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进行军事训练，细致地制定军事法规，乃是任何时期、任何类型军队在其自身建设上的必有的重要项目，而与此相应而确定的规章条例，也是军事制度构成中的主要成分。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社会性质，反映到当时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法规制定上，就表现为其有关内容和制度呈现新旧交替的基本特色。具体的标志是：就军事训练制度而言，在保持旧的“蒐狝”方法的同时，开始滋生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萌芽；就军事法规制定而言，在旧的临时性习惯法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开始酝酿着系统性成文法诞生的契机。
一、军事训练以及相关制度
（一）“蒐”、“狝”为主导形式的军事训练
终春秋之世，诸侯列国军队训练上的主流，是承袭西周时期那种以“蒐”、“狝”为基本形式的方法和措施，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所谓“菟”、“狝”，是指通过“田猎”等方式而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春秋时期，一般贵族子弟和上层国人子弟在成年之前，都必须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进行军事训练。据《礼记·内则》记载，可知他们从15岁开始学习有关军事技能，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射”和“御”，这是与当时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的特殊历史条件相一致的。
但对广大的“亦兵亦农”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乃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即所谓“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是百姓通于军事矣”①。它一般在农闲时进行，这就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据《尔雅·释天》解释：“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可见当时统治者以开展田猎活动来使将士熟悉军事，提高实战能力。又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这种以农闲进行的四次军事演练，又有独特的命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这反映了其在演练上各有自己的不同侧重点。在四时田猎习武活动中，以冬季的一次（“大阅”）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国语·周语上》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诗·豳风·七月》云：“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郑玄笺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说的也是在冬季进行大规模田猎军训这回事情。当然，随着军事的发展，各国在利用田猎开展军训的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其娱乐性的成分，而使之更适应实战的要求。如《周礼·大司马》把四时的田猎活动，作了阶段性的安排，先侧重进行基础性的军事演练，如阵势排列，识别各种指挥信号，并“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然后进行狩猎，以野兽为假设敌，模拟进攻行动，最后检查杀兽的数量、质量，以论赏罚。仲冬十一月，则进行大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检阅。
春秋时期，这种“蒐狝”军事训练与演习方式是相当普遍和流行的。它在当时军事训练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鲁国在当时200余年间，就进行过五次“大蒐”，四次“狩”。仅鲁昭公统治期间，就有三次规模颇大的“蒐”：“秋，大蒐于红”，“五月甲申，齐侯薨。大蒐于比蒲”，“春，大蒐于昌间”②。晋国对开展大规模“蒐”、“狝”军事演习，尤为重视。史书对此的记载非常频繁：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蒐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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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小匡》。
②顺序见《左传》昭公八年、十一年、二十二年。
庐”，《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秋，晋蒐于清原”，《左传·文公六年》载：“春，晋蒐于夷”，(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等等。另外，像楚、郑等国，也经常举行“蒐”、“狝”形式的军事演习。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
上述这些情况至少透露了三方面的信息。第一，“菟”、“狝”形式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始终盛行不衰，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所以春秋末期人孔子还有这样的说法：“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①第二，“蒐”、“狝”形式的军事演习，较多是在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前夕举行。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都进行“苋”和“治兵”，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到春秋晚期，“蒐”、“狝”活动中，田猎性质已逐渐减少，正规军事训练性质日益加强，因此有时就径直被称作为“治兵”、“阅车马”、誓简车徒”、“蒐乘”了。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齐为鄎故，国书、高无邳帅师伐我。……（鲁）退而蒐乘。”
除了“蒐”、“弥”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外，排演练习战斗舞蹈（“武舞”）也是春秋时期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干盾，模拟作战的基本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参加舞蹈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作必要的准备。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②。此言甚为肯綮，唯根据实战过程，制为舞乐，“美盛德之形容”③者，不仅原始部落有之，宗周以降历代均有之；不仅汉族有之，其他民族亦有之。从文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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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记·仲尼燕居》。
②《神话与诗·说舞》。
③《毛诗序》。
载来看，当时的武舞是和射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礼记·内则》云：“成童舞象，学射御”；又如《诗·齐风·猗嗟》曰：“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可见武舞实际上就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与“蒐”、“狝”活动一起，构成当时军事训练的主体内容。
（二）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趋势
春秋中期以后，兵役、军赋制度的变革，给当时的军事训练也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其在保持“蒐”、“狝”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又滋生着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萌芽。这是我国古代军队建设上的一个显著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具体地说，当时各诸侯国的常备军规模较前已有所扩大，这使得将士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军事训练，而不再完全局囿于“春蒐秋狝”的围猎式演习了。而征兵范围的扩大、武器装备的更新以及战争方式的多样化，也使军队的训练显得更加重要。这从人们这方面认识的普遍提高中可以略知一二。如孙子就把“士卒孰练”列为战争致胜的一项重要因素。孔子也高度重视兵教，指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①。把军事训练和教育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人们还把军事技能的高下，视为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标志：“射御足力则贤”②，把“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③，看成是发展国力的必要环节。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春秋后期的军队军事训练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军事训练专门化的倾向，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负责军事训练的专门机构的设立。当时一些诸侯大国为了培养专门军事人材，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开始设立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并由有一技之长的人负责不同科目的军训。如晋悼公即位甫始，即分别任命“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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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语·子路》。
②《国语·晋语》。
③《墨子·尚贤》。
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①
第二，在继续加强以射、御为中心内容的车战技能训练的同时，开始注意对步卒的训练。随着兵役、军赋制度的变革，大批平民、野人涌进军队，导致步卒数量剧增，步战在战争中地位日益重要，这样就决定了人们将步卒训练摆到比较突出的位置。从现存的零散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步兵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等。具体地说有立、坐、跪、曲踊、距跃（上为单兵动作）和进、退、左、右（上为队列动作）等要领的掌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述的“吴宫教战”情景，“左、右，前、后、跪”；《司马法·严位》所追叙的“立进俯，坐进跪”，以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的“距跃三百，曲踊三百”，等等，就是当时步卒训练情况的重要缩影。
第三，公私学校军事教育的进一步加强。早在西周时期，就在中央设立有“辟雍”、“射庐”、“大池”等学校机构，诸侯国及卿大夫采邑，也设有“庠”、“序”、“校”、“塾”等学校，以保证军事教育和训练在各地推行。至于其所教的内容，则不外乎“五射”、“五驭”等军事技能。这一教育、训练形式也延续到春秋时
期。当时，贵族中流行着“射礼”，共有四种：“大射”、“燕射”、“宾射”、“乡射”。各有定制，所用的弓、箭、靶和伴奏音乐均不相同，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表彰射、御之善者，以提高射、御之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像养由基、潘党等人就是掌握高明射术的勇士。在“官学”继续教授军事技能的同时，一些私人开设的学校也禀承“官学”的传统，向其学生传授军事技艺。如著名学者孔子本人就是通晓掌握“射”、“御”之术的高手，曾“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并曾自我表白：“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
①《左传·成公十八年》。
矣”①。所以他在用新“六艺”授徒的同时，也给其弟子开设过“射”和“御”方面的课程。
第四，个人技击训练的开展。除了集体训练之外，春秋时期个人军事技能训练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当时这方面的训练项目主要有搏、角抵、剑术等。这在有关典籍中有较多的记载。如《谷梁传·僖公元年》载：鲁公子季友与莒孥“屏左右而相搏，季友处下”，刘向《新序·义勇篇》载：“宋闵公臣长万以勇力闻。怒搏闵公颊，齿落于口，绝吭而死”，等等，说明时人经常以搏击为习武强身之手段。又如《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国语·晋语九》载：“少室周为赵筒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韦昭注云：“戏，角力也”。更表明角抵是个人军事训练中的重要科目。正是在个人技击训练普遍开展的基础上，春秋时出现了许多善射者和大力士，如吕锜、养由基、叔梁纥等等。这对于当时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春秋后期，军事训练专门化趋势的初步形成，对于当时各国的军队建设发展，尤其是作战能力的提高，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当时楚国的军队中有称为“组甲”、“被练”的劲卒，吴、越诸国有所谓“利趾”、“习流君子”的勇士，似均系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旧的“蒐狝”式军事训练制度已面临着由盛转衰的转折，预示不远的将来，它将被专业性正规化军事训练制度所取而代之。
二、军纪军法
军纪军法是保证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前提，因此历来是军事制度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尚书·胤征》中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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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语·子罕》。
用《政典》的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意即凡不准时进入战斗岗位者斩首。其他像《尚书·甘誓》、《尚书·汤誓》、《尚书·牧誓》也包含有大量的战场军纪军法内容，说明强调军纪军法是古代军事活动中的共有现象。
春秋时期的各国统治者为了更严密地控制军队，以确保在争霸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注意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制定一些军事法律和奖惩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本是临时治理和约束军队行动的规范，遂约定俗成，逐渐向成文法方向过渡。到了春秋晚期，“法”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以至孙子把“法”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把“法令孰行”、“赏罚孰明”看成是预测、判断战争结局的重要条件了。
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在经“庙算”作出开战决定后，即开始战争动员，聚集军队，授兵甲车马，组编队列徽章，并举行杀牲献祭誓师大会，任命将帅，宣布作战目的、任务及纪律号令。这套程序，一般称为“大蒐礼”。其中申明纪律号令，创立法规条例，就属于军事法规的范畴。
《左传》、《国语》等古籍曾记载了当时各国制定的一些军法名目以及相关内容。如晋国在城濮之战前夕在被庐举行了大蒐，制定“被庐之法”。十多年后，又在夷地大苋，制定“夷之法”①。楚国也先后制定过“荆尸之法”、“仆区之法”、“茅门之法”等等。而晋赵简子在铁地之战的誓师辞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样具体的行赏标准。
当时各国的临时性军事法规已比较严格，其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如规定集合时后至者“诛”，誓师时宣布“不用命者斩之”。战争结束后，则进行总结考核并按作战中的表现行旋“赏罚”等等。同时还特别规定全体将士必须坚决服从统帅的命令，主将需根据作战原则指挥打仗。如有可能获胜，就要全力去争取；若难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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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六年》。
得胜利，就要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否则就是违反军律，要受军纪处分。主将统帅大军出征，要遵循行军不宜过快，保持队形整齐的规定。凡此种种，都说明春秋时期的临时性军事法已相当周密，对从主帅到各级将领的职责，行军打仗的原则以及士卒应该遵守的号令，都初步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是对军队建设和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是春秋时期军队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现存史料看，当时的军事法规不但是形式上的规定，更是实际治军操作过程中的指南。各国在作战、训练中执行军纪、军法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如城濮之战前夕，楚国整肃军纪，令尹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①。同在此战中，晋文公也诛杀了不听从命令，擅自烧掉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家的颠颉。取胜回朝时；又杀了违纪乱法的舟之侨和祁瞒。②又如晋军在攻打无终戎的战役中，魏舒建议并执行放弃战车编成徒兵的战斗行列，苟吴的宠臣不肯弃车编入徒兵，违反军令而被斩杀示众，全军上下为之肃然，均严格按着步兵作战方式与戎人作战，结果大获全胜。再如，齐国田穰苴在受命率军抵御晋、燕之军入侵前夕，为严肃军纪，诛杀违犯军令、姗姗来迟的监军庄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充分表明《司马法·天子之义》中所强调的“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的原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对当时执行军纪军法情况的理论总结。
为了确保军纪军法得到严格认真的施行，主司军法的职官也在各国先后出现了。这类职官通常由掌管训导等军政事务的司马所兼任。司马也协助主将治军，对于违犯军纪军法的各级将领及士卒有权实施制裁。晋国这方面的情况堪具典型意义。如公元前570年晋悼公参加诸侯会盟活动，其弟杨干的战车在曲梁扰乱军队行进的行列。司马魏绛出于维护军队纪律的考虑，诛杀杨干的御者以示惩戒，而晋悼公本人也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强调军事纪律的立场，理解了司马魏绛的措施。又如在河曲之战中，赵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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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意使人以其乘车干扰行列，司马韩献子也毫不手软，“执而戮之”①。由此可见由兼主军事法的司马实施惩罚，已几成惯例。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和普遍化，则表明军事法规的建设已处于更大发展的前夜。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重视军事法规的建设，加强对临时军纪军法的制定等做法，较之于夏商西周时期是历史上的一大的进步。但是当时的军法仍然存留着习惯法的遗迹，有一定的原始性。这一是没有制定系统的条例，军法与其他法规通常混糅在一起，未曾彻底独立出来。二是同罪异罚现象时有发生，枉法行为相当普遍。上层贵族犯法通常能逍遥法外，让人代受其过。三是成文法的制定尚处于初步兴起阶段，既为保守势力所反对，又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春秋中期以前，受“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②基本原则的制约，军纪军法的施及面相当狭窄，具有“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陈旧特色，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纪军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削弱了其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因此，可以这么说，春秋时期的军事法规制定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远未臻于系统完备，亦无法较好地适应战争不断发展的需要，其进一步得到完善当俟诸战国时期。
三、指挥信号
指挥信号是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是军事指挥员实施指挥、调动千军万马的基本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指挥信号的规定，也属于军事制度建设中的内容。
春秋时期的军事指挥信号，如同殷周一样，也是通过对金、鼓、旌旗等的运用和变化来体现的。金、鼓、旌旗号称古代军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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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晋语五》。
②《礼记·曲礼》。
“三官”，它们构成了军中的指挥号令系统，在行军、作战及部队训练等军事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管子·兵法》的话说，就是“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一般地说，鼓是指挥部队进攻出击的信号，金（锣）是指挥部队防御、退却或停止行动的信号，旌旗是标志各级将领身份或指挥部队进攻方向的信号。它们的用途各有不同，但性质却基本一致，即在广阔的战场上发挥言语和手势所不及的作用，统一协调将士的行动，充分发挥军队整体战斗力。“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①，“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②。
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时期的军队指挥信号及运用也有了更加细致具体的规定，当时各级指挥官持有与本人身份相符的各种信号器械：“十人之帅执钲，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鼓，万人之帅执大鼓。”③而各种信号器械在使用的场所和时间上也有大致的分工：“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④即便是同一种指挥信号器械，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实战要求，发出多种含义的信号。如《司马法·严位》就详细记述了鼓的多种不同用途：“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首，鼓足，七鼓兼齐”；“奏鼓轻，舒鼓重”。所有这一切均表明，随着战争的发展，作为战场指挥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指挥信号“三官”，也不断地走向完善和成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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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军争篇》引《军政》语。
②④ 《孙子·军争篇》。
③《左传·襄公十三年》疏引《司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