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汉的决策
章和二年(88年)二月，汉章帝病逝，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幼不能视事，由其母窦皇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虽为女流，却深谙政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欲借光武、明、章三世奠定的雄厚国力，以及北匈奴衰弱之良机，扫灭北匈奴，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
是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率先上书汉廷，请求趁北匈奴连岁天灾、内部大乱之机，“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④。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1)征发南匈奴及新降北匈奴精兵为主力，以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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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1万骑兵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1万骑兵出居延。两军约定于十二月在北单于居地会合。(2)屯屠何单于本人亲率其余军队合1万人，屯驻于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①。(3)请汉廷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率领汉军并力北上。(4)另遣北地、安定太守率军“各屯要害”②，以防不测。各部兵马将于九月集结于黄河一线，待命出征。南单于的奏议正合窦太后之意，但与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相悖，所以汉朝在进行北伐决策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窦太后首先召来耿秉，征求北伐意见。耿秉是东汉对北匈奴“以战去战”战略方针的首倡者，又参加过第一次反击北匈奴的战役，具有很强的运筹决策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指出：“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③耿秉之议深得窦太后赞赏，但遭到尚书宋意的反对。
宋意认为，自汉朝立国以来，多次征伐匈奴，结果都是得不偿失。“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考察鲜卑攻打北匈奴的原因，一是为了掠夺财物，二是贪求朝廷重赏。若听从南匈奴统一北庭，则必使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因此必成新的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④。
耿秉和宋意的意见，在当时汉廷中各具代表性，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耿秉主张“以夷伐夷”，抓住时机，一举消灭北匈奴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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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④《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
力；宋意则主张保持“夷虏相攻”态势，使南、北匈奴、鲜卑、乌桓等互相牵制，而汉朝坐收渔翁之利。窦太后经慎重抉择，决定先按耿秉之议，发兵征讨北匈奴，彻底摧毁其侵扰势力；然后再依宋意的主张，扶植北匈奴傀儡单于，保持南、北匈奴对峙局面，以利分而治之。窦太后定下决策后，立即着手物色统兵将帅。恰
逢其兄窦宪因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而获罪被囚，且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死罪，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征西将军，统帅北伐大军。临行时，三公九卿又纷纷进谏，反对北伐，但窦太后不予理睬。
东汉这次北伐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明确进攻目标。为此，东汉政府决定，首次投入宿卫京师的北军五校尉所领精锐部队，及黎阳营、雍营，以增强汉军的作战能力。另调发缘边12郡骑士和南匈奴、乌桓、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军队，协同作战。攻击的目标是涿邪山地区。其次更加重视联合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汉朝在进行作战策划时，决定大量投入以南匈奴军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约占汉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配备在各路大军之中。
（三）作战经过和结果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六月，东汉三路大军按部署集结完毕，开始北征。
窦宪、耿秉率8000骑兵，会同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所率1万骑兵，出朔方郡鸡鹿塞（今内蒙古磴。西北）；屯屠何单于率南匈奴1万多骑兵，出五原郡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南）；度辽将军邓鸿率缘边义从（志愿从军者）及羌胡骑兵8000人，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的1万骑兵，出五原郡稠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三路军队共4.6万人，长驱北进，会师于涿邪山。窦宪获悉北单于屯驻在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尔连察汗岭西北），乃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1万多精锐骑兵作前锋，窦宪、耿秉等统帅大军作后应，向稽落山挺进。汉前锋部队行至稽落山，立即与北单于主力部队展开激战，“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①。汉军乘胜追击，直至私渠比辊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泊）。此役共消灭北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俘获生。甚众，马牛羊驼100余万头。在汉军沉重打击下，北匈奴再度分裂，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81部20多万人先后降汉。窦宪、耿秉出塞3000多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作铭，记颂汉朝的丰功和威德。然后班师凯旋。
在撤离燕然山时，窦宪遵照东汉政府确定的对北匈奴“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的方针，派出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财物，前去招降北单于，并遣大军紧随其后以作威慑：此时北单于已率残部西逃，吴汜、梁讽跟踪追寻，沿途又招降了1万多人，抵达西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杜格尔湖）时终于赶上了北单于。吴汜、梁讽向北单于宣明汉朝威德，并赐以金帛等物，北单于感恩戴德，叩头拜受，表示愿意效仿呼韩邪单于，保国安民，臣服汉朝。随后率领部众与吴汜、梁讽一同东还。行至私渠比鞔海，得知汉军已撤回塞内，北单于乃遣其弟右温禺鞮王携贡物随梁讽入侍汉朝。
窦宪初征北匈奴，打垮了北单于的主力，取得了稽落山之战的重大胜利。这一震撼人心的喜讯传到京师后，窦太后不仅赦免了窦宪的罪，还遣使持节至五原郡，加封他为大将军。
四、金微山之战和北匈奴的灭亡
（参见附图5）
（一）汉军乘虚出塞五千里
北单于遣弟入侍而不亲自来朝，引起窦宪的不满，他一面奏请朝廷遣还北单于侍弟，一面积极准备再次出击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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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
永元二年（90年）五月，窦宪遣副校尉阎盘率2000多骑兵，袭破屯驻于伊吾卢城的匈奴军，重新控制了伊吾卢地区，车师前、后王均遣子入侍。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基本被清除。七月，汉朝任命侍中邓叠代耿秉行征西将军事，协助窦宪进屯凉州。九月，北单于遣使称臣，并欲亲自入汉朝见。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出塞迎接。与此同时，南单于再次请灭北匈奴的上书获准，窦宪乃暗遣汉将与左谷蠡王师子率锐骑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乃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兵分两路向北单于庭袭去。左路绕西海迂回至河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湖西南）北；右路沿匈奴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拜达里格河）北上，绕天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脉），南渡甘微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河）。两军于河云北会合，乘夜包围北单于庭。“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①，连其阏氏（单于妻，犹言皇后）、玉玺都未及带走。此役，汉军共歼敌8000人，俘虏数千人。
河云北之战后，窦宪欲趁北匈奴微弱，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北单于残余势力。遂于永元三年（91年）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800精骑，由居延塞出发，直奔北单于驻地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破北匈奴军，歼其名王以下5000余人，缴获珍宝财畜无数。北单于偕数骑“遁走乌孙”②，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
金微山之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汉朝出师以来最远的一次征战。此役，汉军针对北匈奴飘忽不定、行动快速的特点，以少量精骑远程奔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终使延续几百年的汉匈战争得以结束。
（二）北匈奴的灭亡
金微山之战后，北单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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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
右温禺鞮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停驻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遣使入塞请降。汉朝采纳大将军窦宪的建议，同意立於除鞮为北单于，并于永元四年（92年）正月，派耿夔前往蒲类海，正式向於除鞮授单于玺绶，同时遣中郎将任尚屯驻伊吾卢城，持节护卫北单于，一切待遇与南单于相同。至此，东汉政府实现了既征服北匈奴，又保留北单于傀儡政权，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意图。
在是否再立北单于问题上，东汉政府内部一直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当初曾极力谏阻征讨北匈奴的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这时又坚决反对再立北单于，而建议让南匈奴回归大漠。与其相反，窦宪、耿秉等主战人物却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这次征战前与战后的形势。战前，北匈奴虽已衰弱，但西域某些战略要地如天山地区尚在其手，班超正在西域奋战，不乘其弱而彻底征服它，日久必又成为祸患；而战后，北匈奴已土崩瓦解，虽留北单于名号而无其实，且有利于分而治之。若照袁安等人之议，让日益强大的南匈奴返回大漠，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因此，窦宪、耿秉等人极力主张再立北单于，而新立北单于於除鞬也把窦、耿二人看作自己的靠山。但是，正当中郎将任尚准备奉命护卫北单于迁回漠北时，窦宪获罪被诛，耿秉也已去世。北单于失去依靠，恐遭不测，便于永元五年（93年）九月，擅自率众叛汉北返。东汉遣将兵长史王辅率千余骑兵与任尚共同追去，用计诱骗北单于返回，然后突然袭击，将北单于诛杀，全歼其部众。北匈奴由此灭亡。
此后，北匈奴部众因失去政治统领中心而四分五裂，各自离散。金微山之战后遁往乌孙的北单于，率领一部分北匈奴人踏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残留在漠北的北匈奴人，大部分融入了逐渐西移并占据原北匈奴地区的鲜卑族；少部分在4～5世纪时被柔然族吞并。曾长期驻牧于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呼衍王部，仍经常出没于西域北道，经60余年后才不明去向。投降汉朝的北匈奴人，曾发生过20余万人拥立南匈奴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并叛汉北归的事件，但经东汉和鲜卑多次打击后，逢侯又重归汉朝。总之，北匈奴灭亡后，虽然仍有少数匈奴人（包括南匈奴叛汉者）在边境地区骚扰，但对东汉王朝已构成不了威胁。
（三）汉、匈胜败原因分析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内民族战争。由于北匈奴贵族无休止地骚扰和掠夺，使东汉北疆长期处于兵灾困扰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东汉政府为消除边患作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采用和亲政策，同意边境合市以及加固边塞防务等等，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北匈奴的南扰。
迄至明帝、和帝时，东汉王朝利用日益增强的国力，采取“以战去战”方针，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大举北伐，终将北匈奴彻底击垮。由于这场战争对于制止北匈奴贵族南下掠夺，平息北边战乱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得到了包括南匈奴、乌桓、鲜卑乃至西域诸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东汉战胜北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汉、匈双方国力看，东汉占有明显优势。自古以来，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东汉初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治国方针，致力于休养生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①，因而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至明帝永平十六年第一次北击匈奴时，已经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条件，使战争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了战争的顺利展开和最后胜利。而北匈奴始终政局动荡，民心不安，部民成批地投向东汉，势力一再削弱，加上漠北连年遭旱蝗天灾，经济大受破坏，国力更加衰弱。“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就此而言，北匈奴无论是政治抑或经济，均无法与国力强大的汉朝相抗衡。
第三，东汉战略、策略的正确。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很早就把准备对匈战争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予以高度重视，除在政治、经济上为战争创造必要条件外，军事上也作了充分准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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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4页。
是不断加固边防工事，于缘边要塞“筑亭候，修烽火”，增兵列守。二是大量遣送弛刑徒屯戍边塞，充实边防力量。永平八年(65年)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①。明帝以降，类似诏书时时颁发，成为东汉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三是有目的、有步骤地对南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进行争取和联合。这项策略的成功，不仅增强了汉军的防御反击力量，分化瓦解和孤立了北匈奴，而且为实现更深远的战略意图提供了可能。北匈奴的作战特点是飘忽不定、行动快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②，适应在荒漠、草原、山地进行骑兵战。建武九年《33年），刘秀曾遣大司马吴汉率5万汉军出击匈奴及卢芳，却经年无功；建武二十一年(45年)，马援亦曾率3000精骑出击匈奴、乌桓和鲜卑，结果连踪影都未见着。说明汉军对匈奴骑兵的作战特点不甚适应。由于南匈奴、乌桓、鲜卑具有与北匈奴相同的作战特点，所以汉朝对他们争取、联合的成功，实际上为汉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它既弥补了汉军习惯于防御战法，而缺乏运用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机动作战经验的不足，又使汉朝先进的治军、作战思想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少数民族军队的作战长处揉为一体，从而大大提高了汉军的作战能力，使汉军在对匈战争中占有明显的战略优势。也正因如此，汉军才敢于并能够深入大漠，穷追猛打，歼灭北匈奴主力。以上战略、策略的成功运用，是汉军夺取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东汉作战策划周详，战术运用得当。东汉两次北伐都经过了慎密、周详的战前策划，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明帝和窦太后，也都能认真听取和采纳正确的建议，抓住最佳时机，果断决策，并依靠集体的智慧，定谋设计，作好战争准备。窦固、窦宪、耿秉、耿夔、耿恭等统兵将帅，也皆熟知边情，能征善战，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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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争进程中，表现出了积极进攻、大胆决断、灵活多变的指挥特点。如天山之战，先破呼衍王部，夺伊吾卢城，再兵临车师；先取车师后王部，再迫令前王部主动投降，体现了逐个击破的作战特点。稽落山之战，针对北单于势力衰弱、害怕决战的情况，抓住有利战机，先用精锐骑兵袭破其主力，然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河云北之战，利用南匈奴骑兵吃苦耐劳、熟悉地形的长处，远途行军，轻装疾进，分路包抄，乘夜袭击，使北单于措手不及。而金微山之战，又充分发挥了骑兵部队快速强大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远程奔袭，出其不意地伞歼北单于军。在这些战役中，汉军始终能掌握主动权，环环紧扣，挥洒有序，使敌军毫无喘息之机，足见汉军将帅指挥艺术的精妙和战术运用的熟练。这也是汉军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匈奴所以在战争中失败，除了前述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主要是对东汉王朝的备战情况以及作战特点的改变，似乎毫无觉察，汉军第一次北征时尚能采取快速回避战术，保全主力；而面对汉军第二次出击，则全无应战对策，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步，加上其兵力分散，各部之间无法配合，因此在汉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以全军崩溃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