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是军队行动的生命线，没有充分的后勤保障，军队就无法生存，更遑论克敌制胜，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了。这层道理，是为春秋时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认识的。如孙子就这样指出过：“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①，此诚为不刊之论。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军事后勤保障制度，是在旧传统和新文明的对立冲突过程中健全发展的，因此，也明显地带有过渡时代的特殊烙印。
一、军赋的征发和改革
军赋是支持保障国家军事机器生存、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它的征发和使用及相关规定，属于军事后勤制度的范畴。《汉书·刑法志》说：秘赋以足兵”，说明赋是用来满足国家军事费用开支的。赋的主要用途，《汉书·食货志》称：“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军赋征收的一般是谷物等实物，《周礼·天官·大宰》中郑玄注“各入其所有谷物以当赋泉之数”，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具体的标准据《国语·鲁语下》所载：“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至于征调的具体办法，大概就是孟子所讲的“国中什一使自赋”，亦如《汉书》颜师古注所称的“计口发财”。国家依靠这笔征赋，来装备和维修车马兵甲，开销战争之费，维持和发展军队。所以人们又把军赋概略等同于车马兵甲等军实费用的征发制度。
以上所述只是揭示了军赋的本质属性和一般情况。实际上春秋时期的军赋制度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包括征调内容上的交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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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军争篇》。
兵役征发和军赋征调紧密联系、融为一体；又呈示征赋对象范围的前后不同，如前期主要限于“国”中，而后期逐步扩大到“鄙”、“野”；更体现为计算方法上的差异，如由行政区划为单位征赋而逐渐过渡为以土地面积为单位征赋。另外，不同时期赋额的比例也很不相同。仅依靠十分有限（且多有矛盾）的文献记载，今天要想把这一问题完全爬剔梳理清楚是非常困难的。对此只能初步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以尽可能补上春秋军事制度中这个环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军赋属于军事后勤制度范畴，其用途是满足军事活动之需这一性质是无可动摇的。
大略而言，春秋时期的军赋征发经历了三个互有联系、逐次递嬗的主要阶段，它们基本上与整个春秋社会大势走向相同步，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于军事经济领域的逻辑结果。
军赋征发的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略当于春秋前期。这一阶段的军赋征发，与西周时期基本一致。当时战争规模较小，军事上所费不是很多。因此，军赋的数额也不是很大，前引的《国语·鲁语下》所载的军赋额“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或许就是当时的征调标准。它被用来满足宗室、都邑制造车毂、兵器及苑囿养马之需。其征集办法，大体是按人户征集，即如《周礼·地官》所说“稽考”民众的六畜、车辇及夫家的数字，来具体确定“师田行役”义务承担者①。其出赋额，大约为人户年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即《周礼·天官·大宰》中郑众注：“邦中之赋，二十而税一，各有差也”。至于军赋征发的范围和对象，则局限于有当兵资格的国人。在“野”的庶人不在其列。在通常情况下，军赋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征收，这就是《司马法》所说的“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通十为成，成百并，三百家革车一乘。”这种军赋征集方法，是与当时实行国人兵役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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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古代军制史》，第10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做法相一致的。总之，这一阶段的军赋征发的基本特点是，兵役与军赋的合一；军赋征发以国人为对象①；一定单位内的军赋数额比较有限。
军赋征集的第二个阶段，时间上略当于春秋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军赋征发与前一阶段相比，具有了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随着“国”、“野”制度的渐趋没落，“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遭到严重冲击，征兵的范围已扩大到野人。各国先后“作丘甲”、“作州兵”、“作丘赋”，从制度上保证这一变革的推行。这些措施，固然首先是属于兵役制度的变化，但由于当时实行“赋役合一”制，因此，它们当然同时又是军赋征发制度的改革。它标志着军赋的征发范围已打破国人的界限而扩大到野人，野人在获得与国人平等的兵役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交纳军赋的义务。这样就大大开拓了征赋的范围，使得各国“甲兵大足”，能够适应当时争霸战争日趋频繁、激烈的形势的需要。至于征赋的数额标准，这一阶也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这从《司马法》另一条逸文中可以推知一二：“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戈楯具，谓之乘马。”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军赋征集，仍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的，而且呈现将车马兵甲同兵役区分开来单独计算的趋势：“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按：车兵、徒兵此处皆为兵器，非甲士、步卒）、甲檐之数。既成，以授子木”②。
军赋征集的第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大约是春秋末年（更确切地说，是春秋战国之交）。以“丘”为单位“国”、“野”普遍征收军赋的制度，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满足了国家军事开支的需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的进一步扩大，这种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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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野人不交纳军赋，而是交纳劳役地租，即所谓“野九一而助”。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各国不得不再次深化军赋制度的改革，即在坚持“国”、“野”普遍军赋制的前提下，变按行政区划为单位征收军赋，为按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为单位征收军赋，“用田赋”①。《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透露了晋等中原大国实行这一新制度方面的信息：“筢、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吻（亩），而五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吻（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它表明以“田亩”面积制“赋”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其军赋的收入仍是为了维持军队（“置士”），以赢得争霸兼并战争的胜利。
总之，军赋的实质是“足兵”，“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这在春秋时期曾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并处于不断演变递嬗之中。这充分表明春秋时期的军事后勤制度（军赋为其主体），也同军事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一个由较低级递嬗为较高级，由较原始递嬗为较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取用于国”的武器装备管理制度
《孙子兵法·作战篇》提到“取用于国”：曹操注云：“兵甲战具，取用国中。”这很典型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武器装备补给和制造管理上的基本特征：武器装备平时藏之于宫室府库，战时颁授给将士，以供作战杀敌之需。由此可见，深刻理解孙子“取用于国”之说，是今天全面认识春秋时期武器装备管理制度的一把钥匙。
《周礼·地官·小司徒》孙诒让“正义”云：“六乡之士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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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哀公十二年》。
装备就由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加以统一管理，春秋承西周制度，武器统由王、侯、卿大夫的都城、都邑设置的手工业作坊生产，铸有主管者的族、地铭记。国家建置兵库，平时收藏保管，战时受命颁发，“古车马兵甲等武装皆藏之贵族府库及厩，战时则出之以授士民之应军役者”①，“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②。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通常称之为“库”，“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③。在当时普通民众是不允许私自庋藏和拥有兵器的。
关于国家临战授兵的史实，在《左传》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又如《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荆尸，授师孑（戟）焉，以伐随。”再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就均是这一制度的历史写照。
不但国家设有兵库，而且一般卿大夫家中也贮藏有车马甲兵，至战时始授与其“私属”使用。《左传·襄公十年》记尉止之乱：“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这则记载就形象地反映了卿大夫设有武库，临战授兵于“私属”的普遍现象。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
一旦战事结束，车、马、兵、甲等武器装备就缴归公室或卿大夫家，仍然由国家和卿大夫负责收藏保管。各诸侯国为此大都建立了负责制造、修缮和保管武器装备的专门机构，并设有专职军事后勤官员主持此项事务。如兵车由车仆来掌管，马由圉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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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甲士”条。
②《周礼·夏官·诸子》。
③《礼记·曲礼》郑玄注。
掌管，戈盾由司戈盾来掌管，五兵、五盾由司兵来掌管，弓、四弩、八矢由司弓矢来掌管，“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到下一次战事发生时，再重新“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①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固定的制度。至于各国统治者为制造、修缮、保管这些武器装备所需支付的费用，则主要来源于民众所缴纳的军赋：“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②。
这种以“取用于国”为特征的武器装备供给、管理制度，是与当时临时征集、寓兵于农的武装力量体制相适应的。它较好地协调了武器装备集中管理和分散使用的关系，强化了国家政权机器对武器的严密控制，既有效地防范了武器装备流散到民间，以至酿成社会动乱；又能充分满足从事战争活动的需要，因此能在
整个春秋时期长期得到延续和完善，并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战国时期的“武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三、以战养战为特色的粮食补给
古代后勤，在保障内容上，主要是粮食和物资。古人认为，在军事行动中，各类物资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就重要性而言，粮食保障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春秋时期各国战争频繁，为了支持战争，赢得胜利，自然也要确保军事后勤的补给，尤其是要搞好粮食的保障。
由于春秋时期的许多战争具有以进攻为主，缺乏战略后勤基地支持，军队转输能力较薄弱等特定条件，因此当时的军粮补给，除了随军携带粮秣以充军用之外，还普遍采取以战养战，“因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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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礼·夏官·司兵》。
②《汉书·食货志》。
敌”的方法。这是当时军事后勤保障上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
所谓“因粮于敌”，是《孙子兵法》提出的一条重要军事后勤原则。其本质含义是就地解决军粮补给问题，以战养战，在减少军事费用，减轻军事转输的沉重压力，“粮不三载”①的基本前提下，以保证军粮的充足供应，“军食可足”，以支持频繁不断的战争。孙子曾对此作过精细的计算：在敌区取食粮食一钟，抵得上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在敌区用其草料一石，抵得上从本国运输二十石。结论是利大干弊，得多于失。故他汲汲提倡“故智将务食于敌”。应该说，这是当时军事家在军粮后勤保障问题上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至于“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具体方法，亦当如孙子所说的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重地则掠”等等，即动用军队，以暴力的手段掠取敌国境内土地上的庄稼，以充己方军队的食用。这虽然是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后勤补给方法，但在春秋时期特定的战争环境中它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
从有关的文献典籍记载来看，“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后勤补给做法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左传·隐公四年》载：“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这就包含着“诸侯之师”掠夺郑国禾稼以充己方之军粮的成分，诚可为“因粮于敌”原则作一有力的注脚。而《墨子·非攻下》所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云云，更明显地透露了当时军队作战时常把“因粮于敌”、以战养战后勤补给做法摆放在重要位置的信息。至于《司马法》等古籍提倡“入罪人之地……无取六畜、禾黍、器械”云云，则从反面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因粮于敌”后勤补给方法在春秋时期曾得到普遍的推行。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因粮于敌”、以战养战这一粮秣补给手段，不但在春秋期间被广为推崇，大行于时，而且也作为一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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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兵法·作战篇》。
事后勤保障的基本原则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和运用。如《梦溪笔谈·官政一》就指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又如《百战奇法·饥战》也强调：“凡兴兵征讨，深入敌地，刍粮乏阙，必须分兵抄掠。据其仓廪，夺其蓄积，以继军饷，则胜。片可见，“因粮于敌”这一方法影响之深远，它和屯田积谷、“千里馈粮”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粮秣供应、补给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内容。
最后，附带说一下军邮问题。春秋时期的邮驿属于“军邮”性质，起着军事通讯联络的作用，是军事勤务保障的组成部分々当时战争频繁，这直接推动了以“军邮”为主体的军事通讯的发展。在诸多典籍中，有关“军邮”的常用名词有遽、传、邮驿、驷、置等，分马传、车传、步传等多种形式。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子乘驷会师于临品”；《左传·成公五年》载：“晋侯以传召伯宗”；《周礼·夏官·太仆》下有“遽令”。郑司农注云：“遽，传也。若今时驿马、军书当急闻者……”等等，就是这方面的史实。军事通讯系统（还包括烽燧系统）的健全发展，对于当时军事行动的展开，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