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秀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汉朝宗室，东汉王朝的开创者。早年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昆阳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略定河北后，统帅东汉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
刘秀9岁丧父，依靠叔父刘良生活，“乐施爱人，勤于稼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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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新莽天凤(14～19年)年间，曾游学于长安太学，“受《尚书》，略通大义”①。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度“避吏新野”、“卖谷于宛”的刘秀，见“王莽败亡已兆”，乃与其兄刘縯举兵于舂陵，号“舂陵兵”，不久并入绿林农民军，成为重要将领。地皇四年(23年)二月，众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汉帝，改元“更始”。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三月，刘秀与王风、王常等攻占昆阳、定陵、郾城。五月，在昆阳之战中，刘秀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率领义军大破王莽主力42万，为推翻新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反莽形势的日益发展，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亦逐渐激化，威望日增的刘縯、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猜忌和排斥。在李轶、朱鲔等怂恿下，刘縯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主动驰至宛城谢罪，从而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顾全了反莽大局，避免了更始内部的进一步分裂。新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秀积极争取脱离更始、独立发展的机会。是年十月，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要将这里纳于统一控制之下十分困难。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②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③的建议，“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④，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图河北以为根据，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所以，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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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纪。
②《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③《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④《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更始元年”。
然刘秀曾被盛极一时的邯郸王郎所迫，“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一度处境艰危，但很快能组织力量进行反攻，并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经略河北的最大障碍。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一面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自恃羽毛已丰，决心脱离更始，独树一帜，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接着，先派吴汉、耿弇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遣吴汉、岑彭用计袭杀谢躬于邺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患。其间，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手段，击破并收编了铜马军30万众，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人称“铜马帝”。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更始、赤眉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鉴于此，刘秀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他任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关中，伺机进取长安；派刚毅果决的冯异为孟津将军，扼守黄河渡口，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朱鲔、李轶北渡；拜文武备足的寇恂为河内太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刘秀本人则亲统大军北上，肃清河北境内的残余农民军，终于实现了控制河北的首要战略目标。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即皇帝位于部城，年号建武，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
就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邓禹在关中取得重大进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连破更始主力于安邑、衙县，又避开赤眉锋芒，休兵栒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冯异亦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利用洛阳更始军军心动摇之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上党，南下河东13县，迫降更始军
十余万人，进而与寇恂合力进逼洛阳。刘秀即位后，立即派大司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并随后亲至河阳坐阵指挥。刘秀采取政治诱降策略，不记朱鲔杀兄之仇，终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
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形势不利，邓禹与赤眉反复鏖战，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自己亦几遭失败。刘秀见邓禹已难改变关中局面，遂于是年十一月及时更换将帅，以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不负重托，迅速调整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降赤眉8万余人。赤眉余部十多万人仓惶东走宜阳。刘秀早已断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①，此时已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赤眉军正好落入圈套，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关中地区，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就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已开始着手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强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刘秀采纳来歙的建议，联陇制蜀，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剪灭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
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倾刻瓦解，陇右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遣来歙率精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嗣后，虽因巴蜀援军来救，汉军一度撤离陇右，但隗嚣已受致命打击，汉军重整兵力，于建武十年(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得陇望蜀，经短期休整后，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命吴汉、岑彭、来歙、盖延等分道伐蜀。同年秋，刘秀坐镇长安，亲自指导战争进程。在汉军强大而又巧妙的攻势下，蜀军连遭惨败，全线崩溃。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击杀公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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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于成都，蜀地平定。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后，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东汉一度兴盛。封建史家誉之为“光武中兴”。
从东汉统一战争的进程及结果看，刘秀确实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不愧为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如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已在前面章节中有选择有重点地作过叙述，现分别简述如下：
(1)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刘秀在统一战争中，贯彻的是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逐个击破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刘秀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始终能集中兵力，创造条件，造成我众敌寡的相对优势，保持一个方面和一，二个敌人的主要用兵方向，渐次消灭敌人。
(2)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为了配合总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刘秀在确定主攻敌人后，总能根据需要和可能，争取联合次要敌对势力，使其或发兵助攻，或保持中立，或牵制其他敌人。如攻王郎，联合了耿况、彭宠、任光、邳肜等人，从而以弱击强，势力由小到大；攻刘永，成功地争取了陇右隗嚣、河西窦融，让其制约公孙述，使汉军得以专意东方；攻隗嚣，又成功地联合了窦融，对隗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总之，这一策略的成功保证了总方针的顺利贯彻，是刘秀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的一大绝招。
(3)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刘秀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在十四五年的军事活动中，从不把军事打击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而是刚柔相济，文武两手并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刚以削其力，柔以笼其心，尽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即使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刘秀战争策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冯异出征关中，刘秀戒之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①其义甚明。所以，定河北，招降铜马30万众；取洛阳，降纳杀兄仇人朱鲔且封以高官，等等，均非偶然，乃是刘秀施行刚柔相济策略的结果。在刘秀的影响下，其部将也多能以此法取胜，冯异、马援、邓禹等固不待言，就连军纪相对较差的吴汉亦能间或施行这个策略，其说降陈康而得邺城及诛守长而平鬲县五姓之乱，就是典型的例证。刘秀的这个策略，终东汉一代久行不衰，被广泛用于镇压农民反抗、平定地方叛乱及民族战争，宗均、祭肜、窦固、虞诩、张奂、皇甫规等，都是奉行和贯用这个策略的优秀将领，说明它适用于各类战争。《黄石公三略》云：“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云：“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刘秀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大体渊源于此，其“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及“量时度力，举无过事”的办事原则，也都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发挥和实践。
(4)出奇制胜的战术思想。刘秀善于料敌察机，因敌制胜，战术运用灵活多变。如对赤眉的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攻陇蜀的长途穿插、以锐击疲，等等，均体现了出敌不意、用奇制胜的作战特点。
(5)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刘秀帐下猛将如云，各具特点，他总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而且能够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略企图下相机行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在统一战争中是常见的，在此之后亦始终未变，较为典型的是，谒者宗均擅自伪造诏书、招降武陵“蛮”而受到刘秀嘉奖一例，更表现了刘秀广阔的胸怀和气度，这与桓帝时段颎矫诏破鲜卑而被革职下狱之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②，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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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②《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刘秀的上述思想内容丰富，深刻高明，他用以指导统一战争，使整个战争基本按照他的设想，逐步、顺利地完成，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全国，二是治理国家。所以对其军事思想也应从两方面来探讨，既肯定其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又不忽视其在重建封建国家中的建军思想。以前人们往往依据东汉统一战争来评价刘秀的军事地位，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反映军事家、政治家刘秀的军事思想。刘秀自平定关东后，就已着手军制的调整和改革，从中可以看出其“居重驭轻”的建军思想。
(1)强调领导体制上的军权高度集中。其表现，一是削弱三公权力，突出尚书台地位，“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决策机构；二是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2)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刘秀实行这些措施的意图很明显，是为了强干弱枝，防止地方叛乱。
(3)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与刘秀鉴于当时形势而采取的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有密切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刘秀的军事改革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也可收到稳定政局、安宁边境之效。就此而言，刘秀的建军思想与其“柔道”治国方针是根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它过分强调“居重驭轻”，废除更戍役制，造成了东汉兵源减少，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罢都试之役，使汉军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以致于“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战斗力有所削弱。这两点教训是非常明显而深刻的。
二、邓禹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长于谋略，曾为刘秀定下“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②的立国大计，并多次统兵征战，屡立战功。名列东汉“中兴”名将之首。
邓禹自幼聪颖，“年十三，能诵诗”。在长安从师受业时与刘秀相邂，知刘秀非同常人，“遂相亲附”，由此结下不解之缘。更始政权建立后，豪杰多向刘玄举荐邓禹，但禹不肯追随。后闻刘秀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于邺”。向刘秀进献夺天下之策。
邓禹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指出，要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必须具备“天事”与“人事”两个条件，即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就前者而言，新莽已亡，天下大乱，更始政权虽一度号令天下，但内部已出现分裂，所谓“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③；再则，“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说明更始已在各股势力面前失去号召力。这为刘秀谋取天下提供了良机。“古人有言：圣人不得违时，时亦不可失也”④，应把握并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就主观方面来看，刘玄本人是位无德无能的凡庸之辈，既无远大志向，又不能听取正确意见，其部将亦“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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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百官五》补注应劭《汉官》。
②《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③④《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因而刘玄自蹈覆辙、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已经出现。与刘玄相比较，刘秀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邓禹为此概括了三点：(1)“公推诚接士，总览英雄，天下之人，皆乐为驱驰，公之德众所归也”①；(2)“初战昆阳，破王莽四十万众，天下闻之，莫不震靡，公之武众所服也”②；(3)“军政齐肃，少长有礼，赏善如不及，讨恶如虑遥，公之文众所安也”③。“德”能使人归，“武”能使人服，“文”能使人安，三者兼备则完全占有“人事”上的绝对优势。其次，鉴于上述情况，邓禹提出了刘秀应采取的对策：“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第三，指出了河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阐明了逐步夺取天下的具体方略。认为：“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
邓禹的对策正合刘秀之意。刘秀决心按照邓禹的思路制定其发展战略。从此，刘秀令左右尊称邓禹为“邓将军”，并让他“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成为刘秀的首席谋臣。
王郎称帝后，刘秀在信都太守支持下起兵反击王郎。此后，邓禹一方面为刘秀出谋划策，一方面大力举荐人才，吴汉、寇恂等名将皆因其荐而得重用。史称：“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
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西攻长安，刘玄派王匡、成丹、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赤眉。刘秀料定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却苦于山东未平，不能东西兼顾，遂把西征重任交给邓禹，命他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西入函谷关。邓禹不负重托，自建武元年（25年）正月起，破箕关，围安邑，斩樊参，败王匡，攻坚破锐，围城打援，战术灵活，指挥得当，半年之内即定河东。刘秀称帝后，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在策命中称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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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此时邓禹年仅24岁。
邓禹平定河东后，立即率军西渡黄河，进入三辅地区，先在衙（今陕西白水县）地击溃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所率十余万军队，接着与进据长安的赤眉军展开了激战。邓禹深知与赤眉军争夺关西，不光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政治策略的竞争。因而他特别注意申明军纪，约束部下，所过之地，秋毫无犯，这对饱经
战乱的关西人民来说，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政治感召力，与赤眉军“所过残贼”，“数暴掠吏民”，致使“百姓不知所归”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关西吏民“闻禹乘胜独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一时之间，邓禹威震关西。这是邓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邓禹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敌我双方态势，策划下一步行动方案。他先分析和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认为，“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然赤眉军纪渐坏，失去民心，领导者缺乏远见，部下将士又皆乌合之众，所谓“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因此赤眉军难以长久固守长安。据此，邓禹制定了休兵养士，积蓄力量，待机出击的方针，指出：“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邓禹率军北至栒邑，接连攻破赤眉军设立的许多营堡，所过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亦遣子奉书投降。
应该说，邓禹“休兵北道”的方针是切合当时实际的，但诸将不能理解，就连刘秀亦未予以支持，一再催他从速进兵。邓禹坚持己见，一面分遣部将别攻上郡诸县，一面征集兵员，调运粮草，屯军大要（今甘肃宁县）。就在这时，据守栒邑的冯愔、宗歆因争夺军权发生火并，冯愔杀宗歆，率军反击邓禹。这一意外事件打乱了邓禹的战略步骤。建武二年（26年）春，赤眉军西向扶风，邓禹乘虚南入长安。不久，率军与延岑战于蓝田，不胜，乃 “复就谷云阳”。说明邓禹仍想按原定方针，休整军队。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汉中王刘嘉的投降，但在对待傲慢无礼的刘嘉相李宝上，邓禹一时冲动，斩李宝而导致李宝弟的反叛，损失大将耿，影响了邓禹的军心，休兵储粮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士兵疲惫，粮草缺乏，“归附者离散”。赤眉军又卷土重来，邓禹败走高陵（今属陕西）。刘秀见邓禹已无法挽回败局，便召他回京，代之以作战稳健的冯异。而年轻气盛的邓禹却“惭于受任而功不遂”，竟一反“沉深有大度”之常态，“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建武三年(27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共击赤眉，再遭重创，邓禹“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
邓禹由西征伊始2万人发展到号称百万，最后却仅与24骑狼狈败回，导致这种结局，邓禹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刘秀一再干涉邓禹的行动，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原则，使邓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饥卒与强敌作战，因失败又产生了急功近利，以全名声的思想。所以邓禹之败，根源应在刘秀。此后，邓禹虽保留梁侯印绶，并担任右将军，但未再参与重大军事活动。
建武十三年（37年），天下平定，刘秀大封功臣，邓禹定封为高密侯，食四县。中元元年，重任司徒。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永平元年病故，终年57岁，谥号“元侯”。
邓禹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刘秀定下了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使刘秀在处境艰危、前景难测的情况下，找到了制定战略方针的依据。所以，其对策虽不如诸葛亮“隆中对”、韩信“汉中对”著名，但就意义上讲是完全相同的。
三、冯异
冯异(?～34)，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东）人。博学谦恭，有文韬武略，善统兵征战，在刘秀定河北、破赤眉、灭隗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杰出者。
冯异生长于两汉之际的动乱时代，自幼刻苦勤奋，“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①。及年长，遂成为既能运筹决策，又能治军用兵的将帅之才。他早年效命于新莽政权，“以郡掾监五县”，曾与父城县长苗萌共拒农民军。更始元年（23年），昆阳大战后，刘秀乘势略地颍川，久攻父城不下，便屯兵于巾车乡（地属汉父城县）。此时的冯异虽尚与更始政权为敌，但他并不想成为新莽政权的牺牲品，正静观时变，考察比较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优劣高低，以便择明主而建大业。而刘秀正是他理想中的明主。所以当其堂兄冯孝及同乡丁琳、吕晏等劝他归顺刘秀，同时向刘秀举荐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原归据五县，以效功报德”。并随即返归父城，向苗萌分析天下形势，认为：“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在他的鼓动和推荐下，苗萌、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先后归降刘秀，成为刘秀较早的一批人才。
冯异初投刘秀，即深受器重和信任，常在关键时刻，为刘秀定计决策，排忧解难。略地河北是刘秀脱离更始，扩充势力的首要战略目标，但因更始诸将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当时的更始政权，实际操纵在左丞相曹竟及其子尚书曹诩手中。冯异看出其中奥妙，力劝刘秀厚结纳曹诩，让他来为自己开路。刘秀依计而行，果然成功。刘秀自胞兄刘縯死后，一直陷入悲痛苦闷之中，又是冯异不时地予以开导安慰，并进献扩充势力，夺取天下之策。他指出：“天下共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来到河北后，基本按照冯异的建议行事，“遣（冯）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对于收揽人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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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大力量，起了积极作用。
王郎起兵后，刘秀一度陷入困境，冯异与邓禹等紧随刘秀，度过了一段艰苦而惊险的逃亡生活。至信都（今河南冀县）立稳脚跟后，冯异被派去收集河间（今河北献县）军队。返回后被拜为偏将军，参与了消灭王郎势力的战斗，并被封为应侯。更始三年（25年），刘秀北巡燕赵，留任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河内二郡兵马，驻守黄河，与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相对峙。冯异用离间计分别击破朱鲔、李轶等部几十万大军，攻占了洛阳城外要地，为刘秀夺取洛阳之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建武二年（26年），被封为阳夏侯。三年（27年），任征西将军，赴关中战场接替作战失利的大司徒邓禹。他牢记刘秀“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的嘱托，“所至皆布威信”，西至弘农，便有“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与邓禹会合后，整顿败军，在崤底设伏，破降赤眉8万人，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局。继而扫平关中各股势力，击退进犯关中的公孙述军队；又采取措施，“怀来百姓，申理枉结”，三年之间，“威行关中”。
建武六年（30年）春，冯异应召回京，参与平定蜀地的谋划。同年夏，在与隗嚣的作战中，冯异抢占战略要地栒邑，以逸待劳，大破行巡军，迫使依附于隗嚣的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投降。此后，先后兼任北地、安定、天水太守，其间又曾降附青山胡万余人，击败卢芳、匈奴联军，破斩公孙述部将赵匡等。建武十年（34年）夏，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军中。
冯异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是军事活动。作为刘秀麾下能“建方面之号”的杰出将帅，他无论是用兵还是治军，都深得兵家要领，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
冯异不是单纯的武将，而是兼有较高政治素养和卓越军事才能的军事活动家。他用兵既矜持稳重，又刚毅果敢；既重视军事进攻，又讲求政治策略；刚柔并用，奇正结合，战术运用灵活多变。以下几次战役反映了他的用兵特点。
洛阳外围之战，先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分化离间敌军将领，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更始三年(25年)，冯异任孟津将军，屯兵黄河渡口。当时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在朱鲔、李轶、田立、陈侨等率领下，号称30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更始政权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更始诸将的离心力也愈来愈大，将帅之间更是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冯异抓住敌军的这一弱点，采用离间策略，先利用李轶“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的矛盾心理，稳住李轶，使其“不复与异争锋”。然后专心并力，北攻天井关，连拔上党两城；南破河南成皋以东13县，迫降10万余人。继而迎击朱鲔遣来救援的武勃军，“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当朱鲔派人刺杀李轶，并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时，冯异又避其锋芒，与寇恂合力击破其偏师苏茂部3万人，然后乘胜进击朱鲔，将其逼回洛阳孤城。在这次战役中，冯异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他审时度势，料敌合变，政治分化与军事进攻同时并举，从离间敌军将领，攻占洛阳城外要地，到集中兵力先后击破苏茂、朱鲔大军，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堪称典型战例。
崤底之战，先期设伏，示弱骄敌，诱其出战，伺机突袭。建武三年(27年)，冯异西入关中，与赤眉军遭遇于华阴，相拒两月，“战数十余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不久与邓禹会合。邓禹不听冯异再三劝阻，连续出动疲惫之师强攻赤眉，结果招致惨重失败。面对敌强我弱、敌胜我败的不利局面，冯异不急不躁，沉着冷静，在召集整顿残兵的同时，制定出了一套破敌的策略。他先与赤眉“约期会战”，然后派出精锐士卒穿上赤眉服装，事先埋伏在道路两旁。次日晨，当赤眉军1万人进攻冯异前锋部队时，冯异故意向敌人示弱，仅派小部分军队前去救援。赤眉见汉军势弱，便放心大胆，倾巢出动。冯异抓住时机，挥师接战，苦苦支撑到傍晚，趁赤眉军气势衰竭时，身着赤眉服装的汉军伏兵突然杀出，大破赤眉军，迫降8万人。在此战中，冯异利用了敌军连胜之后的骄傲心理，灵活运用战术，设伏、示弱、骄敌、疲敌、突袭，一环扣一环，环环至关重要。从中可见冯异用兵的老练持重。
栒邑之战，抢占要地，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建武六年(30年)夏，刘秀派冯异屯驻栒邑。栒邑位于关中至陇地的要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冯异尚在进军途中时，隗嚣亦遣部将行巡率兵前去占领该地。冯异部将认为“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主张暂且择地休兵，“徐图方略”。但冯异不以为然，他在分析了栒邑得失的利害关系后，指出：“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其意图很明显，不仅要抢先占领栒邑，而且要将敌军消灭在该城之下。按照冯异的方略，汉军倍道疾进，以神奇的速度潜入城中。然后紧闭城门，偃旗息鼓，待骄傲自大的行巡兵临城下时，冯异出其不意，突然纵兵杀出，行巡措手不及，大败而逃。从这一战中可以看出，冯异用兵与常人不同，既依据兵法，又不拘泥于兵法，情况越危急越能保持冷静，越能大胆决策，所以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冯异为人谦逊不矜，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每当部队休止，诸将并坐论功，他却独自一人躲在大树底下，从不参与此种议论，因而军中将士皆亲切地称他为“大树将军”。他治军严谨，“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所以每当部队配备兵员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其谦退不夸的高尚品格及由此而来的“大树将军”的美名，成为历代佳话，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
四、马援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人。通晓兵法，有政治远见，在击隗嚣、定陇西、平交趾等役中建有大功，并为我国历史上运用沙盘战术的第一人，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马援是战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后裔。12岁丧父，随兄马况生活。“少有大志”，“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①。及年长，遂辞别家兄，自愿至边郡种田放牧。后征为郡督邮，在一次押送重囚犯时，马援起恻隐之心，“哀而纵之”，从此浪迹北地。遇赦后，继续操起田牧产业，“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然而殖货致富并非其志向，他认为“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并常对其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明确表达了他不愿作金钱奴隶的反世俗观念和成就大业的远大抱负。所以他断然把所有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开始了新的追求。
王莽末年，马援被举荐为新成大尹（即汉中太守），王莽败亡后，遂弃郡而“复避地凉州”。后被割据陇西的隗嚣请去担任绥德将军，深受敬重，成为隗嚣集团颇为倚重的决策人之一。当时，在洛阳即位的刘秀和称帝于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是两个势力最强大的政治集团，隗嚣为自身利益考虑，欲依附于其中一个，却拿不定主意，便派马援游走于成都、洛阳之间，视情况以决定去就。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好友，原以为相见后“当握手欢如平生”。然而，公孙述“盛陈陛卫”，大讲帝王排场，这使马援十分反感和失望，他对部下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辞归西州，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武四年（28年）冬，马援奉隗嚣书至洛阳，受到刘秀盛情款待。经推心置腹地交谈及细心观察，马援觉得刘秀平易近人，“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心生好感。刘秀亦非常欣赏他的胆略和才干，“以为待诏”，并派太中大夫来歙送他西归陇右。在马援的劝说下，隗嚣决定依附刘秀，遣其长子隗恂入质洛阳，并由马援携家属护送前往。这成为马援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隗嚣背叛刘秀后，发兵拒汉，在陇坻之战中，汉军失利。马援闻讯，随即向刘秀表示“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并提出以政治攻势瓦解隗军的策略。刘秀采纳此建议，派他率5000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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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骑，“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建武八年（32年），来歙采取穿插战术，出其不意袭占陇西重镇略阳，并与前来围攻的隗嚣主力形成对峙。刘秀抓住时机，亲率大军西征隗嚣。因陇中地形复杂不明，诸将皆劝刘秀不宜冒险深入，马援则认为“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并随后在刘秀面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眼界大开，欣喜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晨，即按马援所示路线，迅速进军至高平第一城（今甘肃固原县）。隗军大败溃逃。
建武九年（33年），刘秀拜马援为太中大夫，担任来歙副职，统领诸将驻守长安。来歙平定陇西后，鉴于该地战略地位重要，又屡遭羌人及公孙述的袭扰，建议刘秀派一位智勇双全者来安定陇西局面，而诸将中非马援莫能当此重任。刘秀采纳其议，于建武十一年（35年）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刚刚到任，便先发制人，派3000步、骑兵，“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迫降8000余人。遭受沉重打击的羌军，携家小、辎重转移至允吾谷，凭险坚守。马援“潜行间道”，突袭其营寨。羌军惊慌远逃，至唐翼谷复聚精兵据守山上。马援见山险难攻，便面山而阵，吸引羌军注意力，同时暗遣数百精骑绕至羌军之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建武十三年（37年），马援又率军4600余人，进击寇扰边境的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参狼羌，军至氐道县（今甘肃武山县东南），羌军据山坚守。马援针对羌族游牧特点，采取釜底抽薪之略，抢占其周围水源、草地，从而兵不血刃而困疲羌军，“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马援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又采用政治怀柔的政策，治理陇西。当时朝臣中多认为金城破羌（今甘肃乐都县东）以西，路远多寇，不便治理，应该放弃这些地方。马援力排众议，上书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地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刘秀依其建议，下令遣还逃至金城的客民回归本籍。接着，马援又奏请朝廷在陇西地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马援在陇西“视事六年”，不仅使“陇右清静”，塞外羌人“皆来和亲”，而且使该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此后，马援继续为维护东汉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而南征北战，先后平定巫师李广之乱和“二征”的分裂活动，最后在征讨武陵蛮叛乱的战争中，病死于沙场。
马援为人忠勇正直，注重操守，不阿权贵，亲贤士，远小人，居功不骄，重义轻利，宽以待人，严以责己。他有两句至理名言，一云“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二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他正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东汉的统一事业。千百年来，“伏波”精神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更成为历代有志爱国之士的座右铭。
马援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才能和高贵品质于一身的著名军事家。他长于运筹，尤善兵策，深为刘秀所钦佩，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故马援“每有所谋，未尝不用”。马援对军事学术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中为当今军事学界和历史学界所公认的有：沙盘战术的运用。在刘秀攻陇过程中，马援用米堆成战区复杂的地理模型，从而解决了因地形不熟而无法进军的难题。这是中外军事史上最早的沙盘模型，亦为沙盘战术最早运用的实例。充分显示了马援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战争策略及战役指导上，马援亦有其独特之处。他从不把军事进攻作为战胜敌人的唯一手段，而是注重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双管齐下的策略，如对西羌扰边及“二征”叛乱的征讨，均是刚柔并用，在肃清顽敌的同时，施以政治安抚。整顿吏治、修缮城廓、开沟凿渠、架桥修路等措施，均起到了安定民心，瓦解敌人乃至长治久安的作用。在指挥作战时，马援料敌准确，计划周详，其惯用战法是突然袭击，“间遭潜行”，分路抄袭，出奇制胜。其次是善于应变，化不利为有利，如对参狼羌的征讨，“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战势对其不利。但马援迅速作出“夺其水草”之决策，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平交趾时抢占浪泊高地，征武陵蛮时“凿壁为室”，反困敌军于壶头山上，也都反映了马援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作战，是马援几次征战的特点。他作风顽强，勇气超人，在交趾热带丛林中，在武陵峭壁急流里，面对瘴气熏天，疾病流行，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与士兵同甘苦，表现出了一代名将的精神风貌和高贵品质。
五、吴汉
吴汉(?～44)，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能征善战，智勇过人，在刘秀统一战争中身经百战，军功卓著，是东汉开国名将之一。
吴汉出身贫寒，早年曾任亭长。王莽末年因门客犯法而逃亡至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为求生计，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所至皆结交豪杰”①。更始政权建立后，被举荐为安乐（今北京顺义县西北）县令。更始元年(23年)，王郎于邯郸称帝后，一度声势较大，河北郡县纷纷响应。唯独吴汉与众不同，他素闻刘秀礼贤下士，有长者之风，认为将来必成大业。所以早有归顺刘秀之心。在他的极力劝说下，举棋不定的渔阳太守彭宠亦决定进攻王郎，投奔刘秀，并派吴汉率3000步骑军与上谷诸将合兵南下，破斩王郎大将赵闳。随后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投靠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刘秀攻破邯郸后，赐吴汉为建策侯。
吴汉为人质朴敦厚，性格内向，不善辞令，言谈时往往急促而辞不达意，但刚毅勇猛，胸藏韬略。所以，当刘秀征询邓禹，谁可担当征发幽州兵马的重任时，邓禹极力推荐吴汉，认为他“文能柔未附，武足断大事”②，“诸将鲜能及者”。于是刘秀任命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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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②《后汉纪》卷第二《光武皇帝纪》。
为大将军，“与耿弇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阳奉阴违，暗勒兵马，命令诸郡拒不应调。吴汉以其非凡的胆略，仅率20精骑驰至无终（今天津蓟县）。苗曾欺其人少，不以为意，遂出城迎接。吴汉乘其不备，先发制人，诛杀苗曾，收夺其军。于是“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刘秀的力量逐渐壮大。不久，吴汉又采用攻心之策，说降更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守将陈康，兵不血刃占领该城，并袭杀更始尚书令谢躬。在此期间，吴汉还跟随刘秀，参加了北击铜马、重连、高胡的战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表现突出。及刘秀即位，设置“三公”之职，诸将一致推荐吴汉，刘秀亦认为他“有建策之谋，又诛苗曾，收谢躬，其功大”①，因此任命他为大司马，并更封为舞阳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