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帝时对澧中、溇中、零陵“蛮”反抗的镇压
东汉时期，澧中、溇中（属武陵郡）、零陵、长沙“蛮”都是居住在今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建武二十五年(49年)，东汉平定五溪“蛮”叛乱后，加强了对蛮族地区的统治，十余年间，相安无事。迄至章、和时期，虽然还先后发生过澧中“蛮”陈从、溇中“蛮”覃儿健、潭戎等发动的武装叛乱，但都很快被镇压下去，造成的影响不大。总之，东汉前期，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接受了东汉封建政权的统治，与汉族人民一样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状况是与当时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一致的，也是东汉前期民族关系的主流。
自安帝时起，南方“蛮”族地区又进入了多事之秋。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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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的反汉斗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持续到东汉灭亡。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最突出的表现是赋税徭役的加重。从安、顺、桓帝时期蛮族的历次反汉事件来看，无不带有反奴役、求生存的倾向，这与东汉前期的反汉战争相比，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考察东汉时期对南方部族的战争，首先必须分清两种不同情况，即东汉前期为平定五溪“蛮”等部族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东汉后期为镇压南方各族反抗民族压迫、剥削的战争。虽然，就东汉王朝而言，后一种战争亦带有维护地方安定的一面，但战争的起因是东汉统治者政策的失误，高举义旗的南方各部族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战。
安帝时期，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轮流执政，东汉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亦逐渐激化。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因“郡县徭税失平”①，愤而起来反抗。他们联合充中“蛮”等部民众2000余人，“攻城杀长吏”②，矛头直指东汉王朝。事件发生后，东汉王朝采取其惯用的“以夷攻夷”策略，诏令州郡地方政府招募五里、六亭“蛮”兵，前往镇压，澧中“蛮”失败后投降。次年秋，溇中、澧中“蛮”又聚集4000多人，“并为盗贼”③；同时，零陵“蛮”1000余人在羊孙、陈汤等率领下，“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④，与溇中、澧中“蛮”遥相呼应。但不久亦被州郡招募的蛮夷兵镇压下去。
二、顺帝时对武陵“蛮”反抗的镇压
溇中、澧中和零陵“蛮”的反汉斗争失败后，武陵等地的少数民族迫于东汉王朝的武力威慑，暂时放弃了武装反抗，继续忍受着汉朝官吏的奴役和压榨。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于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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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朝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僚开始得意忘形，认为南方“蛮”族已完全屈服，可以加重征收他们的租赋。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当武陵太守首先上书提出这个建议后，立即得到朝中大臣的响应，惟有尚书令虞诩头脑清醒，认为不可，他指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①应该说，虞诩这番言论是抓住了问题实质的。它包含了两层重要含义：(1)对南方“蛮”族应实行安抚政策，做到“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2)赋税的轻重是观测“蛮”族地区安定与否的晴雨表，轻则安，重则乱。所以对其征收的赋税额应保持稳定，严格按“先帝旧典”办事，不可随意增加，否则必将因其“怨叛”而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然而，因假象而盲目乐观的顺帝否定了虞诩的建议，作出了增加“蛮”族地区租赋的决定。
东汉王朝的错误决策，正如虞诩预料的那样，迅速招致了“蛮”族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当年冬，澧中、溇中“蛮”即因“贡布非旧约”而杀乡吏，“举种反叛”②。次年（137年）春正月，反汉队伍迅速扩大，有2万人围攻充城（今湖南桑植县），8000人攻打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汉廷紧急调遣武陵太守李进率军镇压。李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两手并用的策略，先用武力击败“蛮”军，斩杀数百人，再趁其溃败之际，施以恩信，结果其余反抗者均缴械投降。
澧中、溇中“蛮”的反汉斗争虽然失败，但客观上达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东汉王朝被迫改弦更张，调整对“蛮”族地区的政策。史称，“（李）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③，减轻“蛮”族民众的赋税负担。在李进治理武陵的九年期间，“蛮”族地区相安无事。至顺帝死，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因李进治理“蛮”族有功，受到增秩2000石、赐钱20万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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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三、桓帝时对武陵、长沙、零陵“蛮”反抗的镇压
桓帝即位后，外戚梁冀当朝，政治更加黑暗，边郡地区的安定与否，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吏素质、修养的高低及其统治措施的得失。武陵太守李进去职后，该地“蛮”族又开始叛离汉朝。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秋七月，武陵“蛮”4000余人在詹山率领下武装反汉，“拘执县令，屯结深山”①，郡县无力平定。永兴元年(153年)，汉朝经公卿廷议，任命儒将应奉为武陵太守，前往镇压武陵“蛮”。应奉到任后，采取政治攻心策略，“以恩信招诱”②，对武陵“蛮”进行分化瓦解，结果“（詹）山等皆悉降散”③。嗣后，应奉又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④，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
然而，东汉王朝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因清官浊吏的频繁更换、政策措施的反复无常而激怒了蛮族民众。由此引发的反抗斗争，参加人数日益增多，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东汉王朝的冲击也愈来愈大。
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长沙“蛮”反汉，屯聚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东）县境。至延熹三年（160年）秋七月，其众发展到1万多人，“遂抄掠郡界”，“杀伤长吏”⑤。与此同时，零陵、武陵“蛮”纷纷响应，零陵“蛮”万余人攻入长沙，武陵“蛮”6000多人攻打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延熹五年（162年）夏五月，长沙、零陵“蛮”共7000～8000人，进入桂阳（今湖南郴州市）、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南海（今广东广州市）郡境，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而逃，苍梧等郡落入“蛮”族反抗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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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④《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
汉廷急遣御史中丞盛修督率州郡募兵，前往镇压，但遭到失败。在这危急关头，汉军内部又发生募兵反叛事件。据载，是年八月，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艾县（今江西修水县西）600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①，“众至万余人”②。这支生力军与正活动于长沙地区的零陵“蛮”互相呼应，大败汉朝官军，奉命督军的谒者马睦与荆州刺史刘度仓皇逃跑。同年冬十月，武陵“蛮”急攻江陵，南郡太守李肃惊慌失措，欲弃郡奔逃，主簿胡爽奋力扣住其马首，强谏说：“蛮夷见郡无做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③李肃竟拔刀杀死胡爽，逃命而去。荆州南部地区全被“蛮”军和其他反汉势力控
制，反汉斗争进入高潮。
荆州战况传入京城，朝廷一片震惊。桓帝召开公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作出了以下决定：(1)鉴于马睦、刘度、李肃临阵脱逃和胡爽冒死劝谏的行为，分别予以严惩和重奖，“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④。(2)更选良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以政绩颇佳的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以熟知兵法战阵的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军平定“叛乱”。(3)鉴于当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状况，“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⑤，以弥补军费不足。此时的东汉王朝虽然十分腐败，但在大敌当前，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仍能集思广益，作出比较明智的决策。事实证明，汉廷的正确决策，对于平定荆州“蛮”族的反抗起了重要作用。
度尚、冯绲受命后，分别行动，密切配合，度尚负责征讨以艾县应募士为首的叛军和正在长沙活动的零陵“蛮”，冯绲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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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②《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桓帝延熹五年。
③④《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击“寇略江陵间”的武陵“蛮”。度尚以其部曲为中坚力量，亲自率领，“与同劳逸”，又“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①，汉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很快击破零陵“蛮”和叛汉募兵，迫降数万人。
冯绲率领大军10万余人出征武陵“蛮”，临行前汉廷诏策冯绲：“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将军其勉之！”②同时，一方面排除朝中阻挠冯绲出征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对他所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准允。如冯绲认为，原武陵太守应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③，请求一同出征，桓帝立即赦免其罪，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充当冯绲的军事参谋。在与武陵“蛮”的作战中，应奉“勤设方略”④，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冯绲所率官军，兵多将强，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延熹五年十一月，冯绲军途经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⑤。进击武陵“蛮”，大获全胜，斩首4000级，受降10多万人。
在度尚、冯绲的围剿下，荆州地区武陵、长沙、零陵“蛮”的反抗斗争全被镇压。
然而，南方“蛮”族并未因此而屈服，当冯绲军撤离荆州后，“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⑥。武陵“蛮”亦再次反叛，攻打郡城，武陵太守陈奉率军击破之，杀死3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直至灵帝年间，武陵“蛮”及其他蛮夷的反抗斗争，仍屡见于记载，虽然均被州郡官军剿灭，但反映了南方“蛮”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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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②⑤《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③④《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
⑥《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