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器的使用和农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文明的演进，其内在最大的动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首先又表现为农业的发展。
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无论是在农业生产
——————————
①“三桓”，指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族，皆为鲁桓公之后裔，故称“三桓”。
工具的种类、性能和耕作水平等方面，还是在耕地开辟、产量收成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在于铁器的初步推广和牛耕的出现。
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其上限仍无法最终断定，但是有一点很明显，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已成为现实。这在文献中有一定的记载。《国语·齐语》载管仲之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钮、夷、斤、斯，试诸壤土”，这里美金是青铜，恶金即铁，它表明早在春秋初期齐国即已开始在农业领域使用铁器。在晋国，铁器的制作与应用似乎在春秋后期也成为事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铁成为向国人征收的物品，且用以铸鼎，可见铁在当时已有一定使用，冶铁技术已较为进步。至于春秋末年的吴越诸国，其冶炼铸铁的技术更是蔚为可观。如吴王阖闾曾用“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铸就“干将”、“莫邪”等利剑。①
这些文献记载，亦得到现代考古发掘的证实。1978年在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1号墓出土一把铁剑，其制作年代当在春秋前期，这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春秋铁器。其他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春秋铁器，还有不少，主要有凤翔秦公墓铁器，青岛崂山东镇铁带钩一件，临淄郎家庄1号墓铁削二件，六合程桥1、2号墓铁丸、铁条各一件，九江磨盘墩铁器三件，长沙龙洞坡52、826号墓铁削各一件，长沙识字岭314号墓铁锄一件，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墓铁鼎、铁削、铁剑各一件。其地域分布包括周、三晋、中山、燕、齐、鲁、秦、吴、越、楚、巴、蜀等国。器物的种类，以手工业工具和农具为多，兵器的数量也不少②。这些铁器的出土，有力印证了《左传》、《国语》、《越绝书》、《吴越春
秋》等典籍的相关记载。
——————————
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②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6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当然，在春秋期间，铁的使用仍处于初始阶段，兵器和农具大部分仍由青铜制造，铁制农具不仅质量比较粗糙，而且数量也相对较少，使用尚未普遍，在农业生产中青铜工具以及木、石、骨、蚌制品仍在大量使用。但是，铁器的使用毕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预示着农业生产即将出现一次飞跃，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则是当时社会经济进步的主导方向。可见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其意义不可低估。
与铁农具使用几乎同时出现的是牛耕的发明。关于牛耕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牛耕始于春秋时期。《国语·晋语九》载，范氏、中行氏在晋国卿大夫倾轧斗争中失败后，其子孙逃奔齐国，“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则史料，透露了在春秋后期已有牛耕的情况。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从古人名与字相应的通则看，这也可作为春秋后期牛耕渐渐趋于普及之佐证。牛耕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落后的耦耕方式，对于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提高耕作水平，增加单位农作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时期在农业生产中还普遍注意了深耕和施肥问题。关于深耕，《国语·齐语》载述有：“及寒，击菓除阳，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时雨”。在旋肥方面，《论语·公冶长》篇已有“粪土”之名。与此同时，当时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有显著的进步，《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子驷为田洫”；《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整理田制，“田有封洫”。这是对原井田制下的沟洫制度的重新整理，使水利灌溉系统有了新的发展。又据《后汉书·王景列传》等史籍追述，楚国的孙叔敖曾“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田”，修筑芍陂，溉田一万余顷。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大量耕地被开垦了出来。春秋初年，各国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但经过多年的开垦，到春秋末年，荒芜土地的面积已大大减少，很多荒芜土地已成为可供耕种的田地。如平王东迁之初还是“蓬蒿藜藿”的郑国，经过“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①，至春秋中晚期成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的国家。又如晋国的“南鄙之田”，原来是一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凉之地，但经过戎人“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的艰苦努力，后来也被开发为耕地②。再如楚国在幽平之际的若敖、蚡冒时代，还处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状况③，然而到了春秋晚期，也成了地大物博、人口庶众的经济大国。至于原先是“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④的齐国，此时更呈现出一派“膏壤千里宜桑麻”⑤的富庶气象。大片土地的开发，使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从而促使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⑥。春秋时期农业的发展，为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确定了基本方向，是春秋社会政治演进的深层主要动因，其影响不容低估。
二、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渐趋发达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在春秋时期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时由于王室的衰微，手工业从周王室的控制下逐渐转移到各诸侯国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起自己的手工业体系，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如宋国的斤，鲁国的削，郑国的刀，吴越的剑，都是名闻遐迩的手工业特产。
当时各国手工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于有关考古资料中窥见一斑。如在山西侯马牛村的晋国遗址中，曾发现大面积的青铜器、
——————————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左传·昭公十二年》。
④《汉书·地理志》。
⑤《史记·货殖列传》。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骨器、陶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铜器作坊面积达3000平方米，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范。又如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古矿井遗址中，曾发现完全木结构的8座竖井、一座斜井，井深达50米，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采矿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春秋时期手工业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体现在冶铁和青铜制作业方面。冶铁情况已如前所述。关于青铜业，春秋晚期铜器的制造，已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精美，与春秋前期器制的简陋、花纹的粗糙相较，已有很大的不同。如山西峙峪所发现春秋来年吴王光剑、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至今仍剑刃光洁、锋利无比，令今人犹叹为观止。
其他的手工业部门，如制陶业、煮盐业、纺织业、漆器业等，在春秋时期的进步也同样比较明显。如在侯马牛村晋国古城遗址中出土的早期青瓷，釉色漆青，釉质上乘，反映了陶瓷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当时吴越地区的印纹硬陶的制作亦已进入全盛的阶段。至于煮盐业，则以齐、燕诸国最为发达。齐国的纺织业、楚国的漆器业，在春秋时期同样反映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刺激下，春秋时期的商业也日益趋于活跃。西周以来的“工商食官”制度，至春秋晚期已渐趋式微。独立的商人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有以牛犒劳秦师、挫败秦军袭郑企图的郑国弦高，有功成身退、弃官经商而“三致千金”①的范蠡，有“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的孔子弟子子贡，等等。他们“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③，往来于各国之间，开展商业交换活动，成为流通经济、繁荣市场的一支重要队伍。而各国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通过有关政策对当时的商业活动予以保护和鼓
————————
①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国语·齐语》。
励，“通商惠工”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②。这样就更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队伍的扩大。
为了便于商业交换活动的开展，春秋时期不少诸侯国开始在都城内设立市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人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逵市当是城内大衢的市场。又《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国的贵族“伯有死于羊肆”，所谓“羊肆”，即买卖羊只的市场。《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可见吴国是有米市的。春秋时期，商业市场最为发达的当属东方的齐国。《左传·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婴语“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诸市”一语表明在齐都临淄城内有市场不止一个。又齐景公动员晏婴搬家迁居，理由亦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同上）。这里说市之“嚣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f临淄市场的规模和喧闹景象。
春秋后期已有一些国家开始铸造和使用货币。《国语·周语》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即鲁昭公十八年铸“大钱”。考古学者在侯马牛村古城遗址，曾发现过春秋晚期晋国的空首布，以及铸造空首布的内范。传世的如李竹朋《古泉汇》所著录的特大空首布，也当属于春秋晚期货币。需要说明的是终春秋之世，货币还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是这毕竟预示着货币的广泛流通已为期不远了。
工商业的发达，也使得以借贷生利的高利贷者纷纷出现。如栾桓子“假贷居贿”③；又如晋悼公时“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④，终致“三驾而楚不能与争”。也有的贷者，假贷以揽民心。如郑国子皮在郑国闹饥馑之时，因“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⑤。至于齐国田成子“以大斗贷小斗收”而取得人
————————————
①《左传·闵公二年》。
②《国语·晋语四》。
③《国语·晋语八》。
④《左传·襄公九年》。
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心，使民“归之如流水”①，则更是众所熟知的史实。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春秋中晚期的借贷现象和高利贷的盘剥已较为普遍，其与战国高利贷剥削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假贷居贿”尚多为谷粟，而战国时则多为货币。
农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进步，导致了人口的递增。春秋前期人口还相当稀少，如狄人攻破卫都时，卫都男女逃出的遗民只有730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才5000人，就这么少的人建立了新的卫都②。可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游历卫都时，却有了“庶矣哉”的感叹③，可见人口繁殖的速度。春秋后期人口的增多，也可从当时军队大幅度扩充的情况中窥见一斑。如城濮之战中晋国仅动用兵车700乘，而在春秋晚期晋国的兵车数量竟高达4900乘。这中间虽有取消“野人”从军限制的因素，但人口的增加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三、社会生产关系的初步变革
春秋前期，“国”与“野”的对立情况，基本上与西周时期相似。当时政治上的结构，仍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平民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和联系。统治阶级的基本成员，是王室贵族（周王室的宗族）、诸侯、卿大夫和士，他们继续用宗法制度沟通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实施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成员为自由民（他们原是贵族中的旁系子孙，因宗法制“五世亲尽”的淘汰法则而下降为普通百姓）、庶人（野人）、工商劳动者、奴隶等等。他们被迫接受贵族阶级的统治，在不同的领域里创造着物质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庶人食”，工商食官，阜
————————
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②《左传·闵公二年》。
③《论语·子路》。
隶食职”①，“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②。他们也没有随便变换身份的自由，正如《左传·襄公九年》中所指出的那样：“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阜隶不知迁业。”
但是到了春秋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有宗法世族统治的开始动摇，也由于平民、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国”、“野”对立制度及其经济基础——“井田制”逐步走向瓦解。当时各国实行的一系列土地租税政策和军赋征集措施，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公元前590年、前483年鲁国先后推行的“作丘甲”、“用田赋”措施；公元前538年郑国的“作丘赋”制度；公元前645年晋国的“作爰田”；公元前548年楚国的“书土田”、“量入修赋”政策，等等，虽然尚局囿于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以及增加军赋的征调之范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毕竟使租税量大大增加，从而间接地促进井田制的逐渐崩溃。
与此相适应，阶级状况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许多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沦落为普通人。如晋国的大族范氏、中行氏失败后，族人逃到齐国去务农。而一些过去经济、政治地位低下的人则由于军功等原因而恢复人身自由，甚至挤入上层社会。《左传·哀公二年》所载的赵简子戚地誓师辞“克敌者……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同时，由于原先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开垦的增多，隶农、小农等社会新阶层也开始出现。当时鲁国有一位叫吴虑的人，他“冬陶夏耕，自比于舜”③，这种现象在春秋前期是不容易想象的。由于小农经济的萌芽和逐渐发展，“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小农，到春秋战国之际就普遍存在了。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初步变化，阶级状况、统治方式的
————————
①《国语·晋语四》。
②《国语·周语上》。
③《墨子·鲁问》。
重大调整，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调动了广大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这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新气象，同时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原动力，也将社会文明不断地推向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