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赋役剥削加重和农民的流亡
东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加剧，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相擅权。各级衙署则因循苟且，贪污腐化。外戚、宦官的党徒，典据州郡，贪赃枉法。这些窃居要职的达官新贵，既无封建统治者要求的“德行”，更无治国安民的资历和才能，荒淫暴虐，极尽欺压人民之能事。政治上的黑暗，使统治集团日益骄奢淫逸，腐败堕落。这不但使东汉朝廷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徭役的负担。再加上水旱、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出现，将广大农民逼到了无以为生的绝境。
东汉政府的赋役剥削比西汉之时更加沉重。西汉在宣帝时每年的租税收入为40多亿，少府的山泽、川池、园林收入13亿，共53亿。但东汉时期的人口和垦田数字低于西汉，而每年的租税收入却达60多亿。至于东汉后期其他方面的临时性调派，其名目就更是繁多了。
东汉除继续沿用西汉的田租、口算、更赋之外，还新增加了“调”的科派。刘陶指出，要想取得对西羌战争的胜利，使社会得到安定，“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①。《后汉书·韦彪传》也载：“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据史家研究，东汉之“调”，从征调的数额而言，无恒法定令。大概是因人因事而异，一任官府随时征发；从纳调的对象和方式来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大概是根据需要而定②。在东汉后期，这种非制度化的赋敛、科派，不仅可以大大扩充边疆战争急需的军费，而且也很方便朝廷上下搜刮、聚财。安帝时，“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债，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③。又《后汉纪》卷二十本初元年九月朱穆奏记云：“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谷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更有甚者，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④。可见，东汉后期，纷纷不绝的“特选横调”，是强加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更为沉重的负但，是东汉统治者对人民剥削率不断增长的确证。
外戚、宦官和各地豪族地主，在对人民的搜刮上，也是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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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②参见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③《后汉书》卷五十-《庞参传》。
④《后汉书》卷入十一《左雄传》。
忌惮的。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或竟相侵吞国家财物，或假借土地，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史载，梁冀被诛除时，其家财竟值30余亿之多，相当于天下租税的二分之一。宦官集团的剥削更是有恃无恐，诸如侯览向史弼索“求假盐税”；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7000余万，等等，不仅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汉廷国库也被淘虚得山穷水尽。三次对西羌的大规模作战，仅前两次就耗军费合计达320多亿钱，东汉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时人描绘其困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所谓“三空”即“田野空，朝廷空，府库空”①，东汉国力遭到严重削弱。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再加上天灾频繁，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安帝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流民队伍。东汉统治腹心的司隶部、冀州、并州等地，“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幼相携，穷困道路”②。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③。三年（109年），“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④。顺帝时，灾情继续发展，受灾范围也不断扩大，连最富庶的荆、豫、兖、冀等州，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桓、灵之际，东汉统治到了它最腐朽的阶段，天灾人祸频仍至极。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一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熹九年（166年）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⑤。百姓因连年灾荒而冻饿至死，以及“人相食”的记录，史不绝书。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一片凋零残破、动荡不安的景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交织促进，达到了空前尖锐的境地，社会危机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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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
②④《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③《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永初二年引《古今注》。
⑤《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随着东汉后期社会危机的加深，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崔骃写的《博徒论》描绘了被折磨到几乎失去人形的农夫令人心酸的形象：“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耘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①。崔寔做五原太守时，见到“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②。农民的穷困不仅使社会的简单再生产无法维持，就连人口的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有的地方“小民贫困，多无养子”③，情景悲惨而凄凉。那些离乡背井的流民，则更是被抛出了生产领域，失去了生活的依赖。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斗争，改变现实的痛苦。
从安帝永初年间毕豪、张伯路等首先揭开武装起义的序幕起，不堪悲惨命运支配的农民就纷纷造反，各地起义的烽火逐渐燃遍了整个中国。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虽然这些起义还只是地区性的，但必将给东汉王朝造成致命的威胁。桓帝时，刘陶就预言：“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言。东汉后期各地农民起义情况参见下列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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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后汉文》卷四十四。
②《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后汉书》卷六十七《贾彪传》。
东汉纪年 公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安帝永初二年 108年
“剧贼”毕豪起义，入平原界，打
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 《后汉书》卷八十一《刘茂传》。
永初三年
109年
“海贼”张伯路等3000余人，自称“将军”，转战于沿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
《后汉书》卷三十八《法雄传》。
永初四年
110年
张伯路复兴勃海、与平原刘文河、周文光等300余人，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宁季起义军数千人，在朝歌一带“攻杀长吏，屯聚数年，州郡不能禁”。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三十八《法雄传》、卷五十八《虞诩传》。
永初五年
111年
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
种羌攻陷上邽城。杜琦自称安汉
将军。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八十七《西羌传》。
顺帝永建
四年 129年
青、冀、扬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 《后汉书》卷六十一
《左雄传》。
阳嘉元年
132年
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阳嘉三年
134年
三月，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同上。
永和二年 137年 八月，江夏“盗贼”杀邾长。 同上。
永和三年
138年
“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志第十一《天文志》中。
永和六年
141年
九江、丹阳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
同上。
汉安元年
142年
广陵张婴等数万人起义，杀刺史、二千石，攻打于扬、徐之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卷五十六《张纲传》。
东汉纪年 公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汉安二年
143年
十二月，扬、徐“盗贼”攻烧城寺，杀略吏民。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建康元年
144年
三月，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八月，扬、徐地区的范容、周生攻打城邑。战败官军。十一月，九江的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十二月，九江黄虎等攻合肥。 《后汉书》卷六《顺帝
纪》、卷三十八《滕抚传》。
冲帝永嘉
元年
145年
正月，九江的徐凤等杀曲阳、东城长。三月，九江的马勉称“黄帝”。四月，丹阳的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七月，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眙。十一月，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
《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桓帝建和
元年
147年
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
《后汉书》卷七《桓帝
纪》。《东观汉纪》曰
“江舍及李坚等”。
建和二年
148年
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和平元年
150年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永兴二年
154年
闰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太初皇帝”。太山琅邪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守令不能破。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六十二《韩韶传》。
永寿二年
156年
秋七月，太山公孙举等聚众3万人攻打青、兖、徐三州。汉廷派兵讨之，连年不克。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六十五《段颎传》。
延熹三年
160年
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杀都尉侯章，攻没琅邪属县，州郡不能讨。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八十二方术《赵彦传》、卷四十一《第五种传》。
东汉纪年 公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延熹五年
162年
四月，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交趾。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汉军不能克。八月，被募来镇压起义的豫章艾县600余人发生兵变，据临湘、屯益阳，杀长吏，发展为万
人以上的队伍，击败谒者马睦、荆州刺史刘度的地方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三十八《度尚传》。
延熹六年
163年
秋七月，桂阳“盗贼”李研等攻打郡界。十一月，南海“贼”寇郡界。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延熹八年
165年
五月，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王印、珪、璧、铁券、相署置。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永康元年
167年
五月，庐江“贼”起，寇郡界。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灵帝建宁
元年 168年
九江“山贼”起，连年不解。
《后汉书》卷七十七《阳球传》。
建宁三年
170年
济南“贼”起，攻东平陵。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熹平元年
172年
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太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连战三年之外。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卷五十八《臧洪传》。
光和三年
180年
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战争持续多年。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从以上所列东汉后期各地农民起义斗争情况来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这些起义斗争发生频繁，持续较久，给东汉政权沉重的打击。在约76年的时间内，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几十次之多，有的发展到数万甚至十多万人，有的坚持数年甚至十几年，呈现出连续不断、延绵起伏的特点。起义虽然不断被镇压下去，但给东汉一阵又一阵的强烈冲击，直接动摇着东汉的统治。尤其是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自称“皇帝”或“太上皇帝”等尊号，表明了他们要推翻汉家皇权的坚强决心。第二，起义爆发的地区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规模较大的起义军，活动于数郡乃至数州的广大地区，起义形势逐渐向南方扩展，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奠定了基础，积聚着力量。第三，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与内郡农民起义交相呼应，有力地配合。由于豪族地主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迫与剥削，一些汉族人民投入了少数民族反抗东汉统治的武装斗争，而更多的汉族农民起义，是在汉廷镇压边疆少数民族时趁机发展。因此，无论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战争，还是内地农民起义，都是东汉豪族地主阶级与各族人民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第四，东汉官军的士兵哗变成为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招募的官军，其成分以农民为主，在军队内也受到将吏的欺压，又被驱使作为镇压少数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的工具，死于非命。因此，有部分官兵反戈转向起义队伍，这充分反映出东汉政府的腐朽和虚弱，也说明其统治地位日益动摇。
尽管各地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也使农民意识到，既然地区性的起义会被豪强地主所扼杀，就必须形成全国性的强大革命洪流，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经过充分的准备，才能汇集力量，与汉廷和豪族地主进行一场决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帝以来各地的农民起义，为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准备了条件。东汉后期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最终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历史巨澜——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