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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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定公六年》。
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举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一改以往战争“约日定地”、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而突出体现了连续作战、运动歼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崭新特点，是战争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柏举之战也是兵圣孙武军事思想的一次最好实践，他的一些军事原则在此战中得到充分的检验而大放异彩。如“兵者诡道”、“上兵伐谋”、“避实击虚”、“兵闻拙速”、“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造势任势”等等，均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运用，并完全成功。
吴国的取胜，首先是其修明政治、发展生产、扩充军备、任用贤能的结果；其次也是其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持，唐、蔡两国的协助以及齐、鲁诸国中立的产物；其三，在于吴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高明。即(1)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方针，使得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2)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楚军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3)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勇猛突击，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夺取关键性会战的胜利；(4)适时进行战略追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给楚军以任何重整旗鼓，展开反击的机会，最终顺利地实现破楚入郢的既定战略目标。
楚国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其政治腐败，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君臣离心，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角度看，则在于楚军疏于戒备，招致奇袭；在于其消极被动，未能主动灵活、因敌变化制定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当然，在整个柏举之战中和吴军入郢后，吴国方面也有一定的失策之处，尤其是在入郢后犯有严重的错误，以致严重损害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这具体表现为二点：
第一，吴军在五战入郢过程中，未能彻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历来是战争中的基本着眼点，然而吴军在几次关键性战斗中，如柏举会战、清发水之役、雍灌之役等等，虽多次击溃楚军，而未能做到全歼其有生力量，这样就使得楚国的残兵败将能够重新聚集起来，成为战略反攻的基本力量，一俟秦国出兵援助，条件成熟，即对吴军进行反扑。吴军之所以存在这一不足，当与其某些战术运用不尽妥当有关，有的论者对此多有指出，如认为在清发水追击战中，吴军如能另选渡河点，渡河作平行追击或超越追击，则敌人损失将更大，崩溃也将更为迅速①。另外，在争取晋国作更主动积极的配合策应方面，也不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未能更好地借助晋、吴战略同盟的优势。
第二，入郢之后，在政治、军事上有严重的失误，给保持和扩大胜利果实笼罩上浓重的阴影，致使与战略上的全胜结果失之交臂。吴军入据郢都，前后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吴军决策集团没有关照全局的战略眼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屡犯错误，尤其是阖闾、伍子胥等人只顾“寻欢”、“报复”，既没有穷追楚国残军的决心和计划，又极大消磨和影响了全军上下的斗志，更造成了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极大被动，终于在秦、楚联军的反攻夹击和越国出兵袭吴的情况下，被迫放弃郢都，退师本土，饱尝了转胜为败的苦果。孙武曰：“凡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②。这很可能是孙武对于吴军破楚入郢之后，“不修其功”，导致失败这一沉痛教训的总结。
但是，柏举之战毕竟给楚国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基本上决定了吴楚争霸战争的胜负归属问题。经过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吴楚之间80年的战事得到基本平息，吴国从此不再把楚国视为主要对手，转而与越、齐、晋诸国进行交锋，争夺霸权，历史由此而进入了吴越长期争战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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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一（上），第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
②《孙子兵法·火攻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