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兵法》对中国兵学发展的影响
二、《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的影响
三、《孙子兵法》走向世界
后记
书末附图：
1、春秋时期列国形势略图
2、齐鲁长勺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晋楚城濮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4、秦晋崤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5、齐晋鞍之战作战示意图
6、晋楚鄢陵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7、吴楚柏举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8、吴越笠泽之战作战示意图
绪 论
这是一段大变革的岁月，也是一个充彻纷争的历史舞台，更是一个追求新生的时代，它在中国漫长而凝重的历史长链中，被名为“春秋”。
春秋时期作为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名于鲁国史书《春秋》这一书名。它的上限通常被确定在公元前770年。这一年，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一带）的周王室，在经历内乱和外来袭击的双重浩劫之后，不得不放弃破落衰败的镐京，辗转向东迁徙，定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①。后人一般以这一年为春秋时期的起始。至于春秋的下限（也即战国的上限），人们的看法多有不同，有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而作划分的，如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为春秋终结的绝对年代；也有以《春秋经》记载所止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结束的标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本书中所采纳的是《史记》问世以来较为通行的观点，即以公元前476年为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的相对分界线。按照这一划分，春秋时期历时近300年。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具体而言，它体现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它的动态性。社会在动态发展中前进，这乃是历史演进的根本性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特定历史阶段里，这种动态变革的规模、力度有特别强烈的表现，而春秋正属于这样的特定时期。在它并不太长的近300年历史中，王室衰微，五霸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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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周王室东迁，前人称东周。作为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列国兼并，夷夏融合，公室没落，大夫专权等政治格局此消彼长，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田制改革，赋税嬗变，私学勃兴，军队扩增等经济、文化、军事现象粉墨登场，各擅胜场，苍狗白云，令人不胜感喟！春秋历史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它的过渡性。考察春秋的全部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逐渐递嬗为封建制社会的重要过渡时期，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就是它的前脚已踏进了新世纪的门槛，而它的后脚还停留在旧庭院的边缘。换言之，即它的前中期历史更多地体现了西周的时代特征，而在它晚期的地平线上已隐约出现了显示战国社会特色的晨曦。春秋历史的第三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复杂多样性。春秋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是旧的礼乐文明的逐渐衰微和新的封建因素的不断增长，但是在具体的诸侯国之间，在中原和周边不同地域之间，其文明的成熟和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显示着多样化的复杂倾向。这种事物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春秋社会大势走向上的错落有致，丰富多彩，也为我们今天全方位多层次考察春秋军事历史面貌带来了艰巨的任务。
因此，在今天要深化对春秋军事史的研究，必须具备应有的现代意识，充分认识上所揭示的春秋历史动态性、过渡性、多样性三个基本特点，根据其动态性的特点，考察、总结春秋军事历史发展的背景、内涵以及规律；依据其过渡性的特点，透视、分析春秋军事历史发展上前后不同阶段的基本面貌和主导特征；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揭示、阐说春秋军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国别差异和地域特色。总之，是要立足于现代进步的立场、观点，按现代进步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法，深层次地观照和总结春秋军事历史的主要内涵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致力于实现春秋军事史研究对象客体和研究者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圆融，揭示春秋军事史嬗变的内在规律，着重借鉴和汲取其中具有超越时空性质的价值内涵，为当今社会提供智慧的启迪，理性的昭示。
大体而言，春秋军事史主要内涵和特色，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的递嬗与军制的变革
春秋社会始终处于变革动荡之中，这乃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动力自然当首推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
早在西周时期冶铁技术即已发明，春秋前期的铁制农具，既为文献所记载，也为考古发掘结果所证实。当时铁农具的初步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渐露端倪，无疑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既可以大面积地开垦土地，又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耕作水平，从而使得较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这势必对古老的井田制度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先后采取了承认既存现实的经济措旋，如齐国实施“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晋国“作爰田”，改变以往的土地定期分配制度，鲁国推行“初税亩”政策，一般人认为，这是按占有土地（不论公田与私田）的好坏和多少征收赋税。田制的改革带动军制的改革，它突破了过去只有贵族能当甲士的身份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使得齐国“甲兵大足”，晋国可以“作州兵”，鲁国能够“作丘甲”，基本上达到了增加赋税和加强军事实力的目的。同时，它在客观上也充分适应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致使土地私有化倾向渐成一定的气候，进一步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经济上的变革还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使部分奴隶主贵族向新的生产关系代表者即封建地主阶级方向转化，使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劳动者开始摆脱没有人身自由的处境，整个社会处于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动荡之中。
比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春秋社会变革更为直观的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云谲波诡。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主流，用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话说，就是“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更具体地说，就是先后发生了种种日新月异的政治、军事、文化景观：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华夏与周边少数族的冲突与融合，强卿擅权，学术下移，私学初兴等等，开始了社会嬗变、除旧布新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与此相一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递嬗，也使得军事领域内部发生深刻的演变，尤其是使军事制度本身处于全面、深入的调整、革新之中，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气象。这表现为：
第一，就军事领导体制而言，军事统御领导权限在春秋近300年之中，呈示着不断下移的历史趋势，即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日渐变为“自诸侯出”，再变而为在某些诸侯国中（如晋、鲁等）的“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而作为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军事职官系统，也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新的因素的出现，尤其是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进步对指挥要求的提高，而有了重大的发展，即在延续西周以来军政统一、文武一致、“军将皆命卿”传统的同时，也缓慢地强化着军事职官权限分工明确化的趋势，到了春秋晚期，更酝酿着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契机。
第二，就武装力量体制建设而言，春秋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兵农合一”制与常备军制的并存和互为弥补。一方面，与当时“蒐于农隙”，“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周王室以及众多诸侯国都普遍仿照西周时期的做法，致力于做到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高度统一，普遍实行兵农合一的民军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临战征集军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日趋频繁激烈的争霸兼并战争的需要，当时主要的诸侯国也开始陆续组建一定规模的常备军队，以弥补单纯依靠“亦兵亦农”军事组织结构上的不足。常备军的建设，乃是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和作战方式日趋复杂背景下的产物，也代表着我国古代军队建设发展的基本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另外，春秋时期各国的武装力量，就其组织隶属关系及所承担的任务性质而言，可以区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其中中央军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而地方军是辅助性的武装力量，但到春秋晚期时，地方军的人数规模明显扩大，实力地位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都有了显著的增强。就春秋各国武装力量的成分、来源而言，则又可以划分为普通部队、族军、私属等多种构成，其中族军是宗族血缘纽带关系在军事制度上的产物，而“私属”则是卿大夫势力堀起后所形成的特殊武装集团——私人武装力量。族军和“私属”都是当时军队中的精锐力量，在政治格局演变和军事形势变化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第三，就军队兵种构成以及编制健全而言，春秋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阶段。在兵种建设方面，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自身的重大变革，给诸侯列国的兵种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战场区域的扩大、同周边少数族步兵作战的需要、武器装备杀伤力增强和军队成分的改变等等情况的出现，更使得兵种建设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标志一是兵种的增加，二是各兵种在军队中所占地位的初步改变。与殷周时期只有步、车两大兵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列国军队中已开始形成车兵、步兵、舟兵三大兵种，在个别国家里，还出现了骑兵部队的雏型。其中车兵是中原地区大多数国家军队中的主力兵种。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主要标准，往往是看其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少；各国扩军的重点，是增加战车数量，加强车兵的建设；在中原地区进行的重大战争，一般都是以战车会战来决定最终胜负。步兵也是当时军队中的主力兵种之一，它在春秋前期地位有所下降，曾一度沦为车战的附庸。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军队成分的变化，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对付戎狄作战的需要和吴、越等国的崛起，步兵的地位日益变得重要，其作用日益显得突出，为日后战国时期步兵再次跃居各兵种之首，成为战场的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军队编制方面，春秋时期诸侯列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都十分注重健全军事编制。这包括一般编制、车徒混合编制以及战斗编组等三重层次。其中一般编制通常按“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组执行，它主要是区分军队内部的隶属系统，利于军队日常管理、指挥。车徒混合编制主要是协调车、步兵力配置，以适应实际作战的需要，它以“乘”为基本单位。在春秋前中期，“乘”的兵力配备与西周时期“乘”的编制大体一致，即所谓一车三十人制。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军赋征收标准的改变和兵源的增加，每乘三十人制开始向每乘七十五人制过渡。至于战车和步兵的战斗编组，则往往是战场指挥员应敌变化、随机处宜的产物，具有临战排阵编组的性质，它与当时以“三军阵”和“五军阵”为主的军阵作战似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就兵役制度而言，春秋时期的兵役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剧烈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基本趋势是由前期的国人兵役制向后期的普遍兵役制的递嬗，具体表现为“国”、“野”界限的逐渐缩小以至基本泯灭，征兵范围的扩大以及军赋兵役的高度合一。春秋前期各国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承袭西周旧制，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国人兵役制。．春秋中期以后，随着争霸兼并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国人”的兵役负担过于沉重，为了寻求兵源问题的解决，不能不考虑大量吸收庶人（野人）进入军队；而“庶人”经济地位的逐渐提高，“国”、“野”之间交往、融合趋势的加强，则为国人兵役制向普遍兵役制的过渡提供了可能。在这种背景下，晋、鲁等国先后打破“国”、“野”界限，进行兵役制度的改革，推行“国人”与“庶人”共同参与的普遍兵役制。其实行的直接效果，是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军赋收入，使得各国兵力猛增，军赋倍涨；其间接的影响，则是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制度领域，激起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从客观上为新旧社会制度的转变交替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五，就军赋征发而言，它在春秋时期也明显地带有过渡时代的特殊烙印。大略而言，春秋时期的军赋征发曾经历了三个互为关系、逐次递嬗的阶段。它们与整个社会大势走向相同步，是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于军事经济领域的结果。其中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略当。春秋前期，基本特点是兵役与军赋的合一，军赋征发以国人为对象，一定单位里的军赋数额比较有限。第二个阶段在时间上略当于春秋中晚期，其基本特点是军赋的征发范围已扩大到野人身上，征赋的数额标准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继续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征收，并呈现将车马兵甲同兵役区分开来单独计算的趋势。第三个阶段在时间上相当于春秋战国之交，其特点是在坚持“国”、“野”普遍军赋制的前提下，变按行政区划为单位征收军赋为按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为单位征收军赋。这三个阶段的独立存在和依次更替，表明春秋军赋的征发制度同军事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一个由较低级递嬗为较高级，由较原始递嬗为较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
当然，春秋时期社会嬗变导致军事制度变革的情况，远远不止以上所论列的五个方面。如就春秋时期的军事训练制度而言，在保持殷商以来“蒐弥”方法的同时，已开始滋生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萌芽，这标志着旧的“蒐狝”式军事训练制度已面临着由盛而衰的转折，不久就将为经常性正规化军事训练制度所取代。又如就军事法规制定而言，当时在旧的临时性习惯法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已开始酝酿着系统性成文法诞生的契机。所有这些情况均表明，春秋军事制度的演变发展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变革密切呼应、水乳交融的，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显著的历史特色。
二、战争的发展与作战方式的进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占据了春秋社会活动中的显著地位，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时代文明的焦点和枢机。在春秋近300年的时间里，各种战争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这近300年的文明史与之伴生的，便是一部近300年的战争史。
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和激烈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整个春秋时代，战争的频繁远远超过了夏、商、西周时期，近300年中，爆发的战争不下于数百次，烽烟迭起，戈戟迸击，战车驰骋，旌旗翻卷，杀得昏天黑地，拼得死去活来。其间又穿插着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政坛上的尔虞我诈，更增添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宁。在战争中，一些诸侯国覆亡了，一些卿大夫没落了，一些大国的疆域扩大了，一些强宗大族崛起了，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同时战争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经济的联系，阶级关系的变动，思想文化的更新。
在春秋战争的“舞台”上，出现了孙武、伍子胥、范蠡等诸多的“明星”，演出过许多富于谋略的有声有色的活剧：郑庄公克段之战、郑卫制北之战、郑卫宋东门之战、郑抗北戎之战、周郑繻葛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晋假道灭虢之战、宋楚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函之战、晋齐鞍之战、晋楚邲之战、秦晋棫林之战、晋楚鄢陵之战、晋楚三驾之战、吴楚鸡父之战、吴楚柏举之战、吴齐艾陵之战、吴越夫椒之战、越吴姑苏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它们就是发生在当时的一些比较重要而典型的战争，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精彩的篇章。
当时的战争，就作战的对象和目的而言，可以大体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诸侯争霸和大国兼并的战争；华夏诸侯与周边戎狄各族之间为自身利益和谋求发展而进行的战争；周天子为挽回颓势而发动的征伐诸侯之战；下层民众为反抗暴政而举行的军事斗争；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宝座的战争；新兴势力向旧势力夺
权的战争，等等。其中诸侯争霸和大国兼并战争是当时战争活动中的主流，它规范和主导着春秋时期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从当时战争自身所涉及和包含的内容看，基本上体现了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从当时战争的组织指挥看，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反映出战争发展到春秋期间已趋于高度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也有进步和落后的明显区别。因为在它们中间，有的打击了暴政，动摇和削弱了背离时代潮流的旧的统治，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革，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有的则维护了反动暴虐的统治，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春秋时期的战争，就作战样式和指导艺术而言，也较以往的
战争趋于完备和复杂。一般而言，大方阵的车战是当时作战的最主要样式。然自春秋中期起，由于井田制的衰落，“国”、“野”畛域的渐渐泯灭，“野人”的大量涌入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与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了，步战再次在军事斗争中发挥出强大的威力。这在多山的晋国和南方地区的吴、楚、越诸国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同时，从春秋开始，水军渐渐得到发展，不再像殷、周时代单纯起运输的作用，水战在南方地区较多；而商代出现的单骑，到春秋晚期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样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了战争方式的日趋复杂。
另外，在当时的战争中，除了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外，城池攻守战、要塞争夺战、伏击包围战、奇袭突击战、迂回奔袭战以及诱敌而歼之等战法，也进入了角色并有所发展，作出了相当瞩目的表现。如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痛击燕师；繻葛之战中郑军集中兵力，攻敌虚隙；晋假道灭虢之战中一石二鸟，兼并对
手；长勺之战中鲁军善察战机，后发制人；城濮之战中晋军退避三舍，击敌先弱后强；崤之战中晋军预设埋伏，大创聚歼；三驾之战中晋军疲弊对手，争取主动；鸡父之战中吴军晦日进兵，出敌不意；柏举之战中吴军迂回奔袭，连续作战；笠泽之战中越军两翼佯攻，中路突破等等，都是春秋战争史上精彩卓越、脍炙人口的范例，对后世战争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当时的战争指导者也普遍注意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结合，并重视运用智谋韬略，利用战略地理环境，强调争取联合与国，注重灵活用兵布阵，加强军队建设，提倡用间惑敌误敌，从而使当时的战争不断地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
当然，如前文所述，春秋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就特点而言，具有动态性；就性质而言，具有过渡性；就地域或国别而言，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因此，与此相适应，春秋时期的战争也可以按其主要特点，大体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中前期的战争受西周确立的旧“军礼”原则的制约和影响，带有比较明显的温和色彩，像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邲之战中，楚军在战场上指教陷入困境的晋军如何逃遁；鄢陵之战中，晋将韩厥、郤至放过郑伯，郤至“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致敬，等等，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证。然而到了春秋晚期，战争活动则更多地打上了激烈、诡诈的烙印，用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所总结揭示的话说，就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换言之，在春秋期间，战争本身逐渐由崇仁尚礼转变为出奇多诈。当然，这种战争特征阶段性的差异和变化并没有改变春秋期间刀光剑影的战争活动占据社会生活主流这一基本性质。概括地说，战争发展到春秋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幼稚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运动过程。总的趋势就是：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的样式日趋复杂，战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频率日趋频繁，战争的意义日趋明确，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增大。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与社会演进的大趋势相完全一致的。
三、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
军事思想作为对军事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和抽象提炼，在春秋时期业已进入相当繁荣和成熟的阶段。造成这一局面的背景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频繁的战争实践为军事思想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沃土和战争实践发展对军事思想本身的呼唤；其次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发展在军事领域内的客观反映。
战争历史的悠久长远，战争经验的丰富深刻，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一句话，战争的丰富实践，到春秋时期业已为军事理论家系统构建军事理论体系，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烽火四起的时代已经伸开了巨臂，迎接兵学巨子投向它的怀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勇敢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睿智地承担起光荣的使命，立足现实，回溯过去，瞻望未来，源于战争，高于战争，终于向历史递交了一份份内容丰富多彩的答卷。
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也在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澎湃的激荡。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成熟与完善，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体发展演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军事思想在春秋时期的繁荣与成熟，战争活动固然毫无疑问是最为直接的动因，然而古代社会思潮的逻辑发展，同样也是其中极为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秋军事思想是人类思维理性进化过程作用于当时军事文化领域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思潮中一道自有特色的洪流。春秋直至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潮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在当时，哲学、政治、经济思想都已呈现出辉煌的新气象。与此相适应，军事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社会思潮的总体发展趋势。而事实上，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氛围，也已经具备了形成成熟意义上军事思想的条件立础是春秋军事思想之所以繁荣的深层思想文化背景。一句话，战争的实践和文化的绿洲，培植了一棵棵军事思想的参天大树。
春秋时期军事思想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外在标志，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左传》、《国语》等历史典籍中，对军事问题予以了大量的记载和高度的重视，就战争观念、治军原则、作战指导等军事理论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独到的军事理性认识。第二，在老子、孔子等著名思想家的著
作里，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曾就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所以在历史上，《老子》曾被许多人视为兵书，而孔子及其思想载体《论语》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儒家军事思想的总源头。第三，出现了孙子、伍子胥、范蠡等一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们的军事实践和兵学理论创造，为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规范了基本的面貌，注入了盎然的生机，充当了卓越的代表。尤其是孙子，他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学家，其兵学思想集中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理论的伟大成就和最高水平，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成熟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军事思想在春秋时期的成熟，就其内涵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认识的系统化、理性化。
这首先表现为人们对战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康公的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表明当时人们已明确认识到战争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并认为它具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等多项功能和意义。孙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尤为深刻而精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
其次，它表现为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即既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手段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又提倡慎重地对待战争大事，反对穷兵黩武，轻敌妄动。如《左传》一方面反对“去兵”，认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勇芳面叉主张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义战，反对非正义的穷兵黩武之举，“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又如《老子》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从事战争的合理性，“不得已而用之”，另一方面更强调慎重地对待战争，反对“以兵强天下”。指出“兵者不祥之器”，“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同样慎重、严肃：“予之所慎，齐（斋）、战、疾”。既批判否认非正义战争，又肯定、赞扬反抗强暴、保卫社稷的正义战争。至于孙子更是“慎战”与“备战”并重，“安国全军”的理念有如一曲主旋律，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缭绕不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其三，它表现为将战争同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加以全面联系，综合考察。如揭示战争胜负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左传·成公十六年》指出：“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具也”。《老子》强调：“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孙子》更明确将“主孰有道”置放在考察战争胜负诸要素的首位，并提倡“修道而保法”。
又如主张争取民心，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左传》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强调“无民，孰战？”、“无众必败”。孔子主张取信于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孙子提倡“上下同欲”，要求造就“令民与上同意”的清明政治局面，为战争胜利提供保证。再如重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主张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实力，从而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充分的条件。范蠡就指出：“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这无疑是宝贵的识见。
第二，治军理论的进步化、丰富化。
春秋时期治军理论的丰富和进步，突出表现为在汲取“礼”的部分合理内涵的同时，开始在治军上引入“法”的原则和具体规范。既重视传统，又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丰富和发展治军的理论。如《左传》在治军问题上主张德、刑并重，把礼作为道德手段，法作为强制手段，用来经武治军，即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从而沟通了“礼”与“法”之间的联系，以礼系法，以法明礼。这一点到了孙子那里有了更深入的论述和阐发，其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强调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从这个核心精神出发，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在治军问题上普遍提倡严明赏罚，严格训练，重视选将，注重将德修养，将权贵一，统一号令，爱卒善俘等具体主张，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治军理论，为当时和后世的治军实践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第三，战略、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
战略、作战指导思想是军事思想中的主体构成部分，是决定军事实践基本面貌和价值所在的根本性因素。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战略、作战指导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丰富了其主要范畴以及原则，满足了指导军事斗争实践的需要，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在《左传》中，其占主导地位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表现为审时度势，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有利的战机；主张知彼知己，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强调有备无患，“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在《老子》中，主要表现为“善胜敌者不与”的战略指导；对“不敢为天下先”，后发制人，以柔克刚原则的阐发。在孔子那里，主要表现为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提出了“临事而惧”的作战原则。在伍子胥那里，主要表现为全面分析形势，择敌而伐；疲敌误敌，乘虚突袭；连续进击，尽敌为上。在范蠡那里，主要表现为“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在春秋时期众多军事家、思想家中，阐述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最为系统全面、深刻精辟的，无疑当首推孙子。在战略上，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将其视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他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密细致，在实行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速战速决。总之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在“兵者诡道”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孙子十分重视作战指导上的权谋。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进攻性作战，“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避实而击虚”；主张军事欺骗，示形动敌，“形人而我无形”；要求灵活机动，因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奇正多变，出奇制胜；重视察知敌我情况和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等等。凡此种种，突出反映了孙子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在作战指导上的杰出高明。
综观春秋时期特别是中、晚期，军事上出现的变革和发展，是和当时新兴势力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是新兴势力政治上的需求和进取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它体现了春秋军事递嬗的主导方向，是与社会历史的进步相一致的。
春秋，从总体上说，是一部近300年的社会嬗变史。从军事上看，是一部近300年的军制发展史，一部近300年的战争演进史，一部近300年的兵学成熟史。春秋军事史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显示着相当鲜明的特征，展现着殊为突出的地位，提供着久盛不衰的启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今天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认真的总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