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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的高潮即将来临。
第二次羌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爆发于永和五年(140年)。战争导火线是东汉地方官对当地羌人无度的侵扰和压榨。在战争爆发前一年的永和四年，汉廷派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两人同时赴任所。关于此二人，于史无传，《后汉书》仅称其“天性虐刻”①。他们上任之时，颇晓凉、并二州“羌患”形势的大将军梁商，曾叮嘱来机、刘秉以及同时改任弘农太守的马贤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性素疾恶，欲分明白黑，……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②也就是说，在以郡县制统辖羌胡等少数民族的政策之下，地方官若能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体谅其切身利益，也就能减少矛盾，防止大的变故，但是，“天性虐刻”的来机、刘秉等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梁商的训诫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到州之日，多所扰发”③。东汉地方官吏的残暴统治，使羌人备受剥削、掠夺和杀戮之苦难，他们不甘于受人凌辱，终于再次掀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抗东汉统治的民族战争。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处于金城郡的羌人且冻和傅难两个部落，首先举行武装反叛，聚众攻打金城郡治，揭开了这次战争的序幕。紧接着，他们联合陇西塞的降羌和湟中地区“杂种羌胡”，向三辅地区进兵，沿途杀掉了许多东汉地方官员和僚吏④，其进军速度之迅速，令刚刚恢复对凉州郡县统治的东汉官吏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可见这次战争的爆发也是非常突然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东汉统治集团，首先是立即免去了来机和刘秉的刺史之职，接着，调发京师兵及诸州郡兵前往镇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之。东汉军主要由左、右羽林、五校士等中央军以及诸州郡地方兵组成，共约10万人，屯驻于汉阳，阻挡羌人东进之途。同时，东汉又在扶风、汉阳、陇道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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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300所坞壁，各置屯兵，将散处于各地的汉族军民收缩于坞壁，形成一个个据点，与反抗的羌人武装对垒，战事从永和五年夏至六年春逐次展开，并形成高潮。
（二）射姑山之战和羌人的攻势
战争伊始，东汉军便显现出战略上的被动。先是，汉廷在选择大军主帅问题上出现争议。顺帝命马贤挂帅出征，而大将军梁商则认为马贤年老，不如派太中大夫宋汉为好，顺帝不允，决意以马贤为统帅。决策层用人的意见不一致，势必影响到前线的战略指挥。马贤军出征后，屯驻于汉阳稽留不进，且军无斗志，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武都太守马融上书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①又曰：“臣又闻，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寒不披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遝，儿子侍妾，事与古反。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将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②布衣皇甫规也“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上书言状”，但“朝廷皆不从”③。这说明马贤的战略指挥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廷的实力派梁商等人从中掣肘，汉军的被动也就在所难免。
羌军则充分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面对强大的汉军，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洮水而东南，攻武都郡，另一路则在汉军的防线中穿插，乘马贤大军稽留不战的机会，沿渭河而东，烧毁陇关（今甘肃清水东北），逼近三辅境界，随即突破汉军的堵截，“寇三辅，杀令长”④，又趁机夺取汉廷圈养于这一带的苑马⑤，更增强了羌军作战的机动能力。
这时，屯驻于汉阳的马贤军已失去了阻隔羌军东进的作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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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五年。
④《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得不分兵尾随羌军而东。羌军却在永和五年底迅速北上，摆脱了前有长安强敌，后有马贤追击的夹击，挑选了汉军防守较为薄弱的环节，“围安定”①，继而向北地郡进攻。当时，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等立车纽为单于，联合乌桓和羌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③。且冻羌在三辅的军事行动虽未直接参与南匈奴、乌桓的对汉战争，但显然与其东西呼应，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因此，且冻羌军由三辅北上进攻安定和北地，意在与上郡的羌胡连成一势。尽管是年冬车纽被东汉匈奴中郎将张耽在马邑（今山西朔县）战败投降，但是，“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③，一旦且冻羌军进入并州，对东汉将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汉廷命马贤率部对羌军急起直追。
永和六年（141年）春正月，马贤率汉军五六千人追击且冻羌至射姑山，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射姑山位于北地郡中南部的泥水（今马莲河）中段以西，今甘肃庆阳以北，羌军骑兵转战至此，如要进入北地，须越过泥水。羌军因受泥水阻隔，陷于背水作战的绝境，不得不与马贤军作殊死搏斗，故士气高昂。而马贤军师老疲敝，本来就无斗志，这时更是闻风丧胆，因此，射姑山一役，双方交战仅仅一天，汉军就大败而归，马贤及其两个儿子均战死在射姑山下④。汉军在射姑山的惨败，震动了东汉朝廷内外，安定太守郭璜前因守御不力，后又配合失当，被汉廷下狱处死⑤。然而，汉廷镇压羌人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已被打乱。
由于汉廷军事部署被羌军所破坏，各地武装反抗的羌族部落，便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于是，东、西羌遂大合”⑥，会师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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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五年。
④⑤《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另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六年春正月条胡三省注，东羌指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的羌族部落，西羌则是指居于陇西、汉阳，并伸入到金城塞外的一部分羌人。
地郡。虽然，东、西羌是按地理分布来划分西北羌族，但实际上，此后东羌也包括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和东汉安、顺时从金城、陇西迁来的西羌，也就是说，史书上此时出现东、西羌之称，反映的是此前羌族在西北地区的两个地理分布的意义。而东、西羌的会合，使这种地理分布意义失去了实际内涵。羌人势力大增，向东汉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
会师后的诸羌，兵分三路向东汉进攻：东路由巩唐羌以轻骑三千先攻陇西，“遂及三辅”①，“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②。并消灭了追击之汉军，郃阳令任頵战死。北路由罕羌千余人攻北地，击败北地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所领之官军③，与巩唐羌遂成犄角之势。西北路势力最强，由众羌八九千骑组成联军，在东路和北路两支羌军的外线作战，于是年秋到达武威，战线自东南向西北延长几至大半个凉州，东汉统治集团一片惊慌，“凉州震恐”④，不得不调整军事部署，重新制定镇压羌人的方针。
（三）东汉的招抚政策和军事反击之胜利
面对羌人的强大攻势，东汉朝廷先是急“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⑤，整顿前线军队，接着，又“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屯美阳（今陕西扶风以东），为凉州援”⑥，一旦凉州失守，以便阻止羌人进攻长安。当巩唐羌进攻三辅之时，武威太守赵冲追击败之，斩首400余级，掳获牲畜18000余头，巩唐羌2000余人向赵冲投降。这一胜利抬高了赵冲的声望，“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⑦，赵冲成为镇压羌人的前敌总指挥。但是，赵冲很快又在北地被罕羌所战败，诸羌又大肆进攻武威，凉州大部实际上为羌人所控制。东汉被迫再次将安定的郡治移徙于扶风，将北地的郡治移徙至冯翊，并派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等地方兵15000人屯守三辅，替换赵冲，而将赵冲改任护羌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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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②③④⑤③⑦《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汉安元年(142年)，赵冲上任伊始，便将全面军事镇压羌人的政策，改为对羌人剿抚并用。首先“招怀叛羌”①，然后再行军事征伐。在赵冲招抚政策的分化瓦解之下，冬十月，“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②。由于北地羌人对三辅的威胁解除，行车骑将军张乔军屯才得以撤罢。然而，烧何羌仍有三千余落占据安定参?北界③。次年四月，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联合向参?发起攻击，大破烧何，斩首1500级，得牛羊驴等牲畜18万头④。是年九月以后，凉州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⑤。冬十月，赵冲却趁火打劫，猛攻羌人各部，屠杀了4000余人，又在汉阳郡阿阳（今甘肃静宁西）追杀烧当羌800余人。羌人受到沉重打击，加之赵冲百般诱降，各部落先后有3万余户向凉州刺史投降。
建康元年（144年）春正月辛丑，汉顺帝下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⑥汉廷在天灾人祸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也开始对凉州羌以招抚为主。但就在此时，在令居护羌校尉营内，发生了护羌从事马玄参加羌人反抗斗争的兵变。据《西羌传》所载：“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⑦由此简要的记载可知，马玄是在诸羌的反招抚政策之下，被动员投身到羌人的反抗武装队伍之中的。而且，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之一，由他亲自引导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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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参?，县名，《西羌传》及《资治通鉴》原注俱称属安定。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57～58将该县治标注于北地郡界内，恐有误。
⑤《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安汉二年。
⑥《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⑦《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卫瑶，《资治通鉴》作“卫琚”。
向塞外逃亡。从卫瑶虏获羌人的牲畜20余万头来推测，这次逃亡的羌人是很多的，说明大多数羌人对东汉的招抚政策，仍抱着怀疑、对抗的态度。当赵冲追击出塞羌人至鹯阴河（今甘肃靖远西北至景泰一段黄河）畔时，其部下一批降胡，趁汉军正在渡河之际，又发生了叛乱，600余众纷纷逃亡。赵冲急忙率数百人追击，途中遇到羌军伏兵，赵冲全军覆没①。但是，此役羌军也有较大损失。史书称赵冲“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③。
最后，到永嘉元年(145年)，东汉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护羌校尉。左冯翊梁并也利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对羌人“稍以恩信招诱之”③，结果，陇西的羌族离浦部和狐奴部等5万余户，均向梁并投降。至此，羌人第二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方告一段落，“陇右复平”④。
三、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爆发和扩大
羌人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再次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对东汉的斗争并未停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三月，“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檐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⑤。这次反抗战争，羌人参加者甚众，但持续时间不长，骤兴骤灭，可以说是第二次羌人武装反抗战争高潮的一个回声。但是，对于当时社会造成不小的震动。《后汉书·五行志一》说：“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史文记载元嘉时有如此大规模的汉羌战争，仅此一条，并不见诸《桓帝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此亦摈去不载。且元嘉仅二年，不当言“元嘉中”。考建和共三年，白马羌攻广汉属国，正在建和二年，并引发西羌及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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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中胡的大叛乱。因此，上述材料“元嘉中”当为“建和中”之误。从战争爆发的时间来看，白马羌攻广汉属国在三月，大致战争延至初夏，正是麦收季节，也与《五行志一》所说“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相合，由此可知，建和二年羌人反汉战争，时间虽短，但也几经反复，给东汉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此后，在陇右的羌人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建和三年（149年）至延熹二年(159年)的10年间，汉廷先后以种暠为凉州刺史、汉阳太守，以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以第五访为护羌校尉。他们在凉州等地均奉行对羌人的安抚政策，致力于缓和汉羌间的民族矛盾，因此受到羌人的信赖。
在建和二年“西羌及湟中胡复为寇”时，种暠就参与了剿抚，“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①。永寿元年（155年）张奂初任安定属国都尉时，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率7000余人攻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东羌部落又准备响应。张奂军营中只有将士200多人，一面以攻为守，屯兵长城，收集兵士，一面派部将王卫到东羌部落主动媾和，再占据上郡龟兹（今陕西榆林北），隔断南匈奴与东羌的联系。张奂对东羌的“招诱”措施，使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②。此后张奂威信大增，“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锯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请，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而洁己，威化大行”③。前南阳太守第五访在永寿元年替代死去的张贡为护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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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六《种暠传》。
②③《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尉，其人在任“甚有威惠，西垂无事”①，“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②。这说明，东汉地方官将对羌人统治和管理的政策，是关系到凉州等地治与乱的一个重要因素。羌族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较低，但对于相邻的汉族来说，只要不受到歧视、压迫和屠杀，他们还是愿意与之和平相处，并希望得到生产水平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的支持与帮助。汉羌间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是由汉朝统治集团挑起，由汉朝对羌人统治政策的错误所致。
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访在护羌校尉任上逝世，继任者是以残酷镇压山东农民起义而发迹的段颎。段颎对待羌人的态度正好与张奂等相反。他极力反对招抚，主张对羌人斩尽杀绝。据他自己后来上书所称：“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张）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会傍郡户。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③正是段颎主张的残酷屠杀政策，使他一上任，就在当年冬激起了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西羌八个部落的武装反抗东汉的战争。他们联合攻打陇西、金城两郡的塞堡。段颎率领官兵以及湟中“义从羌”骑兵12000人，出湟谷与羌人交战，众羌不利，向南渡河败退。段颎军亦随之追击，过黄河至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段颎命部将田晏、夏育在军中募“先登士”，“悬索相引”，在罗亭附近，再次与羌军交锋，大破诸羌，屠杀羌人酋豪以下2000余人，俘虏万余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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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六《第五访传》。
③《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余皆奔走①。这年战争一爆发，就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还仅仅是更广泛斗争的开始。
延熹三年(160年)闰二月，在塞内的其余羌人又与塞外的烧何大豪里应外合，在张掖发动了新的攻击，一举占领当地重要的军事据点巨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②，扩充军队，然后集中兵力，星晨奔袭段颎护羌校尉营兵。段颎猝不及防，到羌兵临近，才下马步战，激战自晨至午，段颎官军刀折矢尽，几至败覆。羌人也损失颇为严重。于是，“虏亦引退”③。而久经沙场的段颎，却抓住时机，连续作战，趁势向羌人追杀，“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④，终于取得这次战役的全胜。在得胜归途中，段颎又分兵击破在石城（今青海尖扎东南）的羌人部落。战斗在黄河边进行，羌人被“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⑤，烧当部落也有少数人向段颎投降。段颎军入塞后，再向屯聚于白石（今甘肃临夏西南）的诸羌进击，又取得了胜利，俘虏3000余众⑥。是年冬，勒姐、零吾二羌包围了允街（今甘肃永登南），“杀略吏民”，段颎又领兵“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⑦。延熹四年(161年)，羌人在凉州等地的反抗战争此伏彼起，范围更为扩大。“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⑧，陇西郡的零吾羌和先零羌抓住地震使社会动荡不安的有利时机，合兵东攻三辅⑨。至秋，羌人“寇钞关中”⑩，在军事上又占了主动。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等羌部和鸟吾羌，也加入了羌人的联合进攻队伍，“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这就形成了第三次差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战争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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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并参《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汉纪四
十六，桓帝延熹二年注引《东观记》。
②③④⑤⑥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⑧⑨《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⑩《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这一阶段，参加战争的羌人部落之多，超过了以往，战争范围也比以前有所扩大，塞内外羌人互相响应，联合作战，以致段颎不得不两次出塞，军行千里，抵河首积石山，仍未能将羌人彻底镇压，反而激起了诸羌更大规模的反抗，危及三辅的安全。由于各部羌人在凉州等地分布较广，汉廷仅以段颎护羌校尉麾下一支包括了归降的羌胡等少数民族兵在内的官军，东奔西杀，往来援救，疲于奔命，虽然也剿杀了一个个反抗的羌人部落，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不可能形成对羌人战略上的优势。羌人斗争还在不断发展，而东汉官军内部却隐伏着自我瓦解的危机。
（二）东汉的剿抚政策和逢义山之战
为了进剿凉、并二州的沈氐、牢姐和鸟吾诸羌，延熹四年（161年）冬，段颎亲自率领护羌校尉营中“湟中义从”征讨。凉州刺史郭闳为了跟段颎争夺功劳，却故意阻滞段颎兵力，“稽固颎军，使不得进”①。段颎营中“湟中义从”本是小月氏胡之一部，他们原与羌人杂居，其语言、服饰和饮食等也和羌人相似，虽降顺东汉，长期充当护羌校尉的马前卒，但是，他们对于羌人尚存有一定的共同文化心理，一旦时机成熟，势必投入羌人反抗东汉的战争之中。此时，这些“义从胡”已连年跟随段颎四处征战，不得休息，对镇压羌人的战争已是厌恶至极，“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③，兵变骤然而起。郭闳为泄私愤，趁机将兵变的罪责全部推到段颎身上，使其因此而下狱。继任的护羌校尉胡闳，庸碌无能，“无威略”③，面对诸羌联合进攻，束手无策。羌军更为强盛，“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④，形势对东汉愈来愈危急了。
然而，昏庸腐朽的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面临羌兵节节逼近的形势，一些想有作为的东汉地方将吏，纷纷来到京城告急，并诉段颢之冤曲。“吏人守阙讼颎以千数”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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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⑤《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悉羌事”的太山太守皇甫规，刚率兵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又上疏“志自奋效”，愿前往参加平定羌人的战争。皇甫规主张对羌人“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①。情急之中，汉廷只好擢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领关西各路兵马，开始对羌人实施剿抚并用的政策。
皇甫规到任之后，一面诛免了当地的一些贪官污吏，如“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②；另一方面，皇甫规又对零吾羌用兵，取得胜利，“斩首八百级”③。接着，皇甫规对先零羌和沈氐羌等较大的部落实行招安，“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④。东汉自延熹四年十一月，至五年二月取得了几个月的相对安宁。
延熹五年（162年），羌人的反抗战争又接二连三的爆发。三月，沈氐羌攻打张掖、酒泉，皇甫规征发先零羌诸部羌兵⑤，与东汉官兵“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⑥。七月，鸟吾羌复攻汉阳郡，陇西、金城诸郡官军前往救援，将鸟吾羌镇压下去⑦。“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③。此时，皇甫规因拒不贿赂、阿附朝中宦官，虽拥众立功，却被诬陷下狱。“六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⑨。可见，皇甫规离任以后，凉州羌人的武装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汉廷无以应付，只好在是年冬，“复以（段）颖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⑩，再次对羌人实施进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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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⑥《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⑤⑦《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汉纪四十六，延熹五年三月。
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⑨⑩《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段颎重任护羌校尉之后，也开始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法。迫使羌人降汉。延熹七年（164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颍降”，但湟中的当煎、勒姐二羌，因与段颎等残暴的东汉将吏怨重仇深，“犹自屯结”，誓死不降①。段颎自七年冬率万余人出征，首先击破当煎羌，“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接着，从八年春至秋，辗转山谷间，穷追羌军，几乎“无日不战”②。可见他所采用的战术，是连续作战的运动战，这对羌军的确是很大的威胁，结果，先后“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③。其夏六月，段颎再度进军湟中，击当煎羌，遭到当煎羌猛烈抵抗，兵败被围。羌军设下几重封锁线，使段颎军3日不得脱身，面临十分危急的境地。当时，被围困在封锁线内的还有南郑人樊志张。樊志张“博学多通”，但“隐身不仕”，当时正在陇西游历，段颎慕名请教，故亦留于段颎军中不得离去。夜间，樊志张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向段颎献策：“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④段颎采纳了这一建议，“潜师夜出”，悄然突破羌军重围，争取了主动，然后，他“鸣鼓还战”趁羌人不备，从羌军阵后发起反击，“大破之，首虏数千人”⑤，这才将湟中当煎诸羌镇压下去。
陇右的西羌虽暂时被平定，但安定、上郡等地的东羌又纷纷起事。延熹九年（166年）“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⑥。这次战争的爆发是因为鲜卑贵族率八九千骑入塞，并与东羌“共盟诅”。沈氐羌自上郡向西，另有安定先零羌向北与之会合，也向武威和张掖进攻⑦，一时声势浩大，缘边多被战火所残破。
永康元年（167年）春正月，安定的先零羌五六千骑又南下攻入三辅，“围杀祋栩（今陕西耀县），掠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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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⑤《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樊志张传》。
⑥《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⑦⑧《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夏四月，先零羌又攻陷京兆虎牙营和扶风雍营，杀千余人①。冬十月，先零羌酋豪岸尾、摩蟞等再度率部落兵进攻，钞略三辅②。这年从春至冬，三辅始终处于东羌的骚扰之中，警戒不止。当时，汉廷以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军事，实掌北方边疆最高军事领导权。对东羌先零的不断进攻，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前往镇压，斩杀了先零酋豪，俘虏羌兵一万余人，三辅暂安③。
在东羌进攻三辅的同时，西羌并没有停止武装斗争，当煎羌约4000余人，“欲攻武威”，护羌校尉段颎率兵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并追击至鸾鸟（今甘肃武威南），将其战败，“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④。汉廷认为西羌已完全平定，遂调镇压西羌有功的段颎，“移兵东讨”，以解决“叛服无常”的先零等东羌的问题。
桓帝末年，段颎上言，分析当时东羌所处的形势，提出镇压的方略。他认为，东羌经皇甫规、张奂等实行剿抚之后，所剩仅3万余落，虽然“屯结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势”，但“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因此“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况且，东羌“近居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纵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⑤。段颎竭力主张将东羌斩尽杀绝，消除后患。于是，在段颎策划之下，汉军开始了镇压东羌的行动，遂爆发了逢义山之战。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二月，段颎亲自领兵1万余人，皆轻装出发，仅携15日粮饷，从彭阳（今陕西镇原东），直指高平（今甘肃固原），企图以长途奔袭的战术，捕捉东羌之主力先零羌，一举歼之。经过长距离的运动，段颎军到达了高平西北的逢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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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④⑤《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与先零羌遭遇，遂发生激战。初战之时，因先零羌人马多于段颎所率之兵，官军畏敌不前，“虏兵盛，颎众恐”，段颎乃令军中重新布阵，摆出集中优势兵力的作战队形，“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即以前后排列三排长矛队为主力，各配备强弓劲弩；两翼以骑兵往来驰援，协同突进，加强战斗力。战前，段颎对全体战士作了动员，表示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勉励部下：“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战前动员使段颎军士气大作，信心倍增。因此，双方交战，段颎奋臂一呼，“众皆应声腾赴”，段颎也身先士卒，亲自驰骑指挥，督战于大军之侧。在汉军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势之下，先零羌大溃，仅此一役，就被杀8000余人，被东汉官军掠得牛马羊牲畜28万头之多①。
逢义山之战，汉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并迅速取得大捷，首先是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对高平东羌主力所在位置判断准确，又以远离基地千里之遥的长途奔袭，迅速而果断地插入了羌人根据地的要害部位，取得了有利的战机和态势，可谓出敌不意，由此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次，在战争进程之中，作为主帅的段颎，能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队形和部署，改变战法，增强了汉军的战斗力，是他能以少胜多的关键。其三，段颎不仅十分注重精神激励、战前动员，而且以身作则，“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③，以实际行动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必胜的信心，这是段颎军能赢得逢义山之役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段颎受到汉廷的特别嘉奖，被拜为“破羌将军”。
逢义山之战以后，东羌在高平一带的根据地基本瓦解，被迫实行转移，开始了流动作战。
（三）羌人的转移和射虎谷之战
逢义山之役是东羌瓦解的关键一仗。羌军失败以后，遂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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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北上郡转移，企图在这一带寻找援军，重新建立基地，立住脚跟。段颎军紧迫不舍。建宁元年（168年）夏，段颎军至上郡走马水上游的桥门（今陕西子长西北），侦察到羌人主力位于奢延泽附近（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于是，段颎再次采用奔袭战术，“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①。羌军余部向奢延泽以南之落川（今陕西吴旗一带）溃退，“复相屯结”②。这时，段颎“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从东西两路包抄羌军③。羌军集中兵力六七千人反攻田晏，向东突围，战不利，继续溃走。段颎催兵马急进，率田晏等共追之，至令鲜水上游④。虽然，段颎军长途跋涉，连日作战，士卒饥渴，但仍不作休整，在段颎的催督之下，全军一鼓作气，夺得羌军所占据的水源，迫使“虏复散走”⑤。段颎尾随杀之。羌军且战且退，伤亡惨重。最后，羌军流动至灵武谷（今宁夏银川西北）一带，被汉军包围。段颎又“被甲先登，士卒无败后者。羌遂大败，弃兵而走”⑥。
羌人北上寻找援军建立根据地计划未能实现，又被迫南下，重返安定郡。段颎军在其后穷追不舍，“三日三夜，士皆重茧”⑦，追至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羌军由于南北奔走，被汉军斩杀或逃亡者甚众，只剩下部众4000余落，已无力应战，更不能集中立足，不得不全部分散向西南的汉阳郡山区逃避，有的则暂时向东汉投降。
鉴于羌人反抗战争基本上被平息，汉廷针对如何处置降羌及其他羌人余部的问题，又发生了意见分歧。“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段）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⑧。但是，段颎仍坚持对羌人实行斩草除根，全面屠杀的政策。他请求朝廷赋予其更大的军权，须“军不内御”，“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⑨。然而，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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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⑤⑥⑦⑧⑨《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④一说在甘州张掖，一说当在上郡、北地界。宜从后者。
羌人还是先行实行招抚。
建宁二年（169年），汉廷“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①。段颎起而反对：“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②。于是，段颎在这年夏，独自率领营兵，向汉阳诸羌进攻。汉阳各部羌人虽然分散于山谷，但仍旧保留了原部落组织，形成了一定的军事政权③。因此，当先零等东羌进入汉阳以后，他们在分散中又有所聚合，力量又稍稍增强至2万人，其主力屯聚于凡亭山（今宁夏固原以南，六盘山主峰以东④）附近地带。段颎军抓住时机，迅速进至距凡亭山四五十里处扎寨设营，然后，派田晏、夏育率5000人，首先抢占了凡亭山的制高点，深入到羌人各屯聚点的腹心，进行内线作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羌人无比愤怒，尤其是对死死追杀的段颎部
将田晏、夏育，以及护羌校尉营中“义从羌”恨之入骨。于是，“羌悉众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⑤在羌人的呐喊声中，汉军将士震恐不敢战。田晏等只好威逼、利诱，催督兵士上阵，经过殊死搏斗，勉强将羌军击破。“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⑥。羌军试图依靠射虎谷较复杂的地形拒守，作最后的抵抗，并伺机出塞。
为了防止羌人西奔出塞，也为了将其一举全歼，“不欲复令散走”⑦，段颎派遣千余人，在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伐木结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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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据辑本《东观汉纪》卷二十一，段颎曾掠得羌侯君长金印、铜印、锡印及长史、司马、涉头长、燕鸟校、棚水塞尉官印多枚。
④凡亭山，一作“瓦亭山”。
③《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此载羌人溃败之势，语过简略，是时，羌人当由凡亭山向西而走，欲西奔出塞，复归其塞外老家，并与诸羌相联络。退至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被汉军堵截不能通过。无奈，再转而东奔至西县东北之射虎谷。射虎谷并非位于凡亭山以东。因此，凡亭山战役后羌人退却的走势，实际是向西奔走，受挫后才折返向东拒守射虎谷。
20步、长40里的栅栏，阻止羌人逃散，遮堵羌军的去路。随后，段颎命田晏、夏育等领兵7000，“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①，又命司马张恺等率3000人上东山，采用夜战、近战、奇袭，对羌人实施夹击。直到这时，没有足够战争经验的羌军，才发觉射虎谷东、西两侧制高点已被汉军所抢占，陷于被动的局面。为了摆脱困境，羌军遂选择西面作为突破口，向西山田晏军发起反攻，派人遮断山上的汲水道，打算困扼圈晏军。然而，段颎自率的一支由步、骑组成的机动队，立即出击水上，羌军不支，退却奔走，东、西山上的汉军趁势而下，冲入射虎谷内，“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②，从而结束了射虎谷之战。
射虎谷之战是东汉镇压第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的最后一仗。从力量对比来看，汉军是强大的护羌校尉营兵，又有征调、募集而来的各郡地方兵与之配合，实力较强；羌人主要是由安定溃散至汉阳的先零羌余部，以及在汉阳郡收集的山区散羌，实为乌合之众，显然难以抵御汉军的攻势。在凡亭山之战时，羌军尚有一定能力与汉军对阵。其后，在汉军的围追堵截之中，羌军东奔西突，最后困守于射虎谷内，已失去了从正面反击的能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其失败被歼，当属必然之势。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汉军由破羌老手段颎所率，是一支惯于征战的精锐之师。段颎常使用的奔袭、近战和夹攻等战法，在此役中都运用自如。更为恶毒的是，为了贯彻对羌人斩尽杀绝的方针，段颎结木为栅，构筑了一条拦截羌人的封锁线，在战争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羌人缺乏足够的战争经验，基本上没有得当的战法，人数虽多，却在汉军的压力下，处处被动，始终处于内线防御之中，也难以发挥其骑兵的机动作战优势。拒守射虎谷，固然有客观形势所迫的原因，但也是战略上的一个较大失误。同时，随羌军一同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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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和牲畜，这也是其战斗力较弱的原因之一。以如此庞大的人流去应付轻装奔袭的汉军，被动挨打，最终失败，也是难免的。
射虎谷之战以后，以先零为主的东羌被平定，另有冯禅等所招降的4000羌人，分别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3郡。延绵10年之久的第三次羌人大规模武装反抗战争，才宣告结束。
四、东汉对羌人长期作战的原因、教训及其后果
（一）东汉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错误
东汉后期爆发的三次大规模羌人反抗战争，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和教训时说：“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这揭示了东汉王朝及其地方将吏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严重错误。具体来说，就是东汉一反西汉时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秉承王莽时期的对羌政策，
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强行推广郡县体制，将降羌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西汉对羌人的属国统治，开始于宣帝之时，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①。所谓属国，即让内徙、降附的少数民族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史记》和《汉书》云：“因其故俗以为属国。”《史记正义》释为：“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曰属国。"由于当时中原与边疆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加上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按统一的郡县行政方式进行管理是很不适宜的。采取属国统治方式，使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体制与对汉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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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不同的模式，尊重他们的民族传统，对于汉朝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王莽当政时，却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其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①。这不但使金城属国宣告瓦解，就连塞外边陲的西羌故地，也纳入了新莽的郡县版图。如，临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共和东南），以西的鲜水海（今青海湖），都归入了当时新设置的西海郡范围之内。王莽的这种做法，曾激起了羌人的强烈反抗。至新莽末年，天下大乱，“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②。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了10年统一战争，才基本上统一了陇右，对凉州等地的塞内羌人，重新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凉州共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10个郡和张掖属国以及张掖居延属国。两个属国均延置于西汉，主要是安置战败内徙的匈奴。而原来西汉安置降羌的金城属国，自王莽乱政之后，就未再复置③。这样，东汉一代，塞内诸羌完全置于封建中央集权郡县行政统治和管理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