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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
军，作为其战略棋盘上的一着。
次年（189年）四月，灵帝死，汉廷一片混乱，白波军趁机南进，逼近黄河，威胁洛阳。董卓遣中郎将牛辅前往镇压，遭到白波军的迎头痛击，“不能却”①。白波黄巾又趁势与进入中原的匈奴南单于於扶罗联合，共同攻破太原、河内。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山东州郡组成讨伐董卓的军阀联军西攻洛阳，白波军也乘混乱之际攻东郡，董卓被迫西迁长安。董卓死后，部将李傕和郭汜在长安混战不已，至兴平二年(195年)七月，汉献帝东归洛阳，途中受到李傕、郭汜的追兵阻劫。护驾的兴义将军杨奉和安集将军董承等向白波军请求救援。当时郭太已死，白波军由韩暹、胡才、李乐统领，在河东一带活动。白波军答应了这一要求，与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②。可以看出此时白波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此后，白波军韩暹、胡才、李乐等部一路护驾至洛阳，途中与李傕等战，损失颇大，白波军基本上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
在白波军的尾声中，韩暹参与建安元年（196年）的汉廷诸将争权战争，出兵攻董承，获胜，因而夺得大将军、领司隶校尉之职，仍与董承“并留宿卫”③，企图控制献帝。但是，韩暹与董承矛盾日益尖锐，董承因为“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④，妨碍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暗中拉拢曹操作为外援。曹操依杖自己军事实力，到洛阳问韩暹等之罪，韩暹料势力不支，又与杨奉联合。曹操便趁机挟献帝至许下。为了夺回汉献帝作为政治资本，杨奉、韩暹曾在车驾出洛阳时引军追之，尚未追上，途中被曹操所设伏兵击溃，遂转投袁术。次年，韩暹在军阀混战之中势力日益缩小，仅剩千余骑，“欲归并州，为张宣所杀”⑤。胡才和李乐虽然留在河东，但也没有注意发展队伍，在坚持农民反抗斗争上未有建树。胡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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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⑤《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被怨家所害，李乐病死。一度声势浩大的白波黄巾军消失在军阀混战之中。
（三）青、徐黄巾军的战争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在白波军起义后不久，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军也重新起义。这支起义军仍坚持奉行“汉行已尽、黄家当立”①的太平道主张，趁董卓、袁绍、曹操争夺东汉政权而混战之机，在青、徐、兖、冀一带“寇郡县”②，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迅速，“处处飙起”③。
当时，青州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④，只想着跟随讨董卓的关东军阀同盟到京师争夺权利，忽视本州防务。初平元年（190年），黄巾军张饶约20万人，突然从冀州转攻青州，抓住军阀混战的薄弱环节，取得对青州作战的胜利。史载：“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焦）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沉河，令贼不得渡，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⑤起义军在青州攻城略地，声威大振。
青州黄巾军在北海国活动最为频繁。北海相孔融为东汉名士，企图与黄巾军对抗，“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⑥。但在与张饶等黄巾军交锋中，狼狈败阵，只好收拾残兵败将，退守朱虚（今山东安丘西），在那里又纠集4万多受到黄巾军打击的官僚、豪强武装，“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⑦，重新强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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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③④《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⑤《三国志》卷七《魏书》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⑦《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
建统治，但立足未稳，就受到黄巾军的猛烈攻击。于是，孔融折向西北逃至都昌（今山东昌邑西），又被管亥所率的青州黄巾军团团包围。孔融情急之中，只好派太史慈突围，到平原相刘备处求援。刘备派3000官军前往都昌，才将管亥部击散，为孔融解了黄巾之围。
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30万人攻入太山郡界，被应劭堵截，双方多次交战，黄巾军失利，牺牲数千人，被俘万余人，损失辎重2000辆，“皆退却”①。于是，黄巾军又北渡黄河进入勃海郡，“欲与黑山合”②，行至东光（今河北东光东）以南，遭公孙瓒率精锐步骑2万人袭击，双方展开血战，黄巾军又损失3万余人，遗弃车重数万辆，撤退中，“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③黄巾军遭此挫折，蒙受重大损失。这期间，黄巾军受到各地豪强武装的联合镇压，公孙范曾“以勃海兵助（公孙）瓒，破青、徐黄巾”④，徐州刺史陶谦也对徐州黄巾军连连出击，“击黄巾，破走之”⑤。但黄巾军仍保有相当大的势力，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含家属）仍在这一带四处征战，然而，随着战争的破坏，生产凋敝，社会萧条，黄巾军只能“群辈相随，军无辎重”⑥，只靠兵员众多的“人海战术”，以重大牺牲为代价，挫败一些豪强武装，当然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次年（192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国（治今山东东平东南）。兖州刺史刘岱不自量力，率兵镇压，被黄巾军所杀。济北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遂请曹操入兖，领兖州牧。曹操领大军进入兖州后，立即在寿张（今山东东平南）向黄巾军挑战。曹操自率前锋步骑千余人“视行战地，卒抵贼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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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
②③《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④《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
⑤《三国志》卷八《魏书》八《陶谦传》。
⑥《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⑦《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但因后军未至，被黄巾军包围，曹操与黄巾军仓促接战，大败而走，在突围中，鲍信战死。黄巾军乘胜追击，又将曹操全军围困。曹军多由缺乏训练的新兵组成，而黄巾军数经大战胜利，兵皆精悍，士气高昂，使曹军不敢出垒迎战。曹操为济南相时曾毁淫祠，黄巾军认为他的政治主张与太平道一致，便发出劝降书，希望曹操顺应“天之大运”，与黄巾军共建“太平”的“黄家”政权，因而没有乘胜进攻。曹操得取喘息之机，“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击讨”，又“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①。曹操反败为胜，追击黄巾至济北（治今山东长清南），黄巾军饥寒交迫，无力反击，遂以保持独立编制为条件，降附曹操。是年冬，曹操将归附的黄巾军30余万人及其家属百余万。称作“青州兵”，从此，其实力大增，并依靠青州兵的力量，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四）其他各地起义军的反抗战争
黄巾大起义以后，除了黑山、白波、青徐等农民军以黄巾主力余部为主要成员以外，以黄巾名义再次起义的农民武装还有许多，他们虽然势力不及几十万或上百万，但也有几万人之多，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形势中，成为打击豪强、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力量。其中，以益州黄巾军和汝南葛陂黄巾军较具代表性。
中平五年（188年）六月，益州马相、赵祗以黄巾为号发动起义。他们聚众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起义，攻克县城，杀死了县令李升。接着召集疲于徭役的当地贫苦农民参加起义，一二日内得数千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之后，遣王饶、赵播等率领一支人马攻打雒城（今四川广汉），杀了刺史郗俭。这时，起义军领袖马相自称“天子”，公开了建立政权的要求。起义军向邻近的蜀郡、犍为发展，“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蜀郡、犍为和广汉）”②。起义军人数已在10万人以上，然后，马相遣兵东向进攻巴郡，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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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得胜利，杀郡守赵韪（一作赵部），势力波及了益州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对益州豪强震撼颇大，西南少数民族也举兵响应，投入反抗斗争。《后汉书·南蛮传》：“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檐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战争和益州黄巾军起义，成为益州当时最激烈的战事。由于益州黄巾军的迅速进攻，一时占地太广、战线太长，相对而言，兵力分散，又未及时补充。主力攻入巴郡后，马相在犍为屯驻，力量比较单薄，州从事贾龙当时有兵数百驻扎在犍为，便以此为中坚力量，“遂纠合吏人攻（马）相，破之”①。马相失败后，益州黄巾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没有了统一的指挥，很快被益州的豪强武装一一击败，被镇压下去了。
中平五年四月，在汝南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一带的黄巾军余部再度集结起义，“攻没郡县”②，并打败了前来镇压起义的西园下军校尉鲍鸿。葛陂黄巾军分成许多部，各部之间并无统属联系，不能视作一个整体。他们也是家属随军，亦兵亦农，在割据范围内开展生产，积累了大批的耕牛和农具，成为坚持斗争的基础。到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③，此外还有龚都、吴霸等部。其势不比黑山、白波及青徐黄巾稍弱。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中，他们为了保障自己一块相对安定的地盘，发展生产，避免四处流徙的命运，采取了“初应袁术，又附孙坚”④的策略，这就不可避免与曹操相对抗。是年二月，曹操进兵，刘辟、黄邵等部与曹操作战失败，何仪等部则归降，龚都等部也在战争中溃散，或为豪强武装所吞并。建安五年（200年），一部分归附曹操的黄巾军曾再次起义，也被镇压。
从中平五年（188年）到建安前期，黄巾军余部的再度起义，从规模、范围和时间来看，均远远超过了中平元年(184年)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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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②《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③④《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巾军主力大起义。而且，有的起义队伍仍然坚持太平道的“黄天”理想。在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演变为军阀混战的特定条件下，黄巾农民战争也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过去固守一城一地的死打硬拼，发展到流动作战，或在较广大的地区，利用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矛盾，进行山区、乡野的武装割据，农战结合，坚持斗争。这表明，黄巾军在反对封建豪强的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汲取教训，探索着通过武装斗争打击豪强、争取生存的道路。
四、黄巾农民战争的特点、教训和历史作用
（一）战争的特点
第一，黄巾农民战争是经过长期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的全国性战争。黄巾起义利用太平道作为思想武器，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反对东汉统治的战争，用宗教的语言描绘“太平”世界的理想，对农民起义的发动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在整个古代战争史上，这也是一个创举。尽管过去的一些战争发动者，也采用占卜、谶纬，或者像陈胜、吴广那样，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来作战争的思想动员，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些原始的迷信活动而不具有宗教思想，只是为一时的需要，而不能适应全局性的战争动员。利用宗教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适宜作长时期、大范围的准备而不被统治阶级所注意的一种较好形式，正因如此，当太平道在社会上发展了大批势力，对东汉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统治集团中已有人对此发出警告时，东汉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却“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①，不加禁止，因而起义的宣传组织工作得以较顺利地开展。同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是使用宗教语言，套用五行谶纬之说，但是，对广大参加起义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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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灵帝光和六年。
来说，“苍天”和“黄天”所指，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以此作为政治。号，发动战争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推翻“气数”已尽的汉家皇朝，建立农民理想中的太平“黄天”，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对团结和组织群众参加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黄巾农民战争是一场空前浩大的流民武装暴动。从参加黄巾起义的成分来看，无论是前期黄巾军的主力，抑或后期黄巾军余部各支队伍，都是以流民为主体的。在黄巾大起义爆发的前几年，杨赐等就曾提到太平道与各州郡流民的关系，希望朝廷让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大起义爆发时，“八州之民，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①，补充起义军队伍的，主要也是流民。这些流民原来大多是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因不堪官府的头会箕敛，或土地已为豪强所兼并，不得已背井离乡四处流徙。他们的生活状况极端悲惨，已陷入难以忍受的绝境。为生计所迫，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自然而然地投身于反抗东汉残暴、腐朽统治的战争之中。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以后，军阀混战又造成了更为广大的流民队伍，“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②，“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③。流民或投身于豪族大姓，以充其佃客、徒附和部曲，更多的则聚众自保，组成武装的流民集团，试图在战争中，争取重新获得自己一小块土地作为生存的依托。流民多是举家流徙，参加黄巾军便是全家同行，即所谓“群辈相随”。即使不以黄巾的名义而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也多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组织起来，共同反抗东汉官府和豪强的统治。如“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④，“东牟人王营，众三千余家，胁昌阳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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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光和六年。
②《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
③《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邢颙传》注引《吴书》。
④《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何夔传》。
乱”①，广陵“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②，等等。流民队伍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而深刻所造成的，反过来又对社会统治造成极大的压力。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集团，认识到这一矛盾，善于组织和运用这一力量，才发动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可以说，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流民暴动。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强大威力和斗争精神。黄巾起义不仅有长时期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还制定了较为周密的“内外俱起”的暴动计划。当时，东汉王朝的统治虽然因内部矛盾、社会问题而有很大的削弱，但它仍然把持着政权，还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从东汉后期以来，若干次大大小小的反抗和起义，都因未能聚集较大的力量，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归于失败。张角针对这一历史教训，拟定了大规模起义的计划，并在军事上作了一定的部署，动员了大量群众参加。据粗略估计，前后起义的各支黄巾军总人数当在数百万以上，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力量，又经过长期的积蓄，然后突然在数州并起，使这次起义一开始就释放出农民潜在的巨大革命能量，像一股决堤而下的洪流，给封建政权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并取得了初期斗争的胜利。这样规模巨大的在各地组织同时暴动的战争局面，也是史无前例的。面对东汉朝廷和地方豪强的疯狂反扑，黄巾军主力能够坚持9个月，连同后期余部的斗争则坚持了近20年之久，“父兄歼殪，子弟群起”③，充分说明了黄巾军将士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许多起义军将士在战争失败时宁死不屈，甚至有数万人集体投河自尽，表现了与东汉誓不两立的崇高气节。
第四，黄巾农民战争具有显著的分散性、起伏性特点。黄巾起义虽然汇聚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迸发，但黄巾农民战争则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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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何夔传》。
②《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张邈传》附《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③《三国志》卷八《魏书》八《陶谦传》注引《吴书》。
终分散在几个地区进行，各部黄巾军实际上也处在独立的状态之中。起义开始时，太平道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由于唐周叛变，使起义提前发动，仓促之间，起义军即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这固然有东汉官军和豪强武装迅速反扑的客观原因，但也是由于参加义军的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农民简单再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战争往往也显现出分散性特点。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一城一地之得失，是本部人马的进退和存亡，而缺乏全局的、战略的远见。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三支黄巾军主力，基本上没有战略上的主动策应，从而被官军各个击破。后期黄巾军再度发动起义后，竟有几十支部队，除极少数联合以外，大多都是分散作战。这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战争的形式，带来了起伏性的特点。
第五，黄巾农民战争逐渐探索、发展了耕战结合的农民斗争形式。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来支持。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农民战争，一开始只能是靠剥夺地主阶级的财富作为军资给养，即地主阶级所谓的“军无辎重，唯以钞暴为资”①。随着战争的发展，后期黄巾军在继续剥夺地主阶级财富的
同时，也不断创造条件，努力从事生产，解决军需和家属的生活供应问题。农民军利用山险建立起根据地，修筑壁垒等军事工事作为屏障，在封建军阀割据的环境中，建立农民的割据区域，屯聚结固，形成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大量的随军家属有条件在根据地内进行生产，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三国志·魏书·许
褚传》记载，许褚因为军中缺粮，乃“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农民军显然需要的是从事生产的耕牛。他们既有粮食去交易，又说明这支农民军根据地生产的粮食自给而有余。袁绍以董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②。可见，这里的农民军利用与军阀势力暂时对峙并存的局面，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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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记》。
②《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地发展生产，拥有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物资。后期黄巾军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根据地内实行耕战结合，这是起义军能够较长时间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黄巾农民战争虽然声势浩大、波澜壮阔，但最终被东汉地主阶级所镇压。黄巾军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即使农民革命一时成功，农民阶级也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农民起义或者最终被地主阶级所镇压，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而告结束。黄巾军和其他一切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一样，不能违背这一历史必然规律。除此以外，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总结。
第一，东汉地主阶级还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朝廷腐朽、官吏腐败，封建国家的力量比过去大为削弱，但还不到一触即溃的地步，它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调动整个阶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起义军实行全面的镇压。尤其是东汉豪族地主这一阶层的力量空前强盛。在农民阶级武装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皇权和豪族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的妥协，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的斗争也可以暂时缓和，统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农民起义。这样，当灵帝宣布大赦党人之后，豪族地主、官僚士绅就成为东汉王朝的坚强支柱，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力量，比农民起义以前反而异常强化起来。如皇甫嵩、
朱儁、卢植等豪族出身的将帅，纷纷率官兵镇压黄巾军，为朝廷效力，地方上的一些豪族地主也都依托自己的坞堡、壁垒，招募部曲家兵，与黄巾军为敌。就连豪族地主庄园里的佃客、徒附等依附农民，也在豪族势力的裹胁之下，成为黄巾军对立面。在政治上，黄巾起义受到东汉地主阶级全方位的压制，他们的力量还没有超过统治阶级。黄巾农民战争最终以黄巾军敌不过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告失败。
第二，黄巾军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准备和经验，是失败的主要教训。
其一，太平道首领张角等为发动起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也制定了“内外俱起”，“八州并发”的暴动计划，并进行了部署。但没有看到更多的军事准备的迹象。张角等领袖的活动主要是行医传道，不可能对组织起来的教徒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也不可能收集大批武器武装徒众。在军事方面，黄巾军显然远远落后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官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大起义初期作战的胜利，主要是靠数州并发的暴动冲击波，震撼得东汉政权手足无措，州郡官吏纷纷溃逃。当统治集团从慌乱中镇定下来，派官军与之对阵作战时，黄巾军将士虽然英勇顽强，但大多缺乏战阵经验，取胜的战役并不太多，相反，官军仅以少量精锐之师，便可击败众多兵员的黄巾军。
其二，由于缺乏足够的军事准备和经验，黄巾军统帅在发动起义以后缺乏明确的战略策划。虽然黄巾军三大主力从北至南、由东向西构成了对东汉统治中心洛阳三面环攻的态势，但是，如何集结起义力量，起义力量向何处发展，怎样对付东汉军队的围剿等等战略问题，均看不出有积极的相应对策。起义军始终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缺乏战略上的配合。而东汉朝廷则制定了由重点进攻到全面进攻的战略计划，并派出了在洛阳地区控制着的相当数量的常备军，在各地豪强武装配合下，迅速集中兵力进行重点镇压。而起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力量尚未来得及集中，就被迫同敌人主力作战，以分散的力量对付已经集中的敌人，陷入被动地位是必然的。后期黄巾军分散性的特点更为明显，各地起义军没有统一的指挥，虽然有的起义军进行过联合、互相支援，但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起义军也不可能形成整体的战略配合，因而被地主阶级武装各个击破。
其三，在战术上，起义军将领不具备应有的谋略和运筹。起义爆发时，战争是以攻打州郡城池为目标，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内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这固然无可非议。但当遇到坚城之时，特别是敌人集中力量开始镇压的时候，仍继续攻坚则是很失策的。如颍川黄巾军先进攻长社、后据守阳翟，南阳黄巾军反复争夺宛城，都给自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即使夺取城池后，又以守城作为与官军作战的主要形式，就更是被动挨打。如南阳黄巾军守宛城，冀州黄巾军守广宗和下曲阳，始终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几十万军队既难以回旋，也不容易发挥战斗力，无法摆脱困境，失城就等于失败，可见黄巾军将领不仅缺乏正确的战略指导，在战术指挥上也是十分笨拙的，缺乏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只知道和敌人主力死打硬拼，不懂得避实击虚。而皇甫嵩、朱儁等能征善战的东汉将领略施诡计，即可使黄巾军露出破绽。波才的依草结营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些都反映出黄巾军将领不具备应有的军事素质，黄巾起义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后期黄巾军部分地汲取了这些教训，主要在山区流动作战，有的还建立根据地作依托，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一些策略上的灵活性，因而坚持了较长的时间。
军事准备不足，是历史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难以避免的通病，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制，这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的失败还有一些具体的难以克服的或难以预料的因素。例如：在内部出现叛徒，向朝廷告密，致使仓促起事，暴动计划不能完全实现，尤其是太平道势力在京师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没能发动京师暴动。这使得东汉统治集团能够安然地坐镇于京城，调度全国的力量，对黄巾军围歼追杀。在黄巾军
与官军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黄巾军的最高统帅张角的突然病逝，给起义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削弱了黄巾军的领导和指挥。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军中，存在着大量非战斗人员的成分，老弱妇孺皆是黄巾军将士的家属，无依无靠、举家而迁的客观现实，使他们不可能脱离战斗队伍，否则，不毙命于荒野沟壑，便要丧生在东汉地主、军阀的屠刀之下。黄巾军的庞杂，是其难以施展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这些因素，导致了黄巾农民战争最终的失败。
（三）黄巾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黄巾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最好的一次农民战争。虽然由于历史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和起义军本身存在着的弱点，这次农民战争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仍然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缓慢地进步，历史作用应予以充分地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黄巾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豪族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在历时20余年的战争中，东汉过去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诸王，不是被义军杀死，就是在义军打击下望风逃窜。见于记载的，除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被捉以外，刘氏宗亲被黄巾军镇压的还有刘忠之子和济南王刘赟等。下邳愍王刘意、淮阳王刘暠、彭城王刘昌等人，在黄巾军刀锋面前，则失魂落魄地逃离封国，有的丢掉了贵族特权，有的虽然勉强保住王侯的尊位，但也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和锦衣玉食的富贵。到建安初，东汉王侯“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①，贵族统治秩序完全给破坏了。战争对豪强大族的摧毁力量也是巨大的，不少地主田庄被冲垮，难以自保的豪族举宗远徙。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廓睹尘而溃。”其中主要是豪强大族躲避农民战争的锋芒而仓皇离开世居之地。如徐州黄巾军攻北海，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②。北海管宁、太原王烈则避乱辽东，管宁在辽东住了37年，到魏文帝曹丕时才得回归乡里。逃到交州的有汝南许靖、陈郡袁徽、沛郡薛综，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临淮鲁肃、陈留濮阳兴、义阳韩嵩、平原刘惇等，逃到荆州的有河内司马芝、颍川杜袭和赵俨、河东裴潜、琅邪诸葛亮等。这些地主豪富抛弃产业，远走他乡，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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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
②《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崔琰传》。
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世家大族的分崩离析，显然有利于以后阶级矛盾的缓和。
第二，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后期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得到暂时停滞，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由于黄巾农民战争消灭了一批贵族、豪族，另外一些地主则流落他乡，离开了原来土地集中最严重的中原地区。战争的打击，使这里出现了大量无主的土地，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司马朗曾向曹操建议：“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①恢复“井田制”的建议，固然是不可行的，但也说明，统治阶级也认识到目前是调整土地关系的极好的时机。具有远见的曹操不失时机地将所控制的农民和兵卒投之于土地，用屯田的形式来发展生产，使原来失去土地的流民，重新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北方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封建生产关系也得到了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进步。同时，经过黄巾农民战争的冲击，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也有所减轻。曹魏时期的屯田实行分成租，屯田农民全部免除了徭役，有利于其生产积极性发挥；魏晋时则以世兵制代替了征兵制，除了军户以外，其他农民又免除了兵役负担。封建国家对大多数依附农民的直接人身束缚大大削弱，社会上存在的奴婢进一步获得解放。这些都是黄巾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东汉朝廷到桓、灵之世，已经非常腐朽。豪族地主田庄的迅速膨胀，造成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巨大离心力，从而形成了封建豪族割据、军阀混战的经济基础。外戚和宦官等反动腐朽势力交替把持的中央政权，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桎梏。不摧毁这一政治形式，历史就难以前进。黄巾大起义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在黄巾军等农民武装的反复剧烈冲击下，东汉的政治、军事力量受到一连串的撞击而大大削弱，呈现出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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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
五裂的局面。东汉末年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主要应该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之中，去探寻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黄巾农民战争也确实给了一部分豪族地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更加迅速发展的机会，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的机会，逐步控制了州郡的政治大权，发展了个人的武装，取代了东汉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有的进而觊觎全国最高统治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的统治虽然在形式上还延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已被各个割据的军阀集团所取代，所以，后来汉献帝的退位仅仅是一个形式，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