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体系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幼年贫贱，曾做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但他始终矢志好学，努力上进，中年起即开办私学，广招弟子，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政治理想。并一度出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后因政见与当时的权贵不合，而挂冠去职，率弟子周游列国，寻求发挥自己政治才干的场所，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晚年回到鲁国，绝意仕进，专力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整理古籍，弘扬文化，成为当时德高望重的尊者。他的思想学说主要保存在《论语》以及《礼记》有关篇章之中。①
——————————
①孔子的型平事迹可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学说体系完备、思想深邃、影响深远，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略言之，它包括有四个方面：1、以“仁”为本的政治伦理学说。 2、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3、以“用中适时”、“过犹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 4、以追求“大同”为宗旨的社会理想。其中“仁”、“礼”学说是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干；“中庸”思想是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大同”学说是孔子远大的社会政治理想。围绕着这些理论，孔子还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史学等问题的一系列具体主张，从而构建起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
孔子学说的基干和中心，无疑是“仁”、“礼”并重的政治思想。“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最基本内容。“礼”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固有的礼乐文明的接受和改造；“仁”则是孔子根据当时现实所提出的新的思想。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是外壳，而“仁”则是实质。孔子强调以“礼”来规范人们的活动，主张在当时恢复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肯定上下尊卑关系的合理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为此他提出了“正名”的理论，认为正常的政治秩序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总而言之，孔子所追求的是一个纲常名分有序、上下关系“和谐”的社会。
然而，孔子也知道，“礼乐”文明在当时要恢复已几乎不存有可能了：“吾道不行”。他认为要真正恢复礼乐精神，就必须改造重建礼乐文明，只有在礼乐的躯壳里注入全新的生命，礼乐才可能保存下来。在孔子看来，这个全新的生命就是“仁”。这一点孔子自己就说得清清楚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样一来，礼的精神实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反映新情况变化的政治观念了。所谓“仁”，其主要意义就是“爱人”，要做到：“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是“仁”、“礼”就成为有机的统一。
孔子“仁”、“礼”并重的政治思想，对于后世儒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成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孔子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它也直接规范制约着孔子的其他思想，当然也包括了孔子的军事思想。这意味着孔子关于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渗透着其“仁”、“礼”并重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孔子在军事领域的认识和主张。我们今天在探讨孔子的军事思想时，只有把握住这条主线，才能真正揭示孔子军事思想的特征和地位。
从严格意义上说，孔子并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中也没有真正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根本不曾接触过“军旅之事”，对军事完全懵懂无知。孔子虽然自称“军旅之事，未尝学也”，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是学过军事、教过军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旅之事”是孔子世传家学，他本人也颇精于射、御之术，并用它来教授自己的弟子。冉有就曾明确表示过，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系“学之于孔子”①。孔子这一重要人生经历，对于他形成自己比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尤为重要的是，孔子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于当时占据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军事问题不能不予以一定的关注，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孔予所处的春秋晚期，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开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发生剧烈深刻的变革。这主要表现为，旧的奴隶制正日益趋向没落，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战争这个暴力斗争手段，作为社会变革的酵母，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而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对于军事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孔子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作出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军事文化遗产。
——————————
①《史记·孔子世家》。
二、孔子军事思想的内涵及其意义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考察，应该承认，孔子的军事思想并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其内涵仍是相当丰富的，且不无合理正确的因素。大略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
孔子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珍惜民力，宽厚待下，节制剥削，不夺农时，因而对待战争持严肃谨慎的基本态度。《论语·述而》言：“子之所慎，齐（斋）：战、疾”，可见孔子把战争之事看得和斋戒祭祀、疾疫一样，从不掉以轻心。
从孔子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是否定和非议战争的。在他眼里，当时频繁的战争，其性质大多是属于非正义的一类，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攫取土地、财富和霸权等私欲的产物，是“天下无道”的表现。所以孔子认为，理想的境界，应该像当年齐桓公所做的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以消弭战乱作为理想的追求。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古典人道主义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孔子虽然对战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可是他并不全盘反对一切军事活动，对于反抗强暴、保卫社稷的正义战争，他是持肯定的立场的。公元前486年，齐国要发兵侵犯鲁国。孔子闻讯后即号召自己的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①认为即使是为之奉献生命，也是无尚光荣的。孔子的学生冉有在对齐军作战中动用长矛攻陷敌阵，孔子把这称之为“义”，即合乎道义的行动②。
——————————
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左传·哀公十一年》。
在区分战争性质和对不同性质战争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的基础上，孔子还重视民心向背，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因素。孔子提倡“德治”，其目的是要争取民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基本政治观点，在他的战争观中同样有着突出的体现。
孔子认为民心向背对于战争的胜负影响极大。他曾把“足食”、“足兵”、“民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素。《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在信、食、兵三者关系中，信是主导的，兵与食是从属的。其二，足食、足兵是“民信之”的必要条件，“民信”是资源充足、战争取胜的根本保障。这实际已触及了民心向背与军事成败相互关系的重要命题。这种取信于民的思想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所普遍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它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战立场一起成为孔子战争观中的闪光之点。
（二）文武并举的国防建设思想
孔子所处的时代大势是：列国纷争，战争频繁，破国亡家者一日无已。当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就必然成为其他强国侵凌、兼并的对象。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对国防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在国防建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密不可分。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①。意思就是，要搞社会活动，要建设国家，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而要增强国防，从事义战，则必须以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作为基础。这样就深刻地阐明了政治和军事、经济建设与国防巩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很好的国防建设指导方针。
至于前面所征引的“足食，足关，民信之矣”的论述，除了
————————
①《史记·孔子世家》。
反映出孔子对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关系的认识外，也包含有孔子的国防理论成分在内。在孔子那里，“足兵”、“足食”虽然依附于“民信”，不占主导地位，但毕竟被列为立国的基本条件，这表明孔子已认识到社会有充足的粮食，国家有充足的军备，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对后世国防建设理论的成熟发展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国防建设上，孔子同样强调以民为本，一再强调积极调动民众参加国防建设事业。他认为统治者要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争取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借批作为建设国防的前提。同时孔子还主张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提倡“教民七年”，使他们能够从军作战，共卫社稷。孔子的这一思想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因为当时他的父母之邦鲁国已下降为二、三等诸侯国，国土日蹙，国力渐衰。孔子对此忧心如焚，故而主张“教民即戎”，增强国防，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在国防问题上的现实立场和入世精神，是孔子军事思想中的进步内涵。
（三）以礼为准鹊的治军主张
孔子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并不特别繁富，但却具有相当鲜明的特色。这表现为：
第一，高度注重“军礼”，强调行必中矩。儒家讲究“礼治”，在治军上，就是主张用“军礼”来治理军队，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孔子曾就此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①。大意是说，实兵演练中贯彻了军礼，就能使部队的训练落实，学好征战的本领；军队作战中贯彻了军礼，就能英勇奋战，克敌制胜。所谓“军礼”，就是军队根据“礼乐”精神而具体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在治军中重视健全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立场。
第二，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从现有史料看，孔子直接谈将帅品德修养的论述很少。但从他对为君、为领导者的一些论
——————————
①《礼记·仲尼燕居》。
述中，可以反映出他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他指出，君子（当然也包括品德好的军事将领）要做到仁、智、勇三全：“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并强调“仁者必有勇”（同上）。当然在孔子心目中，这种“勇”乃是受“义”所制约的，是所谓的“义勇”，“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将帅个人言行对官兵的影响，要求他们为士卒们带头做出表率。他指出，作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第三，注重军事训练，掌握军事技能。军事训练是治军的重要内容，对此，孔子也充分予以重视。他强调学习军事技能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具体地说，就是以“六艺”中的“射”、“御”教授和培养学生，使之熟练掌握这两项军事技能。据《论语》等文献记载，孔子很注重“射”、“御”技能的训练，对此发表过不少自己的见解。他把“射”、“御”列为学生的必修科目，并用自己的技艺，诲人不倦，教育训练出不少娴熟于军事的学生。更为可贵的是，孔子明确反对忽视教育和训练民众的有害行为，认为这样做会造成民众的无辜伤亡：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从而把军事训练提高到“德政”的高度来加以肯定。
（四）“临事而惧”的作战原则
孔子不是专门的军事家，所以对具体作战问题的论述不多，但是，他对作战的基本原则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其要点就是主张对敌作战要谨慎从事，多谋善断，反对轻敌冒进。
孔子认为，用兵打仗是一桩危险性很大的事情。这一特点，决定了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作战行动。孔子一生所审慎持重的“三慎”之一——“慎战”，既是他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也是他对待具体作战行动的基本原则。据《论语·述而》记载，他的学生子路曾同他讨论过作战问题，询问他如果统兵作战，他将同什么样的人共事，“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的回答是，他不与那种鲁莽行动且死不觉悟的人为伍；他的共事者，是那种面临战事而戒惧审慎，善用谋略而能成就大功的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但多谋足智，谨慎从事并不等于是临阵怯战。所以，当谋定事备后，进行战场交锋，这时候就要英勇顽强，努力杀敌，“战陈有队矣，而勇为本”①，去夺取作战的胜利。
（五）孔子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正统”思想，作为这一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军事思想，在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在古代经国治军实践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孔子的慎战观点虽然失之单薄，但毕竟显示了对待战争应有的正确态度，对后人不无积极的启迪意义；孔子先教后战的主张，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训练的开展与深入；孔子关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的论述，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多少注意到“食”与“兵”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这样的认识在当
时历史条件下也是弥足珍贵的；孔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作战原则，反映了作战的基本要求，同样是非常卓越的见解。尤其是孔子战争观中的“民本”色彩和国防建设理论上的文武兼备主张，更是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因而受到后人的推崇和实行。如明成祖朱棣所说：“不可以武而废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②，就很可能是脱胎于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一论述。孔子的某些军事思想有深远悠久的影响，足以证明它具有合理的内核。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子的军事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的糟粕。这主要表现为孔子错误地以“礼乐征伐自
——————————
①《说苑·建本》。
②《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
天子出”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标准，来区分战争的性质，贬斥和否定当时进步的兼并战争，以及在具体军事主张上的迂腐疏阔的空想性，这是必须予以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