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国战略优势地位的逐渐丧失
城濮之战的胜利，造就了晋国显赫的霸主地位。但是形势的发展，势必要渐渐打破原来战略格局的平衡，从而形成新的战略格局，这是历史发展的通则。
晋国的战略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的端倪，显露于晋襄公统治时期。由于崤之战引起秦、晋战略同盟的破裂，两国长期陷于争战的泥潭之中，结果使楚国的势力又有所复苏，重新构成对晋国的主要战略威胁。加上北方狄族的侵扰，晋国实际上处于南有楚、西有秦、北有狄族，三面受敌的不利地位。不过晋国毕竟实力强大，晋襄公也算是一位合格的“守成”之主，所以虽然战略环境并不有利于己，却仍能以霸主的身份和强大的军队，控制住中原的局面，支撑住霸业的大厦。
真正影响到晋国优势战略地位长期保持的主要因素，是晋国内部君权的削弱，异姓贵族的内讧，政治局面的混乱和腐败。
晋国自献公诛杀群公子以来，公族势力衰微，而异姓贵族势力则日趋强大。他们以才干和军功接受晋君的赏赐，担任军政要职，在政治、经济上均有雄厚的基础，掌握着很大的统治权力，影响着重要国策的制定与实施。继晋襄公而立的晋灵公、晋成公都是庸碌无为的君主，故君权受到很大的侵蚀，不能很好起到团结内部、共御外患的应有作用。
势力强大的异姓贵族，为了主导晋国政治权力的分配，也不可避免要发生矛盾与冲突。这一斗争肇始于晋襄公在位晚年。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夷”地举行大蒐礼，检阅军队，训练士卒，恢复三军旧制。当时晋襄公先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赵衰之子赵盾分别为中军帅、佐，但此举遭到原为赵衰属下，时任太傅要职的阳处父的不满和反对。此人位高权重，在晋国政坛上很有影响力，他的反对终于导致晋襄公改变决定，在同年举行的董地（今山西万荣境内）蒐礼上，赵盾当上了中军帅，并执掌国政。而狐射姑则降为中军佐。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盾是很有才干的，他对晋国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整顿。《左传》记载，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①。这些措施对于晋国社会发展，维系其中原霸主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在晋国“郤、先、狐、赵、栾、胥”等大族中，赵氏实不为最显赫者，长期以来，赵氏的地位在郤、先、狐诸氏之下②。如今赵氏在政治上暴发，把持了晋国的军政大权，这自然要引起其政敌的不满，酿成政局的动荡，其中尤其以被剥夺了中军帅之职的狐氏集团的对抗情绪最为激烈。经过残酷的斗争，狐射姑的势力被彻底击败，狐射姑本人也被迫流亡狄国。赵盾的地位于是更加得到巩固。
晋灵公在位期间，赵盾的势力日益壮大，其在政治上亦更为专横，如扈之盟，赵盾专盟齐、宋、卫、郑、许、曹六国之君，开春秋大夫主盟之先河；又如晋、秦河曲之战，赵穿违犯军律而未受到惩处，都表明赵盾权势炙手可热。晋灵公对此十分不满，君臣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导致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晋灵公死于赵盾族弟赵穿之手，赵盾本人也难逃共谋弑君的干系。到了晋成公即位，在晋国建立公族制度，“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③，赵氏成为公族大夫。这标志着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趋于衰弱，已是不可逆转的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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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六年》。
②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晋赵盾专政”条。
③《左传·宣公二年》。
晋国内部政局的演变，对于晋争霸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君臣关系紧张，异姓大夫之间的内讧，使得社会政治动荡，军心士气涣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强楚的挑战，所谓“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①。其关于灵公与赵盾关系是是非非的说法是否属实，尚可存疑，但指出因此而晋“不竟于楚”则是事实。
与外部多面受敌、战略环境日益恶化和内部纷争动乱不已的形势相同步，晋国在晋灵公、晋成公统治期间，对中原诸侯控制力亦有所减弱，战略优势地位开始动摇。公元前618年，楚国向北扩张，举兵伐郑，郑屈服于楚，随后楚又先后降服陈、蔡两国，并于次年攻伐宋国，迫使宋国背晋降楚。这一局势后来虽得到扭转，但它的发生，本身已预示着楚国势力已卷土重来，要与晋国一争高低，角逐中原霸权了。到了公元前613年后，晋国的颓势更见明显。晋与宋、卫、蔡、郑、许、曹等七国会盟于扈（今河南原阳），本意是要解决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事宜，但却由于受齐国的贿赂而不了了之。这样一来，晋国作为霸主信誉全然扫地，中原诸侯对其离心倾向日益强烈，郑穆公就愤然表示“晋不足与也”③，转而与楚结盟。随后楚、郑于公元前608年合兵攻打晋之盟国宋、陈。赵盾率兵伐郑救宋、陈；楚国则派遣司马莴贾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北林（今河南新郑附近），楚师击败晋军，俘虏晋大夫解扬，晋军被迫撤退。同年冬，晋又联合宋国南下伐郑，结果仍无功而返。北林之战的爆发以及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晋国已渐渐失去了对中原诸侯国的实际控制力，其霸主形象在不少诸侯国的心目中不复存在了，其力量已经劣于楚国而不能与其抗衡。总之，晋在城濮之战后所建立起来的战略优势地位正在逐渐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雄才大略的楚庄王跃跃欲试，准备挺进中原，确立楚国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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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左传·宣公元年》。
二、楚国势力复苏与楚庄王的图霸方略
楚国北进战略在城濮之战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楚毕竟地广民众，能较快地恢复元气，并未由此而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晋、楚争霸从此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公元前628年，晋、楚两国曾互通使节，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和好时期，但两国争当中原霸主这一根本利害冲突，决定了这种和好注定是短命的。故到了次年，便发生了晋、楚争夺蔡国的战事。先是晋、郑、陈三国军队攻许，接着是楚出兵征服陈、蔡，然后伐郑。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乃派大夫阳处父率军攻蔡，楚亦派令尹子上领兵救蔡。两军对峙于泜水（即浊水，今沙河）两岸，但最后未进行决战，而是各率军撤退。是役晋并未占到什么便宜，蔡在此后数年中依然臣服于楚，直到15年之后，晋将郤缺统兵入蔡，才逼使蔡订了城下之盟，归附晋国。这一情况表明，楚国此时整体实力虽不足以与晋全面抗衡，但依然是晋称霸的最大威胁。
崤之战后，秦、晋关系全面恶化，秦穆公与秦康公均一意联楚而对付晋国，对晋国侧后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使晋难以集中力量应付楚的挑战。这时楚国的君主是楚穆王①，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制定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为复苏楚国势力，进而争霸中原而不懈努力。
楚穆王重振楚国雄风的战略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控制汉淮流域，经营中原南部，兼并弱小无助之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进而与晋角逐中原领导权创造必要的条件。公元前623年，楚军东出攻灭江国（今河南正阳南）；次年楚又先后灭亡了六国（今安徽六安东北）和蓼国（今河南固始东北）。稍后又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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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元前626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楚成王而自立，是为楚穆王。
征服今安徽巢湖西南一带的“群舒”小国，迫使其复从于楚。晋国因受秦国及狄人的多方牵制，对楚这些翦灭中原南部小国的行动根本无法加以制止，楚国北侵势力又复抬头了。至此楚穆王重振楚国雄风的战略第一步顺利完成了。第二，在避免同晋国过早进行正面交锋的前提下，积极争夺中间地带的郑、陈、蔡、宋等
中小国家，运用军事打击和外交压力两手并用的手段，使其脱离晋国的控制，倒向自己的一边。楚穆王根据“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①这一客观形势，于公元前618年率军攻伐郑国，屯驻在郑国境内的狼渊（今河南许昌西），郑降服于楚。楚穆王进而征伐陈国，陈国也很快归降，陈的邻国蔡亦迫于形势而随同附楚。次年，楚穆王与陈、蔡、郑之君在厥貉（今河南项城西南）会盟，联合进兵伐宋，宋孤立无援，只好背晋降楚。至此，楚国势力基本复苏，重入中原与晋国争夺霸主地位。可见，楚穆王是楚庄王称霸的过渡人物，他的军事战略运用及其成功，为楚国摆脱城濮之战战败阴影，重新走向中原，角逐霸权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翌年，其子继位，即楚庄王。他是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他的霸业为楚国历史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楚庄王刚继位时，晋国利用楚国君位更替、政局尚不稳定的机会，重振其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公元前613年，晋出面召集鲁、宋、郑、卫、许、曹诸国之君在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举行盟会。次年，晋以蔡国没有应召赴新城之会为由，派遣卿士郤缺率晋上、下两军南下攻蔡。晋军击败蔡北部守军，继而对蔡都城发起猛攻。蔡庄公被迫向晋乞和，依附于晋。陈、蔡、郑等国本已屈事楚国，如今又转而从晋，这对楚国的北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楚庄王决非是庸碌无为的君主，经过三年时间的静观时变，等待时机之后，他开始将扩张势力，称霸中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为此他制定了系统的战略方针，整顿内政、发展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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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九年》。
军事出击多管齐下，揭开了与晋全面抗衡、角逐霸主斗争的帷幕。
第一，平定内部叛乱，稳定政治大局，举贤任能，发展经济，扩充武备，为北上争霸奠定坚实的基础。楚庄王即位之初，国内旧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君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楚庄王对此十分重视，同贵族分裂叛乱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是平定了公子燮和公子仪的叛乱，并在即位九年后一举剿灭兴兵叛乱的若敖氏。这些贵族叛乱势力被彻底铲除，使楚国的政局趋于稳定，君主中央集权得到了有力的巩固。与此同时，楚庄王积极改革内政，举贤任能，他起用著名政治家孙叔敖为令尹（相当于宰相），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国开垦荒地，规划土地，兴修水利，整理河道，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楚庄王积极扩充武备，训练军队，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楚国富国强兵这一事实，连敌对的晋国人士也看得非常清楚。如士会就曾指出：“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即孙叔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①。这表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楚庄王已具备了足够的北上争霸实力。
第二，攻灭庸、舒蓼等小国，消除侧翼的威胁，巩固楚国在江汉流域地区的统治地位，为其争霸中原创造必要的条件。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严重饥荒。戎人乘机进攻楚的西南地区，一直打到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大林（今湖北荆门西北），又转而进攻楚东南地区的訾枝（今湖北钟祥境内）。庸国（今湖北竹山西南）国君统率邻近蛮族各部叛楚。麇国（今湖北郧县）国君则集结百濮部落的力量于选邑（今湖北枝江县境），伺机攻楚。面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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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宣公十二年》。
重外患，楚庄王采纳司马蒍贾建议，放弃迁都计划，决心先机制敌，先击溃百濮势力，使其臣服于楚，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庸国。在秦、巴等国军队的配合协同下，楚庄王将楚军分为两队夹击庸人，一举战胜实力较为雄厚的庸军，在同年八月灭亡了庸国。是役楚庄王不仅使楚国转危为安，使楚国声势大振；而且消除了来自侧后的军事威胁，得以全力与晋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
第三，连续北进中原，用武力与晋国争夺中原地区，以求赢得对郑、宋、陈、蔡等国的控制，并观兵周疆，显示楚国的声威。在春秋时期要成为一代霸主，树立霸权，其重要标志是，通过盟会等手段，迫使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如郑、宋、许、陈、蔡、曹、卫等国依附臣服于自己，承认自己的霸权，听从自己的驱使。楚庄王要想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在这方面的作法也不例外。楚庄王刚即位时，此前一度衰落的晋国势力又有所增强，对此楚庄王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等待内部稳定，国力增强后，即多次出兵中原，攻伐陈、郑等中小国家，以求它们背晋从楚，树立楚国的霸权。为了使自己的这一目的能顺利实现，楚庄王还加强了外交攻势，以孤立晋国，争取郑、宋诸国屈服。具体的做法就是西联秦国，东盟吴、越，北交鲁、曹。楚庄王这一北进进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奏效的，它使得郑、陈、蔡诸国多次叛晋附己，晋国对中原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楚国在战略上日益处于优势主动地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出兵征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使臣询问九鼎之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席卷天下的用心，也显示了楚国势力已全面崛起的事实。
在楚庄王的北进战略中，制服陈国、控制郑国是两个主要目标，因为制服了陈国，楚国北上的孔道才能通畅无阻；控制了郑国，等于占据了中原腹心，进而可以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势力南下。所以，楚庄王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与晋国争夺郑、陈两国而展开的。其中尤以争夺郑国为首要任务。为此，从公元前606年至公元前598年的短短八年中，楚七次攻伐郑国，在对晋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
但是，楚在此时对晋并不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决定了双方对中原的争夺是长期的、激烈的。而处于大国夹缝之中的郑、陈、蔡等国，为了求得生存，也只能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铤而走险，急何能择”①的态度，楚强则服楚，晋强则服晋，绝不遵守信用：“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③这种长期拉锯战局面的存在是楚庄王所不愿看到的，晋、楚双方只有通过直接军事交锋才能打破这种局面。这是晋、楚邲之战爆发的深厚根源。
三、晋、楚邲之战
楚庄王的北进战略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楚国势力已全面崛起，并对晋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他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要为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奋斗。
如前所述，当时郑、宋等国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对晋、楚双方都是旋服旋叛。公元前598年郑再次归服于楚，同年夏郑与楚、陈两国国君在陈邑（今河南西华西北）盟会。但不久它又权衡利害，主动向晋国请和。楚庄王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以彻底征服郑国，完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并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楚庄王以郑通晋叛楚为罪名，在周定王十年（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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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十七年》。
②《左传·宣公十一年》。
597年）春亲率大军攻伐郑国，就此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强抵抗，但终于为楚所攻陷。郑襄公肉袒牵羊向楚庄王谢罪请和。庄王左右大臣建议乘机灭郑而并吞其地。庄王则认为楚若灭郑，其政治影响对楚不利，遂从争霸战争的全局出发，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下令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母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军事行动方案之时，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先縠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战，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①。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先縠遂不顾苟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先縠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荀首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先縠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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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宣公十二年》。
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下令全军南渡黄河。晋军渡河后进至邲地（今河南衡雍西南），背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认为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可战而胜之，“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①故建议楚庄王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戌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允诺郑军将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先縠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于此在矣”②。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先縠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国这次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主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共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先縠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师，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驱逐出去，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避）敌！群臣无所逃命。”③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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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左传·宣公十二年》。
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作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进一步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对荀林父心怀不满的将佐魏铸和赵旃，也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遂疾进师，车驰卒奔”①，猛烈打击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铸、赵旃、荀?部以沉重的打击，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舷，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右军的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是役的胜利，邲之战就此画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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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宣公十二年》。
元前595年，楚庄王乘邲之战胜利之威，再接再厉，兴兵伐宋，进围宋都。宋向盟国晋国告急求援，但晋畏惧楚的实力，且为赤狄与秦的侵扰所牵制，除了口头承诺出兵援助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楚军围宋达9个月之久，宋人虽殊死抵抗，但终于力不能支，于次年夏五月被迫降楚。与此同时楚国还先后与齐、鲁聘使通好。至此，楚国北进中原之势力达于鼎盛，楚庄王终于登上了霸主的地位。
四、邲之战简评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之列。
邲之战的胜负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大战却有某种类似处，即胜负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确或谬误。晋军遭受失败，一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尚未渡河而郑都已破，楚军已从围郑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兵力，主动地对晋军作战。即所谓主客地位不同，晋军一开始即处于被动。二是内部将帅不和，意见分歧，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不能集中统一指挥，为部属强迫被动应战。三是晋方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在和谈尚未取得成功之时，即放松戒备，丧失警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四是当个别部将的擅自挑战引起战斗全面爆发后，晋军统帅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险。五是军队在敌人威胁下渡河，既未能组织战斗击退敌人，又未能妥善实施防御掩护退却，导致一片混乱，损失颇重。由此而丧失作战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的高明一筹。楚军在围郑之前，即已在蔡地建立了战略前进基地，有了在中原持久作战的准备，故围郑之战持续数个月后，仍能保持军队较旺盛的战斗力。楚军在晋军渡河前即已完成集中和战备，形成了以有备临无备的优势。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样各自为政。他善于利用晋军内部战和不定、意见分歧的弱点，在战前一再遣使侦察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抓住晋军擅自挑战者的轻妄行动，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攻势，一举击败了晋军。至于有的论者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前中期作战遵循“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军礼原则而产生的误解。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邲之战的影响和意义都不及城濮之战。是役楚虽胜晋，但并未予晋军以歼灭性打击；晋军虽败，但并未真正大伤元气。这就为尔后的晋继续与楚争战保存了相当的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