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濮之战与晋文公取威定霸第一节 宋襄公图霸追求的破灭
一、楚国势力的北上与宋襄公谋图霸业
召陵之盟以后，楚国北上的势力稍稍受到抑制。楚成王审时度势，遂适时调整战略，将兼并扩张的重点转移到江淮地区，借此以扩大疆域，增强实力，并为日后的北上争霸创造条件。为此，他于公元前655年，派遣令尹斗谷于菟领兵攻打弦国（今河南光山西北），弦军战败，其君逃亡黄国，楚取得了向东开拓淮河流域的重大胜利。接着楚成王又把兵锋指向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黄国原为楚国的附庸，此时见齐桓公称霸中原，遂叛楚亲齐，拒不向楚纳贡。楚在灭弦之后，即以黄叛楚为借口，于公元前649年、公元前648年两次发兵攻打黄国，灭亡了黄国。此后，楚成王按照其既定的战略方针，继续向东方的江淮地区拓展势力，又于公元前646年发兵一举攻灭了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这两个淮南小国。另外，楚国还在公元前645年发兵进攻徐国（今江苏泗洪南），在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一带给徐军以重创。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楚国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它重新向北推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公元前643年，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去世了，齐国内部发生了群公子争夺君位的火并，称霸中原多年的齐国经此次动乱，国力转衰，其霸业大厦从此倾覆。
齐桓公的去世，为楚国的北上争霸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时中原诸侯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西方的秦国和西北方的晋国虽然实力较为强大，但由于正致力于在黄河上游地区拓展势力，尚无暇全力顾及中原事务。早已觊觎中原霸权的楚国于是乘机向中原地区迅速渗透势力。它先以政治、外交手段胁迫位居中原腹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郑国亲依自己，继而又派遣使者前赴齐国参加中原诸侯国的会盟活动，企图借此对中原战略新格局的构筑施加自己的影响。
楚国长期以来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邦，它的北上争霸，自然引起自居华夏中心的中原诸侯国的忐忑不安。这时，宋襄公就站出来充当领导人，想效法齐桓公，高举“攘夷”的旗帜，联合其他诸侯共同对付楚国的北进，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
宋襄公要实施他的争霸战略，不是毫无道理的，这一是因为宋国为殷商的后裔封国，爵号为公，于周为宾，地位很高。二是宋襄公曾接受齐桓公立昭为太子的嘱托，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统率宋、曹、卫、邾等多国联军两次进入齐国，平定了齐国内乱，帮助齐太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在诸侯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三是当时晋、秦等大国都不出面领导诸侯，南抗强楚，而曹、卫等小国实力更不如宋，而抗击楚国这副担子又必须有人来承担，那么宋襄公亦是相对合适的人选。
可是宋襄公要称霸，也有其弱点。第一，宋国四面都是平原，作战时难守易攻狰兵要地理环境相当不利。第二，宋至多是个中型国家，经济、军事实力都相当有限，与欣欣向荣的楚国相比，这一劣势尤为明显，而实力乃是争霸的根本条件，宋既然缺乏这一条件，自然一开始便凶多吉少了。第三，宋襄公在争霸活动中又屡犯政治、外交，军事上的错误，如在举行盟会时，命邾人拘捕赴会稍迟的鄫君，杀之以祭祀社神；又如轻率起兵攻打不肯听命于己的曹国。这些举措都大大损坏了宋襄公本人的形象，使得中原列国对宋国离心离德。由此可见，宋襄公霸业的图谋一开始就建立在松散不牢固的基础之上。
宋襄公一心想圆自己的霸主梦，但自知国力有限，又拿不出其他高招，只能简单模仿齐桓公的做法，祭起“仁义”这个法宝，打出“礼信”这杆大旗，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他先是于公元前641年召集曹、卫、邾等国举行会盟；后又在公元前639年召集楚成王、齐孝公在宋邑鹿上（今安徽阜南南）会盟，企图让齐、楚两个大国承认其霸主的身份。齐国方面因宋襄公当年有平定齐乱之功而予以容让，但楚国方面的情况却不同了，它对宋襄公不自量力之举甚为恼火。它当年在齐桓公面前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但此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稳操胜券，于是决心教训宋襄公，并借此给中原其他诸侯国一个下马威。双方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二、泓水之战
公元前639年秋，宋襄公召集楚、陈、蔡、郑、许、曹等国国君在宋孟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举行盟会，希望在这次盟会上最终确立其诸侯盟主的地位。楚成王早已处心积虑要算计宋襄公，便乘赴会之机，率军北上，以期一举制敌。而宋襄公对楚国的战略动向毫无觉察，出发前又拒绝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战车、以防不测的合理建议，轻车简从前往盂邑，结果在盟会上当场为楚军所拘捕。
楚军押着宋襄公乘势攻打宋国，幸赖公子目夷等人事先已作准备，遂率领宋国军民进行顽强抵抗，才抑制住了楚军猛烈攻势。同年冬天，楚成王接受鲁僖公的调停，在有楚、鲁、陈、蔡、郑、许、曹等国诸侯参加的亳地（令河南商丘）会盟上，将饱受屈辱的宋襄公当场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恼羞成怒，他不思量如何富国强兵，而是一味痛恨楚成王不守信用，出尔反尔；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急切企冀报仇雪恨。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带头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而失去的面子。
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面干预，使宋国走向失败的深渊，所以劝阻宋襄公冷静头脑，不要伐郑。可刚愎自用的宋襄公根本听不进这些金玉良言，反而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作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遂一意孤行，联合卫、许、滕三国之君领兵攻伐郑国。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犯，立即求救于楚国。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十月底，宋军主力返抵宋国本土。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兵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开进到泓水南岸，并开始涉水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可以随时出击。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即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拚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不堪地逃回都城。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画上了句号。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却并不服气，还在那望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①。总之一切要讲究“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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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礼信”，可见其执迷不悟已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楚、宋泓水之战的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有一定的意义。在政治上，它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军事上，它标志着西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堀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产物。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经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而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招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机动的战法，先发制人，仍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既不注重实力的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杀身，为天下笑。诚可哀哉！
泓水之战之后，狄人又侵犯周室，楚人势力愈益坐大。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就历史地落到了姬姓大国晋国的国君文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