转输的需要。它对巩固边防，加强国内的军事镇压，贯彻政令等，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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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③据《金石萃编》卷五《开通褒斜道石刻》。
④《后汉书》卷六《顺帝记》。
⑤据《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及《右扶风丞李君开通阁道记》。
总之，东汉时期，国家对军事后勤已相当重视。它既沿袭了西汉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为后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二、后勤补给中的粮草供应问题
后勤是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及各种先进技术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总称。后勤补给的范围比较广泛。就汉代来说，大体上它包括武器、车辆、船只、马匹、运输，以及士兵的口粮、副食、被服、装具、医药、军马饲料和军费等等。在这些内容中，有的在前节已做了介绍，有的则困于史料，目前难于详考。下面仅就士兵的衣粮和军马草料等有关给养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士兵衣粮的廪给
士兵的衣服，究竟是由个人自备还是国家供给？看来，东汉的情况和西汉之时一样，皆为官给。“王莽时，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①所谓一仰县官衣食”，就是衣食靠官府供给。东汉沿袭前制，衣服也是官府供给的。如建武十二年（36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駞刑配（杜）茂，镇守北边……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②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郝旦归降后，“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③永平八年（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凡徙者，赐弓弩衣粮。”④诸多史实表明，东汉时代，军士的武备固然官给，而衣服也是由国家供给的。不论“刑徒兵”、“属国兵”皆然。《后汉书·百官志》说：“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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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
④《后汉书》卷二《明帝记》。
令一人……及主织绶杂工。”当时军服的生产，似由各地官府手工作坊承担，成品后，统供调拨于军队各部。所以，军队的服饰才能有统一格式或规格出现。东汉士兵衣服发放的数量问题，困于史文简缺，不如西汉明确，也难于详考，可能为数不会很多。
至于士兵的口粮，东汉时期更是由国家所供给。例如：光武帝时，寇恂在河内，“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大将军从事李固说：“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②这些都是有力的实证。再说，当时各地开展军屯，在军事据点大量兴建粮仓，亦是国家筹备军粮，为解决士兵的口粮问题。在“以农立国”的东汉时期，粮食品种已较丰富，黍、粟、麦、稻等，是当时军队主食的基本构成。
东汉士兵的口粮标准，据李固之言，每人每天“人禀五升”。于此，似乎沿用了西汉旧制。《赵充国传》说：西汉时，“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则平均每人每月用谷为2石6斗6升。按一月30天计算，每人每天用谷8.8升。扣除30%～40%的加工消耗，大约折米5升左右。这和东汉李固的说法极为一致。但汉简中的士兵月粮供应量，有三种不同记录：(1)二石；(2)三石；(3)三石三斗三升少。造成数量如此悬殊，估计与发放口粮时所用的量器有关。因为汉代有“大石”、“小石”之分。可能(1)所记“二石”，属大石；(2)、(3)所记属小石。所谓“三石三斗三升少”的“少”即
“小”。在当时，大石与小石的比率为十比六。即小石1石合大石6斗，故“三石”、“三石三斗三升”，若以大石计，则分别为1石8斗、2石。这比赵充国所说的“二石六斗六升”至少少了6斗6升。这说明，赵充国向汉宣帝上奏的这个统计，是就高不就低的。目的在于向国家多要军粮；而东汉李固说士兵“人禀五升，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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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月谷量2石6斗多，也是偏高的计算，目的在于强调当时出兵日南在转输上的困难。实际情况皆略低于此数。
士兵口粮的发放时间，西汉通常是提前一个月付给。这在居延汉简中多有记录。东汉的情况，虽然未见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或许也当如此。但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吏克扣军粮的情况，亦为常有。如建武十五年（39年），杜凉就曾“坐断兵马禀缣”①。顺帝时，“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所以，每当军队“食尽穷困”时，往往“乃煮铠弩，食其筋革”。②或以“果实为粮”。
（二）军马草料的供应
军马用的草料或饲料，包括粮谷和刍稿，这也是由国家提供的。《汉书·赵充国传》说：“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说明西汉的军马和屯田士一样，其所用的粮谷皆由国家供给，而且为数不少。东汉时期，军队的“驴马之食”，也有用粮谷为饲料的情况，这从前引《李固传》提供的材料可资得到证明。于此可以不必深论。这里仅就刍稿一项，略予介绍。
何谓刍稿？《说支》曰：“刍，刈草也。稿，杆也。杆，禾茎也。”刍与稿有别。刍即牧草，稿即禾杆。刍稿是马、牛的主要饲料。故很早以来，国家便将刍稿列为专项税收，而向编户征课。
刍稿税的征收，在秦至东汉时期，屡见于史册。如《淮南子·汜论训》说：“秦之时……入刍稿，头会箕敛，输于少府。”高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贡禹传》说：“农夫父子……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稿。”③大量史实表明，刍稿税是秦汉时期经常性的一种田租附加税，它和田租同时并征，有时也一同减免。当时国家征收刍稿的目的，主要是“以供国用”，为军用马、牛提供饲料。一般由大司农系统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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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③《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军马刍稿的发放办法，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简牍材料来看，它似乎按月付给。如据秦简《田律》：“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驾车马牛的饲料，过期两个月没有领取或送发的，一概截止，不再领发。这表明秦代是以月为期的。汉代情况同样。如据《居延汉简》333·10号简文：“□出茭千五百束，十一月□。”24·5号简文：“出茭九束，正月甲子以食□□。”也是按月发放的。所谓“茭”也就是“乾刍”。但刍稿的供给标准如何？一匹马、一头牛每月供多少刍稿？困于史文缺如，难于详论。可能因时、因地之不同，而有差别。
军马用的刍稿主要来源于税收，即刍稿税，通常由大司农提供。但在边境地区，因路程遥远，运输困难，每当边塞补给不继之时，动员戍卒或边兵自行“伐茭”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三 军用物资的转输
转输是保障军队粮草、武器等物资供应的先导。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之初，在平击公孙述的战争中，刘秀由于接受来歙的建议，“大转粮运”，有充足的资粮，结果取得胜利。建武二十三年(47年)，在讨伐武陵蛮时，由于刘尚孤军深入，“粮少入远”，转输不继，因而遭到失败。①史实表明，后勤转输的大量工作是前送后运，它平时要保障部队建设的需要，战时要保障夺取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东汉时期，由于长期战争，粮草、武器等各种军用物资需要不断补给，转输任务频繁。例如：“光武追铜马、高胡群贼于冀州，（邓）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②光武初即位时，“军食急乏，（寇）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③特别是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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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
③《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出征，转输任务更为繁重。如建武十二年（36年），汉廷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杜）茂，为镇守北边，“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①顺帝永和二年（1 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傍等反叛，汉廷拟发荆、扬、兖、豫州四万人前往讨伐，“远赴万里”，仅士兵口粮一项，就需“用米六十万斛”。②其转输之烦费，于此可以想见。
军用物资的转输，有很强的时间性。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达到预期的工作效能。如果在一定的时、空里不能按计划完成转输任务，军队就会因缺乏物资基础，而导致战争受挫，甚至失败。因此，为使军需粮草等准时运往预定地点，保证补给，东汉政府曾采取过各种办法组织运输力量。
其一，征调民役转输。徭役是封建政权强迫农民承担的一种无偿劳动。徭役的范围很广。为了战争的需要，东汉征调农民转输军需的徭役很多。章帝建初元年(76年)，杨终上疏说：“自永平以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③后因凉州边郡战急，何敞亦说：“凉州边缘，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弱孤寡，叹息相依。”④至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庞参奏记邓骘说：“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遂乃千里转粮，运给武都西郡。”⑤整个东汉后期，因长期与羌人战争，军用物资需要量大，故造成“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当时农民担负转输的徭役极为沉重，甚至役及妇女。所谓“转输烦费”，“百姓苦役”，⑥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其二，组织“车父卒”、“棹卒”转输。除征调农民服徭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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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④《后汉书》卷四十三《何敞传》。
⑤《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⑥《后汉书》卷十六《邓骘传》。
事军运外，还有“戍卒车父”、“车父卒”等承担转输军需的任务。这种专门从事军运的“车父卒”，居延汉简中多有记录。例如：
“戍卒梁国睢阳第四车父南里马广”。①
“□□等身将车父卒”。②
“长偏赍事并将车父卒董利”。③
从简文中的“车父”，同时又称“戍卒”或“车父卒”来看，这些车父卒的身份当属于兵，是军队中担负转输的兵卒。他们与所谓的“漕卒”、“委输卒”之身份接近。其责职都是负责转输任务。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道，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郡，须毕具乃同时出。”④说明即使是募卒亦得兼事委输屯戍。军队士兵担负转输的情况，东汉继续存在。如征南大将军岑彭与大司马吴汉等，“发南阳武陵、南阳兵与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又骑五千匹会荆门。”⑤这里的所谓“委输棹卒”，即持棹行船之卒，也就是担负委输的水兵。在当时，军运部队，凡车、船一般皆编有序次，为保证指挥调度，带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纪律很严，行程不得有误。
其三，雇佣民力转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舟车制造业发展，东汉之时，在民间拥有相当多车辆和较大的运输能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运输的专业户。因此，每当服役农民及军队自身的转漕不足以解决军资的运输时，国家往往出钱雇佣民力转输。如据记载：“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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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汉简甲乙编》303·6，303·1。
②《居延汉简甲乙编》484·67。
③《居延新简》E．P．T52: 167。
④《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⑤《册府元龟·帝王部·委任》。
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①这史文中的“僦”，是指雇人载运的意思。当时以专营运输业来为生之民户称“僦人”。所谓“僦直”，或“僦钱”，就是雇主付给被雇佣运输者的劳动代价。《九章算术·均输》云：“车载二十五斛，与僦钱一里一钱。”虞诩“雇借庸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可见其运输量之大，亦说明其时军资的转输，有相当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来完成的。
东汉军用粮饷的储备和转输，在组织领导上，中央归大司农总领其事。边防军的粮草供应，除屯田殖谷解决一部分之外，一般由大司农主持，从内地转运到前线。地方军的给养，则由当地郡国长官筹措。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军资转输的费用和损耗是很大的。如明帝永平年间，因北部边境的军需运输，在山地用驴车转运，从冀州入并州，曾想改陆运为水运，由邓训总其事。结果，“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而死者，不可胜算。”②章帝元和三年(86年)，“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因羌寇转盛，“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途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④大量史实说明，当时不仅转运之费多，历程艰苦，而且在转运过程中，还断送了不少人的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四、保障后勤供应的物质基础
后勤保障取决于诸因素。大凡包括国家财政、经济潜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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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②③《后汉书》卷十六《邓训传》。
④《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技水平、民心向背以及政治基础等等。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或因素，后勤就建筑在沙滩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里单就后勤的物质基础做一般说明。
后勤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军队所需的武器、粮饷、装备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依赖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潜力。不然，后勤就成为“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东汉时期，战争频仍，自建武四年至中平五年(28～188年)的160年间，共发生各类战争260次以上，其中尤以对诸羌的长期战争耗费更大。如据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①又云：“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③当时的军费开支，除战争费用外，还有平日的军官俸禄、官兵衣粮、武器装备、军用车船、边防工程建设等费用，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要以一定的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
东汉政权之所以能支付浩大的战争费用，提供后勤保障，首先是与当时的经济潜力分不开。东汉立国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到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的垦田面积已达732.017万顷。民户923.7112万，人口5325.6229万。若加上隐田、隐户，实际情况当接近甚至超过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的最高数字。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战线，发展得尤为迅速。江南地区大规模开发，农耕工具多有改进，农田水利大量兴修，农业基础技术普遍提高。手工业生产也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冶铁、纺织、造纸、漆器、陶瓷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当时的工农业水平，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能够对军队后勤提供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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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尤当提出的是，东汉统治者对军费之积极筹措，也是当时维系战争费用的重要经济支柱。恩格斯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①这里讲到的经济条件，依我们体会，除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等之外，还当包括足够的军事费用。统治者对军费问题自来高度重视。东汉筹措军费的基本途径，沿用西汉旧制，主要是实行“按丁、口征赋”：
算赋——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起征年龄，一般是15岁至56岁，赋额为每人每年120钱。如《汉旧仪》曰：“令民男女，年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
口钱——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起征年龄自元帝以后，通常为7岁至14岁，征课量是每人每年23钱。《论衡·谢短篇》说：“七岁，头钱二十三。”正是。
更赋——由“役”变通而来的，是徭戍的代役钱。到东汉之时，它实际上已成为按丁、口征收的固定赋目。其交纳额为每人每年300钱。
东汉时的算赋、口钱和更赋，是每个编户一般都必须承担的法定常制赋目。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在对羌、胡的战争中，才能支付数十亿、几百亿的巨额军费。除主要按丁、口征赋提供军费消耗外，还有一项，这就是“调”的征课。
“赋”外加“调”，开始于明帝时期，作为赋敛专称的“调”，与军需征发有密切关系。如《刘陶传》说：“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阵”，“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庞参传》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外伤羌虏，内困征赋。”这些事例说明，“调”的征课也已成为东汉解决军费紧张的一大举措。
按丁口征赋和调的科派，尽管为数极大，是解决军费的基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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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0页。
源，但到东汉后期，随着政治败坏及连年战争，消耗巨大，军资短缺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例如：后车骑将军张温，为讨伐边章等人，发幽州乌桓3000突骑，就因“牢禀逋悬”，军资粮饷不继，而“皆畔还本国。，①中平六年，董卓在对汉灵帝上书时也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③
东汉后期为解决军费短缺、军资不足问题，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特殊措施。主要表现在：(1)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如顺帝永和元年（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143年)，“贷王侯国租一岁。"③桓帝延熹年间，由于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于是“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④这种情况不少。故《冯绲传》说：“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2)鼓励私人捐助，向百姓借钱。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⑤此外，还有卖官鬻爵；加重税收，所谓“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⑥这些措施，虽然多少缓解了东汉后期军费的紧缺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于此进一步说明，要保障后勤补给，一定要有雄厚的财力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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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④《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