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25年）秋，吴汉统率朱裙、岑彭、贾复等11位将领，围攻洛阳，激战数月，朱鲔投降。次年春，又率王梁、朱祐、杜茂等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大破敌军于漳河之上（地属今山西长治县），收降十余万人。为表彰其功绩，刘秀特遣使者奉玺书至吴汉军中，定封其为广平侯，食邑四县。接着进军南阳，连陷六城；南战秦丰，破之于黄邮水上（地在今河南新野县）。又与冯异合力攻破铜马、五幡等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耿弇、盖延大破青犊军于轵西（今河南济源县东南）。随即率领杜茂、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派部将周建率兵10万来救苏茂，吴汉初战失利，并“堕马伤膝”。面对强敌，吴汉不顾创伤，激励将士，选精兵与敌军决战，大败苏、周十余万军，夺取广乐城。继而马不停蹄，留杜茂、陈俊等驻守广乐，自率主力助盖延困刘永于睢阳。建武四年至六年（28～30年），吴汉又先后率军攻灭五校、长直、五里、富平、获索等军，并攻破朐县，消灭董宪。至此，关东地区全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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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卷第三《光武皇帝纪》。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吴汉率步骑兵6.5万人会同征南大将军岑彭，讨伐公孙述，由荆门逆江而上，破其浮桥，进抵江关。岑彭遇刺身亡后，吴汉并其军，继续溯江直上，于建武十二年（36年）春，大破蜀将魏党、公孙永于鱼涪津。汉军乘胜追击，进围武阳，歼灭前来救援的蜀将史兴5000人。继而再破广都，派轻骑焚烧成都市桥（成都七星桥之一，在成都城外），蜀军震恐，武阳以东小城尽皆降汉。嗣后，在广都、成都间与公孙述大战，初因兵力分散而遭受挫折，被10万蜀军包围。后吴汉密秘调整部署，激奋将士，转败为胜，八战八克，进驻城郊。公孙述亲自率军数万出城决战，吴汉先派一部分军队出击，待两军苦战半日后，再遣高午、唐邯率数万精兵突入战阵，公孙述大败奔逃，伤重而死。次日，成都蜀军开城投降。蜀地平定。
全国统一后，吴汉还曾率军北击匈奴，并于建武十八年(42年)，平定了蜀郡守将史歆发动的叛乱。建武二十年(44年)病故，谥号“忠侯”。吴汉戎马生涯20多年，对东汉统一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其战功卓著，刘秀决定按西汉大将军霍光死后待遇，发北军、轻车、甲士为其送葬。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他位置显赫，仅次于太傅邓禹。
吴汉自跟随刘秀至平定天下，一直在沙场上奔杀，是东汉开国元勋中经历战阵最多、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吴汉的缺点十分明显，一是治军过宽，军纪较差，二是不够重视作战部署，但其优点更为突出。在战役指挥上，吴汉老练持重，注重士气，善于应变，不论发生何种情况，他都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征讨获索时，敌军5万多入夜袭吴汉军营，使“军中惊乱”。但吴汉却“坚卧不动”，待敌军稍退后，即连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由于吴汉用兵的这一特点，使他往往能力挽危局，败中取胜。与刘永部将苏茂、周建战于广乐时，初战失利，并“堕马伤膝”，将士惶恐。面对危急，吴汉“勃然裹创而起”，勉励将士说：“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将士激愤，士气倍增，次日决战，大获全胜。成都之战时，吴汉因部署不当而被蜀军分割包围，面临全军覆没之危险。关键时刻，吴汉沉着冷静：号召诸将同心协力，共赴危难。并设疑兵之计，在军营中“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吸引蜀军注意力。自率全部人马乘夜偷出军营，与困于20里外的刘尚军会合，然后集中兵力，攻破蜀军，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局。吴汉败不气馁、“意气自若”、“激扬士吏”、力挽危局的用兵特点，确实表现了大将风度，所以刘秀曾感叹说：“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吴汉用兵极重效率，“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干脆利索，雷厉风行，因而常能掌握战争战役主动权。作战中善于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及战局的变化，确定或变更作战计划，一旦计划受挫则及时调整部署，此招不行则用彼招，直至将敌击破。一旦抓住有利战机，便攻势凌厉，连续出击，猛打穷追，不获战果决不休兵。所以，进攻凶猛如虎，退守稳重若山，是他用兵的又一重要特点。
吴汉并非只懂军事进攻，也能用政治策略来争取和制服敌人。夺取邺城时，便采取了先说降陈康、再伏杀谢躬的计策。更典型的事例，是建武四年(28年)降服鬲县（今山东平原县北）五姓豪强的反叛。事件发生后，吴汉冷静地分析了五姓反叛的原因，认为“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严令将士“敢轻冒进兵者斩”。随后在全郡各地散布檄文，宣布郡县长官的罪状，派兵逮捕守长，向城中百姓道歉。结果“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顺利制止了一场叛乱。在天下未平，战事紧张的时期，吴汉能够识大体重大局，尽量少树敌人，争取民心，是有战略远见的，所以诸将对他。服心服，称赞他“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六、耿弇
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东汉统一战争中，屡立战功，尤其在平定齐鲁的作战中表现突出，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佼佼者。
耿弇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耿况博学多才，新莽时任朔调连率（即上谷太守）。受父亲及边郡环境的影响，耿弇“少好学，习父业”①，又“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耿弇是在刘秀处境艰危之际投奔他的。当时，王郎起兵于邯郸，声势较大，正欲投效更始的耿弇，于赴长安途中闻知刘秀正在卢奴（今河北定州），遂改道前往拜见。刘秀见他年轻，便只给他安排了个小官。不料，耿弇气志非凡，请求返归上谷，调发军队，以定邯郸。此举深为刘秀欣赏，“因数召见加恩慰”。这时耿弁年仅21岁。嗣后，耿弇多次奔走于耿况、刘秀之间，为刘秀联合耿况、彭宠，平定王郎起了重要作用。
消灭王郎势力后，刘秀受到更始君臣的猜忌，耿弇及时进言：“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弁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这里，耿弇既客观分析了更始行将败亡的诸多原因，以及刘秀在政治、经济和个人威望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力劝刘秀脱离更始；又针对当时刘秀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益发精兵，以集大计”的建议，字字句句深符刘秀之意。于是刘秀任命耿弇为大将军，与吴汉一道北赴幽州，分斩更始上谷、渔阳太守韦顺、蔡充和幽州牧苗曾，悉发幽州十郡兵，刘秀势力大大增强。在平定河北农民军的过程中，耿弇常率精骑为先锋，屡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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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刘秀即位后，拜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封好畴侯。至建武三年（27年），耿弇率军大破延岑于穰。复向刘秀建议“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刘秀对此大加赞赏，遂于建武四年（28年）诏令耿弇进攻渔阳。耿弇因其父耿况独据上谷，本与彭宠功劳相当，现进攻彭宠，怕招人非议，加之兄弟中尚无一人留侍京师，因而顾虑重重，不敢独自进兵，乃上书请求返回洛阳。刘秀深知其虑，诏报说：“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弇疑虑顿释，与朱祐、王常等击破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故安（今河北定兴西）西山农民军十余营。继而又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其间，耿况、耿舒主动出击，与祭遵、刘喜等破灭彭宠。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刘秀开始实施东进计划，即东攻董宪、张步，统一齐鲁。在这次用兵中，耿弇表现最为出色，他指挥北线汉军，连获大胜，仗仗部署慎密，奇计迭出，精彩无比，为刘秀平定齐鲁立下了显赫之功。
耿弇自随刘秀之后，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是刘秀麾下一员从无败绩的虎将。这与他高明的作战指导是密切相关的。
耿弇作战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料敌察机，根据敌我双方优劣态势，选择并确定最佳的作战计划。如击张步，耿弇率军渡过黄河时，张步已在历下、祝阿、钟城等地布兵屯守，严阵以待汉军。耿弇选择其力量较弱的祝阿为首攻目标，当该地敌军将被全歼时，却又故意网开一面，让残敌逃往钟城。钟城守军见祝阿已败，遂惊恐弃营而去。此战部署十分巧妙，一石二鸟，事半功倍。略取临淄、西安时，耿弇如法炮制，克临淄而得西安，再收击一得二之效。耿弇因兵少深入，连战疲劳，缺乏强攻张步主力驻地剧县的条件，乃决定依托临淄城池，诱张步来攻，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终于击破号称20万的张步主力。以上诸例皆反映了耿弇的决策部署能力。其次，善于利用主客观条件，创造有利战机，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战术。如夺取祝阿、钟城后，耿弇乘胜进迫巨里，巨里守军很易攻破，但为了消灭敌军主力，乃定计围城打援，故意制造将攻巨里的声势，实际只遣少量军队监视该城，精锐主力则登上高阪，待张步主力援军到达时，乘高冲击，大获全胜。取临淄、西安，耿弇决定先攻临淄，却声东击西，扬言将攻西安，使临淄之敌放松守备，半日即下该城。与张步主力决战则采取了诱敌来攻、以逸待劳的方针，让少量汉军示弱佯退，诱敌进攻；另遣部分汉军列阵临淄大城西南角的小城外，与其鏖战。继而率精兵出其不意地东出大城，从侧面冲击张步军阵，大破步军。后又料定张步困顿必退，设伏再败张步。其三，身先士卒，作风顽强。在与张步决战中，耿弇亲自陷阵，被流矢射中大腿，他用佩刀截断箭矢，继续指挥战斗，左右无人知晓。次日晨，耿弇带伤再次出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耿弇的顽强作风对其部下影响极大，是他屡战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耿弇平齐之功，刘秀曾发表过一番评论，其云：“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勃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此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七、来歙
来歙(?～35)，字君叔，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南）人，善谋划，能征战，在刘秀统一战争中，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表现突出，为刘秀贯彻先东后西战略方针及逐步剪灭隗嚣、公孙述割据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来歙出身于士宦世家，父亲来仲，为汉哀帝时谏议大夫，母亲乃刘秀姑母，与刘秀为表兄弟关系。来歙兄弟五人，唯“歙有才略，多通，慷慨有大志”①，因此刘秀在起兵之前就“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②。新莽末，刘秀兄弟起兵加入绿林军，来歙因此被王莽逮捕，旋即被其门客劫狱脱逃。后供职于更始政权，随绿林军进入关中，多次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便借。有病而离去。其妹夫刘嘉被更始封为汉中王，都南郑（今属陕西），闻来歙离开更始，便派人将他迎入汉中。刘嘉拥有军队数十万，更始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军事集团。当时群雄并起，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复杂，天下将归于谁，一时难以明了。但满腹经纶的来歙却料定刘秀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力排“拥兵自守”、“且观成败”之议，劝说刘嘉投降刘秀③。刘嘉本与刘秀亲善，乃从歙言，于建武二年(26年)九月降汉，次年六月东归洛阳。刘秀见到来歙，格外欣喜，“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参与重大军事决策。
这时，刘秀正全力对付赤眉军及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等势力，对割据于陇、蜀地区的隗嚣和公孙述无力顾及，又担心他们乘机杀出，汉军腹背受敌。来歙深知其虑，乃提出联陇制蜀之计，他说：“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此计策的妙处在于，不费一兵一卒而既争取隗嚣归降，又利用他为阻挡公孙述东进的屏障。刘秀欣然同意并派来歙去执行这一重要使命。
建武三年（27年），来歙第一次出使陇地。隗器虽未轻许附汉，但在马援等人的影响下，亦未与刘秀为敌，甚至出兵协助汉征西大将军冯异击破亲蜀势力吕鲔，并斩杀公孙述使者，“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④。建武五年（29年），来歙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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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纪》。
②《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③参阅《后汉书》卷十四《刘嘉传》、《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纪》。
④《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持节入陇，与马援等说动嚣心，“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此间，来歙与马援各奉其主来往周旋于汉、陇之间，为刘秀稳住隗嚣、牵制公孙述、专兵东向起了重要作用。六年，刘秀顺利平定关东，开始图谋公孙述，先派来歙使陇，诏令隗嚣从天水出兵协同汉军伐蜀。嚣听部将王元等言，以蜀地关山险阻、道路难行为借。，拒绝发兵。至此，隗器欲三分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来歙身在陇地，实陷虎穴，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愤怒斥责隗嚣说：“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①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为此来歙险遭杀害。
刘秀决心按照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行征讨隗嚣。在建武六年(30年)至七年间，集中兵力与隗嚣多次交战，汉、陇形成相持局面。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刘秀再遣来歙、马援入陇，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隗氏集团。来歙在招降了其部将王遵后，于建武八年（32年）春，独率2000精骑，穿山越谷，出其不意地袭取了战略要地略阳；又在隗嚣数万重兵围困、“斩山筑堤，激水灌城”的险恶情况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坚守略阳几个月，终将敌军拖疲，为刘秀最后击败围城嚣军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在此役中，来歙仅率少量精兵伐山开道，长途穿插，先奇袭后固守，据敌之腹心以策应大军上陇，确是精彩战例。此役后，刘秀更看重来歙，在庆功宴会上，让他独坐一席，位在诸将之上。不久，诏令来歙留驻长安，监领诸将。
来歙任汉军统帅之后，上书刘秀，提出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策略。他认为：公孙述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是因为他把隗嚣占据的陇西、天水作为屏障，如果扫平这两郡，公孙述就智穷计竭了。故当务之急，“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准备大举进攻隗嚣。同时，“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损其兵而为我之用。刘秀依计而行，于建武九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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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春，隗嚣子隗恂字。
年）八月，遣来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五将征讨隗嚣，至十年十月，先夺天水，后在落门（今甘肃武山县）大破隗嚣子隗纯，一举平定了隗氏集团。
隗嚣灭亡后，原依附于隗嚣的先零羌等部族首领“皆营堑自守”，“数为寇掠”，“州郡不能讨”。来歙马不停蹄，“大修攻具”率领虎牙大将军盖延、武威将军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先零羌，在金城大败羌军，斩、俘数千人，获牛羊1万多头，谷粮几十万斛。接着，“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来歙十分注意用安抚政策来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肃清余寇后，他见陇西一带人民饥饿，流离失所，“乃倾仓廪，转运诸县，以赈赡之”。这项措施不仅使陇西地区得以安定，京师洛阳至凉州的道路从此畅通，而且为刘秀全力攻蜀解除了后顾之忧。鉴于陇西战咯地位重要，来歙又上书推荐智勇双全的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确保该地的稳定。
建武十一年（35年）六月，来歙率盖延、马成入武都，连破蜀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乘胜向前挺进。蜀军大惧，乃遣刺客刺杀来歙。临终前，把盖延召来，委之以军务，然后亲自起草奏表，向刘秀报告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写毕，“投笔抽刃而绝”。
来歙自建武二年投汉，至十一年遇刺身亡，时间虽然短暂，但为东汉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联陇制蜀策略，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数次出使陇地，讲求信义，言出必行，知难而进，临危不惧，有力地配合了刘秀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他统兵征战，攻夺城池，神奇惊人；孤军坚守，沉着冷静；既能率小部队穿插、奔袭，又能统大军协同作战，确是刘秀麾下难得将才。来歙的品格亦难能可贵，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要封官，至死仍是太中大夫（死后追赠中郎将）。所以，刘秀曾高度评价他：“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
八、祭肜
祭肜(?～73)，字次孙，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南）人。建武、永平年间，因治理辽东、招抚鲜卑、安定边塞而名扬北方，是东汉前期积极奉行联合北方各族、抗击北匈奴策略的主要将领之一。
祭肜早年丧父，“以至孝见称”①。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人们纷纷离家避乱，“野无人烟”，而祭肜却独自一人守奉在父亲墓旁。“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战乱造就了他坚毅刚强的品格。其堂兄祭遵跟随刘秀转战河北，成为刘秀爱将，祭肜因故于建武初年拜为黄门侍郎，常随刘秀左右。建武九年(33年)春，祭遵病故，无子袭爵，刘秀于追念伤悼之余，命祭肜为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县长，以便让他就近四季奉祠兄灵。不想刘秀的这一安排，竟成为祭肜政治、军事生涯的起点。
祭肜兼有政治、军事谋略。任偃师县长后，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致力于本县的治理。“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任襄贲（今山东苍山县南）县令。当时，刘秀虽已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但尚未在各地建立有效统治，有些地区社会秩序仍不稳定，襄贲县更是“盗贼白日公行”，十分猖獗。祭肜到任后，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诛破奸猾，殄其支党”，几年后，襄贲大治，受到刘秀的特别奖励。祭肜之志虽不在小小令、长，而是统兵治军，保塞安民，但在治理二县期间所显露出来的才干，已引起东汉王朝的重视，这为他以后投身边防事业并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时，匈奴势力正盛，尤其鲜卑和赤山乌桓依附于匈奴，三者联合犯塞，其势更难阻挡，“数入塞杀略吏人”。东汉政府深感忧虑，又无力驱逐，惟一措施便是“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祭肜便在这种时刻被调往边境，于建武十七年(41年)，被任命为辽东太守。辽东北与鲜卑、乌桓、东与高句骊等族接壤，是东汉前期边患严重的地区之一，刘秀之所以让祭肜担当太守重任，是因为他不仅看到祭肜具有政治、军事权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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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且“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是勇谋兼备的难得将才。刘秀能慧眼识贤，祭肜亦不负厚望。在治理辽东，抵抗入寇之敌的过程中，祭肜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怀柔相间的斗争策略，先刚后柔，刚柔并施，尽力联合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获得巨大成功。
祭肜至辽东后，立即改变过去被动防御的状态，作好军事上．的部署，厉兵秣马，随时准备迎敌；同时，广派侦骑，了解和掌握敌军动向。因此每当敌军来犯，汉军都能从容拒敌，而且每次迎战，祭肜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汉军将士极受鼓舞，士气大振，多次击退入寇之敌。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鲜卑又出动1万多骑兵寇略辽东，祭肜率数千汉兵迎战。两军相遇后，祭肜亲自披挂上阵，挥军奋力搏杀，敌军抵挡不住，阵势大乱，四处奔逃，被迫入水中淹死者过半。祭肜穷追不舍，杀出塞外，“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此役战果辉煌，共歼敌3000余人，虏获战马数千匹，不仅“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而且为祭肜实现更为重要的战略意图——争取联合鲜卑以对付匈奴——创造了条件。
祭肜办事长于运筹，深谋远虑，善于因势利导，因敌制宜，逐步现实战略企图。他认为，鲜卑虽遭重创，近期不敢南窥，但从长远来看，鲜卑、匈奴、乌桓“三虏连和”，终究会成为边境祸根，应趁鲜卑新败畏怯之时，予以争取，破坏和瓦解“三虏连和”。不久后，匈奴分裂，南匈奴、乌桓先后附汉，“三虏连和”自行瓦解，而鲜卑尚未降附。祭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针对鲜卑上层贵族贪财图利的弱点，采取攻心战术，先将其笼络，然后逐步化害为利，使其为东汉王朝效命。经深思熟虑后，祭肜把第一个“攻击”目标对准了鲜卑贵族偏何。偏何乃鲜卑大都护，勇猛善战，在鲜卑、高句骊等部众中极具威望和号召力，若能争取他归降，则不仅鲜卑问题可迎刃而解，且为东汉添得一员勇将。于是，建武二十五年(49年)正月，祭肜遣使至偏何处，“示以财利”。偏何果然心动，旋即“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开始了与汉的亲近关系。祭肜对其进行抚慰赏赐后，利用他为东汉招徕满离、高句骊等部族，遂使归附者“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东汉政府则加倍给予赏赐。长期战火不断的辽东地区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气象，偏何邑落的各位首领全都归附东汉，并主动表示愿为东汉效力。祭肜深知鲜卑贵族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对他们说：“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随即率军出击北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2000余级，“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至此，祭肜既达到了招抚鲜卑的目的，又收到了“以夷制夷”、“以夷伐夷”的功效。
祭肜为人质朴忠厚，稳重而坚毅，在治理辽东期间，对待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既施恩惠又守信义，因而深得他们的敬畏和爱戴，都愿为他拼死效力。光武晚年，赤山乌桓屡犯上谷，汉廷设悬赏责令州郡长官平定边患，但阻止不住。祭肜即把偏何召来，鼓励并派遣他前去征讨。永平元年（58年），偏何率领鲜卑军大败赤山乌桓，杀其首领，一举震骇了塞外。从此以后，祭肜的威名传遍了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战火经久不息的北方终于暂告安定，东汉缘边驻军也全部撤回。
祭肜治理辽东近30年，为东汉边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廉洁奉公，从不谋取私利，也不居功求赏，永平十二年（69年）被征召回京，拜为太仆时，竟“衣无兼副”，财产不到10金①。深为明帝赞赏，“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约”，此后明帝每见到祭肜，就叹息不止，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曾说：“太仆，吾之御侮者也。”②
永平十五年，明帝召祭肜与耿秉、窦固等共同策划了对北匈奴的用兵，次年祭肜奉命参加北伐，因误信南匈奴左贤王谎言，未至目的地而回，获罪免官入狱。祭肜性格深沉刚毅，偏于内向，对自己被人欺骗未能立功报国悔恨不已，出狱几天便呕血而死。
祭肜是东汉前期边防将领中的杰出者，他能文能武，智勇兼备，治军用兵均有一套，尤其是对鲜卑施行的刚柔相济、以夷攻夷等策略，更体现了他高明的谋略思想。所以《后汉书》作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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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纪》卷十《孝明帝纪》。
晔对他评价颇高，认为“祭肜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
九、窦固
窦固(?～92)，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永平年间统领汉军大举反击匈奴，取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为东汉彻底击灭北匈奴创造了条件。
窦固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之侄，娶刘秀女涅阳公主为妻，故其地位颇为显贵。初任黄门侍郎，中元元年（56年）袭父爵为显亲侯，明帝即位后迁任中郎将，监护羽林军。后因其堂兄窦穆获罪而受牵连，“废于家十余年，①。窦固虽生于权贵之家，但并非靠门望而“贵显用事”。他生长于乱世之中，自幼深受伯父窦融影响，“好览书传，喜兵法”，尤其是随窦融在河西期同，对边地风土人情及边防事务了解至深，为他日后统兵为将、征伐北匈奴打下了基础。
永平年间，北匈奴扰边日盛，数犯河西地区。明帝决定效法汉武帝“击匈奴，通西域”，因窦固“明习边事”，于永元十五年（72年），特召他与耿秉等共议伐北匈奴之事，并任命他为奉车都尉，与耿秉等率军出屯凉州。次年二月，以窦固为主帅，统兵4万余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耿秉、祭肜、来苗三路皆无功而还，唯有窦固一路战绩辉煌，一举夺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永平十七年，窦固与耿秉等合兵，再战天山，破北呼衍王，降车师前后王，控制了西域咽喉。
窦固在作战中，善于捕捉战机，掌握主动，一旦得手，则穷追猛击，不让敌军有喘息之机，天山之战足以说明其战术特点和指挥艺术。同时，作为汉军统帅，窦固对控制天山地区乃至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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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西域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留吏士屯伊吾卢城”，遣班超经略西域，“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并以陈睦、耿恭、关宠等忠勇之将担当监护车师重任，均表明窦固具有战略远见。
窦固对待边境少数民族，采取了因其俗而笼其心的态度和策略，据称：“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固，固辄为啖，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①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窦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对安定边境，维护汉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作出了一定贡献。
章帝即位后，窦固晋升为大鸿胪，因其“晓习边事”，常被召去充任顾问。建初七年（82年）至八年，先后取代马防担任光禄勋和卫尉。章和二年(88年)去世，谥号“文侯”。
十、窦宪
窦宪(?～92)，字伯度，扶风平陵人。和帝初曾统帅汉军大举北伐，一举破灭北匈奴，为东汉边境地区的安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窦宪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少时其父窦勋获罪被诛，他成为孤儿。建初二年（77年），章帝立其妹为皇后，窦氏家族逐渐得势，窦宪也由郎官连升侍中、虎贲中郎将。从此窦氏“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②。后因以贱价强夺沁水公主田园而受到章帝责罚，“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再度成为朝中显赫人物。他生性果敢而急躁，报复心强，“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又权力欲望大，唯恐别人分享其权势，终于导致派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的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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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注引《东观记》。
②《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生。此事发觉后，满朝哗然，窦太后不得不将他禁闭于内宫，以平众怨。窦宪为赎死罪，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不想死罪既免，更功成名就，身任大将军，“威权震朝廷”。位列三公之上。但因有前次教训，窦宪本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骄恣，而是尽力顾全个人的名声和影响。他曾先后谢绝“武阳侯”和“冠军侯”的封号，并辞退封地，毅然率领军队出镇凉州。然而，他终究未能从帝、后权力之争中摆脱出来。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诛后党，窦宪被收夺大将军印绶，不久被迫自杀。
窦宪在历史上留下过种种劣迹，在古今文人墨客眼中被公认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备受贬斥，以致于他的历史功绩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了。其实，客观地分析窦宪的一生，其人品虽属下流，其有些行为亦确令人愤慨，但他对东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作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优秀将领，他统率汉朝大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登燕然山，“刻石勒功”，逐北单于，迫其西迁。他的威名震撼了大漠南北，他所奠定的中国北疆新格局，既是东汉光武、明、章三代的夙愿，是中国边疆统一和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窦宪的历史功绩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窦宪用兵，善于针对敌军弱点，及时掌握和准确判断敌军的动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调遣优势兵力与敌主力决战。如汉三路大军汇集涿邪山后，窦宪根据北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敢与汉军上正面交战的状况，派出精骑万余，向北单于庭所在地稽落山一带运动，迫使北匈奴主力出战，并一举将其击溃。此役后，窦宪继续主动出击，盯住北匈奴主力不放，又先后在河云北、金微山取得重大战果。窦宪在作战中，十分注意扬长避短，根据汉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兵力集中，但深入大漠、远离后方、不宜久战的优弱点，以及北匈奴虽行动飘忽、反应快速，但力量薄弱，惧怕决战，且有大量老少部民拖累的实际情况，采用距离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往往轻装疾进，速战速决。如包抄、夜袭河云北，长途奔袭金微山，均收到了出敌不意、以奇制胜的效果。同时，一旦逮住战机，便不轻易放弃，每次击溃敌军后，均穷追猛打，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尽量在追击中歼灭敌人。
窦宪是位功过同样显著的人物，对于他的罪过，我们应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他的功绩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十一、段颎
段颎(?～179)，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有谋略，善用兵，东汉桓帝、灵帝年间，多次率军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因平定“羌乱”而名声大振，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
段颎少时便精通骑射，“尚游侠，轻财贿”①，长大后又“折节好古学”，遂奠定了文、武两方面的根基。后被举为“孝廉”，踏上仕途，先后任宪陵（汉顺帝陵）园丞、阳陵（汉景帝陵）令等小官，皆有政绩，因而迁任辽东属国都尉，开始了军事生涯。
段颎指挥的第一仗是对鲜卑的作战。桓帝永兴年间，鲜卑进犯辽东塞，段颎率军前去讨伐。鲜卑的作战特点与匈奴相似，飘忽不定，行动快速。段颎为了诱敌深入，乃于进军途中，派驿骑诈称奉皇帝玺书宣召段颎回师，段颎表面假装奉诏撤军，暗中却在道路两旁设下伏兵。鲜卑首领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驱兵追击。待其进入汉军埋伏圈，段颎下令出击，“悉斩获之”。此战规模虽小，却反映了段颎果敢决断的能力。经此一战，段颎初显身手，但也因此而“坐诈玺书伏重刑”，裁了个跟头。刑满后，在朝中任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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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郎。这时，活动于太山（今山东泰安县北）、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一带的东郭窦、公孙举农民起义军声势较大，“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朝廷“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急需选拔文武双全的将领前去镇压。段颎应时而起，于永寿二年（156年）出任中郎将，领军出征东郭窦、公孙举，“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段颎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封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
段颎最主要的军事活动是对羌族的镇压。当时的东汉政府，内有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其腐败而黑暗；外有周边民族，尤其是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东汉王朝内外交困，陷入危机。作为地主阶级的军事将领，段颎死心塌地效命于这个腐朽王朝，为了平定“羌乱”，他提出了“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和“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斩尽杀绝政策。为了实现这个企图，他竭尽才智和勇力连年征战，几无间息，自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平东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终将羌族人民的起义烈火扑灭。究其一生所为，特别是对羌族的血腥镇压，实无可褒之处，就连封建史家都深感不齿，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他“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①，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当然，也不应否认，段颎在不光彩的军事活动中，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治军和用兵之法，是东汉后期一位胆略兼备、能征善
战的杰出将帅。
段颎用兵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战术的灵活多变上，他善于统观全局，料敌察势，因时、因地、因作战对象的不同和战局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诱敌深入，设伏聚歼；募选“先登”，强行突破；遭遇强敌，近身肉搏；轻装疾进，长途奔袭；分遣兵力，两面夹击；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等等，各种战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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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五十六“灵帝建宁二年”。
自如，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其次，治军得法。据记载，“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作战中，尤其是危急时刻，他常常身先士卒，亲自加入战阵，与敌搏杀，对激励将士，振奋士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朝廷在表彰段颎的诏书中称赞他“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所言十分中肯。
段颎一生几经起伏，西羌平定后，又多次宕跌，终因阿附中常侍王甫，而被朝廷下狱，“遂饮鸩而死，家属徙边”。
后 记
这册《东汉军事史》，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军事通史》的组成之一。我们于1993年秋接受这一任务后，在日常工作较忙的情况下，一直未曾松懈，刻意求新，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军事学说，在阐明军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从史实出发，突出以战争为主线，以军制为重点，全面探讨当时军事的内容、特点、源流和成就，力求揭示军事运动的发展规律，科学评价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的地位与作用，认真总结经验，做到古为今用。但本书仍属草创，限于水平，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深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九章。课题组成员的大致分工情况是：邵鸿起草第一、二章；卢星起草第六章、第七章的二、三节及第九章；赵明起草第七章的第一节及第八章；由我起草绪论及第三、四、五章，同时，对本书的章节结构、体例做了充实调整和审定，并负责全书的统稿。
这里尤当说明的是，军事科学院霍印章同志，曹给本书提供参考性的框架、提纲，并对本书初稿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查核史料费时也多，对我们帮助极大。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
黄今言
1995年7月1日于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