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国内乱与悼公继立
鄢陵之战后，晋在争霸中原斗争中又一次对楚形成明显的优势，晋厉公再接再厉，加紧了对继续依附于楚的郑国的打击。公元前575年，晋厉公召集鲁、齐、卫、宋、邾等国在沙随（今河南宁陵北）举行会盟，又和周王室卿士尹武公一起率诸侯军伐郑。次年，晋厉公率诸侯军再次伐郑，周室派卿士尹武公、单襄公参加，以表示王室的支持。伐郑之后，晋厉公在柯陵（今河南临颍北）召集诸侯会盟。同年冬天，晋厉公又一次统率诸侯军伐郑。晋厉公这些伐郑军事行动，体现了中原霸主的显著特色。第一，每次伐郑，都是召集诸侯组成联军进行的。第二，行动得到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一周天子的明确而坚定的支持。第三，楚国虽为郑的盟国，但慑于诸侯联军之威，不敢轻举妄动，与晋国作全面的对抗。这表明鄢陵之战后，晋国的霸业又一次发展到了极盛。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晋厉公的功业达到辉煌顶点之时，也正是晋国衰运萌芽之始。本来，根据当时晋国所处的有利战略形势，晋国照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威服控制诸侯，维持并壮大霸业，但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内部动乱却最终葬送了这个机遇。
长期以来，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并曾多次激化为血腥的冲突。其卿权太重，各拥军队，内部不团结，政出多门，乃是无法治愈的痼疾，严重影响了晋称霸中原大业的顺利进行。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这些弊端有时还能暂时被掩盖起来，但一旦外患消除，原先所潜伏的国内政治矛盾便会迅速激化，导致残酷的内讧。这一点也为晋国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如范文子见晋军鄢陵凯旋而归，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忧心忡忡，认为内乱就要爆发，甚至希望自己快点死去，以免于难。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①。
形势的发展果真证实了范文子的预感。晋厉公取得鄢陵之战大捷后，即开始将注意力转到解决国内问题，致力于削弱诸卿的权力，以巩固公室：“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②。其主要措施一是任用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宠臣为心腹，委以重任，削夺诸卿手中的权力。二是利用栾、郤等大族之间的矛盾，伺机各个击破。鲁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十二月，晋厉公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对强卿实施打击。嬖臣胥童建议先除掉郤氏，“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太族，不偪；敌多怨，有庸”③，为晋厉公所采纳，于是发兵攻打郤氏，诛杀“三郤”，——郤犨、郤锜和郤至。胥童等人接着又“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④，希望趁灭郤氏之势，进而翦除栾、中行等大族。可晋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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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左传·成公十七年》。
这时却犹豫了起来，不忍心扩大诛杀范围，遂命放掉他们。同时使胥童担任卿职，以控制朝政。
晋厉公打击强卿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触犯了强卿大宗的既得利益，故两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放过栾、中行二氏，实为养虎贻患，殊为不当，遂酿成了更大的内乱。栾书、中行偃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剥夺，纠集力量进行反扑，先是杀死胥童，除去了晋厉公的股肱，接着于次年又弑杀了晋厉公本人。这场残酷血腥的内部动乱，严重损害了晋国在鄢陵之战后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地位，使其错过了独霸中原的极好机会，也使得楚国在中原的势力又有所抬头。公元前573年，楚联合郑国共同兴兵攻打宋国，夺取幽丘（今河南考城境内）、彭城（今江苏徐州）等要邑，就是这一态势的具体表现。这样，便使得晋、楚对中原霸权的争夺依然处于胶着的状态。
栾书、中行偃等弑杀晋厉公以后，即派遣苟薷、士鲂等人前赴洛邑，迎接居住于王畿的晋襄公曾孙公子周返国继承君位。公子周时年14岁，但聪慧果敢，有胆有识，他知道自己以公室支庶孽子的身份承继大统，处境势必险恶，根本无法驾驭那些骄横跋扈的强宗大族，稍有不慎，便会和晋厉公一样，有生命之虞。为此，他一开始就注意调整各种关系，树立自己的权威。在返晋途经清原（今山西稷山东南）时，他对前来迎接的晋国卿大夫们说：“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①，对群大夫立自己为君一事表示感谢。接着话锋一转，申明自己为君是“天意”所归，“神灵”所佑，要求诸大夫届时听从自己的命令：“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②。这一番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话给了那些平素骄横惯了的卿大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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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晋世家》。
②《左传·成公十八年》。
个很大震动，不得不异口同声地表示：“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①。君臣双方遂缔结盟誓。不日，公子周在卿大夫的簇拥下进入晋都绛城，朝于武宫（晋武公之庙），正式继位为君，是为晋悼公。
从清原盟誓一事中可以看到晋悼公年纪虽幼，但干练睿智，洵非等闲人物，由他来完成晋国的复霸大业，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二、晋悼公复霸的政治、外交、军事措施
晋悼公是在晋国内强宗大族桀骜不驯，晋、楚争霸仍处于战略相持不下的背景下即位的。这就决定了晋悼公的复霸努力必然是全方位的，即包括整顿内政，发展实力，联合与国，打击楚国等各个方面。
（一）限制、平衡、利用卿族势力，改善内政，稳定政局
晋悼公即位伊始，立刻除掉了夷阳五、长鱼矫等扰乱晋国政局的七名嬖臣，这一方面是借此显示自己作为国君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因夷阳五等系晋厉公提拔重用的近臣，如今一一除却，正好用来表明悼公自己依靠和支持卿族的态度和稳定政局的愿望。故赢得栾、中行等大族的拥戴。
当然，晋悼公也深以晋公室萎靡不振，卿权太重，以致影响晋争霸战略全局的局势为忧虑。因此，他在可能的条件下对卿权加以限制。其主要的手段有二：一是适当削弱卿族手上的军政大权，改革军队内部统御体制，不让诸卿平时直接统率军队，另立军尉治军，具体负责军队的训练、教育诸事宜。此即所谓“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二是利用诸卿之间的矛盾，巧妙加以平衡和操纵。和晋厉公大刀阔斧压制强卿大宗的做法明显不同，晋悼公一般不和卿族针锋相对，他即位后不纠弹栾书、中行偃弑杀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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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成公十八年》。
厉公事件，就是明证。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尽量使卿族间的势力维持平衡状态，使其互相牵制，以免卿族威胁君权。为此，他精心地调整了文武卿相的人选，特别重视恢复某些沉沦的卿族的地位，形成和权势炙手的卿族的抗衡力量。他任命魏氏的魏相和魏颉、赵氏的赵武、范氏的士鲂等人为卿，魏绛为中军司马，士渥
浊为太傅，韩无忌为公族大夫①。这就分散了栾氏、中行氏手中的权力。晋悼公在位期间，晋国政局比较稳定，做到“四军无阙，八卿和睦”②，当与这种使卿族势力“平衡”的策略很有关系。
在稳定政局的基础上，晋悼公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缓和国内矛盾，争取民心归附，为重振晋的大国地位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其具体措施《国语》、《左传》等史书多有记载，其要有：“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③；“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毕故刑，赦囚系，宥同罪，荐积德，逮鳏寡，振废淹，养老幼，恤孤疾”④。这些措施在实行数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载晋国“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倡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⑤，就是充分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史家称晋悼公为晋文公之后春秋最有作为的君主，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加强对宋、郑等国的争夺和控制
在政局稳定、国力充实的基础上，晋悼公开始加强对外争夺霸权活动的力度，并以此作为其复霸事业的中心。
晋悼公对外争霸的主要方向，仍同其前任一样，是展开对郑、宋等中原腹心国家的争夺和控制。其中就宋国来说，主要是加强对它的控制；而就郑国来说，重点是加强对它的争夺。晋悼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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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左传·襄公八年》。
③⑤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④《国语·晋语七》。
绝大部分战略措施和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目标而制定和施行的。
晋悼公继位的那一年，楚国乘晋忙于整顿内政，无暇外顾之际，联合郑国攻伐宋国，攻占了宋国的要邑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并把宋国亡臣鱼石等安置在那里，派300乘战车的兵力替他们守卫。以此在晋国战略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以直接威胁宋国，并进而牵制晋国的行动。宋是晋联络齐、鲁、吴、邾、曹、卫等国的通道，其得失与否，对晋国霸业影响至为重大，因此，晋对宋的局势十分关心。公元前573年秋天，宋派兵进围彭城。同年冬天，楚派军救彭城并攻宋。宋执政大臣华元赴晋告急。晋中军主将韩厥认为“成霸安强，自宋始矣”①。晋悼公遂亲征救宋，迫使楚军撤退。次年春天，晋悼公统率鲁、卫、晋诸国联军围攻彭城，守军降，晋俘获了鱼石等宋叛臣。经过这次军事行动，晋国达到了保护和控制宋国的战略目的，为进图郑国铺平了道路。
鄢陵之战后，楚国仍拥有相当的实力，由于郑国仍死心塌地附从于楚国，楚国因而仍能控制许、陈、蔡、江、六诸国。所以晋悼公要复霸，将楚国势力驱逐出中原，在不和楚国作战略决战条件下，只能把争夺郑国列为主要战略目标。出于这样的考虑，晋悼公即位伊始，就展开了与楚国争夺郑国归属的长期斗争。
周简王十四年（前572年）五月，晋乘平定宋乱之威，派遣中军主将韩厥率齐、鲁、晋、曹、邾诸国军队进攻郑国，入其郛，击败郑国的徒兵，并乘胜进攻楚国的焦夷（今安徽亳县），进达于陈（今河南睢阳）。当时集结于陈、六之间的楚军畏晋之强，不战而退。晋联军亦撤兵回国。待晋罢兵撤走后，楚又联合郑国分别进攻宋国的一些要地，欲借此扰袭战之战法以使晋国疲惫不堪。
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六月，坚决与晋作对的郑成公去世，晋悼公乘机会同宋、卫二国之师攻伐郑国。当时郑国内部分为亲楚、亲晋两派，但当权的是亲楚派公子驷，他仍坚持附楚，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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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成公十八年》。
晋、宋、卫联军。晋悼公遂召集宋、鲁、卫、曹、齐诸国大夫会盟于戚，以谋服郑之策。鲁国大夫孟献子建议筑虎牢城以制服郑国，为晋悼公所采纳。同年冬天，晋会同齐、鲁、宋、卫、曹、邾、滕、薛诸国占领虎牢。楚国此时适有公子申与子重、子辛争权内乱事件发生，无力援救郑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郑国被迫背楚从晋。
晋悼公筑虎牢城以制郑这一着，是非常高明的战略措施。虎牢在温县之南，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晋军控制它后，可以以逸待劳，对郑国侧背构成严重的威胁，一旦攻郑，即可朝发而夕至，在这种条件下，郑国不能不对晋表示屈服。晋国方面则可以进一步图谋陈、蔡，使中原形势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所以当公元前570年晋悼公与齐、鲁、卫、郑、宋、莒、邾诸国会于鸡泽（今河北永年西南）时，楚的长期盟国陈国也主动前来参加。这表明晋国争霸中原的战略形势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晋保宋图郑的战略目标已初步实现，晋悼公复霸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心
（三）采取“和戎”策略，解除后顾之忧
晋国的北部散杂居住着许多戎狄部族，他们力量虽不是很强大，但却经常骚扰晋国边地，给晋国的侧背造成一定的威胁。晋为了摆脱多面受敌的处境，集中力量与楚争霸，长期以来对北方戎狄部族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政策，并收到了较大的成效。这一基本国策也为晋悼公所继承执行，魏绛“和戎”之策的提出和成功，就是这方面的重大进展。
周灵王三年（前569年），北方戎族的无终（在今山西太原一带）等国见晋国日益强盛，白狄、赤狄等部几乎全为晋所翦灭，遂派遣使臣孟乐携带虎豹皮等礼品来到晋国，．希望通过晋大夫魏绛表示愿意率诸戎对晋纳贡求和。对诸戎的诚意，晋悼公开始时表示怀疑：“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①。魏绛则认为这样简单处理的做法不妥，指出：“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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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四年》。
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①魏绛从对楚争霸的战略全局出发，主张北和诸戎。他进而具体分析了采取安抚办法跟戎族交好关系的益处：“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②。由此可见，“和戎”的举措，既可促成戎狄事晋，解除晋国的后顾之忧，使晋免于腹背受敌；同时又可使诸侯畏威怀德，巩固联盟关系，以对付主要敌人楚国，是具有积极战略意义的。晋悼公从善如流，遂采纳了魏绛的和戎建议，委派魏绛作为晋的全权代表和无终等戎族国家缔结盟约，“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③。这一战略的实现，扩大了晋国的疆域，稳固了后方，使晋国得以腾出全部力量南进与楚国争夺中原霸权。这乃是晋悼公复霸事业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三、三驾之役
晋悼公通过整顿内政，从事对外军事行动以及北和诸戎等军政、外交措施，使晋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复霸的坚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倾主要力量同楚争夺中原霸权，其主要标志就是发动“三驾之役”，疲楚弱楚，争取到郑国的长期归附。
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后，郑国虽然一时臣服于晋，但不久又背晋附楚。此后，在一段时间里，郑国依然对晋、楚采取依违态度，游移于两大国之间，时服时叛。这中间固然有郑国国内统治集团分裂为亲晋、亲楚两大派的原因：“子驷、子国、子耳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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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四年》。
②③ 《左传·襄公四年》。按，《国语·晋语七》对魏绛“和戎”一事也有类似记载，但不若《左传》详尽。
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①。但关键原因则在于郑地处中原腹心，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首当其冲，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控制目标，而郑国本身又无实力抗击大国的进攻，只好晋强附晋，楚强附楚，根本不讲什么盟誓信守。正如子驷所说：“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②。于是在公元前565年到前564年短短二年中，竟然三次变换宗主国，一会儿附晋，不一会儿又附楚，在两大国中间玩弄起危险的周旋游戏。
楚国此时实力已不如晋国，但又深知放弃郑国对己北上争霸的严重危害，所以决定在不与晋进行战略决战的前提下，继续与晋争夺郑国，为此它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办法，与晋国巧妙展开周旋。晋悼公对楚国的战略意图有所察觉，他知道连年用兵，敌我俱疲决非明智的选择，所以他决定巩固根本，对楚国采用新的战略，把晋方的优势扩大为胜势。
从这一战略指导出发，他采取了三方面具体的措施。第一，在国内赈济贫困，调动各方面的参战积极性。厉行节约，充分发掘战争潜力，“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旌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③。第二，多次举行诸侯盟会，制造声势，对楚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军事压力，从公元前570年到公元前562年的八年间，晋悼公曾九次大会诸侯，把除楚、郑以外的大小诸侯几乎全拉到自己的一边。其中有些盟会还直接促成了对楚的军事进攻。如公元前563年，晋与齐、宋、鲁、吴诸国在柤（今江苏沛县东）会盟，加强与吴国的联系，使其向楚进攻。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三分四军”以疲楚。即把晋国的上、中、下军、新军（三行）及诸侯的军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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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左传·襄公八年》。
③《左传·襄公九年》。
组成三个战役集团，轮流作战，以疲惫楚军，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一切就绪之后，晋悼公遂自公元前563年起，正式实施中军元帅荀?所提出的三分四军、轮番击楚的“三驾之役”。
（一）一驾之役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晋悼公会集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多国之师攻伐郑国。是时，适逢郑国发生内乱，晋悼公为表示宽大，不趁乱进攻，而令诸侯之师增筑虎牢而戍守。晋军则由士鲂率兵筑梧（今河南荥阳），魏绛帅兵筑制（今河南汜水县的汜水关）戍守，以直接威胁郑国。郑国于是又背楚附晋。楚令尹闻报晋联军入郑，即率兵北上，援救郑国。十一月，晋中军主帅荀?拟退军纵楚而后击之，因受军将栾黡的掣肘，而率晋军与诸侯军南下①，与楚军夹颍水对峙。郑国见楚援军到，又与楚订盟。晋军将领对郑的行为大为愤慨，栾黡更主张移师攻郑，但为荀?所制止。他认为“三分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疲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②。现在疲敌目的既已达到，“不如还也”。于是乃率兵北返楚国见晋国退兵，也班师归南。是为晋悼公的一驾之役。晋军在是役中进退自如，基本上掌握着主动权；而楚军则是被动应付，劳而无功。
（二）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郑、宋发生武装冲突。宋是晋的坚定盟国，故晋对此必然作出反应，遂于同年四月，派遣荀?统率晋新军及齐、宋、卫三国的军队进攻郑国。联军进军至向（今河南洧川西南）、旧许（今河南许昌），欲引诱楚军出动，使其疲敝。楚军不出，联军于是又还军围郑。郑因得不到楚国的援助而向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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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左传·襄公十年》载，荀?闻楚师援郑，则计划实行战略退却以疲楚师，“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战矣。一但栾黡反对，并言“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 荀?不得已而率晋军南下。
②《左传·襄公九年》。
屈服。七月，双方定盟于毫，晋军随即撤离。是为晋悼公的二驾之役。
（三）三驾之役
楚国见晋国实力强盛，诸侯依附，自忖无力单独与晋抗衡，于是向秦国求助。于这年秋天会合秦师攻打郑国。郑国再次归附楚国。但是此时晋军早已离开郑境，楚军扑空，长途跋涉往返使将士疲困不堪，国力为之损耗，战略上陷于被动。九月，晋悼公又起诸侯之军伐郑，观兵于郑之东门。郑国一方面向晋请和，一方面向楚求救。但楚见晋为首的诸侯之师强大，自知已非晋之对手，遂不敢出兵与晋联军决战。郑国见楚的态度软弱，十分失望；又为晋悼公在进军过程中申饬军纪，宽释郑俘的仁厚做法所感动，遂下定决心诚意依附晋国，完全站到晋国的一边。同年十二月，郑及晋、鲁、卫、齐、宋等诸侯会盟于郑地萧鱼（今河南原阳东），正式订立盟约。由晋悼公为盟主的萧鱼大会，成为城濮战后践土之盟以来，以晋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会。郑国从此附晋20余年而不再复叛，中原大局再度稳定。是为晋悼公的三驾之役。
四、简评
“三驾之役”的胜利和萧鱼之会的举行，标志着楚已无力北上同晋作全面抗衡；标志着晋保宋、服郑战略目标的全盘实现；标志着晋悼公复霸大业达到鼎盛。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①，这一记载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是完全真实的。
晋悼公夺取“三驾之役”的胜利，实现晋国复霸的理想，是他和卿大夫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制定和实施正确战略、策略方针的产物。具体地说，这首先是战略步骤的适宜，即先内后外，先计后战，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从整饬内政开始，发展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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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九年》。
强军队战斗力，处理好复杂人事关系，调动备方面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北和诸戎，南联诸侯，控制宋国，争取郑国，孤立楚国，为最后制服楚国，迫使其收敛北上争霸锋芒，完成晋国独霸中原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次是战略措施的高明，即主攻方向明确，手段运用巧妙，进退尺度妥当，实施途径可行。晋悼公的全部政治、外交、军事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战胜强楚，完成复霸这一中心而开展的。他妥善处理君卿之间关系，是为了消除内耗，团结对外；他训练军队，开源节流，是为了满足对楚作战的基本需要；他北和诸戎，是为了免除来自侧背的威胁，集中力量对付楚国；他汲汲于保宋、服郑，是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关闭楚国北上的门户，窒息楚活动的生机。在明确主攻方向的前提下，晋悼公运用高明的策略手段来确保自己战略意图的实现，这主要表现为善于处理霸主和其他依附诸侯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争夺郑国的方式来调动、疲敝楚国，削弱其实力，完成战略态势的转变，而避免与楚作正面的决战。前者如他革除许多外交弊政，使中小国家对霸主的贡赋和朝聘有一定限度和明确规定，并厚待诸侯国君之来朝觐者，争取到中小诸侯的倾心归附。后者如“三分四军”，疲惫楚军，使其陷于被动，最后不得不暂时放弃逐鹿中原的战略。
当然，作为时代条件的产物，晋悼公的复霸大业并不十分坚固。他虽然能驾驭强卿大族而稳定政局，但终究不能铲除卿大夫专横跋扈的土壤，扭转不了公室衰颓、强卿擅权的历史趋势，而正是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决定了好不容易才造就的悼公复霸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必然在其身后迅速走向败落。虽然晋“三驾之役”的作战指导有独到的精彩之处，它使晋国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收到了屈服郑国，挫败楚国的显著效果，并对后世军事战略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后来吴楚争霸战争中伍子胥三分吴师，疲楚误楚的战略指导，就显然是受晋悼公“三驾”的启示。但是由于它的立足点在于疲敌、屈敌，而不在于主动积极歼灭敌人，摧毁其有生力量，这样就使得对手能够保持相当的实力，可以韬光养晦，一俟条件成熟，便能进行反扑。晋悼公战略指导上的这一不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复霸事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