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7)
一、黄巾大起义的准备和爆发
(一)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公元1 84年黄巾大起义的爆发,是农民阶级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革命力量不断积聚的结果,也是东汉末年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的表现。张角等黄巾军领袖,为了发动群众,一举推翻东汉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
黄巾起义的酝酿和准备,利用了东汉后期社会上道教思想广泛流行的客观形势。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干吉①所藏“神书”170卷,名《太平清领书》,即早期道教经典之一,后称《太平经》。《太平经》内容庞杂,言及天地、阴阳、五行、干支、灾异、鬼神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其中主要宣扬宗教迷信。但也有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太平社会的美好理想。在东汉豪族势力膨胀,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太平经》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宫崇向汉廷献上此书后,被当朝者认为“妖妄不经”而束之高阁。后来,在桓帝时,又有襄楷两次上献此书,同样被朝廷以“不合明听”为由而置之不理②。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希望借助《太平经》的宗教思想,要求东汉朝廷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改良。然而,这一要求被宦官统治集团所拒绝。《太平经》却继续在社会下层广泛流传,成为动员农民起来推翻东汉黑暗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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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作“于吉”。
②《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其时,据史书记载,巨鹿人张角获得《太平经》,并对之加以改造创立了太平道。张角传布太平道,主要以治病为手段,先使贫苦百姓入道,然后使之相信太平道的说教。“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①这种治病的方法,和早就在巴蜀一带流传的“五斗米道”相似。五斗米道由张陵创立,亦以治病为名布道。凡“从受道者,出五斗米”②或“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③。五斗米道认为病患是由罪过造成的,所以,在治病时,让病人处于静室“思过”,由鬼吏主为之请祷,“大都与黄巾相似”④。“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⑤这种原始巫术治病方法,或许有类似养生、气功等增强体质、抗御疾病的功效,但总体为迷信,在科学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却奉若神明。张角弟张梁、张宝也“自称大医,事善道。疾病者辄跪拜首过,病者颇愈,转相诳耀,十余年间,弟子数十万人,周遍天下”⑥。可见,张氏兄弟最初是以医生的面目出现,在行医过程中,以某些《太平经》的内容作为教义,宣传太平思想,在广大贫苦农民中间“事善道”,这给那些深受豪族地主、贵族、宦官压榨的农民,带来一丝慰藉。他们处于生不得温饱,有病无力医治的困境,张角兄弟的“善道”及其宣扬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很快使“百姓信向之”。太平道逐渐深入人心,从而为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张角等十几年的行医、传教活动,东汉统治者早有察觉。熹平末至光和初年,司徒杨赐曾言:“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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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②④《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
③⑤《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注引《典略》。
⑥《后汉纪》卷二十四。
⑦《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
说明在起义爆发的七八年以前,汉廷对进行太平道活动的张角等人有过“赦免”,但太平道势力却是日益壮大。杨赐建议:“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①此时,太平道组织已经形成,故有“渠帅”之称,而入教的主要成员是遍布州郡的各地流民。杨赐的建议,未曾引起汉廷重视,“会赐去位,不复捕录”②。直至光和六年(183年)刘陶、乐松和袁贡等仍连名上疏,要求灵帝“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③。可是,“帝殊不悟”④,昏庸之君还是意识不到形势的严峻,对刘陶等人的意见,仍置若罔闻。因此,到灵帝光和末年,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以宗教为掩护的农民革命组织。
据《后汉纪》记载,太平道组织“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太平道在“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坊”本是流民组织⑤,太平道利用这一组织可以更合法、更隐蔽地发展自己的教徒。因此,太平道在发动起义以前,并未公开自己的组织形式,而是借流民组织之名,派领袖对流民进行组织和领导,从表象上来看,是有利于流民的安定。这或许是朝廷对杨赐、刘陶等建议置之不理的原因之一。然而,张角等利用流民原有组织,作为太平道的宗教组织进行活动,有效地起到了组织农民参加起义的积极作用。所以,起义一旦爆发,原有的流民组织“坊”,便可以迅速按战争需要,转变为黄巾军的军事组织“方”,以“方”为单位,形成类似现代的战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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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⑤参见赵克尧等《论黄巾起义与宗教之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在长期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之后,大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张角等为全国性的暴动,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并逐步付诸实施。首先,他们确定在中平元年(184年,是为甲子年),发动全国性起义。他们利用东汉流行的“五德始终”历史循环论,采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四处散布这年汉运已衰的谶语,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用“苍天”暗指东汉王朝,“黄天”暗指太平道的理想政权,“甲子”为天干地支纪年循环一周之始,有更始之义。谶语寓义双关,指出从此将要开辟天下太平的新纪元。这一口号成为号召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统治的总动员令。张角还派道徒“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以为各地响应起义的暗号和起义军集中攻击的目标。其次,为察探东汉王朝的虚实,以利发动起义,张角等曾亲自“窃入京师,觇视朝廷”①,掌握第一手军事情报。在了解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腐败至极的情况后,他们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制定了里应外合,同时起事的计划。在洛阳,他们发展了部分百姓加入太平道,甚至还有皇宫宿卫人员也准备参加起义。宦官中也有相信太平道者,中常侍张让就曾与太平道有往来,“多与张角交通”②。因此,张角派大方渠帅马元义多次来往于京师,联络了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为内应,并将先期收编的荆、扬流民数万人,调动北上集结于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待命,“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③。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犹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二)黄巾大起义的爆发
就在张角等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并按计划部署行动之时,统治集团中许多人已经预感到将有大的变故,但面对宦官专权的严酷现实,“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④。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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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传》。
③《后汉书》卷七十-《皇甫嵩传》。
中平元年春,张角弟子济南人唐周叛变,向朝廷上书告发张角、马元义在洛阳等地联络起兵之事。马元义因此被捕,在洛阳被车裂牺牲。接着,灵帝将唐周所上奏章交付三公及司隶校尉,由钩盾令周斌率三府掾属,根据唐周提供的线索,“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张角道者”,当场屠杀1000余人,然后,移书命冀州追捕张角等太平道首领。张角等得知起义计划已被泄露,事情紧急,不得已将原定暴动时间提前,“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①。中平元年(184年)二月,起义正式爆发。
张角起义军“皆著黄巾为标识,时人谓之‘黄巾’ ”②。史载,黄巾军有36方,即有36个渠帅各将其军。据《后汉纪》卷二十四,则记载为“二月,角等举兵,往往屯聚,数十百辈,大者万余人,小者六七千人”,或许还不止36方之数。仅据36方每方平均1万人计,起义爆发时,黄巾军就有36万人之多,农民起义一开始就有如此众多人数投入战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③,成为这次农民大起义爆发的主要特征。尽管东汉朝廷事先已经获知起义的情报,欲行镇压,却正如杨赐所预言的,“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太平道以其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官府的追捕,成功地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黄巾军以张角、张梁、张宝为最高统帅。《太平经》讲天道、地道、人道,称天神、地神、人神为三公,因此,张角称“天公将军”,张梁称“地公将军”,张宝称“人公将军”,统领诸方。黄巾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是充分的,然而,从现有材料推断,黄巾军没有再提出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是里应外合的洛阳暴动流产以后,黄巾军仓促起义的一个必然结果,也说明张角等在军事准备上,还缺乏应变的第二套暴动方案。因此,诸方黄巾军起义后,在军事上的联系并不紧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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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七十--《皇甫嵩传》。
③《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太平道组织主要分布在洛阳以东的青、徐、幽、冀、兖、豫、荆、扬等8州,即今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以至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按原定起义计划,洛阳暴动成功以后,“八州并起”。由于起义时间被迫提前,这一部署受到一定的影响,《续汉书·五行志》称:“是时,黄巾作慝,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立于中平二年(185年)的《郃阳令曹全碑》则记载:“訞贼张角
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①这都说明在黄巾起义之初,并未完全如愿实现“八州并起”。当时傅燮所上疏奏也说得明白:“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②李贤注曰:“此云‘六州,盖初起时也。”③总之,太平道的黄巾军,一开始只在六州或七州部分郡县组织起义,但其他州郡的太平道徒闻讯后,很快地参加到大起义的洪流之中,一时间也形成了“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④的全国性革命形势。
(三)黄巾军初期的胜利
由于黄巾大起义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为推翻黑暗的东汉统治,当时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军,作战格外猛烈。诸方黄巾军“往往屯聚”,“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⑤,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各地官府寺舍。对作恶多端的官吏、豪强予以坚决地镇压。史载黄巾军“杀人以祠天”⑥,其实主要是“杀害长吏”⑦。战争中,黄巾军多以火攻为手段,对封建据点和豪族地主的田庄、坞堡、壁垒的摧毁力极大。《荡阴令张迁碑》云:“黄巾初起,烧平城市。”⑧结合史书“所在燔烧官府”的记载和“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说法,可以想像,广大农民群众在武器装备不足的条件下,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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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⑧《金石萃编》卷十八。
②《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
③《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注。
④《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⑤⑥《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⑦《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地点燃起烈火,向东汉地方政权和豪族地主发起猛烈的冲击,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暴动,东汉地方政权和贵族、豪强惊慌失措,一时无力抵挡,“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①,黄巾军很快就占据了许多地方,“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②。冀州是起义爆发的中心地区,除了张角兄弟在魏郡(治邺县)誓师起义以外,安平(治今河北冀县)和甘陵(治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群众,分别抓获了平日作威作福的皇室贵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以实际行动响应太平道发动的起义,参加到黄巾起义的队伍之中。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黄巾起义后,在邵陵(今河南漯河东北)击败了太守赵谦所率的官军,乘胜向颍川、洛阳方向推进,并汇合了在陈国(今河南淮阳)起义的黄巾军,成为实力较强的一支主力,对京师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兖州的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南),起义军活动频繁。在幽州,广阳(治今北京市)黄巾军镇压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在荆州,张角弟子张曼成称“神上使”,领导南阳黄巾攻杀了郡守褚贡,并占领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为据点,发展起义队伍,除此以外,许多黄巾军的暴动不详于史载。凡是起义爆发的地区,东汉地方统治无不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据上述黄巾军在各州郡的军事活动形势来看,尽管起义计划临时变更,黄巾军仓促发动起义,在冀、豫、兖、幽、荆等州郡的黄巾军主力,显然还是自北到南作为两翼,由东向西为中路,三面向洛阳呈环攻态势,矛头仍然直指东汉统治的中心。各路黄巾军虽然缺乏有机的战略联系,但这一态势足以构成对洛阳的极大威胁。至此,黄巾军以全面的暴动及对东汉强大的进攻势头,扭转了因叛徒告密而导致的被动局面,起义取得了初期的胜利。
在黄巾军暴动胜利的影响下,同年七月,五斗米道领袖巴郡张修聚众于汉中一带起义,攻打郡县;十月,在枹罕、河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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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有北富伯玉、李文侯等领导的汉、羌等各民族反抗东汉暴政的起义,杀护羌校尉冷征,边章、韩遂也为义军所拥戴,攻杀了金城太守陈懿。这样,在东汉的西部地区,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浪潮,与东部地区的黄巾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构成了东汉末年黄巾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黄巾军主力主要活动在冀州、豫州和荆州的部分地区,随着东汉政权纠集军队反扑,全国的战争形势也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局面。
二、东汉的军事镇压和黄巾军的英勇奋战
(一)东汉王朝的紧急决策和部署
黄巾军从四面八方掀起的猛烈冲击,大大震撼了东汉统治集团。汉廷太为惊恐,针对黄巾军三面环攻洛阳的战略态势,急忙调集兵力,首先加强京师的军事防务。“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①,并“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②,进入战争状态。同时,又在京师附近的关。要塞增设重兵,“置八关都尉官”③,控制人员出入。整个京师洛阳处于全面军事戒备之中。汉灵帝还“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④,这对于早已乱作一团的地方官来说,不啻一纸空文。
在匆匆忙忙布置完毕京师的防务之后,汉廷“召群臣会议”⑤,紧急商讨围剿黄巾军的对策。然而统治集团在分析起义爆发的原因,并商量镇压的办法时,发生了意见分歧。
黄巾起义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从东汉统治集团总结教训而言,宦官专权、蒙蔽视听,坐使太平道的传播和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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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②《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
④⑤《后汉书》卷七十-- 《皇甫嵩传》。
日增一日,因此,朝野上下纷纷指责。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①中常侍张让等恐惧,遂诬陷张钧学太平道,将其逮捕,在狱中拷掠至死。侍中向栩对宦官当道、朝廷腐朽早已愤恨不已,又无可奈何,“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使将出师,疑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③张让等宦官如此弄权,于镇压黄巾起义的决策不仅无补,反而会进一步分化、削弱统治集团的力量。因此,解决朝廷政治问题,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共同对付黄巾军,成为军事决策前的关键。同时,还必须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作出一点姿态,以顺应百姓的愿望,达到消弭人民反抗的目的。
在宦官中,也有少数清正之人,他们更多地注意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吕强即是其中之一。他的对策是,“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③。吕强担心统治集团的内争,会导致失势的官僚集团与黄巾军联合,借用农民起义的力量,使东汉朝廷遭灭顶之灾。他警告灵帝:“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④在群臣会议上,皇甫嵩也“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⑤,即在政治上,要赦免那些因不同政见而被禁锢的“党人”;在经济上,要求皇室将聚敛的财物和马匹散出,充作劳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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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传》。
②《后汉书》卷八十-《向栩传》。
③《后汉书》卷七十八《吕强传》。
④《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⑤《后汉书》卷七十-《皇甫嵩传》。
费或装备军队出征,调动全部力量对付黄巾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灵帝才采纳了吕强和皇甫嵩的建议,宣布解除党锢,让“诛徙之家皆归故郡”①,在地方上进一步组织镇压黄巾军的豪强武装。“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②,并“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③。东汉统治者已从惊慌之中冷静下来,在内部矛盾缓和以后,便立即有组织地部署对各地黄巾军的反扑。
黄巾起义爆发以后,起义军主力基本上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冀州黄巾军由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率领;颍川、汝南、陈国一线的黄巾军由波才、彭脱等人率领;南阳黄巾军先有张曼成,后有赵弘等率领;从东郡到江淮还有卜己、张伯、梁仲宁、戴风等人领导的黄巾队伍,分别活动于一方。
对此,东汉王朝的军事部署,首先是针对距洛阳最近、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然后是指向黄巾军最高统帅所在的冀州黄巾,对其分别派遣两支官军,实行重点进攻。在南阳方向则加强防务,暂取守势。党锢锯除以后,各地的地主豪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也都加紧修筑堡垒,扩大武装,或就地固守顽抗,或听调出征作战。
为镇压颍川黄巾军,汉廷拜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偏为右中郎将,调发北军五校、三河骑士,以及临时招募的精壮兵勇,合4万余人,由皇甫嵩、朱侑各统一军,由西向东开进。对冀州黄巾军,则拜卢植为北中郎将,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之,也率一部分北军五校士,并调集诸郡国兵前往围剿。黄巾起义以后,汉廷从仓促应战,调兵拱卫京师,到紧急决策、部署兵力主动出击,前后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分散于各地的黄巾起义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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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③《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二)长社之战和颖川黄巾军的失败
是年夏四月,右中郎将朱?率官军一部进抵颍川前线,与颍川黄巾波才部对阵交战。朱偏战败退却。东汉军另一部主将左中郎将皇甫嵩见起义军士气正盛,难与争锋,遂率军转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待机再战。五月,波才乘胜进兵,指挥黄巾军将皇甫嵩团团围住。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之下,长社弹丸小城岌岌可危。当时,官军人少势单,军心恐惧,朝不保夕。皇甫嵩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诡计多端。他一面严令官军坚守不出,等待和寻找突围的机会,一面仔细观察城外黄巾军的动静,图谋攻破起义军的良策。
黄巾军攻长社城一时难下,士气稍懈。波才又不懂战阵结营之法,令攻城义军紧靠草木葱郁之处安营扎寨,修整部队,准备强攻。皇甫嵩侦察到这一情况,于是召集军吏会议,稳定军心,布置方略。皇甫嵩指出:“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①碰巧这天夜里刮起大风,使皇甫嵩火攻的阴谋能够得逞。
当天晚上,皇甫嵩一面命令军士各持火把登上城墙,一面派精锐士卒趁夜幕潜出城外,趁风放火,偷袭黄巾军营寨。得手之后,夜袭军士在城外大声呼叫,城上官军点燃火把呐喊助威。一霎时,火光遍布,战鼓震天,皇甫嵩自率一支人马开城突出,奔向黄巾军营阵。在混战之中,黄巾军营寨四处起火,起义军战士惊乱奔走,布不成战阵,难以抵挡。正在此时,汉军骑都尉曹操又率一支援兵赶到,朱?残部趁势反击,三支官军从长社城里外夹击,黄巾军遭受严重损失,数万人壮烈牺牲于激烈的鏖战之中。
长社之战后,波才率黄巾军余部退往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皇甫嵩、朱侑等乘胜追击,并向汝南、陈国黄巾发起攻击。六月,波才在阳翟战败。皇甫嵩、朱儁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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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汝南黄巾彭脱部。豫州的黄巾军有数十万人被迫投降①。接着,皇甫嵩奉诏转战东郡,八月,在仓亭(一作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击败东郡黄巾卜己部,卜己被俘,黄巾军被害者7000余人。经过约4个多月的战斗,颍川、汝南、东郡、陈国一线的黄巾军终于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
长社之战,颍川黄巾军人多势众,在前次作战取胜后,轻敌麻痹,又缺乏实战经验。依草结营,犯了兵家之大忌,被东汉官军以火攻偷袭而溃散,遂与汝南黄巾失去联系,被官军击败。官军人数虽少,但主将是有长期作战经验的军事干才。皇甫嵩善于运用兵法谋略,在内线把握战机一举突破黄巾军的包围。在外线,则有朱?及曹操的援兵,两方面配合默契,比之波才等的硬拼,自然是略胜几筹,才能以少胜多。长社一战是汉廷与黄巾作战的关键之役。汉军赢得此役,不仅较顺利地击溃颖川、汝南等地黄巾主力,并逐步将其一一歼灭,解除了心腹之患,更主要的是在战略上取得了中路突破的胜利,完全切断了南、北黄巾军战略联系的可能性,为对黄巾军进一步实施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廷开始第二步战略计划,调皇甫嵩军北上,镇压河北地区黄巾军,以朱?军南下,镇压南阳地区黄巾军。汉廷由对黄巾主力的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进攻。
(三)宛城之战和南阳黄巾军的失败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领导下,趁朝廷无暇南顾之机,占领宛城达100多天。六月,东汉新任南阳太守秦颉,率军袭宛城,张曼成与之交战,不幸阵亡。黄巾军又推举赵弘为领袖,重整队伍,起义军由最初数万发展到十余万人,雄踞宛城,形成浩大声势。此时,朱?在取得长社之战胜利后,奉诏南下,支援秦颉的地方官兵,荆州刺史徐璆也带兵至宛,与朱儁部会合共1.8万人,三路官军合兵围攻宛城。黄巾军英勇奋战,顽强固守。尽管官军攻势凶猛,但从六月至八月,黄巾军在宛城坚守,屹然不动。汉廷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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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
乎对朱儁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有人甚至奏请将其撤职问罪,另派将领指挥作战。在关键时刻,司空张温上疏,认为:“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偏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①灵帝乃继续催促朱儁攻克宛城。在朝令压力下,朱?军攻城更为猛烈。在宛城保卫战中,黄巾军统帅赵弘又壮烈牺牲,部众再推韩忠领导起义,继续坚守宛城。朱?兵少,宛城攻克不下,“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又声东击西,“因鸣鼓攻其西南”,“儁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韩忠等未能识破诡计,悉众赴西南阻击,结果,官军在东北空虚时,“乘城而入”②,于是,外城失守。韩忠只得率余部退保宛城内小城。其实,形势已对起义军十分不利,韩忠发生动摇,惊恐地向官军请求投降。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及司马张超等皆欲接受韩忠的乞降。唯朱儁不同意,他认为:“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③断然拒绝了韩忠的乞降,非要将黄巾军置于死地而后快。朱?拒绝接受投降,黄巾军只有背水一战,因此,抱着与小城共存亡的决心,众志成城,拼死抵抗。官军轮番进攻,小城却坚如磐石,连战不克。
朱?再次登上土山,侦察城内黄巾军的情况,领悟到黄巾军殊死守城的原因。他对张超说:“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④于是下令撤兵解围,诱使韩忠出城决战。韩忠见状,果然率众出城突围,朱?突然袭击,韩忠大败而逃,被朱儁追杀数十里,损失1万余众。韩忠不愿再战,“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⑤。黄巾军余部见主帅遭如此下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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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七十一《朱?传》。
情激愤,“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①,继续固守。
经过几番挫折,南阳黄巾军元气大伤。朱?再度指挥官军攻城,黄巾军难以抵敌。朱儁部下佐军司马孙坚在进攻中,“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②。宛城陷落时,孙夏率残部向北突围,试图撤退到山区,依靠伏牛山延绵起伏的有利地形,与官军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但朱儁率官军紧迫不舍,在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双方再战,孙夏军败,黄巾义军又有1万余人牺牲。其余遂四散而走,十余万人的南阳黄巾军就这样悲壮地被镇压下去。
宛城之战旷日持久。在秦颉攻城之前,南阳黄巾军已占据宛城达3个月有余。从六月朱儁军南下围城至城破,南阳黄巾军又坚守宛约5个月。从兵力上来看,黄巾军十余万人,而官军不足2万,仅是黄巾军的十分之一。兵力如此悬殊,黄巾军仍然战败,其主要原因是黄巾军主帅缺乏谋略,在阵战中又不是官军强兵悍
将的敌手,因此,既不能妥善部署突围转移,又不能打退官军以解城围。结果,长期困守孤城,一筹莫展,愈来愈陷于被动,兵员众多的优势难以发挥。而官军则巧妙地运用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手段,强攻与诡计相结合,终于破城。当然黄巾军中大量是举家流徙的贫苦农民,妇弱老幼在军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大大影响到军队战斗力和机动性,这也是南阳黄巾坚守宛城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广宗之战和河北黄巾军的失败
在与皇甫嵩、朱?进攻颍川黄巾军的同时,卢植也率另一支官军进逼冀州,按计划重点进攻张角、张梁、张宝统帅的黄巾军主力。冀州黄巾军约有20万人,人数虽然多于卢植军队,但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远远不及五校精锐之师,何况有诸郡国兵与卢植的北军五校士配合。因此,卢植连战皆捷,张角部牺牲1万多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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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②《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张角决定采取守势,与张梁率主力退保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张宝则率别部北走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互相呼应。卢植紧追张角主力,包围广宗,“筑围凿堑,造作云梯”,猛烈攻城,一连3个月也未能攻克。灵帝大为恼火,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观战督阵。左丰贪婪无厌,“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左丰回京师,在灵帝面前诬陷卢植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①灵帝震怒,命令用槛车押送卢植回京问罪,另派东中郎将董卓赴冀州为官军统帅,继续进攻冀州黄巾军。董卓军事才能逊于卢植,指挥官军围攻张角两个多月,仍无战功。
八月,朝廷又将董卓调回抵罪,而将镇压颍川、东郡黄巾有功的皇甫嵩调往冀州战场。皇甫嵩部渡过黄河北上,投入了围攻广宗的作战。这时,张角病死,张梁统帅广宗义军,虽然张角之死给黄巾军造成很大损失,但守卫广宗的黄巾战士依然勇猛顽强,多次打退官军的进攻。“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②
强攻不下,狡猾的皇甫嵩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闭营休士,以观其变”③,并以此懈怠黄巾军的斗志。这样,一直相持到冬十月,黄巾军长期守城,精力疲惫,又见官军数易主帅,均不能破城,逐渐放松了戒备。皇甫嵩了解到这一情况,故伎重演,准备夜间偷袭黄巾军。在一天深夜,他悄悄部署兵力,将总攻时间定在常人易于困乏酣睡的“鸡鸣”之时。总攻发起后,官军突然冲入黄巾军阵营,黄巾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黎明时,广宗城破,张梁战死,3万黄巾军阵亡,另有5万多人不愿投降受辱,赴河而死,壮烈就义。
皇甫嵩破广宗城后,大肆烧杀掳掠,“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④,对死去的张角也不放过,“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⑤,以宣扬他的赫赫战绩。接着,皇甫嵩移兵北攻下曲阳。十一月,皇甫嵩军与巨鹿太守郭典的地方兵联合,在下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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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
②③④⑤《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与张宝率领的黄巾军展开激战,张宝军势孤力单,下曲阳失守,张宝和十多万起义军将士死于皇甫嵩等官军之手。冀州黄巾军失败。
广宗之战,冀州黄巾前仆后继、坚韧不拔,表现了农民阶级反抗东汉统治的宁死不屈的无畏精神。然而,张宝与张角、张梁分兵别屯,有互为呼应之势,却没有实际上的支援,反倒被官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本来,官军数易将帅,黄巾军可乘机里外夹击,再度汇合,转战他处。但张角、张梁和张宝分别死守两个相距并不算太近的据点,被动挨打,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自张角于中平元年二月起兵,到十一月张宝在下曲阳战败,黄巾军主力持续作战9个多月,颍川、南阳和冀州等地黄巾军,在汉廷周密的战略部署打击下,遭到沉重的失败。分散于其他地方的小规模的黄巾军,也在豪族地主武装的分割、围剿中失利。然而,战争并没有结束,黄巾军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武装斗争,并趁着东汉朝廷更加虚弱,地方州郡势力膨胀、豪族地主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将起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黄巾军余部的反抗战争
(一)黑山黄巾军的战争
张角等领导的黄巾军主力失败以后,东汉腐朽政权的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改弦更张,相反,官军和豪族地主武装,变本加厉地对农民进行疯狂的反扑和清算。“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①。因此,在中平二年(185年)二月,即起义军主力军失败后的二三个月后,活跃在太行山区的黄巾军余部再度发动起义,史称“黑山军”。
《后汉书·朱?传》载:“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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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这些农民武装四处攻击官府,劫夺豪强,影响波及晋、冀、鲁、豫。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张牛角和飞燕的队伍。飞燕原姓褚、名燕,是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黄巾起义爆发时,他响应起义,“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余人”①。张牛角是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也受冀州黄巾起义影响,“起众,自号将兵从事”②,与褚燕联合作战,褚燕推张牛角为统帅,共同攻打廖陶(今河北柏乡东)。张牛角不幸为流矢所中,受了重伤,临终前,嘱告部众奉褚燕为统帅继续斗争。张牛角死后,褚燕为表示不负张牛角所托,以安部众,改姓张,称张燕,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张燕作战勇猛,“剽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③。
张燕由于英勇善战,在部众中威望很高,其势力日益强大。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地的备路农民军,纷纷接受张燕的领导,农民军的山区根据地互相串通、连成一片。一些小股农民军的首领,如孙轻、王当等,均率部投到张燕部下。张燕起义军人数多达百万之众,以黑山(今河南鹤壁市东)一带为活动中心,故号称“黑山军”,成为北方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
黑山军蓬勃发展,而汉廷经过黄巾起义主力的打击则更加虚弱,地方豪强、军阀与中央的离心力愈来愈强。汉廷已无力主动出兵镇压黑山军。史称:“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指黑山军)害。”④可见,张燕领导的起义军对东汉地方打击之猛烈。在斗争中,张燕还利用汉廷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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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
②《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张牛角”疑即《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中的“青牛角”。
他派人至京师表示归降,灵帝顺水推舟,拜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①,黑山军另一支队伍的领袖杨凤,也被汉廷拜为“黑山校尉”,与张燕一起“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②,张燕、杨凤的诈降或受招安的策略,使农民军取得了扩张势力的主动权,他们在合法的外衣掩护下活动,“后遂弥漫,不可复数”③,兵锋渐渐逼近京师洛阳。在这种形势下,汉廷不得不命镇压颍川和南阳黄巾的朱儁为河内太守,堵截黑山军的进攻。由于朝廷已无法调遣官军,朱儁“将家兵击却之”④,才把张燕军打退。
地主豪强的家兵、部曲武装,是农民军更为凶险的敌人。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黑山军的于毒、白绕、眭固(即畦固)等10万余人进攻魏郡,行至东郡击败官军。曹操指挥豪强兵入东郡,在濮阳击败白绕部,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次年春,于毒、眭固等农民军进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屯兵顿丘(今河南濮阳北)的曹操趁机挥军进入山区,以“围魏救赵”之策,先偷袭了黑山军的根据地。于毒等闻讯,急忙从东武阳撤兵回救,曹操又设伏兵于途中邀击之,使眭固部遭到惨重损失。
初平四年(193年)三月,于毒部乘河北军阀混战之际,再次出兵攻打魏郡。此时,袁绍为冀州牧,执掌河北军政大权。魏郡发生兵变,和于毒军数万人联合攻克袁绍老窠邺城,杀死郡守,取得重大胜利。但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投机分子的背叛行动,投向袁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六月,袁绍经过一番准备,从斥丘(今河北成安东)出兵,直奔朝歌鹿肠山(今河南淇县南)苍岩谷口围攻于毒。于毒率部抵抗5日,战败。于毒及1万余名黑山军战士壮烈牺牲。此后,袁绍沿山北进、围剿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部,均连连得手,又残杀义军将士数万人,扫荡了黑山军在山区根据地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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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②③《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
“屯壁”。黑山军外围被袁绍一一突破消灭后,袁绍开始进攻黑山军主力。张燕联合四营屠各和雁门乌桓与袁绍在常山郡激战十余日。张燕拥兵数万,还有精锐骑兵数千,来往冲突,付出了很大代价。袁绍军队也疲惫不堪,无力再战,被迫退兵。
其后,黑山军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一部分曾帮助袁术,被曹操败于匡亭;一部分被公孙瓒所利用,“陆梁冀州,横断(袁)绍后”①,等等。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张燕率黑山军10万多人投降了曹操。张白骑部则被军阀马腾部将庞德所击败,坚持斗争20年之久的黑山军农民战争全部结束。
(二)白波黄巾军的战争
黑山军在冀州等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极大地鼓舞着被官军打散的其他黄巾军余部。中平五年(188年),各地黄巾军重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最早出现的一支号称白波黄巾。
中平五年二月,西河(治今山西离石)黄巾军余部在郭太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力量,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西)举行起义。俟后,白波军汲取前期黄巾固守城池而败亡的教训,展开了运动战,辗转于各地军阀的混战之间。他们北攻太原,南破河东,打得这些地区的豪族地主纷纷逃奔到三辅地区去避难,起义军在这一带有相当大的影响,人数也达到十余万。
随着东汉后期封建军阀的割据战争愈演愈烈,并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地农民起义被分割在各个封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并同封建割据战争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农民起义战争带上了更为复杂的色彩,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形式。某一个农民军为了抵抗直接镇压他们的军阀武装,往往联合其他地主武装,作为自己摆脱困境或求得发展的策略,黑山军就是如此,白波军也有类似的情况。各个封建割据势力,一方面要竭力镇压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为了与其他军阀势力作地盘和人力上的争夺,又往往拉拢其他军阀势力范围内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