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国崛起的背景
谁也不曾料想到，用巨手揭开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序幕的，居然是国土面积不大、分封立国较晚的郑国。由于郑国的霸业完成于郑庄公之手，所以历史上将郑国的兴盛习惯地称为“郑庄公小霸”。
郑国能够在春秋初期脱颖而出，首先称霸于中原地区，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这首先是当时整个战略环境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室的实力和威望日趋下降，政治“真空”局面已初露端倪。而当时主要诸侯国多受困于国内事务的纠缠，内部互相火并，臣弑君，子弑父，一片混乱，无暇外顾。具体地说，就是晋国正忙于内部权力的争夺，秦国正在与戎人作生死较量，齐、鲁之间的战争势均力敌，楚国起步不久，还无力大举北上，宋、卫、陈、蔡、曹、许诸国力量相对薄弱。这样，就为郑庄公父子提供了争霸称雄的良好时机。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郑国本身具备着率先崛起图霸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其他诸侯国所无可比拟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是郑国初霸的雄厚政治资本。郑国是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受封的诸侯国，始封君为桓公友，系周宣王的母弟。其封土本在宗周王畿之内。公元前771年西周幽王之乱爆发，时任周室司徒的郑桓公统率王畿将士奋起抗击犬戎的进攻，最终中箭阵亡。其子掘突继位，是为郑武公，他统率郑国将士作为主力之一，参加了诸侯勤王、收复镐京的作战，随后还积极参与了护驾平王东迁洛邑的军事行动，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郑国国君与周天子之间有较亲近的血缘关系，加上郑桓公、郑武公在幽王之难和平王东迁中克尽职责，立有大功，所谓“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因此，备受周室的信任和倚重。周平王乃任命郑武公担任王室的卿士，执掌中枢大政。郑武公去世后，其子寤生继立，是为郑庄公，仍担任王室卿士这一要职。武公和庄公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谋求扩充自己的势力，捞取政治资本，进而挟天子而令诸侯，为郑国的崛起奠定政治上的基础。
第二，未雨绸缪，预作安排；趁乱开拓，增强实力，这是郑国兴起和发展的必要保障。从郑桓公到郑庄公，郑国三代君主都是很有战略头脑的人。他们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善于全面分析利弊得失，把握时机，预作打算，使得郑国在动乱的环境中不但没有陷入没顶之灾，反而赢得了发展的契机。郑桓公受封之后，励
精图治，将郑地（今陕西省华县一带）治理得很好，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后来他目睹幽王失政，王室危机四伏，大祸将至，就虚心听取周太史伯的劝告，将郑国的民众预先迁徙到成周洛邑东的虢（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郐（今河南密县东南）一带，为日后的发展寻找到一个立足点。而郑武公则在护送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乘机兼灭虢、郐等十邑，在其疆土上建立起新的郑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与前相比，此时的郑国不但土地面积扩大，人口数量增多，而且处于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的中原腹心地带，加上依山带河，据险而守，尽占地利之便，遂在争霸斗争中拥有了比较优越的态势。郑庄公继承其祖、其父的事业，进一步蚕食周围小国的疆土，并从周室手中取得不少的土地，从而使郑国的实力有了更大的增强。
第三，郑国统治者执行比较正确的治国方针，发展商业，繁荣经济，富国强兵，这是郑国确立争霸优势的重要杠杆。以新郑为中心的新郑国位处中原地区的中心，交通便捷，土地肥沃，开发较早，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郑国的统治者实行较开明的商业政策，和商人签订了盟约，规定商人顺从统治，统治者保护商人，并推出了不少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这样就使得各地商人能够安心地在郑国经商，促进了郑国商业的繁荣。大量的商业收入遂成为郑国国赋的重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的发达是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强盛的重要因素。而郑国则利用较为充裕的经济收入，大力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雄厚的经济实力，又进一步为郑国的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为其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提供了保证。
第四，清除内部的分裂势力，加强国君的权力，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是郑国对外扩张、争霸的重要前提。一个国家要强盛壮大，在对外军事斗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就必须首先维护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对任何分裂割据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浅显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郑国之所以能在郑庄公统治下迅速兴起，揭开争霸战争的帷幕，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郑庄公坚决打击国内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一点是通过他“克段于鄢”斗争得以体现的。
原来郑庄公有一个胞弟，姬段，他极受母亲姜氏的宠信。庄公继位后，便应母亲的请求将段分封到京地（今河南荥阳东南），称为京城大叔。大叔段进驻京城之后，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大臣祭仲目睹这一情况，即提醒庄公防止出现尾大不掉，以至威胁自己的统治。然而郑庄公是一个老谋深算、工于心计的人，他早胸有成竹，便假意推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并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大叔段见自己的举动没有遭到兄长的制止，便变本加厉，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城邑攫为已有，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时大夫公子吕又催促郑庄公迅速采取行动，除掉大叔段。但仍为郑庄公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大叔段见状忘乎所以，决心发动叛乱，篡位夺权。遂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整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缮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母亲姜氏充当内应，准备偷袭郑国国都。郑庄公早有准备，此刻掌握了大叔段偷袭日期，认为反击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先发制人，命令公子吕率200辆战车讨伐京邑。在郑军的强大攻势下，京邑的民众起来反对大叔段，大叔段被迫出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境内）。郑庄公亲自率军伐鄢。大叔段势穷力蹙，全线溃败，只好逃出郑国，流亡到卫国的共邑（今河南辉县）。至此，郑庄公彻底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场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郑庄公小试牛刀，即表现了杰出的策略指导水平：先是忍耐、退让，麻痹对手，然后又深藏不露地等待时机，捕捉战机，最终当机立断，迅速出兵，予敌以措手不及的打击，一举获得成功。
郑庄公依靠谋略和武力去掉最大的心腹之患以后，清除了对于君位的威胁，稳固了国内的局势，接下来就要在争霸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了。
二、郑国初霸活动中的谋略运用
有利的国际环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政治资本，稳定的内部条件，这些都为郑国在春秋初年的崛起和对外扩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还要通过对外军事斗争的实践加以实现，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正确制定战略方针，高明地运用斗争谋略。
郑庄公是一位深富韬略、雄才卓荦的君主，他在位43年。在此期间他凭借有利的时机和强盛的实力，在稳定内部的前提下，即全力以赴从事对外争霸的活动，在政治、外交、军事各个方面施展谋略，通过主观上卓有成效的战略指导，终于一手缔造了郑国初霸中原的局面。
郑庄公在争霸战争中的谋略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它反映了春秋初年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其主要特点集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分析列国战略态势，在此基础上制定比较正确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联合与国，选择主要的敌手为打击对象，先弱后强，各个击破。
当时与郑国实力相近、并驾齐驱的中原诸侯国主要有鲁、齐、宋、卫、陈、蔡等国，他们都是郑国争霸道路上的障碍。但凭借郑国有限的军事实力，实不能全线出击，四面树敌。所以只能是根据各国实力和兵要地理条件，正确选择战略主攻方向，联合与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从而逐一击破，完成霸业。从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出发，郑庄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鲁、齐两国不仅力量相当强盛，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制服，而且距离郑国较远，不曾对郑国构成明显的威胁。相反，宋、卫诸国与郑国相毗邻，郑国要向外扩张称霸，势必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只有在军事上征服他们，郑国才有可能继续实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而事实上，郑与这些国家的冲突也早已开始了。同时，与齐、鲁相比，宋、卫诸国的军事实力也要略逊一筹，对其用兵有一定的取胜把握。郑庄公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态势，遂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齐、鲁形成从西到东的横的统一战线，打击宋、卫、陈、蔡、许诸国纵的联合阵线。
为此，郑庄公先是极力拉拢齐国，先后与齐僖公在庐、石门（均在今山东境内）举行盟会，并主动引荐齐僖公朝觐周天子，通过外交斡旋，将齐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与此同时，郑庄公又积极与鲁国修好，将郑国助祭泰山时的汤洙邑枋田，和鲁君朝见周王时安宿之邑许田作了交换，使双方各自得到了本国附近的田邑，大大改善了两国的关系，鲁国从此成为郑国的有力盟国。这样就形成了对宋、卫进行东西夹击的态势。
在顺利达到“远交”目的的背景下，郑国积极联合齐、鲁对宋、卫等主要对手多次发动“近攻”，给宋、卫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在公元前713年的戴之战中，郑军全歼宋、卫、蔡三国之师，大大削弱了宋、卫的军事实力，拥有了争霸称雄的明显优势。
与此同时，郑庄公也不失时机地展开兼并、打击弱小国家的活动。公元前712年，郑庄公联合鲁、齐两国，出兵攻灭许国，就是这方面重要的一着。许是一个姜姓小国，地处今河南许昌附近，郑国要向南发展势力，就必须兼并许国。为此，郑庄公会同齐、鲁两国合兵攻打许国，并迅速攻占了许都，许庄公逃奔卫国。战事结束后，齐、鲁将许国让给了郑国。郑庄公一方面建立傀儡政权，让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居于许国东部，以安抚许国民众；另方面又派郑国大夫公孙获居于许国西部，对许叔就近进行监视。这样郑国就巩固了南部的疆界，进一步扩大了力量。
由此可见，郑庄公所制定的远交近攻、先弱后强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使得郑国在争霸战争中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第二，巧妙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打着周王室的旗帜，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郑国捞取实际利益。同时，在争霸活动中做到谨慎节制，奉行“礼乐”的基本原则，凡事留有余地，以博得诸侯的同情和信任。
郑庄公和其父武公均担任周王室的卿士，执掌中枢大政。因此在争霸战争中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假天子之名行图谋私利之举，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综观他所从事的几次大的作战行动，都是以遵周天子之命的名义进行的。如周桓王六年（前714年），郑庄公以宋殇公未按礼制朝觐周天子一事为由，利用自己担任天子左卿士的身份，“以王命讨之”①，即假托周王之命率郑军并邀合齐、鲁之师联合攻打宋国。又如公元前712年的伐许之役，郑庄公也是以许庄公未能按时向周天子纳贡为借口，而会同齐、鲁两国共同发起的。另外，郑庄公还多次以周室卿士的身份指挥周室军队或他国之师进行征讨作战。如公元前718年郑庄公统率周军会同邾军攻打宋国；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以周王卿士身份指挥虢国（都下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军队进攻宋国并重创宋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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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隐公九年》。
是这方面典型的事例。
郑庄公这种类似于三国时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做法，实为很高明的谋略，它给郑庄公的对外扩张、争霸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并可以借助他国的军事力量来为自己的争霸活动服务。同时，郑庄公还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经常给予那些听命于己，参与自己组织的军事活动的盟国一些实际利益，使得他们更加死心塌地随从自己①，并博取冠冕堂皇的名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②这真可以称作为名惠而实至。表明了郑庄公军事谋略的成熟。
郑庄公争霸谋略高明的又一个标志，是他能够做到量力而行，处处谨慎节制，既不放过打击和削弱对手的机会；又适可而止，给对手留有余地，以减轻自己在争霸军事行动中的损失。换言之，是军事打击和外交斡旋双管齐下，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例如在军事和外交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公元前715年，郑庄公以捐弃前嫌的姿态，接受齐国的调解，不计较公元前719年宋、卫、陈、蔡四国联军侵伐郑国都城的东门之役，在瓦屋会盟中主动与宋、卫诸国修和讲好。又如，在灭许之役结束后，让许叔居住许国东部地区，维系许之祀祚，并作好最终让许复国的准备。所有这一切，均表明郑庄公虽然桀骜不驯，但在具体行动时却是比较谨慎的，是能够遵循“贰而执之，服而舍之”③这一“军礼”基本原则的，它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战斗意志的作用，巩固了郑国在春秋初期独领风骚的战略地位。
第三，顺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革新作战方式，灵活运用战术，为保证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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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公元前713年，郑国将其所攻占的宋东北部之郜（今山东武城东南）、防（今山东金乡西南）二邑之地主动划归鲁国。
②《左传·隐公十年》。
③《左传·僖公十五年》。
郑庄公是一位敢于为天下之先的杰出人物，这不仅反映为他的军事谋略、战略指导在同时代诸侯国君中鹤立鸡群，无人匹敌；而且也表现为他的作战艺术的卓越高明，独步一时。两者的圆满结合，使得郑国的争霸图雄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
从现存的史料考察，郑庄公的高超作战艺术集中体现在制北之战和郑抗北戎之战中：
制北之战。周桓王二年（前718年），郑庄公为报前一年宋、卫、陈、蔡联兵攻打郑东门之役，发兵攻卫，一度进至卫郊。卫国即以其属国南燕军南下反击郑国。郑大夫祭仲、原繁、泄驾率三军北上迎敌。为出奇制胜，郑庄公命公子忽、公子突暗中率领一军迂回到燕军背后。燕军按传统战法，全力对付正面的郑军，而对自己侧后疏于防范。是年六月，太子忽等率所部及制北驻军向燕军侧后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燕军。是役可以说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的实施迂回夹击的成功战例。
郑抗击北戎之战。周桓王六年（前71 4年），北戎（又称山戎，古代戎族的一支，春秋初年主要活动于今河北一带）。军南下侵郑。郑庄公采纳公子突的建议，针对以步兵为主体的北戎军队“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及“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①等弱点，制定了以一部兵力佯败诱敌，将郑军主力分作三部，设伏于北戎军追击必经之路附近，寻机聚歼的作战方案。战局的发展果然按照郑军的预定计划进行，当北戎军深入伏击地域后，郑军三支伏兵同时出击，迅速切断北戎前、后军之间的联系。北戎前军为郑大夫祝聃部所围歼，后军也望风披靡，仓皇溃逃，郑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成功伏击战例。郑庄公因势利导、设伏邀击的战术运用，对后世作战指挥艺术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
自西周以来，笨拙的大方阵作战样式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郑庄公主动灵活、变化莫测的作战指导，为古代战术运用注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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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隐公九年》。
新的活力，大大丰富了古代战争的作战艺术。同时，郑庄公高超卓越的作战艺术，也为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自郑庄公统率虢国军队再次“大败宋师”①后，遭到连续打击的宋国终于支撑不住了，只得弑宋殇公而归服于郑，郑国的小霸局面由此基本形成。郑庄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可是，就在这时，周、郑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大战又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