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晋平阴之战
正当晋悼公霸业如火如荼，大有独霸中原势头之际，公元前558年，年仅30岁的晋悼公突然去世了。他的死，无论是对晋国内政的演变，还是对整个中原战略局势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具体地说，随着晋悼公的去世，晋国内部君臣之间的暂时平衡渐渐又被打破，强卿大族之间的倾轧争夺斗争日趋激烈，以至晋无力专注于对外控制诸侯，维持霸权，并导致齐晋武装冲突的发生和楚国势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从而使晋景公以来历代晋国国君经艰苦卓绝努力所缔造的霸业走向动摇和瓦解。
公元前557年，悼公之子姬彪以冲龄继位，是为晋平公。当时晋国的执政者是荀偃（即中行偃）等人，他们仍以打击、压制楚国势力为战略重点，所以在晋平公即位当年，荀偃与栾黡即统率晋军攻伐楚国，在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北）击败楚军，侵入到楚国的方城以外。湛阪之战又给楚国以沉重的打击，使晋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此时，晋国兵威强盛，对楚占有明显的优势，吴国又不断从侧后攻扰楚国。楚虽联秦以对付晋国，但并不能对战略态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竟然爆发了齐晋之间的战争，使得中原反楚联盟发生严重分裂，晋对楚的战略优势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
齐国自齐顷公鞍地一战失败以来，一直依附于晋国，成为晋国争霸斗争中的重要伙伴。可此时齐灵公狂妄自大，又未能远谋，乃接受周灵王所赐的“霸主”头衔，要和晋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为此，齐灵公趁晋悼公新丧之际，背叛盟约，于公元前558年联合邾、莒等小国兴兵攻伐同盟之鲁国，并公然与楚国通使修好。这造成中原同盟团体内的绝大混乱，给正处颓势的楚国以坐收渔人之利的机会。晋国方面自然无法容忍齐灵公这种行为，先是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对齐施加压力，在公元前557年出面主持有鲁、宋、卫、曹、郑、莒、邾等国参加的湨梁（今河南济源市西北）之会，向齐发出警告。然而齐灵公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睬晋的威胁，于公元前556年策动卫国伐曹，并联合邾国再次攻打鲁国。鲁、曹均向晋求急。晋国君臣见外交制裁不能产生效果，决定乘齐楚联盟尚未十分巩固之时，动用军事手段对齐作彻底的打击，以惩罚齐灵公私通楚国，侵伐同盟国，“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①的“不轨行为”，于是就在公元前555年揭开了齐晋平阴之战的帷幕。
周灵王十七年（前555年）夏，晋国首先发兵攻伐卫国，开始执行其盟主之义务，展开救盟伐叛的军事行动。卫国自然绝非晋的对手，很快就向晋国降服。晋平公于是在同年十月统率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12国军队攻伐齐国，联军很快开入齐境，齐灵公见晋大举来攻，遂集结兵力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一带进行抵御。
晋军统帅部根据齐军主力尽出迎战，都城临淄空虚等情况，遂制定以主力攻打平阴，与齐军作正面相持，另以一部沿鲁、莒国境迂回过沂蒙山区，从侧后进袭齐都临淄的战役指导方针。部署既定，晋联军主力即向齐军发起攻击，给齐军以很大的杀伤。接着一方面通过中军副将范宣子向齐大夫透露晋军一部正乘虚袭击齐都的消息，以威慑对手；另方面又让军队多树旗帜，广布军阵，曳柴驰骋扬起尘土，以迷惑齐军，威震敌胆。齐灵公得悉晋联军袭击都城的情况，忧心如焚，又见当面晋军实力强大，无法抵御，乃利用夜幕掩护悄悄撒军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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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八年》。
晋联军侦知齐军夜遁，遂于十一月初一日入据平阴，尔后即发起猛烈的追击。在追击过程中，晋军多次击败齐军断后部队，俘虏齐勇将殖绰、郭最等人，摧毁了齐军的阻击企图。接着，晋联军主力抵达临淄城下，在与先期到达那里的晋、鲁、莒迂回袭齐部队会合后，向齐都发起凶猛的攻势，先后攻破临淄的诸门，并焚烧南郭、东郭、西郭、北郭。齐灵公眼见城陷在即，乃率部突围，逃往邮棠（今山东即墨南）。晋平公、荀偃等攻入临淄后仍统率联军继续追击，以期予齐以彻底的打击。十二月初八日，诸侯联军进抵潍水（今山东潍坊境内），因闻报楚国兴兵伐郑以救齐，担忧后方遭受威胁，才停止追击，撤军西还。齐晋平阴之战至此乃告结束。
齐晋平阴之战，是齐灵公企图称霸，背盟通楚，攻伐盟国而引起的。齐灵公本非英明之主，又无贤才为之辅佐，加上国力远逊于晋，所以他的争霸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是他的这种昧于形势的愚妄举动，适足以扰乱中原战略格局，给晋国称霸中原的战略全局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为楚提供复苏力量、与晋抗衡的机会而已。
晋国召集诸侯联军攻伐齐国，乃是不得已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政治上，晋作为中原霸主，自然无法容忍齐国背盟通楚行为，不能让自己抗楚战略全局受到干扰，因此一定得作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由于晋是以救盟伐叛的名义起兵，所以一开始就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并赢得几乎所有盟国的支持。在战略决策上，晋也是明智正确的。它见齐叛已附楚已成事实，势难挽回，就当机立断，趁齐楚联盟尚未巩固之际迅速对齐出兵，予敌以坚决彻底的打击，实施各个击破，实为高明之举。至于晋军的战役指导，尤为高明卓越。它先是以正面相持、侧后迂回的战法置敌于被动境地，迫使齐军仓皇退却；继而实施猛烈追击，歼敌有生力量，并从东西两面对齐都临淄形成夹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胜利攻入临淄；尔后又对败退中的齐残军发起深远的战略追击，一直进抵潍水，并及时根据楚伐郑新情况的出现，而停止追击，回师逼退楚军，使主要敌人楚国无隙可乘。晋军这种奇正并用，速战速决，深远追击的战役指导，为夺取战争胜利，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并对后世作战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吴楚柏举之战中，吴军采用的速战速决，乘胜追击，大创聚歼的战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齐晋平阴之战中晋军某些战役指导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二、晋国栾氏之乱与齐庄公攻晋
平阴之战给齐国以沉重的打击。不久晋又联卫出兵攻伐齐国，当时荀偃已去世，由范宣子（士匄）继任晋中军主将。当晋、卫联军进抵齐邑毂地（今山东东阿）时，适值齐灵公病故，齐国发生内乱，晋联军按照“不加丧，不因凶”等军礼原则而班师回国。
继齐灵公而立的是齐庄公，他即位后因需要集中精力稳定内部，无力再与晋抗衡，遂主动向晋请和，暂时又回归晋国的战略阵营。晋平公见齐国归服，就于周灵王十九年（前553年）夏天，召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举行会盟。澶渊之盟是晋平公霸业的顶点，当时附楚的蔡国不堪楚的盘剥亦前来投靠晋国，使晋的声威再次遍及中原。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诸侯争霸这时已渐入衰微阶段，晋平公的霸业也日趋强弩之末，再也不可能重现往昔的辉煌了。而国内栾氏之乱的发生，卿族内部矛盾的加剧，以及齐庄公乘乱起兵袭击晋国纵深，则使得晋国国势明显衰退。
栾氏是晋国一个强宗大族，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早在晋悼公统治期间，栾黡即桀骜不驯。在晋伐秦的棫林之役中，他充任下军主将，拒不听从主帅荀偃“唯余马首是瞻”的命令，扬言“余马首欲东”①，率领下军扬长东归，致使晋军的整个作战部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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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到严重的破坏。栾氏的骄横，造成与其他卿大夫之间的尖锐对立。晋平公期间继任中军主帅的范宣子父子就与栾氏势不两立。此时栾黡已去世，其子栾盈继任下军主将，范、栾两氏的矛盾丝毫未见缓和。到了晋平公六年（前5 52年），终于演变为一场血腥的残杀。
在这场内乱中，范宣子先发制人，驱逐栾盈，并诛杀栾氏的党羽黄渊、羊舌虎等10名晋大夫。栾盈因变起仓猝，未暇反扑，只得仓皇逃奔楚国，不久又投奔齐国。齐庄公认为可以利用栾盈图谋晋国，以报平阴之役失败之仇，遂接纳栾盈，加以豢养。栾氏之乱遂因有齐国的插手而趋于复杂化。
晋国执政者对流亡中的栾盈的活动是有警惕的，曾于公元前552年、公元前551年先后两次召集诸侯会于商任（今河北任县东南）和沙随（今河南宁陵西北），警告诸侯不许接纳栾氏。然而齐庄公对此毫不理睬，反而加紧策划潜送栾盈回晋国发动武装叛乱。
公元前5 50年，晋嫁女于吴。齐趁向晋赠送媵妾的机会，用篷车将栾盈及其死党送到曲沃。栾盈遂据曲沃发动叛乱，并一度率军攻入晋都绛城（今山西侯马市）。范宣子起兵反击，在赵氏、中行氏、知氏、韩氏等大族的支持下，抑制住栾盈的攻势，将其势力逐出绛都，然后乘胜追击，将栾盈所盘踞的曲沃团团包围。
栾氏的叛乱，实际上是由齐国策动的，是齐国偷袭晋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齐庄公见晋国正忙于镇压叛乱，兵力空虚，有隙可乘，遂迅速起兵，以精锐之师西越太行，奇袭晋国腹地。
齐军进展神速，首先一举攻占了晋东方战略基地朝歌（今河南淇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入孟门，登太行，直趋晋都绛城；另一路沿太行南麓，经今河南省沁阳、济源等地，越今王屋山东脉之要隘，会师于绛城。南北两路不久在荧庭（今山西翼城东南）会合，并在此地予晋军以严重杀伤，然而齐军的战役成功并未收到相应的战略进展。由于同年冬天晋军在范宣子统率下攻入曲沃，诛杀栾盈及其同党，使齐国原先制定的与栾盈会师，互相策应，以夺取主动的计划落空。齐庄公鉴于晋整体实力强大，己方孤军深入，不宜持久的情况，而主动结束奇袭晋国之役，撤军回国。
栾氏之乱的爆发和齐庄公袭晋之战的发生，是向戌弭兵活动之前的重大事件，它们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对当时中原争霸战略形势的演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其意义仍是不容低估的。它至少透露了这些信息：第一，晋国内的政局日益动荡，卿大夫势力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这使得其无法团结一致，对外争霸了。第二，齐晋联盟关系随着楚国势力的削弱而基本消亡，晋、楚争霸已进入尾声，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关系的重新调整，战略同盟的重新分化组合。第三，齐取得袭晋之战的胜利，固然有其作战指导高明的原因，但也表明晋国作为霸主已力有不逮，已不能凭借军事优势轻易压服他国。这就为向戌弭兵之议提出，晋楚平分霸权，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三、弭兵大会与晋、楚平分霸权
晋国自悼公复霸后，对楚已拥有相对的战略优势，然而受种种条件的制约，晋国的这一优势并不能顺利发展成为胜势。从外因说，这是齐晋联盟破裂，多次兵戎相见，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牵制了自己的行动。从内因说，则是国内公室日益衰微，卿大夫势力膨胀，内乱不已，使得其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来，以致无法集中力量与楚角逐。这一点早在晋悼公晚期即已显示端倪，所谓晋“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①。在这种情况下，晋国统治集团实不愿为争夺和维持霸权而全力以赴，而是渴望有一个比较缓和的外部环境，来调和内部矛盾，解决积重难返的国内问题。所以遂有了罢兵停战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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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年》。
楚国自鄢陵之战战败以来，实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在与晋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基本处于下风。尤其是晋悼公复霸后，楚国的盟国越来越少，不但郑国彻底投靠了晋国，连陈、蔡这样坚定的盟友也落井下石，表现出动摇携贰的迹象。楚国的处境日趋孤立。加上侧后的吴国日益壮大，不断进攻，对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也认识到自己已无力与晋抗争，“当今吾不能与晋争”①；“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②。所以同样希望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获得一个和平间歇的环境，以恢复国力，重振声威。
至于郑、宋等中小国家，备尝战争所带来的苦果，处于“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③，“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④的悲惨境地，故无论是其统治者，还是其普通民众，都早就渴望大国争霸能够止息，和平生活能够降临。
由此可见，厌倦战争，渴望和平，已成为广大民众和中小诸侯的共同心声，这标志着弭兵具备了社会基础；晋、楚两大争霸主角危机败象早露端倪，没有力量继续从事争霸战争，这标志着弭兵具备了现实的可能。而晋、楚主要执政者的明智决策，宋国向戌的积极斡旋，则使得主要大国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这种可能性及时转变为现实，这就是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的举行。
公元前548年，赵文子（赵武）代替病死的范宣子担任晋国首席执政。他是晋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对政治大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第一次正式把弭兵作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提出来，表示“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⑤，并指出当时已初步具备了弭兵的条件：“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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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左传·襄公九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④《左传·襄公八年》。
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①。晋是争霸战争中的最主要角色，此时又拥有对楚的相对优势，只有它才具备主动挑起战争的条件，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今它愿意放弃战争，那么弭兵取得成功就有了一半以上的希望。
楚国的令尹子囊同样反对与晋继续进行争霸战争，曾表示“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③。所以晋有罢兵的意向，正是楚求之不得的事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国大夫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③，主动站出来开展积极的外交穿梭活动，促成晋、楚弭兵大会的顺利召开。
向戌是一位活动能量很大的宋国大夫，他与赵文子和楚令尹子囊都有很密切的私人交谊，在察知晋、楚双方都有罢兵息战的愿望后，遂积极奔走于晋、楚等大国之间，宣传弭兵的主张。他先是到了晋国，向赵文子提出弭兵建议。赵文子便将此建议交付诸大夫讨论，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其中韩宣子的分析尤为透彻。他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④。诸大夫的反应，正合赵文子本人的初衷，因此向戌游说晋国弭兵的目的水到渠成完成了。接着，向戌来到楚国，建议楚国弭兵，楚国也爽快答应了。尔后，向戌抵达二等强国齐国，要求齐国参与弭兵大会，齐公室开始有点勉强，但新兴势力田文子却表示：“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⑤。终于说服齐景公同意参加弭兵大会。向戌又先后抵达秦国和一些中小国家，也很容易地争取到它们对弭兵倡议的支持。
一切就绪后，向戌遂于公元前546年夏秋之交约集晋、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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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九年》。
③④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14国大夫到宋国都城，在那里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弭兵大会。这样重要的会盟，全部由14个诸侯国大夫代表国家出席，这在春秋历史上属于第一次，可见这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一个显著标识。
虽然在这次弭兵大会上曾出现过诸如晋、楚争先歃血主盟，楚方“衷甲”与会，意欲动武等紧张气氛，但是总的来说是开得成功的，达到了弭兵休战的基本目的。会议作出决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晋、楚共为盟主，自后中小国家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①，即晋、楚平分霸权，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晋国的盟国也要到楚国去朝聘。唯齐、秦两国是和晋、楚相当的大国，“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干秦也”②。所以分别与晋、楚联盟，不向晋、楚朝贡。至此，弭兵大会宣告结束，晋、楚罢兵休战，平分霸权的格局就此确立。
向戌弭兵的实质是中原长期争霸两大主角晋、楚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霸权。对于中小诸侯国来说，弭兵的结果，实际上是用加倍的贡赋来换取征伐之苦的减轻，他们的使臣也就不得不跋山涉水，觐拜于晋、楚两国朝廷。在这之前，中小国家的贡赋就十分沉重，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此时随着贡赋的加倍，中小诸侯国的困难处境可想而知，其普通民众所遭受的剥削程度亦可以推察。然而它毕竟大大减少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比较和平安全的社会环境，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晋、楚等大国来说，弭兵的成功使得它们能够从漫长而沉重的对外争霸战争中暂时摆脱出来，有利于减轻战争的负担，赢得宝贵的喘息时机。同时，随着外患的暂时解除，各国内部的统治权益重新分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这样就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为适应历史大潮流，建立起新的统治运行机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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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弭兵大会是春秋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晋、楚、齐、秦四大国都全力向外扩张，企图通过战争这个主要手段，配合以外交斗争，角逐霸权，经营中原。从此之后，便转而主要忙于国内事务，无暇外顾。如晋、楚两国虽仍是尔虞我诈，纠纷频繁，但一直到春秋末年，两国在中原未发生大的战争，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弭兵大会的召开并成功，实可视为晋、楚两国中原争霸战争进入尾声的重大标志。
正当晋国的君权下移，公室卑弱，卿大夫之间的争权和兼并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家内部因动荡不宁、新旧交替而丧失继续称霸的机会的时候，楚国也因自己内部的篡权争立而疲惫不堪。这时吴、越崛起于东南，上演了大国争霸战争的最后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