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它对当时中原局势的演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使屈服于楚国的鲁、曹、卫、陈、蔡、郑诸国脱离楚国，重新回到中原集团，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余年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确立了以晋为伯的相对和平稳定局面，同时也决定了楚国最终不能独霸中原的命运。自此之后，在晋国的领导下，中原诸侯与楚国抗衡达100年左右，春秋历史进入了晋、楚长期争霸中原、互有攻守、相持不下的阶段。从这一点上说，城濮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重大战役的本身。
在城濮之战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由此可见，双方在这场决战中的胜败，不在于军力的数量，而在于战争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错误。
楚国在泓水之战获胜后，已威震中原，俨然如同霸主。故宜乘势展开政治攻势，采取善邻政策，以调解中原诸侯之间矛盾为己任，争取各诸侯国向心于楚；而以军事威胁作为辅助手段，不宜轻易出兵攻伐。若此，则以楚国当时的军力与国势是有可能独霸中原的。但楚国不善字运用政治策略，处理好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的巧妙结合；只一味仰仗军事力量和征服手段，企图单纯以武力压服他国，这就导致了在政治上陷自己于孤立的地位。
楚国既应鲁国的请求出兵伐齐救鲁，就应该以齐为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力量对齐，然后西向击破晋、秦，先弱后强，各个击破，而不应半途改变主要攻击方向，去对付宋国。因为在宋背楚向晋的情势下，攻宋势必引起晋的干预，楚会提前与强晋交锋，陷于被动。但楚国君臣不能审时度势，贸然分兵伐宋、伐齐，这样就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另外，楚军在泓水之战胜利后骄傲自满，不重视争取与国和利用同盟军，既得不到鲁国等同盟军的配合策应，又轻率拒绝齐、秦的调停，为丛驱雀，陷于外交上的孤立，在战略指导上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当晋出师救宋之势已成，楚本当相应及早放弃围宋作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对付晋军。如在晋军渡河侵卫时，楚军若以优势兵力救卫，也许能挫败晋军的锋芒；或在晋师攻曹时，若以大兵迫晋军于曹都城下决战，亦有可能胜晋。因为当时齐、秦两国尚未打破中立，晋军远道征战，势单力孤，楚若能和鲁对晋实施夹击，则晋军处境将十分不利。无奈楚留恋于围宋，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坐失时机，终陷被动。
在晋已攻占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之际，楚战略上处于被动之形势业已明朗。楚成王决心退却是正确的，但楚军前敌统帅子玉却囿于个人名利地位，不顾大局，不听训令，刚愎自用，骄躁轻敌，遂加速了战局的恶化。而楚成王既已决心退却，却又抱侥幸取胜心理，未坚决制止子玉的错误，也不增派更多的军队。这种内部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指挥混乱，对于一支军队陷于失败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楚军的作战指导也笨拙呆板，缺乏机动灵活性。它为对手“退避三舍”的策略所迷惑，大举追击，既劳师疲众，又失道亏理，实为被动的做法。在战场上，楚军主将也只是固守一般战法，列阵对战，对战场上出现的异常情况不能及时判明真相，识破对方企图，灵活采取对策，而为对方的诡道战术所诱骗，陷入混乱、被动。当左、右军遭到攻击，情况危急之时，主力中军却按兵不动，未作及时策应，致使左、右军被晋军逐个歼灭。
总之楚军方面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战，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晋军的胜利，首先胜于政治，即在政治清明的前提下，善于运用政治谋略。晋文公即位后，稳定内部，改良吏治，选拔和任用了一批智能之士，又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抓住周襄王处于危难中的良机，出兵勤王，一下子把“尊王”的旗号掌握到手中，拥有了团结中原诸侯的重要的政治资本。同时把握机遇，应宋的请求出兵抗楚救宋，从而举起了“攘夷”这面大旗。这样，晋文公便造就了自己继承齐桓公“尊王攘夷”事业的诸侯之伯的形象，这对争取中原诸侯向晋靠拢是关键的步骤。另外，晋国的取胜，也有其深厚的经济和军事原因。晋国在统一后几十年中，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军队逐渐得到扩充，尤其是在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项改革后，国力发展加快。晋文公又在数年之内“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省用足财”，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成为“可用”之民，从而能在城濮之战前夕“作三军”，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另外，晋国从西周建国后，一直和戎、狄相邻，晋国的军队习惯了戎、狄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长期和戎狄部族的作战过程中，锻炼了晋军的作战能力，培养了士兵强悍善战的风气，使晋军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战斗力的部队。其内部和睦团结，指挥统一而又机动灵活，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临战又谨慎对敌，不骄不躁，这些条件都是楚军所不及的。晋文公出兵抗楚救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纳先轸、狐偃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采取先胜弱敌，调动楚军北上，解救宋围的作战方针，从而取得了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根据楚军没有北上、解围目的未曾达到这一新的形势，审时度势，及时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个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并激怒敌人，诱使其失去理智而蛮干，从而使晋军夺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为赢得决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城濮决战之时，晋军敢于贯彻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伺机聚歼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赢得齐、秦、宋各国军队在战略上的遥相呼应，给敌以精神上的压力，并集中兵力，鼓励士气。一切就绪后，又能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利用敌人内部不团结的错误和兵力部署上的过失，乘隙蹈虚，灵活机智地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并迅速加以击溃，带动全局，扩大战果，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关系到晋、楚命运及中原形势的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