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国的兴起和对吴国的军事威胁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所建立的国家。传说其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夏禹当年治水经常去南方，后在巡狩过程中病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葬于会稽山麓。少康在位时，封其庶子到会稽，“以奉守禹之祀”①，遂立国名为“於越”（“於越”是古越人一支部族的名称，亦作“于越”），成为越国的开山之祖。
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说法多有怀疑，有人认为越是从楚国宗族的支系分封而来的，双方有着血缘关系。如童书业先生曾根据《史记·楚世家》有关楚王熊渠立少子为“越章王”的记载，而测越章王“大约就是越的始封”③。
虽然关于越国由来及早期情况，古今学者多有分歧，但有几点是较为肯定的。第一，春秋中期以前文献上对越国历史的记载很少，其基本情况尚不甚明隙。《左传·宣公八年》载：“盟吴、越而还”，这当是越国首次见于文献的记载。而越国早期更普遍的国名称呼“於越”，《春秋经》定公五年出现越国入吴的记载。第二，越国习行当地土著族的风俗习惯，“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③，“越人被发”④，民风剽悍好斗，“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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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②《春秋史》第11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韩非子·说林》。
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①。第三，现代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经过当地民众长期劳动开发，并随着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互补的加强，越国的经济在春秋中期以前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均较为发达，这就为其在春秋晚期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越国的迅速崛起是在春秋中晚期。据《国语·越语》记载，在允常和勾践统治期间，越国的实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疆域已包括“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市），北至于御儿（今浙江桐乡县崇德镇东南），东至于鄞（今浙江宁波市），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市）”，纵横数百里，成为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其国都仍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随着国势的逐渐强盛，允常和勾践也想学着中原诸国的榜样，循序渐进争霸中原。然而，越国的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吴国，越国要北上，首先要越过吴国这道障碍，这就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的局面。此乃吴越争霸兼并战争发生的内在根源。
至于晋楚争霸，争取战略外线的影响，则是导致吴越争霸兼并战争的外在因素。在中原大国争霸斗争中，晋、楚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两国都难以独立打开僵局，于是各自寻求与国，以利霸业的发展。晋国采用联吴的战略，拉拢吴国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置楚国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严重扼抑了楚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遂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也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从侧后威胁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这样，吴越争霸兼并战争就因复杂国际背景因素的介入，而渐渐激烈起来，到柏举之战后，更发展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战略格局的全面战争。
吴越之间最早的争战发生在吴王余祭时代。公元前547年，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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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地理志下》。
王余祭因愤恨越国助楚伐吴，遂起兵攻打越国，以除后顾之忧。越国力弱不支，大批人员被吴军俘获，许多财物被劫掠。吴军对战俘施以非刑，割断脚筋，使之成为阍人，派往守卫吴军在江上的船只。这样就引起战俘们的愤怒，乘机行刺了吴王余祭。吴军残酷报复，杀害大批越俘，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仇恨，双方遂成为“仇雠敌战之国”①。此后，在吴楚战事频繁之时，越国总是主动策应楚国以牵制吴国，成为吴国的肘腋大患，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争战。如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为了争取若干年全力经营破楚大业的宝贵时间，毅然决定先发制人，攻伐越国，吴军顺利突入越国境内，大败越军，侵占了不少地方，使越国受到一次重创，同时也加深了两国间的仇视心理。又如公元前505年，越王允常乘吴军主力远征楚国，国内空虚之际，率兵侵入吴国境内，一度逼近吴国都城。吴王阖闾不得不紧急派兵回救，才将越军赶出国境。是役越军虽无实际所获，但却牵制了吴军在楚的活动，分散了其控制郢都的兵力。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当时越国的实力虽然还不是十分强大，有“小越而大吴”②之称，尚不足以对吴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但它的存在和战略动态，已经对吴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国争霸全局战略的推行。因此两国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且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趋于激化，与之相关的军事冲突也将会愈演愈烈。对这一点，阖闾、孙武等人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们一直把越国看作是吴国争夺霸业的一个潜在的劲敌。孙武就在其兵法著作《孙子兵法》中两次提到越国，“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③；“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④，始终将越国视为假想敌。而阖闾在委派伍子胥负责修筑姑苏大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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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越语》。
②《越绝书》卷一。
③《孙子兵法·虚实篇》。
④《孙子兵法·九地篇》。
也高度注重对越国的防御，“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并将东面的城门全部阻塞不开，使越国不易攻入。所谓“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①。这些情况均表明，越国在春秋中晚期兴起的趋势正日益显著，并已经使吴国感受到了战略上的威胁。
二、吴国的战略转移与吴、越携李之战
柏举之战以后，楚国已不复成为吴国的主要对手，适时进行战略转移，业已是吴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在当时的形势下，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和北抗齐、晋两个方向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在吴国君臣中，伍子胥是最坚定的主张南进派。他认为，齐、鲁等国对吴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②，何足畏惧。故反对吴国首先用兵北方。反之，越国则是楚的坚定盟国，长期以来同吴国对着干，兵锋咄咄逼人，有亡吴之心，实乃吴国的咫尺大患。吴国只有先彻底打垮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另一位重臣孙武，也当是南进派人物，这除了他赞同伍子胥的分析和主张外，还在于他本人是齐人，对故土的感情，使人们很难设想他会忍心指挥吴军攻伐父母之邦。背吴不忠，攻齐不义，从私人因素出发，较好的选择自然只有南伐越国，战而胜之一途。
阖闾及其继位者夫差实际上是北上派。他们见强楚已破，便滋生出引兵北进中原，与齐、晋等大国一争雌雄的雄心壮志。他们深受霸权迭兴时代传统观念的影响，始终把充当“霸主”，以取得众多诸侯的拥戴为自己所追求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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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②《国语·吴语》。
因此，北进中原，称霸诸侯是他们人生奋斗的主要动力和终极目标。然而只是由于越国近在咫尺，并不时骚扰进犯，唯恐其乘虚袭吴，变生肘下，才不得已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方针，先将主要矛头指向越国。可是，双方战略方针上的内在分歧并未真正化解，而仅仅是被暂时掩盖了起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矛盾迟早还是要激化的。这就是造成日后吴国战略方向几度摇摆不定，曲折变化的根源，也是日后导致伍子胥被迫自刎的悲剧的主要诱因。
受具体时局条件的制约，吴国君臣在战略主攻方向问题上暂时取得了一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长时间的吴越战争。
除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之外，自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496年这约十年时间之内，吴国“南服越人”战略的实施，主要表现为战前的准备活动。吴国先后筑“武城”、“筑二城”，以加强自身的防御；同时也加紧训练军队，改良装备，以增强实力，准备伺机伐越。
可是阖闾自破楚入郢之后，踌躇满志，渐渐滋长了一种贪求安逸享乐的思想。他大兴官室，终日游宴，醉心于声色犬马、畋猎逐射，“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蛆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①。这与吴楚争战时“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舟车不饰”、“择不取费”的阖闾相比，简直有霄壤之别；同时由于屡获成功，阖闾亦日益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对忠言劝谏也不复像过去那样从善如流了。这样就决定了吴对越国的战争不可能是顺利的，也埋下了吴军在槐李之战中惨遭失败的种子。正所谓“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②。
公元前496年，阖闾得知越王允常去世，其继承者勾践年轻新立，以为这正是吴国报九年前越人伐吴之仇，进击越国的大好时机。于是便决定大兴吴师，征伐越国。伍子胥虽然坚定主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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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②《左传·定公十三年》。
进，但却认为不宜乘敌国新丧出兵，以致政治上陷于被动，故曾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劝阻阖闾的盲动，“越虽袭吴，方有大丧，不应攻伐”，结果为阖闾所拒绝。
阖闾趾高气扬统率吴军开向吴越边境。越王勾践闻报吴军大举来犯，不甘示弱，也亲领越军主力进行抵御。双方大军相遇于两国边界地区的槜李（在今浙江嘉兴市一带），吴越之间第一场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战斗伊始，越王勾践先发制人，选拔奋勇死士，组成两支敢死队，率先向吴军军阵发起冲击。然而吴军训练有素，实施坚强的防御，挫败了越军敢死队的轮番攻击，而己方阵形则完整坚固如初。
勾践见初战失利，并不气馁，乃巧使计谋，使用阖闾在鸡父之战中曾经行施过的战法，驱使军中犯了军法的“罪人”排成三行，列于阵前。这些罪犯把剑放在脖子上朝吴军军阵高呼：“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①呼毕便都大喊一声，自刎身亡。吴军将士看着这一幕，不禁个个目瞪口呆，军心震撼，阵脚大乱。勾践乘机指挥越军猛烈出击，一举冲垮吴军的阵形，大破吴军。越国大夫灵姑浮挥戈杀人吴军阵中，击伤阖闾的脚趾。吴军全线崩溃，被迫撤离战场，退向本国，当其退却到距离槐李七里地的径地时，阖闾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临死前再三嘱咐太子夫差牢记这一血海深仇，日后破灭越国。
在槜李之战中，越王勾践因敌变化，灵活指挥，出奇制胜，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而吴军则由于阖闾冒进轻敌，疏于戒备，指挥笨拙，而陷于被动。双方较量的结果，是吴军惨遭失败，阖闾本人也伤重不治而身亡，留下无尽的憾恨。
槜李之战只是吴越长期争战中的一场前哨战，双方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时隔两年后，夫椒之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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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定公十四年》。
三、吴大破越国的夫椒之战
阖闾伤重身亡之前，给太子夫差留下遗言，“必毋忘越”！要求他不忘杀父之仇，立志雪恨。夫差继位后，时刻牢记这一深仇大恨，派人站在王庭上，每天提醒自己：“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自己则高声回答：“唯，不敢忘”①。夫差遵循父亲的遗志，致力于操练部队，增加库实，发展军事力量，进行战前准备，以图一朝向越国讨还血债。经过三年时间的精心准备，吴国府库充实，军力增强，国势兴旺，民众“归如父母”、“唯恐为后”、“师众同心”②，基本上具备了大举伐越的条件。
越王勾践方面则因槜李之战大胜吴军而滋长了浓厚的骄傲情绪，认为阖闾已死，夫差年轻，“吴不足惧”，也重蹈了阖闾的覆辙，荡舟驱车，畋猎游玩，及时行乐，“未盛而骄”③，松懈了武备的整治，埋下了夫椒惨败、几近亡国的隐患。此时，勾践闻报夫差正“日夜勒兵，且以报越”④的消息，方如梦初醒，终于懂得吴国迟早不会放过自己，内心十分不安。为了摆脱厄运，他决心孤注一掷，先发制人，首先发动对吴国的进攻，以求侥幸取胜。
《孙子兵法·形篇》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勾践以无备骄妄之师主动进击有备严整之师，本身就是很大的冒险盲动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范蠡等人的反对和劝阻：“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⑤，“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於国家，靡王躬身”⑥。可是勾践根本听不进这些良言，执意出兵伐吴。
吴王夫差闻报越军来犯，当即调集精兵10万御敌。两军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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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定公十四年》。
②《越绝书》卷九。
③⑥《国语·越语下》。
④⑤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于吴国境内的夫椒（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之畔），“战于五湖”。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从白天一直厮杀到夜晚，直杀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吴军在夫差、伍子胥等人的指挥下，出奇兵高举火把猛攻越军两翼，并乘敌混乱之际夹击越中军主力。越军“大恐”，斗志全失，被吴军杀得丢盔弃甲，鬼哭狼嚎。越王勾践见大势尽去，遂收拾残兵败将，向南仓皇退却。夫差、伍子胥指挥吴军穷追不舍，尾随而来。
越军在浙江（今钱塘江）边为吴军所追及，勾践无奈之余，只好集中残剩兵力摆开阵势，再次同吴军拚命。然而吴军新胜之后，士气正旺，锐不可挡。他们在夫差、伍子胥的指挥下进退自如，攻势凌厉。已成惊弓之鸟的越军哪里是其对手，既损兵，又折将，没奈何，三十六计走为上，遂朝老巢都城会稽方向狼狈逃窜。
越军连战皆负，斗志消沉，军心涣散。勾践自知已无力抵挡吴军的进攻，便只好放弃平原地区，带了残剩的5000名甲士，退守会稽山上的一个小城之中，企图依山凭险，固守抵抗。夫差指挥吴军乘势攻破越都，尔后跟踪追击，进逼会稽山麓，将勾践所栖居的小城团团包围。越军被围困在会稽山上，断水绝粮，处境日益恶劣，实际上已濒临于彻底覆灭的边缘。而对吴军来说，这时距离其灭亡越国，夺取最后胜利已只是咫尺之遥了。
越王勾践山穷水尽，然不甘心于束手就擒，乃召集范蠡等人商议挽救危局之策。范蠡提出屈辱求和的建议，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降，如若不允，就由勾践亲自去吴国做人质，“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①。勾践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遣大夫文种去吴军大营向夫差请和，力陈勾践降服诚意，“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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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越语下》。
②《国语·越语上》。
差有意接受，但伍子胥则认为绝对不能与越媾和，他向夫差分析利弊道：“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①。伍子胥这番阐述，揭示了吴越关系的本质：两国不可并存。这是十分正确的，开始也打动了夫差本人，他觉得灭越既是举手之劳，遂拒绝了越的求和提议。
文种回大本营与勾践、范蠡商量后，又一次出使吴军大营，这次他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吴太宰伯嚭的身上，用美女、财宝对其进行贿赂，请他从中斡旋，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的附庸国。同时声明如果吴国不允，则越将破釜沉舟，与吴血战到底，“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②。于是伯嚭就向夫差进言道：“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③，并指出这样做，对吴国有利：“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④。竭力主张答应越国的求和要求，使越国继续存在下去。
伍子胥对伯嚭的论调十分反感，坚持认为，越国已被彻底打败，应该乘势灭掉它，不能养虎贻患。他清醒地看到，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是不容易对付的敌手。眼下越虽暂时受挫，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不能不一鼓作气，一举平定，否则，他日必为吴之
大患，“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⑤。另外灭亡越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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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国语·越语上》。
②④⑤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可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夫差，却更倾向于采纳伯嚭的意见，考虑接受越国的请和要求。这是因为与齐、晋争霸，是吴国国君梦寐以求的夙愿。早在阖闾伐楚入郢归来之后不久就“复谋伐齐”①。只是当时由于越国的牵制，才迫使阉间、夫差暂时搁置了北进中原的战略计划。现在越国既已表示臣服，夫差便不愿与它过多纠缠，而急不可待地要实施战略目标的转移，用重兵向北推进，与齐、晋争一日之长了。加上夫差本人又受“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传统观念的影响，于是他拒绝了伍子胥的建议，决定许越请和：“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②。
至此，吴、越两国正式议和，以越作吴之属国为条件，结束双方的军事对抗。尔后，吴王夫差统率大军回国，夫椒之战便这样画上了句号。
夫椒之战是吴越争战中第二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它使越国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实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吴国成为越国的宗主国，摆布着越国的一切事务，这使吴国在争霸事业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南服越人”。
越军在夫椒之战惨遭败绩，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勾践因携李之战获胜而滋长了骄傲情绪，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备，以至使越国在战略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其次，是勾践拒绝听取范蠡等人的正确意见，不顾敌我双方强弱对比，简单追求先机制敌，冒险挑起战事，陷入极大的被动。其三，是越军在作战指挥方面不能因敌变化，灵活机动，而是单纯与敌手拚消耗，在吴军正奇并用战法打击下，迅速遭到溃败。
吴军的取胜，在于其战争准备充分，有明确的作战意图：为先君报仇，从而调动起参战将士的积极性；在于其总体实力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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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②《国语·吴语》。
越国，占有相当的优势，所谓“胜兵以镒称铢”；在于其善于利用对手战略决策上的破绽，后发制人，一举破敌；在于其战场指挥灵活机变，善于出奇制胜，并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对溃退之敌穷追猛打，不让其重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然而，吴国在夫椒之战中所取得的战役胜利成果，却因最后阶段许越求和而最终丧失殆尽。换言之，吴王夫差在灭越指日可待的形势下，拒绝伍子胥灭越的正确建议，而听从了伯嚭的意见，允许越国求和请降，乃是战略上的最大失策。夫差北威齐晋，争霸中原的计划本无可厚非。因为吴国要称霸天下，就必须北进中原，压倒齐、晋诸国，号令诸侯列国。问题是这一时机尚未成熟，应该耐心等待，创造条件，循序渐进。而当时摆在吴国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翦灭越国，扩大领土，彻底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休养生息，发展实力，扩充军备，伺机而动。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当时齐、晋对吴并未构成直接的威胁，而时间和形势又完全许可从容灭越，这就自无必要放弃已到手的越国，匆忙转而向北对付齐、晋诸国。今不一举灭越而一劳永逸地排除肘腋之患，安定后方，就始终存在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夫差在灭越水到渠成的最后关头，改变态度，放过世仇越国，功亏一篑，纵虎归山，养痈遗患，乃是他亡国丧身的起点。伍子胥对吴、越议和一事后果的预言：“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①真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四、越国的复兴措施与对吴策略
越国经过夫椒一战，元气大伤，国力衰弱。为安抚民心，振奋士气，勾践下诏罪己：“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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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哀公元年》。
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①。并下令“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②。然后，根据城下之盟中去吴为质的规定，将国内事务分别托付给文种等大臣负责管理，勾践自己则带着范蠡等人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③。勾践在吴国忍辱含垢，历尽艰辛，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在吴国权臣伯嚭的说项帮助下，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决心兴越灭吴，为此，他与范蠡、文种、诸稽郢等重臣共同商议战略要务，励精图治，生聚教训，不遗余力，制定了复兴越国的主要军政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实施韬光养晦、欺敌惑敌的对吴斗争策略。
第一，国君带头励精图治，作为表率，为改善政治，收揽民心创造先决条件。史载越王勾践自吴返国后，“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④。为了不忘会稽投降屈服这一奇耻大辱，来日报仇雪恨，勾践还刻苦自励，卧薪尝胆，“苦身焦思”。这些举动，极大地感动了越国军民，大大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使越国一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
第二，虚心纳谏，从善如流，选贤任能，君臣戮力同心。立国致治，人才为本，越国统治者深谙这层道理，乃尊贤厚士，礼遇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其达士，絮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⑤。对于主要心腹大臣范螽、文种等人，更是十分尊重，言听计从，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并能听取范蠡：“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⑥这一意见。根据他们的特长委以不同的要职，“举国政属大夫种”⑦，由范蠡具体主持军事、外交事务，因能授官，各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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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⑤ 《国语·越语上》。
④⑥⑦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才。“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①。
第三，改革内政，减免赋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史载勾践节约民力，收揽人心：“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②，又“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歌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③。这种裕民政治的推行，使越国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日趋繁荣。尤为重要的是，勾践君臣奖励民众生育以增加人口。夫椒之战，越军伤亡惨重，人口锐减。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勾践颁布了奖励生育，繁殖人口的法令，“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④。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越国人口显著增多，为扩充军队提供了兵源上的保证。
第四，在军事上，筑城立廓，修缮被战争破坏的都城，训练部队，厚赏严刑，扩充兵员。勾践返国后，即决定筑城建廓，分设里宫，并指派范蠡具体主持其事。范蠡受命后亲自勘察地形，悉心规划，督工修建，并只修筑三面城墙，空出西北一段不修，以示越忠心臣服于吴，用来麻痹吴国。经过几年的建设，越都会稽城池坚固，经济繁荣，成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在训练中强调申明纪律，厉行赏罚，要求士卒听从号令指挥，做到同进同退，步伐一致：“欲其旅进旅退也。进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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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绝书·外传纪策考》。
②《国语·越语下》。
③④ 《国语·越语上》。
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越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开始拥有称为“习流”的强大水军，具备了与吴抗衡的力量。另外，越国还编设里间（地方行政组织），以便征调兵员，扩充军队。
在复兴越国经济、军事的同时，越国还制定了正确的对吴斗争策略。其基本方针是韬光养晦，隐蔽己方的战略意图；用各种阴谋手段，麻痹夫差，使其放松对越国的警惕，进一步滋长骄傲自大的心理，从而骄奢淫逸、肆意妄为，并蛊惑其一意争霸中原，遂其“北威齐、晋”的迷梦，以利于越国在形势成熟之际，乘隙蹈虚，彻底征服吴国。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越国君臣采取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
第一，争取与国，孤立夫差。在对外政策上，勾践采纳大夫逢同的建议，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②。它的实施，果然使吴国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自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越国则从中获取了最大的战略利益。
第二，采纳大臣文种的“七术”谋略，诱使吴王夫差穷奢极欲，忘乎所以，并消耗削弱吴国经济、军事实力，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败。具体地说就是：不断送给夫差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行使美人计，送美女西施、郑旦给夫差，使他沉溺于女色，分散精力；捐送大量货币、财宝，贿赂吴国的大臣，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尤其是设法买通喜好阿谀奉承、贪赃枉法的权臣，为越国利益服务；设法离间吴国内部，挑起敢于“进谏”者与吴王夫差的矛盾，使之互相猜忌，借刀杀人；破坏吴国的经济，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使其内部粮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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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越语上》。
②《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涨，造成供应困难；采集优良木材，选派能工巧匠，送给夫差了促使其修筑宫殿，大兴土木，损耗其人力、物力。
第三，迎合夫差“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心理，鼓动夫差早日北进伐齐，借此引诱吴国在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削弱吴国的军事实力，从而为越国伺机进攻吴国创造必要的条件。当吴王夫差准备伐齐的消息传来，勾践十分高兴，便在文种的谋划下，翻率众以朝吴”，用财宝“厚献太宰鼯”，怂恿伯嚭促成吴国伐齐的军事行动。伯嚭接受重赂后，果然“日夜为言于吴王”①，促使夫差最终定下伐齐的决心。在吴军北上伐齐前夕，勾践又特地率众臣来为吴军送行，并且使“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博取吴国君臣一片欢心。“吴人皆喜”，殊不知自己正朝着越人所预挖的死亡陷阱走去。
越国上述的对吴措施，切实可行，收效显著，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争取了与国，赢得了时间。至此，越国已走向全面复兴，其力量已大为增强，发兵伐吴称霸所缺乏的只是时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