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6）
一、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起因和平襄之战
东汉建国以后，西北地区的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当时，全国范围内遍布各色武装集团，除了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以外，还有不少地主武装。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西北地区拥兵割据者主要有三支，分别是卢芳、窦融和隗嚣。他们的割据有一共同特点，即利用当地少数民族部民为兵。
三水豪杰拥卢芳起兵之时，曾“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后在匈奴单于的支持下，立为“汉帝”，都九原县，“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被东汉击败，“亡入匈奴”，后请降，旋复反叛出塞，病死于匈奴①。窦融“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②。他在河西的武装割据历时5年，后在东汉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归顺。至于隗嚣，在更始之时，就趁先零羌封何诸种反叛王莽统治之机，“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③，扩张势力，至东汉初年，已是“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④，负隅顽抗了十载之久。直到东汉建武十年（34年），隗氏之势力才基本被平定。然而，“隗嚣灭后，陇右不安”⑤。主要是原来隗嚣“因抚集以为强”的西羌部众，并不屈服于东汉军队的征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⑥。因此，在东汉初年，即有来歙率盖延、刘尚和马援进击羌人于金城等地的大规模汉羌战争的爆发。尽管这只是东汉初统一战争在陇右等地区的延展，却也为后来汉羌间形成长期的战争状态留下了伏线。
对于陇右统一的问题，东汉在平定隗氏势力之后，曾一度采纳班彪的建议，在凉州复置护羌校尉，准备对凉州诸羌采取剿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为此，光武帝命降将牛邯为护羌校尉。随来歙大军赴平羌前线。牛邯，“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⑦，是个十分熟悉边情，且为羌人所信服的人物。起用牛邯为护羌尉，
是企图借其在西羌酋豪中的影响，迅速平定陇右地区。然而，牛邯就职后不久即死去，“及邯卒而职省”⑧，护羌校尉一职暂罢，表明东汉朝廷在对待西羌的问题上，从剿抚并用转变为全力攻剿的战略方针。从建武十年至十三年（34～37年），东汉军先后平定金城、陇西的先零羌和武都的参狼羌，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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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
②③《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④《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⑤《后汉书》卷七十七《樊晔传》。
⑥《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⑦《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⑧《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东汉初年，汉廷战胜西羌后，在陇右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使降羌与汉民杂处共居，并大量迁徙降羌于内地。与此同时，东汉又重新设立了护羌校尉。与西汉金城属国护羌校尉不同的是，东汉此时所设护羌校尉，专领兵一营驻扎在金城，主要用武力来威慑塞内外诸羌。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数代之后，族类藩息”①。他们与汉族劳动人民友好共居，却遭到东汉护羌校尉及郡县官吏的奴役和镇压，汉族豪强对他们更是百般欺榨。据载，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③。居于郡县的羌人，由于不甘于汉廷的奴役和压迫，故从东汉初年起，就常常发动反抗东汉政权的斗争。班彪曾上书光武帝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③可见，东汉前期，朝廷在陇右的郡县统治并不巩固，羌人不断起事，塞内外诸羌部落遥相呼应，群起反叛。在此形势下，东汉护羌校尉，金城、陇西、汉阳、武威、酒泉等郡县的太守、令、长，时时处于戒备之中，或威逼以武力，或离间于羌胡，采取各种手段，将此起彼伏的羌人反抗斗争一一镇压下去。
然而，由于东汉在西羌地区的统治方式和残酷奴役、压榨羌人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羌人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酝酿、发展之中。
羌人首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武装斗争，发生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元初五年（118年）。
这次战争的爆发，其直接原因是东汉强征羌人通西域。西域自和帝永元初年窦宪大破匈奴以后，以班超为都护，驾驭属国，开拓疆域，“至于海濒四万里外”④，经营规模盛于空前。但是，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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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死后，邓太后专权，西域诸国便趁汉廷主少国疑之际，又纷纷反叛，“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①，以致西域与汉廷“道路隔塞、檄书不通”。此时，汉廷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②是年六月，汉廷决定暂罢西域都护，并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前往西域，将西域都护段禧及梁慬、赵博以及在伊吾卢和柳中屯田的吏士撤回。然而，王弘军行至陇右，却强令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千骑随军前往西域。羌人平时对官吏豪右的徭役负担已经相当沉重，难以承受，及此又被征远戍，且骑马须由自备，于是皆“惧远屯不还”③，怨声载道，而王弘及各地行政长官“迫促发遣”④，逼令羌人上路。队伍行到酒泉，羌骑多所逃散。汉廷竟命各郡出兵堵截，甚至将羌人行居之庐落予以拆毁。这一不明智的举措，使得本已惶恐不安的羌人更为惊惧。“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⑤。“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⑥。第一次大规模汉羌战争随之爆发。
这次羌人的反抗战争，虽属自发性质，并无准备和统一的领导。但是，战争进程迅速，来势猛烈。据《徙戎论》称：“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履没将守，屠破城邑。”⑦参加反抗战争的羌人散在各地，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在凉州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尽管羌人手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兵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搪。或执铜镜以象兵”，然而，备郡县守令皆“畏懦不能制”⑧。羌人反抗的战火迅即蔓延至整个陇右地区。
迅猛发展的羌人武装反抗斗争，极大地震撼了东汉王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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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③④⑤⑥⑧《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勒姐羌和当煎羌当时居金城郡；麻双为安定郡烧当羌首领；先零羌和钟羌则分布在陇西郡境内。
⑦《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地方政权和边防兵无法遏制羌人武装反抗的情况下，汉廷遂组织中央军和调集郡国兵，前往陇右增援，企图以强大的野战兵团剿灭武装反抗的羌人。是年冬，汉廷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北军五校尉营西征，并命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诸郡合兵5万人，于汉阳集结屯守，以屏蔽羌人，捍卫三辅。与此同时，“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①。采取分化、瓦解、涣散众羌的策略，作为配合进剿的措施。
当时，汉、羌战争双方的态势是：羌人的主力是陇西郡的先零和钟羌。先零羌自汉初就盘踞在从襄武五溪聚（今甘肃陇西县西）至狄道、安故（今甘肃临洮南）的丘陵山区，亦称作“五溪羌”，实力颇强。史载：“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②钟羌分布于先零羌以南，“种（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今甘肃岷县境）”③。羌人的武装反抗爆发后，先零羌、钟羌就在陇西，南北相依，互为犄角之势，切断了关中通往西域的陇道，此时，汉军由邓骘、任尚率五营抵汉阳冀县（今甘肃武山东），已与陇西羌人形成正面战线。然而，募集之诸郡兵未能及时抵达汉阳前线助阵，北军五营虽为汉廷精锐之师，但毕竟成为深入羌中的一支孤军。而且，汉廷中央军不熟悉当地环境，面对强大的先零羌和钟羌，显然处于被动的劣势。永初二年(108年)春正月，钟羌首先发起攻击，以数千人之众突袭邓骘军于冀西，一举将其击溃，杀死汉军1000余人，打乱了汉军的战略部署。
其时，正值梁慬率西域屯军在回师途中，行至敦煌，汉廷宣诏，命梁慬留兵于当地，以便从西线牵制凉州反抗的诸羌武装，支持东线的邓骘大军。梁慬兵至张掖时，“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杀略吏人”④，梁慬遂趁羌人不备，大破诸羌，并乘胜追至昭武，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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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③《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
④《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军溃散逃亡，梁慬军继续东行，一路上击杀诸羌近万人，至姑臧（今甘肃武威），迫使羌人300余位首领投降①，凉州河西四郡羌人失利。在河东诸郡，羌人武装反抗的烽火仍在蔓延，在羌人武装的沉重打击下，东汉地方政权纷纷垮台。《后汉书·五行志二》载：“其后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可见凉州地方官在当地根本无法立足。
邓骘并不甘心失败，等待时机纠集兵力准备反击。永初二年（108年）冬，汉廷募集的诸郡兵陆续抵达汉阳，邓骘命副将任尚和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出击，与先零羌首领滇零所率的羌军数万人，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展开激战，英勇顽强的羌人将汉军击溃，歼灭其8000余人，任尚军大败。
平襄之战是一次重大战役，它首次以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西汉以来，汉羌之间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如，武帝时有李息、徐自为的平羌之役；宣帝时有赵充国出征击西羌；元帝时有冯奉世讨平彡姐等七种羌人。东汉与西羌的战争更多，较著名的如“永平元年(58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置三辅”②。和帝永元九年（97年）秋，遣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3万人，镇压寇略陇西的迷唐羌众，等等，这些战争皆以汉军的胜利而告终。而永初初年羌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汉廷调派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出击，却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惨败。如果说邓骘军与羌人在冀西之战，还只是汉军整个军事行动的前哨战，那么，在诸郡兵集结于汉阳地区以后，平襄之战，汉军就带有战略性的失败。晋代江统追述这次战役时说：“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可见汉军败绩，影响至深。平襄之战以后，这次羌人的大规模武装反抗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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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二）羌人的大举进攻和汉军的防御策略
平襄之战以后，汉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羌众遂大盛，朝廷不能制”①。整个战局是羌人由对外线的防御作战，转变为内线的大举进攻，汉廷由派兵征剿，被迫转变为分头应付，整个战争形势于东汉极为不利。
陇西、汉阳当东西要道，是官军必争之地。为了避免与东汉主力正面作战，先零羌在取得平襄之战的胜利之后，由首领滇零
率领，主动向汉军控制薄弱的地区挺进，从陇西转战至北地，并以北地富平（郡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为中心，建立起根据地。滇零自称“天子”，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反抗东汉统治的羌人政权，并以此号召西北诸羌联合抗击汉廷官军。
滇零在北地招集武都郡的参狼羌和上郡、西河的羌胡共同参加武装反抗，将战火扩展至并州和益州，从东、南两路攻击汉朝。东路，以“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②。其势迅疾，很快就到达武功（今陕西扶风东南）和美阳（今陕西扶风东）之间③，直逼汉室皇家陵园。南路，武都参狼羌攻入益州，杀死了汉中太守董炳，可见，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滇零以北地为主要根据地，联合东、南羌胡夹击官军的战略举措是十分成功的。首先，他避实击虚，不从汉军防守严密的三辅西线直入关中腹地，而改走凉州北部，突入并州，再由北而南，很顺利地攻入了三辅地区，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主动权。其次，参狼羌在南部的进攻，又从汉中威胁到关中之后背，有力地配合了北部羌胡的军事行动，使东汉处于腹背受敌，防不及防。其三，东路诸羌除了南下直逼三辅之外，还分兵向河北等地发展④，以运动战的形式四处歼敌，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使东汉统治集团惊慌失措。
在以滇零为首的众羌武装的打击之下，西凉地区社会一片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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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安帝永初二年。
③《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东犯赵、魏。”
乱，“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①。为阻止羌人东进的邓骘大军，在遭到惨败之后，已失去了继续驻守于汉阳的必要，况且，在后勤保障上也无力支持大军的供给。于是，汉廷接受庞参的建议，下诏邓骘班师，留任尚仍然屯驻汉阳，以节制诸郡兵马。根据庞参的建议，任尚留屯汉阳的主要任务是：“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红。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②由此可知，汉廷对羌人的战略，已由积极进攻，转变为收缩战线，屯兵驻守，待机反攻，其目的在于确保三辅陵园。故梁慬军在凉州西部作战取得胜利之后，也已奉诏屯兵金城，但得知羌军进击三辅地区时，便立即率军增援三辅汉军。转战于武功、美阳之间。数战数胜，羌军遭受挫折，才从这一带稍稍退散。
然而，三辅地区的羌众势力仍然不小，永初三年（109年）春，汉廷再遣骑都尉任仁督率诸郡屯兵支援三辅汉军作战，可是，“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③。与此同时，在滇零号召之下，当煎、勒姐二羌攻克金城郡破羌县，钟羌则攻克了陇西郡临洮县，并活捉了东汉专门镇压西羌人民的陇西南部都尉。永初四年(110年)，羌军又大力进攻汉中郡褒中县（在今陕西西北），杀死新任汉中太守郑勤及其所领官兵3000余人。五年(111年)春，滇零使羌兵由冯翊渡过黄河，进攻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转至上党（治今山西长子西南）、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二郡，直接威胁到赵国（治今河北邯郸）、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其锋芒直指东汉国都洛阳。
从上所述，自永初元年凉州西羌武装反抗斗争爆发至永元五年，前后短短5年的时间，以先零羌滇零为代表的羌军，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不仅攻克郡县，重创东汉官军，而且，在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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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郡境内还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其势力遍及西北广大地区：北面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4郡，东面至河东、上党、河内3郡，西面有陇西、汉阳2郡和金城郡之东部，南面则至汉中郡的西部以及武都郡、阴平道和蜀郡的北部。如此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汉族政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为数不多的。这对后来西北地区连续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期间，东汉统治集团继续在凉州一带实行收缩战线的策略。首先，在永初四年初，汉廷鉴于驻扎在汉阳的“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今陕西凤翔西南），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①。此前，已任命极力主张收缩战线东撤的庞参为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②，东汉战略防御的重心便进一步移至三辅地区。其次，在同年，又因金城郡完全失控，而将郡治移至陇西的襄武（今甘肃陇西）。护羌校尉营也不得不从金城徙至张掖③。骑都尉任仁累战累败，而对于其部又放纵掳掠，本已闾阎攘扰的三辅之地，就愈发人心惶惶，骚动不宁。为此，汉廷“槛车征（任仁）诣廷尉诏狱死”④。五年春，又以“任尚坐无功征免”⑤，希图借此调整兵力部署，督迫汉军将士用力作战。
但是，东汉的军事策略似乎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当羌人武装向河东、河内发起进攻之时，屯驻于三辅地区的汉军并未能予以有力的阻截，结果，造成河东和河内二郡“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⑥。这样，羌军兵锋直逼东汉统治中心洛阳。情急之中，汉廷被迫于洛阳外围，再次筑起新的防线，调遣北军中候朱宠率京师五营吏卒出屯孟津（今河南偃师北黄河渡口，孟县西南），以阻止羌人南渡黄河，拱卫京师；接着，又诏令魏郡、赵国、常山国（治今河北元氏西北）、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等地，迅速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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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防御工事，建起坞候616所①，以防羌人从河东、河内北入冀州，同时防止并州羌兵东进。此时，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已发展到最高潮，东汉政权岌岌可危。
在如火如荼的羌人武装反抗斗争中，东汉统治者处处被动挨打，损兵失地，无计可施。于是，朝中大臣对于平定“羌乱”的策略和凉州的弃、守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永初四年（110年），谒者庞参上书邓骘，认为，连年的汉羌战争使朝廷兵费日广，加上持续几年的天灾，农业歉收，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持旷日持久的军费开支。而长途跋涉将军粮、草料转输至陇右，更增加了无数百姓的赋调。沉重的军费负担又主要落在三辅等较为富庶的地区。这样战争的结果是，“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②。为此，庞参重弹放弃西北边郡的老调，主张“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③。庞参这一建议，得到了以邓骘为首的一班朝廷公卿的赞同。
另一群官员则仍然主张坚守凉州。当时太尉郎中虞诩极力陈说放弃凉州是错误的决策，他指出不应放弃凉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凉州是国家版土，乃先帝开拓的疆域，不能轻易地弃之于化外；第二，如果放弃了凉州，三辅则成了边塞地区，皇室陵园便暴露于外，于社稷显然有害而无利；第三，凉州吏民多骁勇善战，冲锋陷阵，父死子继。民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自凉州，因为他们是汉朝的臣属，所以羌胡畏惮，进入三辅地区尚有后顾之忧。倘若舍弃了凉州，便失去当地军民之心，反生怨望。假使有豪杰“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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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③《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①。虞诩陈说利害的最后一条，实是汉廷统治的根本所在，故廷议辩论，原赞同庞参建议的大臣，又转而支持不放弃凉州的主张。因此，朝廷遂下决心平定“羌叛”，收复凉州。在虞诩建议之下，为巩固凉州民心，东汉采取了“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的措施，其目的在于“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②，以此表示朝廷仍坚持东西两线作战，决不放弃凉州的战略意图。
永初五年（111年）三月，东线战场，汉廷又起用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③，稍稍解除了洛阳的警戒，东线战局有所缓和。但当时，西线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羌人占据了凉州郡县治所以外的绝大部分地方，并州河西一部分地区亦是如此。东汉地方政权大多成为“孤城绝郡”朝不保夕。而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二千石、令、长等地方官，又多是由汉廷从内郡委派去的。他们平日只知欺压羌民，作威作福，一旦有变，便只顾自身家室的性命资财，“并无守战之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④，因此，汉廷即使下定决心坚守西州，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将部分确已无法驻足的地方政权向后方撤退，“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上郡徙衙”⑤。
以上移徙的四郡政权，除了襄武仍属陇西郡之外，美阳属右扶风，池阳、衙县俱属左冯翊⑥，只能在三辅界内遥制本郡了，可见羌人的战略重心地带是以北地为主，上郡和安定分别为其两翼。在这一带，不仅羌、胡少数民族积极参战，反抗东汉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一般汉族人民也不满汉廷的统治。因此，当朝廷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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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安帝永初四年。
②《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③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李贤注。
要他们随同地方政权一道迁徙内郡时，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史载，移民时，“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跛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①。东汉统治集团对付羌人大举进攻的战略防御措旋，是以牺牲当地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和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代价的。苦难深重的汉族人民对东汉朝廷、官军的暴行也忿怒至极，一部分人响应并参加了羌人的武装反抗行列，使第一次羌人反抗战争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富平上河之战和羌人的失利
富平是北地郡治所在，先零羌首领滇零在此称“天子”之后，实际上，它已成为羌人各部反抗东汉统治的政治中心，因此，富平也成为汉军主力进攻的主要目标。然而，东汉地方官吏强制移民、迁徙而引发的汉阳郡等地汉族人民的反抗，牵制了汉军的主力和进攻方向，迟滞了东汉统治集团镇压羌人斗争的进程，使羌人的武装势力得以继续发展。
永初二年（108年），汉阳人杜琦与其兄弟杜季贡以及同乡王信等积极密谋，组织了农民军，曾发动过反抗东汉的斗争。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以杜季贡、王信为部将，自汉阳率军南下，攻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驻军于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汉廷派御史大夫唐喜前去镇压，经年不能取胜；更遣中郎将尹就出兵，亦无功而还。当时，广汉等郡的太守领兵屯聚于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北），束手无策，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杜琦军声势之隆②。至永初五年（111年），在东汉移民、迁徙政策的逼迫之下，许多不愿意离乡背井的汉人也投入了反抗的武装队伍。杜琦军力量更为壮大。随即，杜琦北上与滇零等羌军“通谋”，攻克汉阳上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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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华阳国志》卷二，阴平郡条。《后汉书》、《东观汉纪》皆以杜琦在永初五年起兵，与事不合。又，唐喜镇压杜琦农民军失败，并未被朝廷赐死。《华阳国志》所载也有不实，史实可与《后汉书》对参。
甘肃天水西南），给汉廷以更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汉廷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转至汉阳，下诏能得杜琦首级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杜琦者，给金百斤、银二百斤。是年冬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募得杜习为刺客，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暗杀了农民军首领杜琦。杜季贡、王信被迫转战，率众聚占樗泉营，农民军受到严重挫折。
次年，汉廷再遣侍御史唐喜出兵，率诸郡兵进攻樗泉营，克之。王信600余众惨遭官军杀害，家属子女500余人被官军俘虏。强迫为奴婢，“收金银躲帛一亿已上”①。农民军遭此失败，在汉阳已无法立足，遂在杜季贡率领下，北上投靠滇零，直接加入了羌人的反抗队伍。不久，滇零病死，其子零昌继立，因其年纪尚幼，羌人则以零昌同部人狼莫为谋主，又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富平附近的丁奚城。可见，杜季贡领导的农民军，在羌人反抗汉廷的武装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于是，杜季贡在丁奚城一带组织汉、羌军民开垦土地，种植禾稼，实行且战且耕的屯田，以对抗汉廷官军的进攻。此后，汉羌战争主要是对以富平为中心的羌人根据地的“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重心全面移至北地。
从北地羌人所居的战略地势来看，北有沙漠、黄河阻隔；东面除有黄河之外，素为汉廷着力经营的边陲，虽然在羌人反抗高潮时期，羌军曾经突破黄河，但是，汉军很快在黄河以东地区，缘河走势筑起了坞候600余所，防线重重；南面是三辅重地，汉廷派有大军驻防。因此，羌人在河套地区除与西面各郡仍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战略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汉军也首先由北地西侧的安定发动进攻，企图扫清羌人北地根据地的外围，切断零昌等与西部羌人的直接联系。
永初七年（113年）夏，汉将马贤、侯霸出其不意地掩击在安定的零昌别部牢羌，牢羌大败，被俘千余人，被掠牲畜2万余头②。这样，汉军基本上形成了对北地羌军的“围剿”的战略态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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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初元年（114年）春，汉廷为确保洛阳等东线的巩固，配合西线的大举进攻，“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以备羌寇”①。显然，这一措施，一是防备羌人在遭到西线进攻后向东突围，二可保障汉军后勤供应的渠道畅通无阻，说明东汉官军“围剿”北地羌人武装，是作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的。
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羌人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了突破汉军的合围，零昌于元初元年五月遣羌军攻右扶风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其后，仍在陇西的羌族首领号多和当煎、勒姐等部落首领，各率其部落羌军，“分兵抄掠武都、汉中”，但被巴郡板檐蛮及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兵击败。于是，号多等退还陇西，“断陇道，与零昌通谋”②。号多等在北地外线的军事行动，虽未能取得出色的战果，却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汉军“围剿”北地羌人战略的实施。为了对付号多等羌军，马贤、侯霸纠集了湟中吏士及一些降汉的羌胡，在枹罕击破号多军，斩首200余级。但是，羌军却在狄道取得大捷，击败了凉州刺史皮杨，歼灭汉军800余人，皮杨因此而被朝廷免官。为了集中兵力，全力“围剿”零昌，汉
廷对号多采取了诱降策略。此时，“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护羌）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③。号多在庞参诱降政策引导之下，于元初二年春，率7000余人向东汉投降。这样，零昌失去了西线的战略呼应。
号多投降东汉后不久，零昌又分兵南下，派部众吕叔都等攻取益州，力图突破汉军合围。汉廷则遣中郎将尹就率南阳兵为主力前往镇压。并发益州部诸郡屯兵合击。是年秋，尹就仍采用汉廷惯用的伎俩，募蜀人陈省、罗横刺杀了南下羌军领袖吕叔都等人。零昌南下攻取益州的计划又遭失败④。但是，昌叔都余部仍在益州坚持斗争，至元初四年，“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⑤。
尽管零昌羌军试图向西南打开汉军“围剿”的缺口，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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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未突破官军的战略封锁。元初二年秋，汉廷在镇压吕叔都部的同时，诏命班超之子班雄以屯骑校尉的身份，领兵屯守三辅，作为镇压羌人的基地，又派左冯翊司马钧为行征西将军，督率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共约8000余人，北上直取羌人在北地的根据地中心富平，又另遣在陇西的护羌校尉庞参挟羌胡兵7000余人，由西往东北方向进军，与司马钧部对零昌形成夹击的战略态势①。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羌军以杜季贡为将军，出兵往西南狙击汉军，在勇士（今甘肃榆中北）以东地区，一举击败庞参率领的护羌校尉营之羌胡军，迫使庞参引兵后撤。然而，司马钧独自进军。趁杜季贡主力在西，羌人根据地内部空虚之际，一举攻拔丁奚城，掠得羌军大批财物。杜季贡因后方被袭，不得不率兵转战于周围山乡②。司马钧为扩大战果，命仲光、盛包、杜恢等在丁奚城附近抢收羌军屯种的禾稼。仲光等违背将命，不遵司马钧的节度，散兵深入到四周羌人活动的游击区，被羌军“设伏要击之”。司马钧在城中，怒而不救，致使仲光等俱被羌军包围，汉军败绩，死者3000余人。由于司马钧等孤军入北地，又损兵折将，在丁奚城无法立足，便于是年十月狼狈地逃回三辅地区。这次汉军对北地羌人根据地的夹击，两路兵马均先后失利，庞参因失期坐罪，司马钧则畏罪自杀③。可见，这次行动，汉军损失也是很大的。
不久，汉廷接受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重新任命了将领，加强镇压力量，又调整了战略战术，对羌人北地根据地再次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时，马贤取代了庞参为护羌校尉驻扎在陇西；任尚则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3500人，取代班雄屯驻三辅，并地方屯兵共约20余万人④。同时，任尚接受虞诩的建议，令诸郡兵出钱代役，“二十人共市一马”，组建了一支人数颇众的骑兵队伍。任尚采用羌族骑兵使用的运动战法，也遣轻装骑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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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丁奚城的杜季贡发动突然的袭击，杜季贡部猝不及防，被汉军斩首400余级，夺走牛马羊数千头①。元初三年（116年）夏，东汉度辽将军邓遵借匈奴南单于和左鹿蠡王须沈1万骑兵，在丁奚城以北的灵州（今宁夏永宁）进攻零昌，又斩首800余级，羌人失利。随后，任尚便率部攻克了羌军重镇丁奚城。
是年秋，东汉在冯翊北界筑候坞500所，进一步封锁羌人南下的道路，任尚招募陷阵士等充敢死队，在北地再次击败零昌。是后，汉军又获大胜，杀死零昌妻子家属，掳获羌人牛马羊等牲畜2万余头，并烧其庐落，斩首700余级，缴获羌人政权的文书及羌军诸将印绶②。羌军总部遭到严重破坏。
为配合正面的军事进攻，汉军继续采用暗杀手段。元初四年春，任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5人刺杀了杜季贡。秋，又募效功种号封刺杀了零昌，羌军首领便仅剩下了狼莫，力量被严重地削弱。而在这种形势下，汉军遂发动了全线进攻。是年冬，在任尚的统一部署之下，任尚率诸郡兵由东，马贤率护军校尉所领羌胡降兵由西，同时进兵北地，夹击狼莫。马贤军抵安定青石岸（今宁夏镇原西南），遭到狼莫军狙击，并被其打败。然而，任尚军已迅速进占了青石岸西北的军事要塞高平。于是，马贤遂率其部与任尚合兵一处，并力反击狼莫羌军。狼莫力不能支，引兵向北地北部地区退却。任尚、马贤尾随其后，紧追不舍，步步为营，将狼莫部逼迫至黄河岸边，两军相持60余日，最后，在富平上河（黄河至青铜峡一带称上河）展开决战。结果，汉军大破羌军，斩首5000余级，掳获牛马驴羊骆驼各种牲畜10余万头，狼莫率余部逃往上郡。西河虔人种羌11000余。向邓遵投降。次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刺杀了狼莫，自此，“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警”③。东汉后期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羌人武装反抗汉廷的斗争被镇
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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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二、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爆发和汉军的防御措施
北地羌人政权被颠覆以后，凉州羌人武装反抗斗争的高潮暂时过去，但斗争并未停息。据《西羌传》所载，从元初六年(119年)至永和四年（139年），20年间，凉州等地局部的羌人反抗斗争有上十次之多，均被东汉一一镇压。例如：
元初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120年）春，上郡沈氐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忽、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121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忽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
是年秋，忍良等与烧当羌麻奴兄弟，“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马）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122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吏宗汉降”。
“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
阳嘉三年（134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
永和二年（137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反叛连年”的武都塞上白马羌，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
“明年（138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四年（139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西羌传》的上述记载也仅仅是举其大者，零星的小规模武装反抗斗争，尚不可能载诸史册。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羌人的反抗斗争，既是第一次羌人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的余波，又是酝酿更大的反抗斗争风暴的前奏。其中，如钟羌、勒姐、当煎、先零诸羌都曾接受滇零和零昌的领导，在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滇零、零昌所建立的军事根据地和羌人民族政权虽然被颠覆了，但诸羌部落体制并未完全瓦解，他们仍然连续不断地进行反对汉朝统治者的斗争。有的羌族部落在被东汉官军追杀过程中，屈于形势的逼迫而暂时投降了，但一有机会，就会联合其他羌胡群众重新举起反抗东汉统治的义旗，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战争。
然而，汉廷在镇压了滇零和零昌政权之后，认为凉州“诸羌瓦解”，自是“无事”，仍在塞内的诸羌并无大患，于是，照旧执行东汉初年以来在凉州所进行的郡县统治政策，继续广开屯田，派兵戍边。被羌人用武力赶跑的汉朝统治机构，又陆续迁回原地。延光三年(124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①。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称，凉州安定、北地及并州上郡等地“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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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①。于是，顺帝采纳虞诩的建议，令安定、北地、上郡及诸县俱回原址，“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②。阳嘉元年（132年），东汉在湟中增屯田5部。次年夏，便将镇压陇西降羌的南部都尉重新恢复。这些防范措施，对于东汉来说的确恢复或扩大了对羌人的统治地区，而且还节约了一定的军费，可以减轻内地人民税赋和转输的负担，“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本来就是针对羌人反抗斗争的，是镇压各部羌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缓和汉羌之间的尖锐矛盾，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战争。汉廷在西北边疆的军屯，从性质上而言，是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羌族人民利益相对立的，与羌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
永建六年（131年），护羌校尉韩皓在湟中屯田时，把屯田心移置赐支河与逢留大河之间，“以逼群羌”。羌人见屯田官兵向西移动，“恐必见图”，于是，诸部“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④，准备对汉屯田军展开斗争。恰巧，韩皓因事坐征，汉廷以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护羌校尉。马续在分析形势之后，改换策略，对羌人“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⑤。可见，汉廷在河湟地区推行的屯田政策，其主要目的固然在于防备和镇压羌人的反叛，但从客观上来看，却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西羌地区的发展。屯田势必会侵夺羌人的土地，驱逐羌人离开原有的耕地和牧场，直接激化羌人和东汉的民族矛盾，不但不能完全阻止羌人的反抗斗争，相反，还会激起羌人更大的反抗战争。实际上，东汉在第一次羌人反抗战争高潮过后所采取的加强西州统治的措施，以屯守、扩张版图为主旨的边疆政策，预示着羌人反抗东汉统治的一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