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将帅军事素质和修养的思想
《潜夫论》是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符的著作。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少好学，有志操”①，与名学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交情甚厚。生性耿介，不趋炎媚俗，以此不得晋升，遂郁愤而隐居，专心著书，共成30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②。
《潜夫论》共10卷36篇（含叙录），主要阐述其治国安民的思想主张和反对谶纬神学的哲学观点，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4篇，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虽无更多创新和突破，但在军事思想领域极端沉闷的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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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潜夫论》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朝政荒废，官吏残暴，豪强肆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所以，《潜夫论》在探讨军事问题时，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上层统治集团不明军事、不修武备、不恤民生、苟且偷安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
东汉自安、顺以降，“羌乱”不断，边民备受战火之殃。王符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将帅素质的低劣，因而，在《潜夫论》有关军事内容的篇章中，他把《劝将》列于诸篇之首，以示对将帅在战争及战备中地位、作用的重视。他首先分析了汉军将帅在同西羌作战中所暴露的诸多弱点，指出，“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千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帅不懂治军用兵之道。概而言之：(1)将帅不明战略，不懂战术。“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无断敌合变之奇”，故不能审时度势，掌握战争战役主动权。(2)将帅不知以抚死禄生来激励士气。“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这是造成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3)将帅赏罚不明。“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其结果是“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士兵抱着这种态度去作战，自然只有失败。(4)将帅荒废军事训练，不能爱抚士兵。“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
在分析了汉军将帅以上四个致命弱点后，王符进一步指出：“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而欲合战，其败负也，理数也然。故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既明确指出了不能治军劝士、不会训练士卒的将帅，其战败的必然结果，又强调了将帅对于战争胜负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所以，王符充分肯定了将帅在扶危解难、救国安民中的主导作用，他在引用了《孙子》关于将帅乃“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言论后，针对当时边境郡县长官不懂军事的现状，提出了“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的建设性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对东汉光武以降“偃武修文”指导思想以及由此导致国防力量削弱后果的一个批判。
既然将帅在战争战备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对将帅的选择和培养，便无疑是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重大事务了，所以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他着力强调，必须认真选拔那些才智卓绝、深通谋略的难得之士来担任将帅，“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坚决制止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现象。指出，“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使典兵官”，并警告说，如果照此办法选拔将帅，就等于把国家交给了敌人。
王符对将帅素质、品格、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作了深入细微的阐述。他认为，将帅除应具备《孙子》中所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五条标准外，还必须具有“敬”的品质。具体地说，“智以（折）[料]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料]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将帅只有集智、仁、敬、信、勇、严于一身，才可统兵破敌，辅主安民。可见王符不仅深明孙子兵法之微言要义，而且在论述中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敬”的提出，是对孙子论将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关于将帅应如何统御士兵、激发士气，王符从人的本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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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兵法·计篇》。
趋利避害、显名避耻角度出发，作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不利显名，则利厚赏也；不避耻辱，则避祸乱也”。所以，一旦战斗打响，“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于死敌”的真正动力，并非士兵们“情厌久生”，而甘愿去死，而是“义士且以徼其名，贪夫且以求其赏尔”。作为“生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的将帅，必须了解这一人之常情，根据人的本性，抚死禄生，赏功罚过，使士兵为求名图赏，为避耻辱祸害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择将任将，是中国历代兵家兵法极为重视的问题，王符在吸取前人有关理论和总结当时将帅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中不乏光彩之论，特别是关于将帅素质、修养的论述，具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是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小小贡献。
二、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思想
王符针对当时西羌之乱日益剧烈，朝廷久无对策，士大夫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现实，特作《救边》、《议边》两篇，系统阐述了他对战争的认识及其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战略思想。
王符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帝王立国“以富民为本”。因此，用兵征战，不是为了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国安民。他说：“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猃狁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战争是随着阶级国家的起源而产生、发展的，“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作为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既然自古以来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军队，所以不能去兵忘战，“《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义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以废。’齐桓、晋文、宋襄，衰世诸侯，犹耻天下有相灭而己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符虽然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理解战争，但他对于战争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产物的论说，及其对正义战争的肯定态度和强兵方能安国的主张，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战争观，是一种进步的学说。
基于上述战争思想，王符以忧国忧民之心和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对当时边患不断，朝臣苟安，既不思救边救民之近策，又不图战争守备之远谋的行为，义正辞严地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今苟以已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澹，卧委天（听）[职]。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无）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己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望。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松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庶曰式臧，覆出为恶，佪佪溃溃，当何终极！”而促使官僚士大夫们不顾国家安危，不管人民死活，混混沌沌，消磨时间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有爱国爱民之心，边祸对其无切身利害关系，“痛不着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虏矣”。王符用极端利己主义来说明士大夫的丑陋心态，实是一矢中的的高明见解。
王符总结概括了朝臣士大夫中出现的一些荒谬言论，认为由这些“惑议”而形成的错误决策，是造成边害久难平息，且呈愈演愈烈趋势的根本原因，并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惑议”，论证救边救民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他着力抨击了四种谬论和倾向：(1)朝臣面对“寇钞祸害”、“百姓灭没”的现状却熟视无睹，“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2)当初，“边害震如雷霆”，“而谈者皆讳之”，“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忧”，抱着一种大事化小、自欺欺人的态度，致使敌寇日益猖獗，边民惨遭横祸，“害乃至此，尚不欲救一，实在可恨。(3)平时“不明修守御之备”，战时又惊慌失措，毫无主见，“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在危急关头，“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这种主动放弃抵抗“示懦敌寇”的妥协投降政策，“不亦惑乎”！(4)边郡“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为费烦不可”，“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这好比“探沙拥河”，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因徭役不断而扰边烦民。以上种种不修武振兵、御寇抗敌的言行，均是不思民，不爱民的表现。王符进一步用其理想中的“圣王之政”来论证救边救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因此他警告说：“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百万乎?《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所以他极力主张抗敌救边，边不救则国不保，这犹如“唇亡齿寒，体伤心痛”一样，“是故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王符从战略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分析了救边破敌的可行性。(1)边疆的巩固与否关系到国家安危，“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因而边疆有难必须迅速救援，切不可为求苟安而弃边不守。因为今日“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以此类推，“虽尽东海犹有边也”。所以只有坚守边疆方能确保国中。(2)从攻、守双方战略态势的优劣来看，往往是“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他举例说：“昔乐毅以XX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这些都是“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的典型事例。况且当时汉之边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其不能坚守的原因，“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所以，只要边将愿意并尽力坚守，便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3)从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看，并非敌强我弱，而是我强敌弱。“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藉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①。而羌人则“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所以无论是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乃至攻守态势、军队士气，官军都占据上风，只因朝廷战守之策不定，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才使敌人猖獗横行。既然朝廷在与西羌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应该当机立断，趋其“新擅边地，未敢自安”，而“百姓新离旧壤，思慕未衰”之时，派遣大军前去征讨，一举解除边患。“如宽假日月，蓄积富贵，各怀安固之后”，则敌寇亦站稳脚跟，此时再欲图之，“则难动矣”。
救边只是一种在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只有使边疆永无祸乱，国家长治久安，才是根本策略。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明修守御之备”，时刻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为此，王符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1)“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面对眼前的失败，应吸取经验教训，振作起来，整修武备，加强边防，以待来日。“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皆是从失败中崛起、建大功于当世的典型事例。亡羊补牢犹未迟，只要纠正错误，制定合理的战备策略，便有成功的希望。 (2)对边患问题在群臣面前，要耳聪目明，判断是非，切不可听信虚浮之言，“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对军国大事则应“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把一切重任推给将帅。如此则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也”。
三、充实边疆、巩固边防的具体设想
整修武备的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加强边防，边防力量强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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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清人汪继培笺，“定令”当作“守令”，“气利势”当作“处利势”。
能御敌于边塞之外，确保国家安全。而巩固边防的一个必要前提，则是充实边疆，建设边疆。这是王符国防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
实边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制定边防政策的主要依据，深为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早在西汉景帝时，晁错就曾根据当时汉匈对峙的局势，提出了“徙民实边”的建议，指出：“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①；宣帝时，赵光国亦对边疆屯田之利作了精辟的概述：“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已有的实边思想，在指出“先王之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的基础上，对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边与“固内”的辩证关系，作了更深入更精利的论述，并针对当时’边疆形势的特点提出了实边的具体设想。
首先，王符分析了导致边郡虚废的根本原因。指出：(1)家在内地的边郡长官畏敌怯战，放弃抵抗，争先内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2)朝廷放任官吏强征暴敛，放任军队纵掠横行。“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至遣吏兵，
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赢弱，使死其处”。由于朝廷采取了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及加重边地赋役的错误政策，致使边民背井离乡，“逐道东走，流离分散”，“饥饿死亡，复失太半”。所以王符愤怒尖刻地指出，“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边民遭受官府的痛苦“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旋]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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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②《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数也”。
其次，指出边郡虚废的严重危害性。认为“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朋。如今边郡和内地在人口比例上严重失衡，“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造成经济上严重的偏瘫症。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周书》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所以，土地多少与人口众寡的比例一定要适当。然而“今边郡多害而役剧，动入祸门”，边民留亦遭祸，徙亦难活，长此下去而不加以制止，必使边民因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敌寇亦“必生闚欲”，而趁机来攻，此“诚大忧也”。
第三，论证“实边”与“固内”的辩证关系。认为，“实边”的目的在于“固内”，只有充实边疆，加强边防，才能巩固内地；而内地巩固又反过来为边防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边郡守疆抗敌，内地从事生产，互相依靠，所以“实边”与“固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安中国也。譬犹家人遇寇贼者，必使老小羸软居其中央，丁强武猛卫其外。内人奉其养，外人御其难，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这好比“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倍，岂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尔”。作为国君一定要懂得这一治国安邦的道理，“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王符关于“实边”与“固内”的思想，既深刻而合乎国情，又辩证而富有哲理，实为当时精辟独到的国防学说。
第四，阐述“实边”的可能性和具体设想。“实边”的主体是人口，而安土重迁，“恋慕坟墓”，乃人之共性，“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故边民“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边民的这种安土重迁的心态就为“实边”提供了可能。关键是应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稳定边民之心，使其安心并乐于从事边地生产，成为边防建设的主体。为此，王符提出了具体设想：(1)恢复中止已久的边郡举孝廉制度。“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兼吏（世）[卅]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并鼓励内地人民迁徙边郡，“内郡人将妻子来占著，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 (2)招募流民徙边屯田，在入粟拜爵及粮食物价上给予优惠政策。“又募运民耕边入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贾于内郡”。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就能使“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这便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王符不是军事理论家，也不是统兵将帅，所以他的军事思想并不完善和系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能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及军备状况，吸取前人的军事理论，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有些思想如对将帅修养的要求，对“实边”与“固内”关系的论述等等，皆有精深独到且颇具新意的见解，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用，因而值得认真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