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鲜卑的强大和南下
鲜卑原是东胡部族的一个分支，因居住在鲜卑山（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而得名。西汉初，鲜卑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远遁于辽东塞外，因受乌桓隔阻，未与汉朝相通。东汉初年，匈奴强盛，鲜卑与乌桓依附于匈奴，并常受其驱使而“寇抄北边，杀略吏人”①，成为协助匈奴南下袭扰的重要力量。
鲜卑部族的崛起及其与汉朝关系的离合变化，始终与匈奴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鲜卑取代匈奴成为漠北之主前，它与汉朝的关系，经过了一个由敌对到依附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东汉建立之初至建武二十五年(49年)。这一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鲜卑由屈服于匈奴、助其南寇汉边，到向汉朝“始通驿使”②，开辟了鲜卑同汉朝关系的新格局。导致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1)匈奴的衰落及分裂。舆单于死后，匈奴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并演变成南北大分裂，势力大大削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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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是南匈奴归汉，更使北匈奴陷入势孤力薄困境，从而给鲜卑摆脱匈奴控制，重新选择靠山带来了机会。(2)汉军的打击。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与匈奴联兵进犯辽东，遭到辽东太守祭肜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鲜卑“由是震怖”①，不敢再犯汉境。(3)鲜卑自身发展的需要。鲜卑与匈奴、乌桓等同俗，均为“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的游牧部族，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同政治、经济、文化先进，国力逐渐强大的汉朝建立联系，一可互通有无，二能依靠汉朝彻底摆脱匈奴的控制。由于以上原因，鲜卑终于紧跟南匈奴之后，向东汉派出了第一批使者。这是鲜卑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势力的发展由此开始。
第二阶段，从鲜卑“始通驿使”于汉朝，到永元三年(91年)窦宪击灭北匈奴。在此期间，东汉政府按照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不失时机地对鲜卑进行笼络，使它与南匈奴、乌桓一样，成为汉朝捍御北匈奴的有生力量。而鲜卑亦依靠汉朝为坚强后盾，既效命于汉朝，又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开创这个新格局的过程中，就鲜卑方面而言，其大都护偏何起过关键作用。偏何是鲜卑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东汉政府招降的首领。建武二十五年，在辽东太守祭肜的招诱下，偏何向东汉政府“遣使奉献”，表示“愿得归化”③，并主动“诣祭肜求自效功”④，击斩北匈奴左伊育訾部2000余人。“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⑤。在他的带动下，鲜卑其他首领於仇贲、满头等纷纷率领部众，“诣阙朝贺，慕义内属”⑥；与鲜卑同族的满离、高句骊也先后向汉朝“上貂裘好马”⑦，以示和亲。永平元年（58年），偏何为东汉击破赤山乌桓后，更出现了“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⑧的局面。东汉王朝以每年赐钱2.7亿的巨大代价，达到了利用鲜卑抗击北匈奴的战略目的，也无意中培养了一个新的强敌，留下了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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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⑤⑥⑧《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⑦《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
和帝永元年初，北匈奴被汉军击破后远徙西方，鲜卑乘机占据了北匈奴故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①。这是鲜卑自身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机，从此它不仅占据了整个漠北地区，而且因势力的突然壮大而不愿再受东汉政府的节制，开始与汉为敌。永元九年（97年）辽东鲜卑进犯肥如县（今河北卢龙县北），辽东太守祭参率兵抗击失败。永元十三年（101年）入寇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县东南），并攻入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郡境。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再寇渔阳，太守张显及其部将严授、卫福、徐咸等皆战死疆场。
东汉王朝自安帝时起国力已逐渐衰落，面对鲜卑日益频繁的骚扰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也间或出现了汉朝与鲜卑的和亲局面，但时间极短，且维系此种局面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鲜卑手中。如安帝永初（107～113年）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②。这种关系仅维持了七八年，便迅速中止了。元初二年（115年）、四年（117年）、五年（118年）、六年(119年)，辽东、辽西鲜卑连续掠扰东汉边境，“杀长吏”、“寇百姓”、“烧官寺”，使边地吏民无复宁日。永宁元年（120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降汉，分别被汉朝封为“率众王”、“率众侯”，并“赐綵缯各有差”③。但第二年其至鞬即反叛汉朝，寇扰居庸（今北京延庆县）。可见汉朝已逐渐丧失了对鲜卑的控制权。
为了阻止鲜卑南下，东汉政府不断加强边防力量，元初五年秋“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④；其年冬“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⑤；元初六年“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⑥。然而鲜卑南下攻势非但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建光元年(121年)鲜卑接连破斩辽东太守蔡讽、云中太守成严，围困乌桓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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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④⑤⑥《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徐成后，更是“胆意转盛”①，寇掠频繁。延光元年（122年）冬，鲜卑连犯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定襄（今山西右玉县南）、太原，“掠杀百姓”；延光二年（123年）冬，其至鞬亲率骑兵1万多人，分数路进击南匈奴，在柏曼（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破斩奠鞬日逐王以下1000多人；延光三年（124年）秋，再败南匈奴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杀其渐将王。
自永元九年(97年)至延光三年（124年），短短28年间，鲜卑大举进犯汉境的次数，见于记载的就有13次之多；袭扰地区由辽东渐次扩展至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辽西、雁门、定襄、五原等郡，甚至穿境破塞，攻入了太原郡境，给东汉王朝造成了巨大威胁，也表明鲜卑已正式取代匈奴而成为东汉北部最危险的敌人。
二、东汉对鲜卑的反击
东汉对鲜卑的反击，在安帝时期即已开始。元初四年(117年)，汉朝利用乌桓酋长於秩居与辽西鲜卑酋长连休之间的“宿怨”，联合於秩居共同举兵出塞，袭击鲜卑连休部，“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②，夺得出击鲜卑的第一次胜利。延光六年(119年)秋，鲜卑入寇代郡马城塞（今河北怀安县西），郡兵不能抵挡。度辽将军邓遵调集积射士3000人，会同中郎将马续所率南匈奴军及辽西、右北平两郡兵马，“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③。次年（永宁元年），辽西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率众降汉。然而，时隔一年，实力强大的其至鞬又挑起边衅，对东汉边郡发起了一系列更猛烈的进攻，使汉朝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秋八月，其至鞬再次率众袭破代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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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太守李超战败身死。东汉王朝决定对鲜卑实施反击，并于同年十月发布诏令，调兵遣将，作好出塞进攻的准备：(1)诏令减免死罪以下刑徒，迁徙边郡，充实边防力量；(2)调遣精锐部队黎阳营出屯中山国（今河北定州市）北界，以防鲜卑军突入内地；(3)诏告幽州刺史，督令缘边诸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构成牢固防线；(4)从中央五校尉中挑选“弩师”，同时敕令缘边诸郡各荐五位精通箭术的“弩师”，充任教官，“令教习战射”①，有针对性地组织边防军进行战前强化训练。次年春正月，中郎将张国率先行动，派遣部将指挥南匈奴步骑兵1万多人出塞，击败其至鞬，获辎重2000余种。二月，辽东鲜卑出动6000骑兵进犯辽东、玄菟（今辽宁沈阳市东），护乌桓校尉耿晔调集缘边诸郡兵与乌桓率众王联合出击，歼敌数百人，俘、获生。牛马物资甚多，迫使鲜卑部众3万人投降。这两次反击对鲜卑打击较大，也直接鼓舞了汉军的士气，扭转了长期以来汉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后东汉利用乌桓、南匈奴骑兵频频出击，屡获战果：
永建三年、四年（128～129年），鲜卑频繁袭扰渔阳、朔方。六年（131年）秋，耿晔遣司马率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同年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破鲜卑，“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②。
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袭鲜卑，大获全胜。鲜卑在渔阳、朔方等郡连遭打击后，便转寇汉军防守薄弱的辽东属国（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但耿晔立即调遣军队移屯辽东郡无虑城（今辽宁北镇县南），防御鲜卑，抑制了其对该地区的袭扰。
阳嘉二年（133年）春，使匈奴中郎将赵稠（《后汉书·顺帝记》作“王稠”，今从《鲜卑传》）遣部将率南匈奴骨部侯夫沈等，出塞袭破鲜卑，斩获甚众。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在永建二年至阳嘉二年（127～1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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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间，改变了以往被动防守、消极应战的状态，对鲜卑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使东汉在对鲜卑的战争中取得了有利地位。其次，汉朝继续运用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利用乌桓、南匈奴骑兵出击鲜卑，以众击寡，以快制快，使其“朝发穹庐，暮至城郭”的作战优势难以菔展。此二点乃是汉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此外，鲜卑所占地域虽然广阔，军队数量亦较多，有“称兵十万”，“控弦数万骑”之称，但其各部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力量相对分散，因此便于汉军逐个击破，这也是汉军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鲜卑势力一度中衰，尤其是辽西鲜卑首领其至鞬死后，其南下袭扰明显减少，东汉北疆基本趋于安定。
三、夏育北征的失败
夏育北征的对象主要是檀石槐。
檀石槐是鲜卑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自幼遭父遗弃，经历坎坷，据载，“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檀石槐”①。由记载看，檀石槐当是私生子无疑，这既决定了其幼年的不幸，也使他自小养成了自强不息、勇气胆略超人的性格和品质。所以年仅十四五岁时便“勇健有智略”，在一次与其他部族的冲突中，“檀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敌，悉还得所亡者”②，一举震惊了整个部落。他不仅作战勇敢，胆魄超人，而且在治理部落方面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施法禁，平曲直”③，深为部众敬畏和拥戴，被推举为大人（酋长）。檀石槐的势力发展很快，不久便在距高柳（今山西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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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县）北300余里的弹汗山歌仇水上建立王庭，声威大震，东西部鲜卑大人纷纷率众归附。在檀石槐的统帅下，鲜卑的势力向其四周呈放射性扩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①。他效法匈奴旧制，把鲜卑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③鲜卑进入了一个各部统一、空前强大的新时期。
统一后的鲜卑具有更大的掠夺欲望和更强劲的战争动力。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秋七月，檀石槐亲率骑兵3000～4000人袭击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东汉与鲜卑之间持续20多年的相对和平局面宣告结束。
桓帝延熹元年（158年），鲜卑进犯北部边郡，汉朝使中郎将张奂率南匈奴等出塞反击，战果甚微。次年，鲜卑再次袭入雁门郡，“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③。延熹六年（163年）夏，鲜卑出动1000余骑兵袭扰辽东属国。延熹九年(166年)夏，檀石槐分遣骑兵数万人大举南下，纵兵杀掠，汉缘边九郡同时告急。汉廷再遣张奂率军迎击，但鲜卑采取乘虚而入、遇强即退的策略，迅速撤离汉境，使张奂军无功而回。
此时的东汉王朝国力已十分虚弱，面对檀石槐日益频繁的骚扰，既无力有效制止其南下攻势，又无其他计策可施，无可奈何之下，乃采取妥协政策，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幻想以此笼络之。然而，有恃无恐的檀石槐不仅拒受汉廷封号，反而“寇抄滋甚”④，加速了南扰的频度。灵帝即位后，汉边被骚扰的地区更为扩大，“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⑤。熹平三年（174年）冬，鲜卑袭北地，扰凉州；五年(176年)寇幽州；六年(177年)夏，鲜卑东、中、西三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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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出击，寇略幽、并、凉三州。据当年护乌桓校尉夏育统计：“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①。足见问题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王朝内部就如何制止鲜卑南扰、平定边境祸患，产生了重大分歧。一部分武将主张立即出兵反击，彻底击败鲜卑，其代表人物是夏育。夏育原为北地太守，任内曾于熹平三年（174年）率南匈奴休著屠各击败过鲜卑，由此迁为护乌桓校尉。他极力主张征发幽州各郡兵马，出塞讨伐鲜卑，并颇有把握地认为“一冬二春，必能禽灭”②。此议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如议郎蔡邕认为，“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③，云云，主张放弃鲜卑，保塞自守。这种意见在汉廷大臣中颇具代表性，因此，夏育的建议最初未获批准。
从当时汉朝的综合国力来看，虽然按照夏育的主张未必便能真正实现“一冬二春”破灭鲜卑的目的，因为灵帝时期的汉朝正日趋衰亡，而檀石槐统治下的鲜卑却处在鼎盛阶段。但若依照蔡邕之论，一味忍让、退守，则更将招致无穷边患，因而汉王朝在最后决策时，还是选择了夏育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汉廷在进
行这样一项事关军国大计的重要决策时，起关键作用的却是一位因罪被囚的将军和一位手柄大权的宦官。据记载，原护羌校尉田晏获罪下狱，欲立功赎罪，因与中常侍王甫相好，便请他向灵帝求情，以戴罪立功。王甫不负其托，及时倒向主战派，并推荐田晏与夏育一同统兵北征。听惯宦官摆布的灵帝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意发兵北伐的。由此可见，这项决策并非灵帝本意，它的形成和实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最高决策阶层的懦弱无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次北征的失败下场。
熹平六年（177年）秋，东汉调集3万兵力，分三路出击鲜卑。其战略部署及进军路线为：护乌桓校尉夏育率1万骑兵出高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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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鲜卑中郎将田晏率1万骑兵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匈奴骑兵1万人出雁门，三路大军同时进发，出塞2000余里。檀石槐闻报，即令其东、中、西三部大人各率部众迎战。结果三路汉军全线溃败，阵亡者十之七八，一切军实辎重尽皆丧失，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数十骑逃回。
夏育北征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东汉王朝因政治黑暗而导致社会危机、国力衰弱以及鲜卑力量强大外，主要有：(1)战争准备不充分。在对待鲜卑南扰问题上，东汉王朝从来实行的是一条消极防御政策，除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至阳嘉二年(133年)组织过一些反击外，几乎全是被动挨打，至灵帝时，汉朝面对统一强大的鲜卑，更是一筹莫展，先是企图和亲，后虽有夏育等少数将领力主反击，但在朝廷一片妥协、退让的呼声中，其建议被搁置一旁，而中常侍王甫的只言片语，又使灵帝立刻改变初衷，执意北征。最高决策者在关键时刻如此犹豫不定，北伐的准备工作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事实上，且不说长远的战争准备，就连起码的战前策划也是十分仓促的。(2)与前述密切相关，汉朝料敌不准，决策失误，使汉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不明，兵力分散。统一后的鲜卑，地域广阔，有东、中、西三大部分，且“称兵十万，才力劲健”，行动迅速。针对这一特点，汉军应避其精锐，选择其力量薄弱处为突破口，集中兵力予以打击，以扭转败局、振奋士气、逐步扩大战果为首次大举北伐的目的。然而，汉廷却急功近利，在决策时犯下严重错误。首先，汉军由高柳、云中、雁门出塞，所攻之处正是檀石槐势力崛起及其控制的核心地区，兵力最为强大，汉军不易攻破。其次，汉廷对鲜卑的作战能力及其行军迅速的特点认识不足，作为汉军主帅的夏育，只是偶然小胜过鲜卑，便扬言“一冬二春，必能禽灭”，致使汉军大意轻敌，冒险深入，而未料到檀石槐三部军队能够如此神速地前来迎战。第三，汉军战略部署极不合理，三路大军平分兵力，正、偏师不分，重点攻击目标不明，各自为战，互不策应，致使兵力分散而被分别击破。
夏育北征，是东汉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对鲜卑的主动出击，它的失败，一方面直接助长了汉廷中本已盛行的妥协、退让之风，从此朝中再无他人言及北伐之事；另一方面，使檀石槐南扰之心更加骄恣，东汉“缘边莫不被毒”①，成为鲜卑随意进出的掠夺场所。
灵帝光和年间（178～183年），檀石槐死后，其子和连代立，才力平庸，“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②，鲜卑重新走向分裂。和连死后，其子骞曼、其侄魁头因争夺权力而酿成内乱，鲜卑部众尽皆离散，各部大人自相传袭，势力逐渐衰弱。与此同时，东汉王朝也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逐渐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