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学的初兴
在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奴隶主集团垄断着文化事业。他们决定文化教育的内容，控制和秘藏着有关文化典籍，把持文化传授的特权，“官守其业，而有官族”，世代相传，视为禁脔，以利确保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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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哀公二年》。
象史称“学在官府”。
进入春秋时期后，随着经济、政治权力的下移，学术文化也逐渐开始下移。周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它打破了旧有的“学在官府”格局，许多原本在周王室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礼、乐、诗、书、射、御“六艺”的人士纷纷离开王室，流散各地，自谋发展，这既是人才的流动变化走向，又是典籍的扩散流播过程。官学的颓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春秋时期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典籍扩散、文化下移事件。一次是在周惠王、襄王之际，因先后发生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乱，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周就晋。另一次是在周敬王继位之前，王子朝由于争立失败，而率领毛氏、尹氏、召氏、南宫氏等贵族和百工，席卷王室的图书典籍逃奔楚国①。除这两次变故外，零零星星的文化职官出走、典籍流散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据《论语·微子》的记载，当时的王室乐师曾纷纷出奔齐、楚、蔡、秦诸国，寻找新的靠山，另谋个人的发展。
文化下移的历史进程有力地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造就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②的崭新气象。使学术文化由单纯的官府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同时，它的又一个重要作用，是有力地推动了私学在春秋时期的初步兴起。
所谓“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即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文化传授形式。春秋晚期，私学已成一定的气候。从一些零散的古籍记载来看，当时有不少人在开办私学，如周室的老聃，郑国的邓析、壶丘子林，鲁国的少正卯、柳下惠、王骀、常拟等人。但其中最卓越的代表自当首推孔子。
孔子以一生主要精力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私学教育家。他广开私学之门，“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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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从而使私学教育开始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当时的私学教育，已初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特征。一是自由讲学，各具特色，注重创新，追求系统；二是文化教育与思想建树融为一体，在私学传授的基础上创立独立的思想流派；三是关心时事，参议政治，臧否执政，设计未来，保证文化教育积极为社会政治服务；四是以教士、养士为职能，满足时代对智能之士的需求，为统治阶级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五是游学诸侯列国，进行广泛的学术传播和交流，以活跃学术空气，扩大文化影响，如孔子就曾率众弟子周游八个诸侯国②。
私学在春秋期间的兴起以及它所具备的种种特点，为当时思想意识文化形态领域内变革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和作了准备，而传统官学的颓败衰落，也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春秋时期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哲学、政治思潮的时代特色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发展到春秋时期，已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新气象。具体地说，它正以新颖的思维方法，各有见地的理论命题，敏锐的历史触觉，对以往进行总结，对现实进行指导，对未来进行展望。它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主要在于它为战国期间的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成为中国古代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春秋时期的哲学、政治思潮时代特色，主要反映为：1、以初步否定天命论为中心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潮的勃兴；2、以揭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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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孔子世家》。
②参见《中华文明史》（先秦），第380～38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运动规律为主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崛起；3、以重民尚德为主要内涵的政治思想的发展；4、．以改铸旧礼弘扬仁义为基本特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演进。
（一）天命、天道和自然观的新旧交替
春秋时期哲学思潮的进步，首先表现为在天人关系认识上，人们开始逐渐剔除商周以来天命、天道观念中天的人格神的含义。“这种进展是沿着两个不同的途径进行的，一个是把天和天命范畴改造得富于哲学意义，用来概括关于社会方面的知识；一个是把天道范畴改造得富于哲学意义，用来概括关于自然方面的知识”①。
对天命天道的怀疑，当然并不完全肇始于春秋。西周初年吕尚的某些做法就已显露出这方面的端倪。《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疆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这表明早在天命迷信泛滥的殷周之际，即已有了只重人事而不重天道，重实际而不重鬼神思想的滥觞。西周末年，在社会上更掀起过一阵怨天疑天的思潮，这在《诗经·小雅》诸篇中曾有很客观的反映。
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疑天轻天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初，（楚）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楚灵王这种对神圣庄严的天神随意加以詈骂的行径，实在是目无天尊，可谓是对上天的一种亵渎。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子产语：“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载子大
语：“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很显然，在这里天的人格神含义已经荡然无存，它与地一样，被理解为抽象的事物，而用来论证“礼”的永恒性与合理性了。
当时的不少进步思想家，已开始从天道观上初步提出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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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人相分”的思想，从而为“重民轻天”、“重民轻神”观念提供理论上的依据。鲁僖公时，宋国曾发生过一系列奇特的现象：五颗陨石坠于宋国，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的都城。宋襄公向周内史叔兴询问其事吉凶。叔兴明确回答：“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否定了天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至于郑国的子产，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这一重要命题。这一切表明，旧的神学天命思想的根基已趋于动摇。
然而，春秋毕竟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这反映在天命、天道观上，也有着新旧交替的烙印。天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仍有崇高的地位，这表现为不少人仍将天视作超自然的主宰，并用以论证解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例如秦晋崤之战，晋大夫原轸以天为依据论证伐秦的战略主张：“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①。（当然，这里的“天”也含有客观情势乃然之意。）另外，在当时也有人将客观的自然现象，联系社会生活作种种主观的比附，制造宗教预言。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将天道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唯物的自然哲学体系，在当时还远未完成。这种天道、天命观的矛盾性，即使是在当时著名思想家那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如孔子一方面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②显然带有肯定自然运行、将天视为自然之天的意味；另一方面又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③，承认天的主宰地位。
春秋时期哲学思潮的发展，其次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世界构成问题认识的逐渐深化。原始五行观的改造和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早在西周时期五行思想即已产生。当时它尚从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系统，因为人们虽将五行肯定为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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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论语·阳货》。
③《论语·八佾》。
但却认为每一种自然物都有一个主宰着它的神灵。
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理性的觉醒，五行思想受到了改造，其中所包含的超自然因素被逐渐剔除了。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子罕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文公七年》载郁缺语：“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又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里，人们既视“五行”为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又淡化了原始五行中的神灵主宰性质。这就有可能用它来解释客观的自然现象，为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然观的思想提供了资料。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过程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起源很早。如在西周末年，周大夫伯阳父就将阴阳二气的对立斗争看作是发生地震的原因：“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①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力量。又如西周末年史伯把“和”与“同”作为有差异而又有联系的一对范畴贡献于哲学思想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②，将事物发展的矛盾理解为事物产生和变化的原因。这些都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标志。然而，在当时神学天命观的制约下，朴素辩证法思想仍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中活动。如伯阳父在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成因的同时，又把阴阳失序看作是人事干扰的结果，视地震为天亡其国的征兆，就反映了原始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极大局限性。
但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不同。朴素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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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周语上》。
②《国语·郑语》。
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摆脱天命神学观念的束缚，而真正进入哲学的层次，为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中对于事物存在普遍联系属性的认识是比较透彻的。它的要旨就在于将物质世界作为完整系统加以联系，再进行观察和认识。如五行思想就其属性而说是唯物的，而就联系的观点而言则是整体系统的。又如晏婴进一步发挥史伯的“和同”观，认为“五味”相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羹，“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①。这也是事物联系“相反相济”的重要观点。而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思想，更将事物普遍联系、矛盾统一观念发展到当时最高水平。
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又一重要属性是事物转化观点上“节”与“度”内涵的形成。孔子推崇“中庸”，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②。所谓“中庸”，在辩证法上，便是事物转化上的“度”的概念，即要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既不可不及，也不能太过，“过犹不及”。老子在这方面有更充分的论述，他指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又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表明当时一些思想家已开始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辩证思想有了较大的进展。
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再一个内容，便是关于事物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当时“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变革现实，促使人们积极探讨事物发展的趋势、性质、条件以及意义诸多问题。一些人开始认识到，事物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左右的。老子就明确提出“反者，道之动”初步揭示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变化的客观规律性。在老子眼中，从世界总根源——道所产生的天地万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孤立，《左传·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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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论语·雍也》。
公十一年》所言“美恶周必复”，其关于事物发展属性的认识就与老子的观点相通。至于范蠡的天道思想，则更较为系统地通过论述天道而阐发了事物的发展属性：“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①。
（三）民本政治思想的初步兴起
重视人事、关心民生的进步政治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明确主张“怀保小民，惠鲜鳏寡”②；“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③。这就为春秋时期民本政治思想的初步兴起开创了先河。
春秋时期，由于天命观的逐渐没落和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不少思想家以更现实的态度对君民关系进行重新认识，许多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也注意争取民心。注重人事、关心民生成为当时政治思想发展中很重要的内容，由此而形成了初步的民本政治观念，这是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划时代进步。
春秋时期许多进步思想家已充分意识到政治的成功或失败，统治的稳固或崩溃，并不取决于天命，而在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和随之而来的民心向背。如鲁国里革议论晋厉公被杀事件时曾明确指出：“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④。
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载的晋国师旷对晋侯的那一段议论，也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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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越语下》。
②《尚书·无逸》。
③《尚书·康诰》。
④《国语·鲁语上》。
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再如关于鲁昭公被季氏所放逐、死于乾侯这一事件原因的探讨，史墨同样是以民本观的立场和角度为出发点的：“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①。
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当时的思想家能够注意到考虑民众的欲求，重视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有三层互为联系、相继递进的含义。第一，开始躲躲闪闪地承认普通民众作为“人”的某种资格。孔子建立仁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仁”解释为“爱人”；而“爱人”的范围实际上也包含了普通的劳动者在内，因此孔子所主张的“亲亲而仁民”，其实就是“人”的发现，即对普通民众政治地位予以某种意义的肯定。第二，从肯定民众政治地位出发，力图证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相通的欲望和利益，强调统治者按照民众欲望处世行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周太子晋所说的；“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②。第三，既然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治成败，那么统治者恤民爱民也就成了其为政之道的重心所在。《左传·襄公七年》有云：“恤民为德”，便是这层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