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晋楚对中原霸权的长期角逐（上）第一节 之战与秦、晋关系的破裂
一、城濮之战前后秦、晋关系的变化
秦国在春秋时期与晋、楚、齐合称为四大国。经过多年的经营，到春秋前期，秦国的势力已扩展到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的时候，秦国也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国君——秦穆公，他在位长达39年，招揽贤才，任用贤臣百里奚、蹇叔、由余、邳豹等人，积极发展实力，雄心勃勃地想走出狭窄的关中地区，东进中原，称霸诸侯。
但是，历史为秦穆公争霸事业所提供的活动空间是比较有限的。秦国的东面是新兴的晋国，还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它的东南面是势力强大的楚国。秦想东出称霸，决非易事。不过秦穆公不甘心就此寂寞无为，偏居西隅，他相信事在人为，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
秦穆公的东进战略步骤大致是这样的：先设法与晋国搞好关系，对晋国的政治施加影响，逐渐控制晋国，在此基础上再徐图霸业，号令天下。应该说，这一战略方针目标明确，步骤具体，具有可行性。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秦穆公展开亍具体的行动。这表现为：
1、积极干预晋国内部事务，对晋国国君的废立施加自己的影响。晋国骊姬之乱发生后，秦穆公认为干预晋国内政的时机已到，就多次在晋君继位一事上提供帮助，施加影响，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的先后登位，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秦穆公政治、军事上的支持有关。2、与晋国携手合作，共同“尊王”，联合对付主要敌人楚国。如公元前635年，在晋国军队的协助配合下，秦穆公攻占楚国的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又如在城濮之战中，秦穆公派遣小子慭、白乙丙率军策应声援晋军的行动，为晋军作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再如在城濮之战后，秦先后参加由晋国主持召集的温地会盟和翟泉（今河南洛阳境内）会盟。正式成为晋文公霸业的伙伴。并于公元前630年与晋国一起出兵征伐郑国。
由此可见，当时秦、晋两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秦晋之好”遂成为盟国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
然而，秦穆公的这些举措，并未给自己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实际好处。他三助晋君的努力，结果只是加速了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的进程；他多次参与盟会和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往往是名惠实不至，只是为晋国的霸业添砖加瓦而已。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既无永久的敌人，也无永久的朋友，有的只是永久不变的利益”，秦、晋争当中原霸主这一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加上两国所处的特殊兵要地理环境，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战略结盟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其关系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即：秦国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势必要越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也势必要扼阻秦的东进，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双方都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发生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
其实早在两国关系友好和谐占主导时，就有过兵戎相见的插曲。公元前645年秦穆公为惩罚晋惠公忘恩负义行为，曾出兵伐晋，在韩原大破晋军。城濮之战结束不久，两国关系即出现裂痕。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合出兵攻打郑国。晋军屯函陵（今河南新郑县北），围郑都（今河南新郑）之东与北；秦军屯驻汜南（今河南中牟南），围郑都之西。可就在郑都指日可下的关键时刻，郑文公派烛之武前来游说秦穆公。其说辞要云：“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①这一番一针见血的分析，使秦穆公如梦初醒，他不愿再为晋火中取栗，遂私下与郑国结盟，并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留郑，协助郑国戍守，自己则抛下晋国率兵返国。晋文公对秦穆公这种做法自然非常不满，但从战略全局着眼，他不愿晋秦关系就此破裂，于是对此加以容忍，也与郑言和而撤兵返回晋国。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晋襄公即位。秦穆公认为自己东进争霸的时机业已成熟，便跃跃欲试，想一显身手。这时一个偶然事件促使他最终下了这个决心，拉开了秦、晋崤之战的序幕。
二、秦、晋崤之战
（参见附图4）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郑国国君郑文公去世。这年冬天，两年前被秦穆公留在郑国协助郑人戍守的杞子，派人给秦穆公送来一份密报。杞子在密报中宣称，自己已掌握了郑都北门的控制权，故请求穆公派兵偷袭郑国，以一举破郑定霸。郑国地处中原腹心，无论是谁要称霸中原，都必须控制郑国，而东进建立霸业乃是秦穆公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刻见有机可乘，便着手调遣军队，准备东进袭郑。
但是秦国偷袭郑国，征途有近800公里之遥，还必须经过已属晋国所有的崤山（今河南三门峡以南）地区。这一地区地形险阻，道路狭窄，秦军通过此地，如不预先向晋国借道，便构成对晋国的入侵，必遭晋反对；如预先借道，晋未必同意，而且也难以对郑保密，失去了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因此，秦军这一远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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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三十年》。
动，实为冒险之举，况且由于秦、郑相隔遥远，即使袭郑侥幸成功，也难以保有胜利成果，得不偿失。秦国重臣蹇叔等人清醒意识到这些后果，所以一再进言，加以谏阻，指出：劳师袭远，兵家大忌。秦军越千里以袭人，郑必知之，秦军劳而力竭，欲攻敌人之有备，实无成功之希望。但是秦穆公为争当中原霸主的野心所驱使，根本听不进蹇叔等人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坚持遣师袭郑。
同年冬天，秦穆公集结兵车300乘，委任百里奚之子孟明视为主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统率秦军前去偷袭郑国。蹇叔等人见儿子领兵出征，深知凶多吉少，送别时特意提醒孟明视等三将说，“晋人御师必于崤”，预测到晋人的反应以及其重兵阻击的地点。可是孟明视等人年轻气盛，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
秦军蜂拥向东开进，越过崤山，经洛邑，于第二年春天进抵滑国（在今河南偃师以东）地界。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郑国商人弦高正在那里经商，他发现秦军大举来袭，急中生智，假冒郑国使臣前去拜见秦军统帅孟明视等人，并拿出12头牛犒劳秦军，假称是郑国国君专门派他前来迎接劳军的。同时弦高又暗地里派人回国报告秦军偷袭的消息。郑国统治者得报后，当即动员军民作好预防偷袭的军事准备，并将秦国的内应杞子等驱逐出国境。
秦军统帅部就弦高犒师一事紧急商议对策。主帅孟明视认为，郑国使臣远道前来犒师，这表明郑国已侦知秦军偷袭的计划，并已有所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去攻打，决无成功的希望，“攻之不克，围之不继”①。不如趁机灭了滑国，多带财物宝货回师，以向秦穆公复命。西乞术、白乙丙也赞同这一看法。意见统一后，秦军遂放弃了袭郑的计划，一举灭亡了滑国，将俘获的滑国子女玉帛及其他财物宝器等，满载于兵车，然后撤军回秦。
秦军东出袭郑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晋国，并掀起轩然大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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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大夫先轸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开战，惩罚秦师：“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①另一位大臣栾枝却主张放过秦军，认为晋文公曾受过秦穆公的恩惠，今袭攻其军，将没有面目对刚刚去世的晋文公。他的这一观点遭到先轸坚决的驳斥。先轸指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滑与晋同姓）”②是无礼的行为，强调“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③，为后世子孙谋，一定要打击秦军，这才是报效先君文公的正确做法。晋襄公和其他大臣都赞同先轸的意见，于是便决定出兵截击秦军。为了确保截击行动的成功，晋还联络善于山地作战的姜戎（处于晋国南境的姜氏戎族部落）出兵相助。
作战方针确定后，晋襄公本人墨绖督军，委任先轸为主将，统率晋军南渡黄河，“先处战地”，控制了崤山北麓之东西大道上的险要地段（约在今三门峡市以南一带），布成一个大伏击圈，以等待秦军的到来。其中晋车兵多占原上，姜戎步兵多伏沟谷，以逸待劳，以整击散。
秦军于回师途中，对晋出兵行动一无所知，又缺乏必要的警惕，终于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深渊。四月初，秦军抵达崤山地界，只见峰回路转，道路崎岖，林木森森。秦军此时已是人困马乏，举步维艰。但是也只好强打精神，逶迤而进了。秦帅孟明视等人发现无异常情况，戒备更为松懈。就在这时，鼓声大作，晋军从左右前后英勇杀出，痛击秦军。秦军突遭伏击，陷于狭隘路上，兵车无法列阵和回旋，在仓促应战中被晋军一举全歼，孟明视等三将均为晋军所擒，秦师“匹马只轮未返”，一败涂地。崤山之役遂以晋军大获全胜，凯旋奏捷而告结束。
三、 崤之战简评
秦、晋崤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彻底的大歼灭战，是役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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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大获全胜，对于扼制秦国东出争霸中原，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利用山地复杂地形伏击车兵部队而取胜的著名战例，对于春秋时期军队装备和兵种的发展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军遭到惨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它袭郑决策的失误。此举既属于政治上的无理：攻击已为盟国的郑国，师出无名，不讲信义；通过晋地而不事先通告，违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又系军事上的冒险：恃人无备侥幸求胜，劳师袭远一厢情愿。所以怎么会不打败仗。其次，是秦军统帅指挥有误。当弦高假犒军时，不知核察其真伪，轻易上当受骗；在判断袭击不能成功后，又轻率作出灭亡小国滑国这一得不偿失的决策；在回师过程中，对晋军的战略动向缺乏必要的警惕，没有加强必要的侦察、警戒，更未曾派出先遣部队抢占和控制险要隘口，以保证不被伏击；当突遭伏击时，叉不能灵活机动进行抗击，而是被动挨打，任人宰割。可见，从战略决策到作战指导，秦军屡犯错误，终于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使秦穆公东出争霸中原的战略受到严重的挫折。
就晋方而言，其作战指导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它在秦军东出袭郑时，能及时了解秦之决策及秦军行动，足见其解决了“知敌情实”、有备而战这一重要环节；抓住秦决策错误，果断出兵截击秦军，足见其军事指挥的坚定和灵敏；选择有利于邀击的地形，联合长于山地作战的姜戎步兵配合协同自己的行动，成功地用伏击战方法给对手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足见其作战指导的灵活、高明。它战胜强敌，实非偶然。
但是，就晋国争霸战略全局来看，崤之战的发生及其后果，则是有得有失，且是失大于得。它虽挫败了秦东进争霸的企图，使秦国的军事实力遭到严重的损失，然而却破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长期同晋国为敌。如此，则晋国失掉了秦这一主要盟国，而陷于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战略上日趋被动，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与主要的敌人——楚国进行决战。相反，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秦国一样，晋国也是崤之战的输家，而最大的赢家当是楚国。
四、崤之战后秦、晋两国的长期争战
崤之战标志着秦、晋两国关系的彻底决裂，从此开始了秦、晋之间的长期对峙和争战。这是春秋战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晋军凯旋晋都后，即以崤之战之俘馘告捷于晋文公之殡宫。当时晋襄公之母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出面请求襄公将孟明视等秦军将领释放回国，得襄公应允。先轸阻拦不及，直斥襄公。襄公醒悟，派阳处父追赶，但已于事无补。
秦穆公意识到崤地战败乃系自己决策错误所致，痛切表示，“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①。因此当有人劝秦穆公以战败之罪惩处孟明视等人时，他不但没有同意，而且说“吾不以一眚掩大德”②，反而继续起用孟明视等人充任秦军主将，予以高度的信任，委托他们努力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同时积极改善与楚国的关系，将楚国战俘斗克释放回国，以争取楚国支持自己对晋国的作战。立志战胜晋国，报仇雪恨。
时隔二年后，秦国即主动发起了对晋国的进攻。
彭衙之战。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5年），秦穆公命令盂明视统兵攻打晋国，以雪崤山战败之耻。晋襄公率军迎战。两军相遇于秦西部的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双方列阵后，晋将狼瞫率部下首先冲入敌阵，晋军主力随之发起攻击，大破秦军。同年冬天，为进一步遏阻秦国势力东进，以巩固晋之霸主地位，晋襄公命大夫先且居率军联合宋、陈、郑军再度攻秦，相继攻克秦邑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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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陕西澄城西）及彭衙后撤兵。
王官之战。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4年），秦穆公再次命孟明视率军攻晋。秦军东渡黄河后，孟明视为激发将士斗志，下令焚毁舟船，以示与晋军决一死战。斗志旺盛的秦军攻占了晋邑王官（今山西闻喜南），继而挥师北上进抵晋旧都翼郊。守翼晋军鉴于军来势凶猛，遂采取坚壁守卫之策，拒不出战。秦军于是南下进抵崤山，收埋三年前阵亡于此的官兵遗骨，并举行祭祀仪式。尔后秦军班师回国。
晋攻秦新城之战。周襄王三十年（前623年），晋襄公统率大军攻伐秦国，围困郡（今陕西澄城南）、新城（今陕西澄城东北），“以报王官之役”①。后因久攻不克，晋师返回。
秦穆公在位晚年多次发兵攻击晋国，其直接导火索当然是为了报崤山之败的大仇，但根本战略意图则在于打开东进通道，兵临中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虽说其中曾取得过王官之役的胜利，但是就整体形势而言，秦对晋仍处于相对的劣势。因为晋襄公虽能力不及其父晋文公，但“守成”霸业仍绰绰有余。公元前628年，晋楚两国聘使往还，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公元前627年，晋襄公率师击败狄师的进犯，俘获白狄君主。公元前626年，晋将先且居与胥臣领兵攻伐卫国，攻取戚邑（今河南濮阳北），迫使卫国臣服于晋。《左传·文公四年》载此年夏天“曹伯如晋会政”。杜预注“会政”云：“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这些情况均表明，晋在当时仍是首屈一指的中原霸主，秦穆公要想制服晋国而东进，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在这种背景下，秦穆公暂时调整了战略方针，于是采纳由余的计策，转而经营西方，去攻打西边戎族的小国，“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周天子对秦穆公的做法表示赞赏，特派召公前往秦国，赐给秦穆公金鼓等物，以褒奖其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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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四年》。
②《史记·秦本纪》。
但秦国统治者并不以“霸西戎”的成就为满足，其最高的战略目标仍是要战胜晋国，东进称霸诸侯。所以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晋襄公先后去世后，其继承者又长期展开争战，为控制桃林要塞（今陕西潼关东南）以及其他战略据点而殊死拚搏。其中主要的作战行动有下列几次：
公元前620年，晋卿士赵盾统率晋军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南）大破秦师，并乘胜追击进至刳首（今山西临猗西南）。
公元前617年春，晋军攻打秦国，夺取秦国东北部边邑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同年夏天，秦康公亲率大军反攻晋国，攻取晋国西南部边邑北征（今陕西澄城西南）。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为雪令狐战败之耻，亲率大军渡河伐晋，夺占晋西南部边邑羁马（今山西永济西南）。晋灵公委派赵盾统兵抵御秦军的进攻。两军相遇于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黄河转弯处），稍事交锋，即各自撤退。不久秦又侵伐晋国，一度攻占晋邑瑕（今河南灵宝西北）。次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①。
虽然秦国的这些军事进攻并未收到多少实际效果，然而这对于晋国来说，却是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就晋国而言，楚国才是它称霸中原的主要障碍，才是自己实施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而秦国的进攻，却使得它不得不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地位，让楚国坐收渔人之利。这在战略上是非常不利的。为此它曾设法想和秦国缓和关系，停止攻伐。但是它的厚望却遭到秦国方面的坚决拒绝：公元前608年，“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今河南崇县东北），但秦国不为所动，“弗与成”②。晋国无法可施，只好继续被迫与秦国展开对攻，劳师耗财，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情况一直到公元前578年晋师在麻隧（今陕西泾阳西南）一战大败秦师，使其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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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十三年》。
②《左传·宣公元年》。
后才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