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演变之中的军事制度（下）第一节 兵役制度和扩军狂潮
一、兵役制度
春秋时期的兵役制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基本趋势是由前期的国人兵役制向后期的普遍兵役制的递嬗，具体表现为“国”、“野”界限的缩小、征兵范围的扩大以及军赋兵役的高度合—。
春秋前期各国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承袭西周旧制，实行国人兵役制。所谓国人兵役制，其性质和特点有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共权利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①这种制度是与当时特殊的国家组织结构相一致的。它体现为“国”、“野”分治，贵族及其族众居住在都邑及郊内，普通村社民众则居于郊外。都邑（包括其郊区）称为“国”、“都”、“乡”，其居民称为“国人”。郊区以外的地方称为“鄙”、“野”、“遂”，其居民称“庶人”（野人）。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截然不同，反映在兵役制度上，就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春秋前期各国大体上保持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当时列国军队的兵员来源主要是国人。他们平时“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积极备战，交纳军赋；战事发生，就有“执干戈卫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社稷”的权利和义务。如卫国遭狄人进攻，卫懿公决策“将战”，凡受甲者皆为“国人”①，就是显例。在军中，贵族和武士担任车乘的甲士，成为军队的骨干，普通国人充任战斗徒兵。至于“野人”则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交纳田税，一般没有服兵役的权利。当然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居于“遂”的庶人也偶尔服兵役。如《周礼·地官·遂人》载：“遂人掌邦之野……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征役。”所以郑玄认为：“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但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现象，即贾公彦《疏》所称：“凡出军之法，先六乡，赋不止，次出六遂”，不能视为通例。又军队出征时，也有小部分家内奴隶要跟随贵族甲士应征以充当厮徒，从事杂役和后勤保障事宜。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变相的服兵役。
春秋初齐国的国人兵役制在当时列国中具有较典型的意义。齐桓公主政伊始，就在管仲的筹划下，“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其重点是严格国、野之别：“参其国而五其鄙”，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贯彻国人兵役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据此而组成“三军”，是谓“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从《国语》、《左传》等典籍中的一些记载看，其他国家在兵役问题上，也和齐国大同小异，实行的是国人兵役制。
在国人兵役制下，兵员的征发也当和西周时期一样，是建立在土地贵族国有基础上，按地方组织层次逐级进行的。其大致情况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②。以此比例上推，直至十终三万家为一同，出甲士千人，徒卒二干人，革车百乘③。可
——————————
①《左传·闵公二年》。
②《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
③见《周礼·地官·小司徒》。
见一同的兵员征发，可以组建成一个师的军队。
国人服兵役的年龄，一般为20岁至60岁，这一点与西周时期也基本相同。《诗·邶风·击鼓》疏引《韩诗》：“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表明国人20岁时开始参加训练和服军事方面的力役，30岁为正式入伍年龄，按一定顺序轮流入营服役，60岁时停役不再征集。《礼记·祭义》说：“五十不为甸徒，若征战，六十乃免。”《礼记·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这说明国人到50岁，一般军事训练和力役不再参加，但遇战争则仍须应征，直至60岁。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国”人兵役制的传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逐渐不能维持下去，兵役制度的变革势所难免，其发展方向乃是“国人”、“庶人”共同参与的普遍兵役制。
这一变革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随着争霸兼并战争的日趋频繁和扩大，使得“国人”的负担过于沉重，这在兵源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诸侯列国无不痛感兵力缺乏和财力之紧张。为了在战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能不设法在“庶人”（野人）阶层的身上打主意，以寻求兵源问题的解决。这说明由国人兵役制向普遍兵役制的过渡已成为必需。其次，经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人口增殖比较迅速。各处的居民点更加密集，“国”、“野”之间有了较多的交往与渗透。“庶人”（野人）的政治地位虽然还低于“国人”，但其经济地位却已与“国人”相接近。这说明由国人兵役制向普遍兵役制的过渡也有了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诸侯国遂顺应历史潮流，逐渐废除了只有“国人”才能当兵的特权，改变兵役制度，扩大征兵的范围。这使得各国的军队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充，也导致了军事制度领域内其他方面内容的一系列变化。而“庶人”（野人）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当兵的权力后，又转而促使其社会地位继续获得提高，从而最后导致“国”、“野”界限趋于彻底的泯灭，使“国人”、“庶人”逐渐合为一体。
春秋时期，在各诸侯国中率先打破“国”、“野”界限，进行兵役制度改革的是晋国。公元前645年（晋惠公六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并进而“作州兵”①。关于“作州兵”的具体含义，古今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其中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今人蒙文通和徐中舒诸先生的观点：“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于三遂”②，“使野人也服兵役”③。因为按《司马法》逸文的说法，“州”是郊外六遂中的一个特定地区的名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④。此处是通指六遂。而“郊”则是区分“国”与“野”的分界线。“‘郊’以内为‘国中及四郊’，郊，以外为‘野’，‘郊’即‘乡’，‘野’即‘遂’”⑤。可见“作州兵”的确如蒙、徐两先生所说，是改国人兵役制为国人、庶人共同兵役制。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庶人”（野人）当兵的最早记载。由于采取了“作州兵”等兵役、军赋改革措施，晋国的兵源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能够一再畅行无阻地扩军，大大增强了军事实力，从而长期称霸中原，号令天下。故清代学者惠栋认为：“爰田、州兵是当日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晋之所以强者，未必不由此”⑥。
继晋国之后进行类似兵役制度改革的主要事件还有鲁国在成公元年“为齐难故，作丘甲”⑦，郑国在鲁昭公四年“作丘赋”⑧。所谓“丘”，按《周礼》、《国语》等文献的说法，当为郊外“野”中的土田单位名称，这里也是泛指“野”、“遂”。由此可见“作丘甲”和“作丘赋”，乃是打破“国”、“野”界限，改革兵役制度，
————————
①《左传·僖公十五年》。
②蒙文通：《孔子与今文学》。
③徐中舒：《左传选注》。
④《周礼·地官·载师》注引《司马法》。
⑤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都邑之别”条。
⑥惠栋：《春秋左传补注》。
⑦《左传·成公元年》。
⑧《左传·昭公四年》。
向“野人”征兵役、征军赋。其重点是变国人兵役制的“丘不作甲”为“丘作甲”，把国人服兵役的权利给予野人，把国人承担的军赋义务也加到野人的身上。
普遍兵役制取代国人兵役制的直接效果，就是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军赋收入，使得各国兵力猛增，军赋倍涨。在这种情况下，兵役和军赋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形成实质上的“赋役合一”特征。这一奥秘，在《司马法》逸文中也有所透露：“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①。这实际上可视为春秋后期普遍兵役制（丘役之法）条件下对兵役和军赋征发数额标准的具体规定。与国人兵役制下的兵役、军赋征发水准相比，此时兵车征集由前期1/100的比率变为1/64的比率，而兵力则由一乘兵车前期约30人增至为后期的75人。而更加重要的是，它调整了车乘制中的车兵和步兵的比例关系，使步卒在兵员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增大，从而带来了军事上的一系列变化，使车战在战争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由步兵作战起而代之，为战国时期步骑作战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开辟了道路。
就现存文献考察，春秋晚期国人兵役制的确已逐渐被废弃，普遍兵役制得到了很好的推行。这从著名的赵简子誓师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显示当时军队中不仅有庶人、手工业工人、商人（这些人克敌立功的，可以得到仕进，即晋升到士的阶层）；还有了人臣、隶、圉等各类奴隶。这些奴隶如果克敌有功，即可以免除奴隶身份，成为自由民。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春秋前期“国人兵役制”来说，不啻有霄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晚期兵役制度的改革，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制度领域，而是激起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从客观上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①《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
在普遍兵役制下，除了服兵役者的身份逐渐不受限制以外，其服役的年龄也有所放宽。当时一些国家对服兵役者的年龄作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国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①这样，就使兵员的来源更有了充足的保证。
当然在普遍兵役制取代国人兵役制之后，并不意味着庶人和国人在军中的地位和权利业已平等。野鄙的庶人应征入伍后，一般只能当车下的徒卒，而车上的甲士位置仍是由国人中的大小贵族和平民上层分子所把持。这表明“国”、“野”对立的遗痕远未消失。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战争的发展，以行政区划——“丘”为单位征发兵员和军赋的方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②，需要作进一步的改革，但这已不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课题，而是有待于战国时期去完成了。
二、各国的扩军及其背景
进入春秋以后，周王室已不再拥有原来的14师军队，而与周王室军事实力的削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诸侯国不管原来是大是小，爵位是高是低，都纷纷打破“周礼”中“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有关规定，致力于扩军备战，使军队的数额急剧增加。当然，受兵员来源、政治势力消长以及战争形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各国在春秋不同时间里的扩军速度是有不同的，各国之间扩军的规模也是有差异的，但总的趋势是处于不断上升、发展的状态。现就这一历史现象按国别作一简单的勾划。
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强盛，号称“小伯”。早在鲁隐公五年，它即建立起“三军”，“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但是郑国当时“军”的规模似不大，这从赫赫有名的郑庄公克“如二
————————
①《后汉书·班超传》李贤注引《周礼·乡大夫》职。
②李元：《对春秋时代军制变革的整体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君”之叔段仅动用兵车二百乘可窥见一斑。后郑国霸业中衰，但兵力却仍随各国的扩军大势而不断递增。至春秋后期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其数额即相当于“城濮之赋”①。加上留守国内的兵力，其兵力当在千乘以上，几近两千乘。②
晋国。晋国作为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主角之一，扩军备战是其军队建设中的主要议题，而其兵力增长的速度在列国中也是很突出的。春秋伊始，晋为一军，晋献公时扩为上下两军，又作步兵“二行”，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并别作步军“三行”。其后，晋国“军”的建制又多次变动，经历了扩了又缩，减了又增的复杂过程，先后有“五军”、“三军”、“六军”、“四军”等变化。但这种变动，只是建制上的更换，并不影响实质上兵力的递增。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晋在城濮之战中，仅动用兵车700乘，加上留守部队，兵力不可能超过1000乘。鞍之战中，晋车也不过800乘。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平丘之会，晋已能出动兵车4000乘治兵邾南，如再将其留守部队、某些私属武装以及公室禁卫军合计在一起。晋国的兵力当在七八千乘左右，与春秋初期相比，实不能同日而语了。
楚国。自“若敖、蚧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③。此言虽说有些贬缩，但楚在春秋初年不甚强大也许是事实。然而，楚国一直不甘心蛰居南方一隅之地，而把发展兵力，争霸中原作为其基本国策，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楚军的扩充速度始终比较迅速。《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斗伯比语：“我张吾三军”，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706年之前，楚国已建有“三军”。城濮之战前夕，楚兵力当在千乘以上，已超过晋国。到了楚国灵王统治期间，其单是陈、蔡、东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具有四千乘的兵力。再
——————————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据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时出征兵数与全国兵致比例”条，一般战役，所出兵力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③《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加上申、息、许、叶等师和其中央直属部队，其兵力当在近万乘，兵员当有数十万，胜于晋、齐、秦等大国。因此，终春秋之世，楚始终为中原霸主的主要竞争者。
秦国。秦国在春秋前期兵力当在千乘左右。后经不断的扩军，到春秋后期，其兵力当递增至两三千乘左右。《左传·昭公元年》载秦国子鍼“惧选”出奔晋国，曾带走兵车千乘；又《左传·定公五年》载秦因申包胥之请，出兵救楚敌吴，亦动用兵车五百乘，“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这些史料足以证明上述对秦国在春秋后期兵力的推算是可以成立的。
齐国。早在齐桓公时期就建有“三军”，拥有兵车千乘左右。后来齐国虽丧失了霸主地位，但不失为东方强国，其兵力也有所增长。据《左传·定公九年》载，齐在伐晋冠氏之役中“丧车五百”。到了艾陵之战中，齐又丧失兵车八百乘①。从这些间接史料记载可以推论，至春秋末年，齐国的兵力当与秦国相接近，似在两三千乘左右。
鲁国。鲁在春秋初年为二军之“千乘之国”。襄公十一年作三军。因受周礼传统的影响和束缚，其军队扩充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相对较为缓慢，故春秋晚期鲁人“大蒐于红”时，出动的“革车”仍是千乘。但是这不等于说当时鲁仅拥有“革车千乘”。事实上鲁国也是在不断扩军的。故有“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②这类议论流行。保守推算，春秋末年鲁之兵力亦当在1500乘左右。
宋国。宋为殷商之后，“于周为客”，爵为上公，按礼当拥有“三军”兵力，故楚宋泓之战时，其大司马子鱼云：“三军以利用也”。其兵力在春秋初年当有千乘左右，所以宋襄公敢于争霸中原。春秋中期后，宋的兵力亦有所扩充，郑、宋大棘之战中，宋师败绩，丧车460乘，宋人又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
——————————
①② 《左传·哀公十一年》。
郑”①。一次战役即损失兵车近600乘，可推知其兵力当在1500乘左右。
卫国。卫国在春秋初年亦为千乘之国。自狄人入卫后，卫国兵力锐减，卫文公元年时革车仅30乘。但受整个中原扩军形势的影响，卫国兵力也重新得到扩充。春秋之末，齐卫联合攻伐晋国，卫出动兵车500乘，按出兵数占全国兵力三分之一比例推算，此时卫国业已恢复“千乘之国”的实力了。
吴国。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在与楚及胡、沈、陈等国“战于鸡父”时，“吴为三军以系于后……”，可知至迟在公元前519年（吴王僚11年），吴国已建有“三军”。艾陵之战，吴有中、上、下、右军而无左军，“中军从王，胥北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②；黄池之会，吴有中、左、右军而无上、下军，“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韦昭注：此王所帅中军）……左军亦如之……右军亦如之”③。这当是由于其他各军驻守国内。说明吴在春秋末年已有中、上、下、左、右五军。其总兵力当在10万人左右。这较之于其在柏举之战中倾全国兵力水陆3万之众又有了较大的增长。
越国。据《国语·吴语》等史料记载，越王勾践时，越国已建有左、中、右三军，其兵力约为5万人左右④。这支部队不但人数较众，而且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往往能以少克众，战胜攻取。越王勾践正是凭借它翦灭宿敌吴国，横行江淮，成为一代霸主的，“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⑤。
不但上述大、中型诸侯国积极扩充军队，力求在争霸战争中寻得一席之地。甚至连蕞尔小国邾、莒、滕、郯等，为了避免被大国兼并的命运，也注意尽力扩充自己的军队组织。《左传·襄公
——————————
①见《左传·宣公二年》。
②《左传·宣公二年》。
③《国语·吴语》。
④⑤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十八年》载莒国曾向晋国“请以千乘”，攻打齐国，《左传·哀公七年》称邾拥有兵车“六百乘”。这些数字都近乎春秋初期主要大国的兵力。由此可见，扩军备战，乃是春秋时期各国军队建设上的共同方针。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所以普遍地大规模扩充军队，究其背景不外乎以下诸项：
第一，春秋时期的人口数量与商代和西周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野畛域的逐步泯灭，“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度束缚也相应松弛，“野人”开始有了服兵役的资格，纷纷加入到军队的行列之中，加上一些国家对服兵役的年龄作了较宽松的规定，这样，就使得各国扩军的兵源有了较切实的保证。这一点，在前文中已作了较详尽的述论，兹不赘述。
第二，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较殷周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牛耕和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国家都注重开垦荒地和兴建农田水利设施，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得有更多的武器来装备扩充了的军队。同时，以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为主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总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加，为各国的扩军提供了较充分的物质条件。
第三，春秋时期的战争较之于西周时期更为频繁、激烈，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重要，完全成为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用刘向的话说，就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①。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诸侯国无论是为了争霸，还是为了生存，都需要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以应付征战和守御，扩军业已是大势所趋。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春秋时期诸侯列国的扩军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为各国扩军创造了必要的组织上的条件；而各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战争现实，则使得这
——————————
①《战国策·叙录》。
种可能和条件转化为历史性的必然。这三者的有机结合，遂构成了春秋时期各国大规模扩充军队的深厚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