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溪之战
东汉时期，把分布在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笼统地称为南“蛮”，其中居住于武陵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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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注引《广州记》；参阅《水经注》卷三十八《温水注》。
湖南常德市）的被称为武陵“蛮”。武陵地区与中原王朝联系比较早，战国后期即正式设郡。史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①因这一地区开发较早，故其社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东汉初期，在南方诸蛮中，武陵五溪“蛮”势力最为强大，一些部落首领开始利用东汉政权尚不稳固之机，不遵汉法，甚至公开举兵反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十二月，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等率众反汉，凭借武陵地区复杂险要的地形，大举攻掠附近郡县，郡县兵力难以抵挡，纷纷向京城告急。刘秀决定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前去镇压。
刘尚，生平不详，从其多次受命出征情况及其官职来看，是光武年间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建武十九年(43年)九月，西南夷反汉，寇略益州郡，太守繁胜败逃。刘尚率军1.3万人出击西南夷，屡战屡胜，至建武二十一年(45年)正月，平息叛乱。其间，越巂（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太守任贵谋反，刘尚分兵一部奇袭任贵，于建武十九年十二月一举将其诛灭。二十三年正月，又率军1万余人平灭了南郡（今湖北江陵县）“蛮”的叛乱。可见刘秀之所以选择刘尚担任征讨五溪“蛮”汉军的主帅，是有所考虑的，一是他近来战绩颇佳，二是对蛮夷作战颇有经验。然而，这次刘秀失算了。
刘尚刚平定南郡“蛮”叛乱，正踌躇满志，受令后，马不停蹄，立即调发南郡、长沙、武陵三郡兵共1万多人，由南郡出发，沿长江而下，至洞庭湖，再溯沅水（今湖南沅江）直入武溪（沅江支流，在今湖南泸溪县），试图对五溪“蛮”军实施突然袭击。相单程见汉军大举来攻，乃采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策略，不与汉军交锋。刘尚大意轻敌，挥军长驱直入，步入险境，“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②，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五溪“蛮”军见汉军受阻，即遣探马侦察汉军情况，得知刘尚军轻兵远袭，欲求速胜，故粮草不多，又不熟悉道路地形。于是分兵扼守险要之处，围困直至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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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垮汉军。果然，“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①。汉军首次出征以全军覆亡告终。刘尚被围时，刘秀曾“诏使（宗）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②，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待其赶到时，汉军已经覆没。
武溪之战，汉军主要犯了两个错误：在决策上，对五溪“蛮”军的力量及其“屯聚守险”、伺机出击的作战特点估计不足；在指挥上，刘尚急于求成，冒险深入，结果迷路、缺粮，堕入敌军圈套，最终招致失败。
二、临乡之战
五溪“蛮”军大败汉军后，势力更盛。建武二十四年(48年)七月，相单程等率众攻占武陵郡治所临沅（今湖南常德市）。汉廷派谒者李嵩、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太守马成率兵进剿，又作战失利。汉军的接连受挫，使刘秀深感不安。消息传到伏波将军府中，年已62岁的老将马援再次向刘秀请求带兵南征。刘秀顾念他年事已高，不便让他再为征战之事而操劳，但早已立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③的马援，坚决要求前往。刘秀被其忠心所感动，又见他在试骑战马时，上下矫捷，来回奔驰，威风不减当年，于是立即任命马援为汉军主帅，与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统率12郡募士及刑徒兵共4万多人，征讨五溪“蛮”。
马援针对敌军占有天时地利之优势，吸取刘尚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以优势兵力将其各个击破。所以，当大军距离武陵郡尚远时，便下令在下隽县（今湖北通城西北）驻扎，研究作战方案。当时五溪“蛮”叛军主力仍盘踞在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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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按：据考证，宋为宗之误，详见《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胡三省注。
③《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一带，而从下隽进入这一地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按原刘尚军走过的路线，由沅水而入武溪。这条路比较近，但必须经过壶头山（今湖南沅陵县东），此地山高水险，地形复杂，有五溪“蛮”重兵把守，要通过这里困难较大。另一条路是沿澧水而上至充县（今湖南桑植县），再南下武溪。这条路平坦、安全，但却绕了个大弯。因而在出征之前，刘秀就犹豫不决，没作出决定，当汉军到达下隽时，马援又召集众将商议对策，中郎将耿舒欲图安全，极力主张走充县之远路。马援则认为这样既花时间又费粮草，不如抄近路，袭击并夺取壶头山，扼住五溪“蛮”军的咽喉，使敌不攻自破。从壶头山的地理位置看，即使五溪“蛮”军继续顽抗，只要汉军控制此地，则进可攻，退可守，从战略上争取主动。马援把两种意见上报朝廷，刘秀赞同马援之策，于是汉军立刻行动，渡洞庭湖进入沅水。
建武二十五年（49年）二月，汉军抵达临乡（临沅县城郊），正碰上五溪“蛮”军进攻临沅县城，马援立即指挥汉军投入战斗，大败五溪“蛮”军，斩获2000多人，其余敌军逃入深林之中。这是一次遭遇战，汉军既未料到“贼无故自致”①，五溪“蛮”军更没想到会突遇东汉大军。马援抓住战机，以优势兵力对敌军发起突然攻击，使其措手不及，迅速溃败。
临沅县乃武陵郡郡治所在地，它之所以常遭五溪“蛮”军的袭击，是因为自临沅县西至壶头山无一屏障，五溪“蛮”军可以畅通无阻地直奔临沅。所以，临乡之战后，马援一面让部队休整，一面组织民力，在临沅县西南建筑了一座新的县城——沅南，并于次年汉廷正式批准设县②。
三、壶头之战和武陵“蛮”的降附
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汉军乘船逆水进入壶（或作“胡”）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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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参阅《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地区。在这里，汉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首先是沅水穿山而过，水流湍急，舟船无法行驶。据记载，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圆三百里，山下水际……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①，而五溪“蛮”军又据高守险，因此汉军处境不利。其次，天气逐渐炎热，瘴疫在汉军中流行，许多士兵染病而死，马援亦身患重病。险恶的气候、环境使汉军困在山下岸边，难以动弹。为躲避炎热，休整军队，马援下令凿穿山壁，以洞代房，就地坚守。这样，汉军与五溪“蛮”军互相对峙，汉军一时无法攻上去，五溪“蛮”军也不敢攻下来，双方形成僵局。
马援虽身患重病，仍坚持履行职责，每当听到五溪“蛮”军的动静，就不顾危险前去观察敌情。其行为使将士们深为感动，“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②。但耿舒因马援未用其策而耿耿于怀，趁汉军遇阻之时写信给其兄耿弇，先把他曾建议的从充县进军可能带来的胜利前景描绘了一番，然后说：如今兵困壶头，疾病流行，损失惨重。马援用兵就像西域商人，每到一处就停止前进，以致丧失战机③。耿弇收到书信后，立即上奏刘秀。刘秀便派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奔壶头，担任监军，并责问马援。然而，当梁松到达时，马援已经病逝。
马援去世时，汉军虽然还停滞在壶头，但补给线路仍牢牢控制在手中，所以汉军未垮，五溪“蛮”军却先因饥困而坚持不住，士兵中多有降汉之意。因马援去世，汉军失去主帅，眼前如何打算，诸将无有良策。这时，谒者宗均挺身而出，愿代行主将之职。宗均自援救刘尚未成后，被刘秀任命为马援的监军，一同进军壶头。他15岁为郎官，“好经书”，“通《诗》、《礼》，善论难”④，对刘秀“以柔道行之”的统治思想深有领会。因此，他在与众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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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
②《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参阅《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④《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议对策时，大胆地提出了伪造皇帝诏令，招降五溪“蛮”军的想法。众将大惊失色，“皆伏地莫敢应”①。但宗均认为“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②。于是矫制调令伏波将军司马吕种为沅陵（今湖南沅陵县南）县长，让他奉假诏书前往五溪“蛮”军营，宣明汉朝恩信，同时派大军紧随其后。五溪“蛮”军已因饥困而军心涣散，见吕种独入军营，更感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③。于是宗均率军进入五溪“蛮”军营，将其士兵遣回本乡，重新整顿县级机构，充实各级官吏，然后班帅回京。
壶头之战，从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至十月，交战双方相持半年以上，最后以汉军招降五溪“蛮”军而告终，对东汉王朝来说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一战自然不可抹杀马援的功绩，他果断决策，进军壶头，抓住敌军主力不放，将其牵制在壶头山上；他指挥得当，攻一处巩固一处，保证后方供给线路的畅通，使汉军困而不败，反将敌军拖垮。这为宗均实行招抚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宗均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改变策略，对饥困绝望之敌进行招降，从而兵不血刃而达到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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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