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此起彼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
在内部动乱和戎狄攻袭的交织打击下，西周的统治分崩离析，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依赖晋、郑、秦等诸侯的力量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王室进一步衰落，周天子号令天下、主持征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大夫擅权和夷夏间的斗争，频频登上历史舞台。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大势，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一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华夏与周边少数族的冲突和融合。后一个阶段，虽然还发生了吴、越勃兴，北上争霸等事件，但总的来看，“尊王攘夷”的旗帜已经黯淡，同时，中原大国争霸战争渐入尾声，华夷进一步融合。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变化越演越烈，在政治格局上，先后出现“卿大夫专权”和“陪臣执国命”，同时，学术文化重心下移，从而为战国时期更剧烈变革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一、春秋前期的政治主流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畿的土地日益缩小，经济、政治实力一落千丈。过去那种以共主身份同各诸侯国之间建立起来的统一纽带逐渐弛解。中原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由于贫弱而不得不放弃天子的尊严，向诸侯国“求赙”、“求金”、“求车”。这种局面反过来更增加了诸侯国对王室的蔑视。郑庄公首先出来向周室发难，与周王兵戎相见，在繻葛之战中，竟大败王师，射伤王肩。后来的晋文公更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在举行盟会时，像对待小国似的，将周王呼来唤去，使周天子的尊严丧失殆尽。王室趋于衰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法观念却仍然深植人心，周天子在当时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所以，争霸的诸侯们还需要利用这块招牌，为自己的争霸披上“尊王”的外衣。这就是大国在争霸战争中之所以打出“尊王”旗号的缘由。
春秋前期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表现，就是“戎狄”对诸夏的骚扰。当时的“戎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较低，他们的统治者组织发动的对中原华夏地区的原始掠夺，严重威胁着诸夏人民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①。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所以，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就纷纷提出“攘夷”的口号。然而，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不过是图谋霸业的大国对争霸兼并实质的文饰而已。
春秋初期，郑庄公父子首先揭开了争霸战争的序幕。但是郑国毕竟国力弱小，未遂担任天下霸主的心愿。继郑国之后，齐桓公正式扮演了大国争霸中的主角。他任用管仲，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充实国力，尔后联合华夏诸国击退了戎狄对诸夏各国的进攻，“救邢存卫”，维护了诸夏文明的进程。同时还出兵威慑楚国，挫败了南方楚国北进的锋芒。并召开葵丘大会，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原霸主的地位。齐桓公的称霸，在客观上是有助于中原地区社会文明的维系和发展的。但齐桓公一死，齐国即发生内乱，齐的霸主地位也随之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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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羊传·僖公四年》。
齐国失去霸主地位后，大国争霸的中心遂集中为晋楚两国之间的较量。晋、楚的中原争霸斗争前后绵延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晋文公的图霸、楚庄王的北上争霸和晋悼公复霸等几个重要阶段。在此同时，作为二等大国的齐、秦诸国，也不甘心寂寞，而积极参与了这场争霸角逐（参见附图1）。
各大国在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向周边的“戎狄”部落进行征服活动，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分别征服和吞并了许多异族小国。其中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①；晋国灭掉众多的赤狄，白狄部落；齐击灭莱夷；楚吞并江淮间诸多小国，等等，就是显著的事例。在军事征服的同时，有些中原国家还与戎狄互通婚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长期延绵不断的争霸斗争，严重地消耗了各大国的实力，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新的发展，又使得各大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各大国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久苦于大国争霸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间歇。在这种情况下，弭兵之议随之而起。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向戌的倡导下，14个诸侯国代表在宋国举行了一次弭兵盟会，以各小国承认晋、楚为共同霸主的方式而基本结束了晋、楚两国军事抗衡的局面。大国争霸从此接近尾声了。日后，虽然还出现过吴、越争霸的情况，但那已是大国争霸的回波余澜，不复在春秋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大国争霸，战争频繁，给小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小国对于大国，通常是“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即使如此，许多小国仍未能摆脱被吞并的命运。大国争霸，更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们兵役、赋税负担沉重，无以聊生。连晋国这样的大国民众也不免于“道建相望”，其他小国民众的遭遇之悲惨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另一方面，大国争霸也有它的历史进步作用。其一，它对于打破血缘纽带，结束贵族分封制和开始准备中央集权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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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本纪》。
积极的影响。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使贵族分封制的旧秩序被打乱了。而大国取得土地后，则一般不再分封，开始创立郡县制。郡县制下的土地、民众，皆直接隶属于国君。这就为日后的中央集权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其二，当时的霸政又多少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为在霸主的领导下，社会秩序多少可以得到勉强的维持，农、工、商各业，得以继续其旧有的成果而向前发展。其三，霸主的“攘夷”战争，对于抵御落后的戎狄部族对诸夏的骚扰，保存中原地区的进步文化，使较落后的戎狄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促进华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融合，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国争霸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春秋后期的政治特色
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各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迅速积累财富，同时以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慢慢地，诸侯的力量就无从约束他们了。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就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晋、齐诸国内部的卿大夫倾轧夺权斗争。在晋国，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膨胀，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范、知、中行等六大宗族。是谓“六卿”，或称“六将军”。这时，晋君的权力已被剥夺，国内政治完全由“六卿”所把持。尔后，“六卿”之间又开始残酷的火并，剩下韩、魏、赵、知四家。而“四卿”之间也不能相安，最后只剩下韩、赵、魏三家。这三家联手分割了晋国，完成了从卿大夫擅权到自立为君的历史过程。
齐国的情况也相差不多，该国的新兴贵族田氏集团，一方面笼络人心，侵蚀瓦解国君的权力；另一方面抑制和打击高、国、栾、鲍等旧大族。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田氏势力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这一胜利虽然完成于战国初期，但它的基础则是在春秋晚期牢固地打下的。
再如鲁国，春秋中期以后，鲁君的实权就落入了卿大夫“三桓”①的手中。“三桓”先后“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把公室的军赋抢个干净。历代鲁君虽然千方百计与“三桓”相抗衡，但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更有甚者，“三桓”之间的内讧，竟使得卿大夫的权力也开始旁落，曾一度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春秋晚期，卿大夫擅权以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就必然不能再沿袭旧的统治模式，而要选择新的统治方式了。这样在客观上就使得国家政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血缘关系的纽带进一步趋向松弛，从而为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新局面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考察，春秋后期各国卿大夫擅权的政治格局和由此面使政权由分散趋于集中，乃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性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