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车、步兵为主体的兵种构成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自身的重大变革，给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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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一年》。
②《国语·晋语》。
③④《左传·哀公十一年》。
诸侯列国的兵种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标志是兵种的增加和各兵种在军队中所占地位的初步改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列国军力结构上的调整和变化。
与殷和西周时期只有步、车两大兵种有所不同的是，春秋时期列国军队中，已开始形成车兵、步兵、舟兵三大兵种。在个别国家里，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型。
（一）车兵
车兵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大多数国家军队中的主力兵种。当时一个国家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少，往往被用作衡量其实力强弱的主要标准。因此一些军事强国常被称为“千乘之国”。其国内的强宗大卿也被称作“百乘之家”。当两国之间出现军事对抗时，车兵弱小的一方总是畏惧战车部队庞大的对手，如平丘之会上，晋车四千乘，就使得齐人大惧，终于听命于晋①。而拥有强大车兵部队的诸侯，也往往以此震慑他国，胁迫其臣服于己。如同在平丘之会过程中，晋治兵于邾南，叔向放风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②
车兵为当时列国军队的主力兵种，还表现为：第一，当时在中原地区进行的重大战争，一般都是以战车来决定最终胜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战例，如繻葛之战、崤之战、城濮之战、艾陵之战等等，概莫能外。第二，各国扩军的重点，是增加战车数量，加强车兵的建设。春秋时期各国大规模扩军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以后的有关章节将作具体介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其所扩充的军队同样以车兵为主体。如晋军由城濮之战时的七百乘递增至春秋后期的五六千乘，楚军全盛时发展到近万乘，齐军由桓公时的千乘增加到春秋末的“二、三千乘”③，等等，就是显例。由于各国把发展车兵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之一，所以，到了春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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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左传·昭公十三年》。
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军数”条。
年，连莒这样的小国都拥有了“千乘”的车兵部队①，可证《论语·先进篇》所言“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之不虚。第三，当时各国对战果或损失的统计，也往往以战车数量为尺度。如崤之战中秦师全军覆没，史称其“匹马只轮无返”；晋大败齐军于廪丘，其所取战果之标志就是“得车二干，得尸三万”②。另，齐伐冠氏，“丧车五百”，吴齐艾陵之战中，齐丧失“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说明军力损失也以兵车为统计依据。所以著名兵学家孙武在总结当时战争的情况时即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③，把各种兵车置放在军队兵种的首要位置。
当然，这种情况自春秋晚期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战争地域与规模的扩大，步兵的地位迅速提高，车兵的位置逐渐降低，开始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这一过程递嬗到战国时期，遂最终渐渐导致战车不复成为战争中的核心。
（二）步兵
步兵是一个古老而人数众多的兵种，在夏、商和西周前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尚书·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步兵大方阵作战的状况及其特点。
自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由于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步兵的地位曾有所下降。但是，车战毕竟要受地形条件的制约，只适宜在平原地区进行，而步兵作战的领域则要广阔得多。因此步兵依然是当时军队中的主力兵种之一。
据文献记载，春秋前期诸侯列国中建立步兵并单独用于作战的，主要有郑、晋诸国。郑国立国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最早使用步兵守卫疆土和反击戎狄的袭扰。《左传》载隐公四年，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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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八年》载，莒与鲁曾均向晋“皆请以千乘”，以攻齐国。
②《吕氏春秋·顺说》。
③《孙子·作战篇》。
抗击宋、卫诸国联军的作战中，就是动用步卒应敌的：“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又如《左传》载襄公元年，郑又一次以步兵抵御诸侯之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郑徒兵虽两次战败，但并未因此而没落，反而在困难中得到发展壮大，终于在日后的镇压“萑苻之盗”作战中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①。
春秋前期晋国的步兵也相当著名。地形多山、邻接戎狄的晋国较早就注意建立独立的步兵部队，其名称之为“行”。献公时即已建有左行和右行。到晋文公时，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②，即在原有二行的基础上增设中行。它们不隶属于战车部队的编制，主要承担与戎狄作战、保卫和开拓晋国疆土的任务。
当然，受社会多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春秋前期步兵的发展缓慢。这种情况到春秋后期才有大的改观。当时由于军事制度的改革，军队成分的变化以及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步兵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当时戎狄长于步兵作战，面受地形限制、队形较稀疏、攻防阵式较呆板的战车部队难以对付灵活机动的步兵进攻的现实，更极大地推动了步兵的发展。这方面晋国又走在列国的前列。《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既，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阢，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这一“毁车为行”之举，实为步兵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此步兵迅速发展，在战争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公元前493年的铁之战中，公孙龙以500名步兵夜袭郑军，夺回赵鞅的接旗，就明显地表现出步兵在战争中的优越性。
春秋来年步兵的发展，也与吴、越诸国的崛起有关。当时东南地区的吴、越等国国势勃兴，而其受丘陵、水网等特殊地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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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件的制约，故步兵十分发达。像吴国在黄池之会上，曾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步兵排列阵势，威慑诸侯，就是具体的标志。在实战中，吴、越等国的步兵也表现突出。吴国阖闾伐楚之所以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一支轻甲利兵的先锋队，它由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善奔走的能士组成，长途奔袭，将楚军追赶得没有喘息的空隙。越国步兵的战斗力也很强，在笠泽之役中，越军与吴军夹河对峙，越军以两翼步兵佯攻，掩护越王率主力偷渡，一举大败吴军。这次战斗中越王的中军就是6000“私卒君子”组成的步兵。这些战例均表明，步兵已在一些战争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中原诸国为了同新兴的吴、越相抗衡，也自然要进一步重视对步兵的建设，如此南北对应，遂为战国时期步兵再次跃居各兵种之首，成为战场的主宰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舟兵及其他
舟船在商周时期就已被用于军事行动，但基本上尚局限于军事后勤补给等狭窄范围。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战争扩大到江、河、湖、海各类水域，舟兵遂得到较迅速的发展。当时，齐、楚、吴、越等国相继建立了强大的舟师，开展水战，在战争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舟兵已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一支独立的新兵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可视为文献中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最早成型舟兵。据《左传》、《国语》等典籍记载，吴、楚、越、齐等国之间，曾多次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战争，其舟师均在其中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这表明至迟到春秋中晚期，随着驾舟作战技术的进步和造船能力的提高，舟兵已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了。在当时，吴国舟师配备有“余皇”、“大翼”一类的战船。越国的水军号称“习流”，战船名目有“戈船”①、“楼船”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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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绝书·记地篇》。
②《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就文献记载看，吴，楚、越诸国舟兵的主要职能有两项。一是作为辅助部队运输陆战主力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及时投入战斗。《左传·哀公十年》载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国语·吴语》载越国勾践伐吴“率师沿海诉淮”、“率中军诉江以袭吴”。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助战性质，表明舟师在当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一些国家军队中一支比较重要的兵种。二是以作战主力投入水上会战，歼敌之水军有生力量，控制水上作战主动权，并进而实现既定军事战略目标。应该说，这一职能是水军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水军成独立兵种的基本标志。当时，舟师投入水上作战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公元前525年的吴楚长岸之战中，楚舟师由于控制了大江上流，结果击败了吴舟师，俘获吴子余昧所乘的战船“余皇”。又如，吴越争战中，双方舟师也曾“舟战于江”①。再如，越、楚舟师之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水战。《墨子·鲁问》对此有所追叙：“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乘骑之习源于殷商时期，这见于甲骨文的记载，当时也可能有了数量极少的骑兵，但它的主要职责是用于驿传联络或追捕逃奴，在军事上缺乏意义。春秋时期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数量仍然很少，且通常是和兵车混合编制，仅仅是作为一个初兴的、半独立的兵种而存在。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兵的部队，这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②。以此考察春秋历史，可知当时的骑兵主要是被某些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所采用。而从中原地区来看，骑兵在军事上尚无多大的作为。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交，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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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吴语》。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射才开始较广泛实际应用于战争，出现了比较专门的骑兵部队。《战国策·赵策一》追叙春秋末年有关史实，说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此处车、骑并提，表明骑兵的地位已有了某种程度的提高。
二、军队编制的变化
关于春秋时期列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文献记载既单薄又零散，抵牾之处也不在少数，且得不到地下考古资料的佐证。现在只能以有限的材料，对其作出粗略的介绍。
（一）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
春秋时期各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都注意健全自己的军事编制，其执行情况大体上是按照《周礼》所说的“军师旅卒两伍”的六级编制。但各级人数不一定严守《周礼》所定。其中作为军队最高编制单位的“军”，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在“伍”至“军”六级编制中，逐级相辖，层层递进，从而构成“万人”左右的最大战斗集团。
晋国的军队编制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晋国先后作“二军”、“三军”乃至“五军”、“六军”，可见“军”是其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另外，晋国军队中有“师、旅”的建制：“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①，也有“卒、两、伍”的建制：“以两之一卒适吴”②、“卒伍整治，诸侯与之”③。这表明其军队编制系统是与《周礼·夏官·小司马》所载相一致的。
当然各国之间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其军队编制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齐国，实行的是“五级编制”，其成建制的军事单位为“军、旅、卒、小戎、伍”，分别辖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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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成公七年》。
③《国语·周语中》。
二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又如吴国，以现存文献考察，其军队编制似乎只有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旅为千人，“十行为一嬖大夫”；军为万人，“十旌为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这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也有间接的反映：“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不过吴、越诸国以步兵、舟师为军队主体，故此编制仅是指其步兵的编制，并不等同于其整个军队的编制建制全貌。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整个春秋时期军事形势发展变化极其迅速，加上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对军队建设的强大制约，因此，这一时期军事系统的编制并不很严格。这表现为虽然“军、旅、卒、两、伍”等建制单位以及各自隶属关系相对稳定，但在各建制单位内具体人员、装备的配置上却时有变化，不尽相同，尚处于没有稳定定编的状态。
（二）车徒混合编制及其变化
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编制中虽一般都有军、师、旅、卒、两、伍等建制单位，但它们主要是用来明确和协调军队内部各级之间的隶属关系。
从有关文献记载看，上述编制中既有步兵编制中的单位，又有车兵编制中的单位，彼此关系并不完全对应和协调。而“军”作为当时车兵和步兵经混合编制后所形成的军队最大建制单位，在编组过程中如何将其下五级编制单位协同配合，融集复合为一体，以利于充分发挥军队的整体威力，乃是解决确立各国军队编制的更为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复杂的编配过程中，“乘”这一最基本而又适应协同作战需要的编制单位，起着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车兵与徒兵结合混同的产物，也与当时的军赋征发制度相密切一致，体现着车步协同作战条件下军事编制的主要属性和根本要求。
具体地说，“乘”是春秋时期车战占主导形态下的最核心基本编制单位，属于车兵与步兵两大兵种混合编组的基本形式。它既是计算国家兵力的标准，也是衡量某场战争或战斗规模的尺度。在“乘”的编制之下，步兵和车兵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在车战中发挥突出的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说，“乘”是服务于实战的军事编制，而“军、师、旅、卒、两、伍”更体现为平时军队内部的一般统属关系。
在“乘”这一级编制之中，战车居于中心的位置，车兵和步兵的配置都围绕它来进行。通常情况下，每乘战车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甲士和徒兵，甲士一般由“国人”中具有“士”身份以上的贵族及其子弟担任，而徒兵则由“国人”中的普通成员和部分“野人”（庶人）担任。
在春秋前中期，“乘”的兵力配备与西周时期“乘”的编制大致相同。这就是所谓的“三十人制”。它见于《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引《司马法》逸文记载：“甲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即每乘兵车拥有30名人员，其中甲士10人，徒兵20人。甲士10人中有3人居战车之上，分任御者、车右、车左（也有多至4人者，称为“驷乘”）。另7人立于战车左右两侧。徒兵20人中战斗人员为15人，另5人为辎重车上的后勤保障人员。所以又有一乘为“二十五人”说①。其实这仅是算法上的不同，即略去后勤厮役5人而仅计战斗甲上与徒兵。我们认为一乘三十人说应该是更全面准确的提法。这种兵力配备是建立在当时军赋征调标准基础上并与之完全一致的。
“三十人制”也可从其他文献中得到佐证。《诗·鲁颂·閟宫》云：“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推算的结果，是一乘的兵员配备为30人。又《吕氏春秋·简选》说“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这里所说的300乘，以每乘30人计，为9000人，取其概略整数，即为“万人”。
关于春秋前中期的兵乘编制，还有“一车十人”说。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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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礼·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孙诒让“正义”云：“每乘二十五人”。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意见。
比较直接的史料是《左传·闵公二年》中的一段记载：“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另外《孟子·尽心》中也提到：“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又《吕氏春秋·简选》载：“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这里所涉及的每乘人数似与30人乘制不合，其实不然，因为它们所说的是指每乘的甲士数。每乘甲士10人，故300乘有甲士3000人，而并未把徒兵计算在内。这反映了当时步兵身份相对低微，因此有史册忽略不载的现象发生。
再说，兵车5乘组成一队，25乘为正偏，100乘为一师，所谓“百车一将”。如按每乘30人计，100乘当为3000人，恰好与西周旧制一师3000人的数额相合。故春秋前中期每乘30人制说可信。
然而，如同春秋军制其他方面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情况一样，当时乘的编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总的趋势是，“三十人一乘”为代表的西周旧制渐被打破，每乘中甲士对徒兵的比例日趋缩小。《国语·齐语》记齐桓公作内政而寄军令所制定的每乘兵车为50人的编制（“故五十人为小戎”），正反映了这一发展的趋势。但这一改革，还只是齐国特有的制度。乘的编制普遍发生重大的变化，当在春秋中期以后。
春秋中晚期，随着战争的频繁，步兵在战争中地位的日趋重要，民众服兵役的扩大，乘的编制中步兵的数量迅速增多了。这反映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对军队编制以至整个军事制度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乘的编制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随着军赋征收标准的改变，每乘30人制开始向每乘75人制过渡。这在有关古书征引的《司马法)逸文中有具体的记载：“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①即：一般每乘为7 5人，其中甲士仅为3人，即战车上的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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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又《礼记·坊记》疏引。
车左、参乘，而徒兵则激增到72人。至于作战方式也由以往的“徒不趋，车不驰”①而一改为“车驰卒奔”②了。一乘的兵力则相当于三个“两”的编制（十五个“伍”），加上其附属的“守车”（辎重车）上的后勤补给人员25人，计100人。是为四个“两”，也即一“卒”。⑤依《周礼·大司马》所示“五进位制”，则一军当有兵车125乘，甲士与步卒合计为1.25万人。这说明当时军的人员编制也相应扩大了，也由以前的1万人增为1.25万人。当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军事制度的发展多不平衡，故乘的编制也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春秋时期相对独立的步兵编制，史籍记载语焉不详，且各国情况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最基本编制单位为“伍”。五人为伍，以其中一人为伍长，配备五种长短相杂的兵器，持短兵器的在前列，弓箭手居后，构成梯次配置的战斗队形。伍以上的固定组合还有两、卒等，这类组合已含有步兵作战的战术性质和战法要求，一旦脱离战车，似就可成为步兵的各级建制单位。步兵在春秋前中期的最大编制单位当是“行”。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到鲁僖公三十一年更作五军以御狄，罢去三行，更为上下新军。可知“行”的兵力规模当略小于“军”而大于“师”，疑在7000人左右。到了春秋后期，成建制的独立步兵迅速发展，步兵的编制应日趋完善。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材料仍不多。除了再次可肯定“伍”为步兵的最基本编制单位外④，只能从《国语·吴语》对吴国步兵方阵记载中窥见一斑：“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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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法·天子之义》。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
③《孙子·作战篇》中1000乘战车和辎重车与10万战士的比例关系，也恰好与１车75人制（加上后勤厮役为100人）的推算结果相符。
④《左传·昭公元年》载魏舒“毁车以为行，五车为三伍”，车上甲士3人，五车有甲士15人，恰成三“伍”。
秉枹。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即一行100人（卒），一旌（十行）1000人（旅），十旌方阵1 0000人（军）。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谓“行”，系临敌布阵中的组成部分，不等同于步兵的编制单位。
（三）关于战车和步兵的战斗编成
无论是“军、师、旅、卒、两、伍”的军队组织体系，还是所谓的30人或75人的乘的兵力配备，都并不等同于军队的战斗编成。据现存文献的有关零星记载，春秋时期各国的车兵和步兵是有自己形式不一的战斗编成的。它们往往是战场指挥员应敌变化、随机处宜的产物，具有临战排阵编组的性质。
战车的战斗编成。据《孙子·作战篇》等文献记述，春秋时期的战车有不同的种类，名目繁多。但概括地说，“战车的战术性能，若以其作战特点分类，则称攻车、守车或驰车、革车；若以其运动速度分类，则称轻车、重车”①。它们作为作战的主力，在战斗中有合乎实战要求的编组。
“偏”与“两”是战车战斗编成的主要形式，每两由数量不等的“乘”组成，并分为两“偏”，这在西周金文中称为“西偏”、“东偏”②，而春秋各国则多称“左偏”、“右偏”。《尉缭子·制谈》称“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正指出了车兵战斗编成的这一特点。楚国的战车战斗编组为左、右两广，每广称一卒，内也分两偏，一偏战车为十五乘，一广三十乘，两广当为六十乘，“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③晋国的战车也有卒、偏、两的战斗编成系列，其中“卒相当于楚国的广”④。根据不同的实战需要，“偏”、“两”的兵车数可随时作出调整，故文献上有大偏、小偏之分。据《司马法》逸文记载，当时有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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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68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②《师毁簋》。
③《左传·宣公十二年》。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
或二十五乘为偏，五十乘为两（或为卒），八十一乘为专，一百二十五乘为伍等不同的战斗编组形式①。
步兵的战斗编成。春秋前期的步兵战斗编成因文献记载阙如而不可考索。至于春秋后期的步兵战斗编成则尚有某种线索可寻。《左传·昭公元年》载魏舒“毁车以为行”后，用步兵同戎狄部队作战，其具体战斗编组是：“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即把步兵编组为“前、后、右角、左角、前拒”五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组合为一个统一的作战整体投入战斗。又《逸周书·武顺解》载“五伍二十五日元卒”，四“元卒”为“伯”（100人），三伯（300人）设一长为“佐”，三佐（900人）设一长为“右”，三右2700人设一长为旺”，三正8100人设一长为“卿”（相当于春秋前期晋国“行”的规模），三卿24300人设一长为“辟”（即国君）。这也应当是独立步兵复兴后，依照实战中的军阵三分法所确立的一种战斗编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战车的战斗编组，还是步兵的战斗编成，都是与当时以“三军阵”和“五军阵”为主体的军阵作战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军阵的具体形式和特点，直接决定着战车和步兵战斗编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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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桓公五年、宣公十二年注引《司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