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
东汉时期关于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虽然在理论方面缺乏完整、系统的学说，只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针对安、顺以降战备松懈的状况，提出过“明修守御之备”的主张（详见本章第二节），但从东汉前期光武帝刘秀等人在对待民族冲突，尤其是为解决匈奴南扰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上，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战备问题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换言之，东汉前期在进行民族战争时，充分注意了综合国力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把边防建设与政治、经济的整顿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全方位地作好从事一切战争的准备。这在秦汉时期是颇具典型的。
东汉明帝、和帝时期对北匈奴战争的胜利以及最终灭亡北匈奴，固然与窦固、窦宪、耿秉等人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但究其根本原因，应是东汉王朝长期重视战争准备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战争中，汉朝的作战对象匈奴，是秦汉时期具有强劲战争活力的北方游牧民族。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欲以雄厚的国力基础彻底制服匈奴，虽然取得过多次反击战争的辉煌胜利，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匈奴的南扰，捍卫了北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因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汉高祖在结束楚汉战争后不久，即以胜利之师北伐匈奴，却招致了兵困平城的屈辱结果。而这一切均是东汉王朝的前车之鉴，尤其是汉高祖击匈奴失败的教训，对处境、条件与其相似的刘秀感触更深。刘秀的战略思想本来就体现了一个“稳”字，所谓“量时度力，举无过事”①，凡事策划周详，三思而后行，从不做胸无把握或力所不及的事，力求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从他在统一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及战役指挥上看得很清楚。所以，当全国统一后匈奴南下问题日益严重时，他并不急于兴师北伐，“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而是全力安内，就连西域诸王再三请派都护，都一律予以谢绝。
表面上看，东汉初年刘秀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采取的是一条消极防守的政策，对匈奴南下容忍放纵，实质上刘秀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所作所为，正是针对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因
————————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而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
刘秀深知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当时的汉王朝刚从战火中摆脱出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①，客观上综合实力不足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主观上民心厌战，渴望休养生息。若不顾一切，急于求成，必将重蹈汉高祖覆辙。所以当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等人请求联合高句骊、鲜卑、乌桓等族共击北匈奴时，刘秀的回答是：“……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②由此观之，刘秀并非不想一举“以灭大寇”，而是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息边养民，充实国力，等待时机，为汉匈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作长期、充分的准备，乃是根本大计。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东汉王朝自统一天下至永平十五年，致力于整顿政治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统一政权。而对周边民族的袭扰以及地方上的叛乱，则充分注意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如对交趾“二征”及武陵蛮的叛乱，因其直接影响地方建设和社会安定，且力所能及，故坚决予以镇压；但面对实力强大又远居塞外的匈奴的南扰，则因国力不足，无法在短期内将其制服，而采取屯兵防守，静观其变的策略，作长远的战略准备。由于东汉王朝采取了息边养民的政策，国力逐渐得到恢复。至永平十六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国家殷实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具备了相当雄厚强劲的战争潜力；同时，随着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打击北匈奴策略的实现，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出击北匈奴的一切准备。所以，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规模虽不如汉武帝时期，但却基本消除了因匈奴而引起的、持续几百年的边患，这一结局无疑是与汉朝决策者高度重视战争准备密切相关的。
——————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两汉初年刘邦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十分相似，都是从农民战争中崛起，通过统一战争建立政权、夺取天下。但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因指导思想不同，刘邦急于求成，国力不足而轻举妄动；刘秀“量时度力”，作长远准备，因而导致两种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证实了先秦思想家反复强调的“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①的战争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
纵观东汉前期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不难发现，汉王朝运用较多且卓有成效的一项基本策略，便是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作为东汉持续几代的重要策略，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刘秀略地河北时，势孤力单，白手起家，要想在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谋求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各股势力之间相互为敌的客观条件，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争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势力，以达到壮大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刘秀具有审时度势、统观全局的战略头脑，擅长政治攻心战术，又善于集思广益，采纳正确意见，因而具备运用这一策略的心理素质和客观优势。形势的压迫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使刘秀初步形成了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这一思想在东汉统一战争及对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王郎对峙时，刘秀的实力远不如王郎，但刘秀采取的策略远比王郎高明，政治上“延揽英雄”，组成了一支精明强干的领导班底；“务悦民心”，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军事上区分敌友，确定争取联合的对象和主要打击的目标，联合多数，造成我众敌寡的态势。所以，王郎虽曾盛极一时，但在刘秀联合信都任光、和戎邳肜、上谷耿况和渔阳彭宠的强大攻击下，迅速土崩
————————
①《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瓦解。
对刘秀来说，联合只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策略，联合的对象随时间、空间和形势的变化，可能成为永久的部属，也可能就是下一个打击的主要敌人。刘秀联陇和联河西便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陇西南接巴蜀，西连河西，东邻关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刘秀在东方未定、无力东西兼顾时，采取的第一步策略便是联合陇西隗嚣，这样既可破坏陇蜀联合，以陇制蜀，确保关中无忧，又可使陇、蜀在相互攻击中削弱力量，为日后图陇并蜀创造条件。由此可见，联陇制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先东后西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当关东之敌消灭后，刘秀得以全力西向，隗嚣便由联合对象转化为刘秀实施先陇后蜀战略的首要攻击目标，而河西窦融则成为刘秀打击隗嚣的新的联合对象。
从东汉联陇制蜀和联河西攻陇的策略中可以看出，刘秀处处胜算，着着占先，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隗嚣则自始至终被刘秀牵着鼻子走，先是惧怕实力强大的公孙述蚕食其地盘，欲借刘秀之力以确保陇西。待刘秀势力日益发展，隗嚣意识到刘秀的潜在威胁时，陇蜀关系已经破裂。欲拉拢窦融，使河西“与陇、蜀合纵”①抗汉，但刘秀亦“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②，早已把目光盯住了河西。窦融原是汉室外戚后裔，本就“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③，又闻汉朝“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④，加上刘秀积极争取，遂拒陇而投汉。刘秀联合窦融的成功，更使隗嚣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成了刘秀的瓮中之鳖。
从联陇制蜀到联河西攻陇，刘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争取谁、利用谁、打击谁，均心中有数；对时机、分寸的把握，亦恰到好处，紊丝不乱，确实体现了相当高超的策略思想。
全国统一后，东汉王朝继续奉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
————————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策略，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广泛运用于民族战争。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东汉前期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对北匈奴的反击。
东汉王朝在统一后对匈奴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防御到主动反击的过程，其转折点是匈奴的分裂。在此之前，汉朝因天下疲敝，无力外顾，对匈奴南扰采取以防为主的政策；匈奴分裂后，刘秀抓住有利时机，对南匈奴以及长期受匈奴控制的鲜卑、乌桓等族进行笼络，逐渐形成了以汉军为主体的多族军队联合打击北匈奴的态势。刘秀的这项策略是非常高明正确且完全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首先，匈奴一直是汉朝来自北方的最大祸患，特别是匈奴胁迫鲜卑、乌桓连兵南下，更给汉朝造成了莫大压力和威胁。争取联合南匈奴、鲜卑和乌桓，则既可防止北匈奴与他们再度合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北匈奴，又直接壮大了汉朝的边防力量。其次，匈奴分裂后，北匈奴成为汉朝最主要的敌人之一，但“夷狄情伪难知”①，“强者为雄，弱即屈服”②，南匈奴、鲜卑和乌桓等族也是不可忽视的不稳定因素，若对其处理稍有不当，则可能造成祸患。汉朝用笼络手段对其实行联合，虽然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财币，但却能带来几大好处，既可稳定这几个部族，又可通过对其控制，化害为利，实现“以夷制夷”的战略企图，还可造成“夷虏相攻”的局势，使他们在与北匈奴的相互攻击中，各自削弱力量。这也是东汉初纳南匈奴时耿国提出的“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③，以及后来耿秉提出的“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④的边防策略思想。第三，东汉初定天下，百端待举，需要一定时间来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力。联合南匈奴等部族打击北匈奴，可减轻内地徭役征发，确保国内安定，为大规模反击北匈奴作好准备。同时，汉军在与匈奴军队的作战中，往往表现出
————————
①③《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对漠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战法的诸多不适应，联合南匈奴等部族，则可弥补汉军的不足。
总之，东汉王朝采取的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打击北匈奴的策略，是刘秀固有策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它不仅立足于当时急需休养生息，无力外顾，而匈奴南下攻势日益加强的客观现实，致力于扭转眼前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而且充分注意了长远的战略目标，为日后大规模联合北伐，彻底击垮北匈奴创造了条件。所以，东汉取得天山之战的辉煌胜利，以及最后彻底灭亡北匈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东汉正确运用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策略的结果。
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
东汉统一战争期间，刘秀在军事战略上最有特色也最具典型的，便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集中兵力是古代兵法中“众寡分合”原则的核心问题，它根据敌对双方态势，通过众寡分合的灵活运用，达到“我专敌分”，用高度集中的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相对分散的敌军，从而实现战略企图。作为战役指导的战术问题，历代兵家对它均作过精辟的论述，所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②，强调的均是集中兵力问题。刘秀对这一问题虽设有作过理论阐述，但在军事实践中，却超越了一般战术范畴，不仅在战役指导中高度重视兵力集中，而且在宏观决策时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理，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作战方针，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运筹思想和非凡
————————
①《孙子兵法·虚实篇》。
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的创造力。
刘秀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酝酿、成熟的。初建东汉王朝时刘秀的势力虽有较大发展，但四面受敌，除与实力强大的更始、赤眉作战外，还面对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的威胁，处在众多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国之中。所以，统一战争究竟如何展开，是刘秀战略决策的关键问题。而首先为他解决这一难题的是邓禹。邓禹是刘秀决策阶层的首要人物，初随刘秀时便以其远见卓识，向刘秀提出了两大方略：其一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①的政治策略；其二便是军事战略上的发展蓝图，即以河北为基地，先“北取幽并，，“东举青徐”，再“南面以号令天下”，逐步实现统一大业。其文如下：“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②邓禹的对策，既阐明了逐步夺取有利地区的重要意义，又包含了分清主次缓急、各个击破敌军的思想内容，对刘秀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刘秀在定都洛阳、平定关中后，基本按照邓禹的思路，确定了先关东后陇蜀、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切实可行的。其一，刘秀四面受敌，在力量对比上远不如敌对势力之和，若四面出击，死打硬拼，必然因兵力分散、众寡悬殊而受制于敌。但敌方力量分散，互不统属，各自为敌，便于通过众寡分合的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其二，东汉统治中心洛阳位于关东，关东之敌对其威胁最大，不就近解除这一威胁，则无法专意进军陇蜀，统一大业将半途而废或遥遥无期。同时，关东之敌与陇蜀相比，力量相对分散、薄弱，地理形势亦不如陇蜀复杂
————————
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②《后汉纪》卷第一 (光武皇帝纪》。
险峻，易于各个击破。因而，刘秀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战略指导方针，既符合敌对势力众多而分散的客观情况，也符合自己总体力量不足以同时出击的现实，反映了刘秀集团高明的运筹决策水平。
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和先东后西、由近及远的战略方针，刘秀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改变敌众我寡的形势。根据自己的实力，分别轻重缓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政治、军事手段，防备和争取次要敌人，先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威胁最大的东方之敌。在用兵关东时，又时刻不忘陇蜀之忧，采取联陇制蜀、联西河制陇的策略，解除西顾之忧，确保集中兵力于东方。待东方平定后，再折转锋芒，集中全力进军陇蜀。整个战争进程自始至终，基本依照刘秀的战略意图运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