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伍子胥的军事思想
伍子胥，姓伍名员，字子胥，以字行。楚国贵族，生年不详，因其父伍奢、兄伍尚在楚遭谗遇害，于公元前522年由楚辗转亡命至吴国。吴王夫差十二年（前484年），他因与夫差在对越战略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而被逼自刎而死。伍子胥“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①，是我国先秦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并通过他的实践经历而得以反映。现简要胪列介绍如下：
（一）伍子胥军事著述蠡测
伍子胥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很有可能有军事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家类”《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五（伍）子胥》十篇及图一卷。这些显然是伍子胥的作品。前者或许主要是他有关治国安邦方面政治言论的记录，但其中也完全可能包括有相当数量的谈兵内容②；而后者则属于兵书无疑。遗憾的是，其书在流传过程中散佚殆尽，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伍子胥军事著作的原貌，而仅能从其他古籍所保留的部分佚文中窥见一斑。例如在《越绝书》中，就有伍子胥著述的佚文，它记载
————————
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②因为据《汉书·艺文志》称，“杂家”本来就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一种学术流派，所以其中言兵论戎也是很正常的，这一点可从今存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有关篇章中得到证明。况且，《汉志》在“杂家”下即注有“入兵法”云云。
了伍子胥关于水军的建设、训练以及作战方面的论述：“阖闾见子胥，敢问船军之备如何？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骑也。”又“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榷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兵法，子胥曰：‘王身将，即疑船旌麾兵戟与王船等者七艘，将军疑船兵戟与将军船等三艘，皆居于大阵之左右。有敌，即出就阵；吏、卒皆衔枚，敖歌击鼓者斩。’”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兵家划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派。其中“兵技巧家”的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而上述几段记载，恰好生动地体现了伍子胥军事思想中这种“器械为宝”、注重实际的兵技巧特色。这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技巧家”著作几乎全部失传的今天，其价值的确弥足珍贵。
1983年底到1984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三座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竹简。经初步整理发现，其中包括有久已失传的兵书《盖庐》，形式为问答体，内容是申胥回答盖庐所提出的军事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申胥的军事思想。申胥就是伍子胥，那么与他对话的盖庐即是吴王闻庐（“阖”、“盖”两字均从“盍”声，按古书体例，自可通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一文介绍，《盖庐》中提到“左青龙，右白虎”，“招摇在上”等，详论“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内多“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等观念，其基本倾向似乎类于“兵阴阳家”。考察《越绝书》卷六《外传纪策考》中也记载有伍子胥“黄气在上，青黑于下等言辞，并结合吴、越、楚诸国“民俗略同”，均“信巫鬼，重淫祀”①等情况，我们认为在伍子胥军事思想中包含有一些兵阴阳家的成分是完全可能的。进而可以推论，《盖庐》很可能是班固所著录的“兵技巧家”《五（伍）子胥》十篇中的一篇，但也不能排除它为班固所著录的“杂家”《伍子胥》八篇中的部分内容。从零星材料中发现的伍子胥的军事言论竟有不同的特征，这恰好充分反映出伍子胥作为杰出军事家所具有的博大丰富、复杂多元的思想体系。
（二）吴楚战争所反映的伍子胥军事思想
从本质上看，伍子胥的军事思想应主要属于“兵权谋家”的范畴，吴楚之战中所反映的伍子胥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艺术，就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基本特色。
吴楚柏举之战是决定两国命运的决定性较量，也是伍子胥一生事业的顶峰。他在此战中所阐述、实施的战略选择、备战措施、策略方针、用间手段、作战指导、进攻原则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军事思想的精华：
1、及时正确、有的放矢的战略选择。当时的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其北与齐、鲁两国为邻，其南与越国相连，其西与楚国接壤。若要向外开拓发展，就必须在上述三个方向选择一个首先进攻的方向，重点突破，带动其余。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②，称霸中原的战略目标。伍子胥从实际情况出发，“明智鉴辨”，审时度势，在全面分析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基础上，向吴王及时提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楚国的方针。伍子胥这种善于选择方向、把握时机的战略决策能力，贯穿于其军事生涯的始终。如战胜楚国之后，在选择下一步打击目标时，提出“释齐而攻越”的方针，就同样体现了类似卓识。
——————————
①《汉书·地理志》。
②《史记·伍子胥列传》。
2、“安君治民”的备战措施。这首先是修筑都城。伍子胥亲自监督“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①。其次，是认真选练兵将，大量制造兵器。他特别重视“选练士，习战斗”②，“习术战、骑、射、御之巧”③。他还建议吴王“请干将铸作名剑……复命于国中，作金钩”④。第三，敦促阖闾厉行节俭，“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⑤。借此以争取民众积极参战。
3、“疲楚误楚”的策略方针。伍子胥针对当时楚军数额庞大，但军令不一，机动性差的实情，创造性地向阖闾提出了这项策略：“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⑥。这一计策的贯彻实施，收到了很大效果。几年之中，使得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指挥失灵，士气低落，军事实力大受损耗，“楚于是乎始病”⑦。
4、“设间误敌”的用间策略。在当时的楚军高层将领中，子期颇有才能，知兵善战；而子常却徒有虚名，贪鄙无能。伍子胥来自楚国，对这一内情自然非常了解。于是他巧妙地派遣间谍，潜入楚国四处散布假情报以欺骗敌人：“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⑧。昏庸的楚王果然中计，让猥琐无能的子常主持军政，为日后柏举惨败埋下了祸根，“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⑨。
5、声东击西、乘隙蹈虚的作战指导。在对楚作战中，伍子胥知彼知己，洞察全局，采取了兵不厌诈、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当吴军准备向楚国发起战略总攻之时，伍子胥建议在正面战场进行
————————
①③④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②《吕氏春秋·首时》。
⑤《左传·哀公元年》。
⑥⑦ 《左传·昭公三十年》。
⑧⑨《韩非子·内储说下》。
佯攻，而主力却避开楚军防范严密的巢、桐地区，溯淮河而上，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迂回包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声东击西，乘隙蹈虚，绕到侧翼突袭楚军薄弱部位。阖闾采纳了伍子胥这一高明的作战指导方针，使楚军的防线顷刻崩溃，结果很顺利地“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①。
6、尽敌为上、连续进击的进攻原则。在吴军取得对楚战略决战的初步胜利后，伍子胥审时度势，建议阖闾乘胜连续进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阖闾攻郢，战三胜，问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对曰：‘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②。终于促使阖闾在关键时刻坚定了信心，下令连续实旎战略追击，在清发水、雍滏等地击溃楚军残部，五战五胜，直下郢都，取得了破楚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伍子胥这一尽敌为上的军事观点，在日后对越之战中也有同样的体现。夫椒之战后，越国大势尽去，这时伍子胥一再建议夫差乘机灭越，以除腹心之患。遗憾的是夫差没有采纳这一正确意见，终于功败垂成，自食苦果。
综上所述，以实践效应和长于谋略为主要特色的伍子胥军事思想，内容丰富，价值重大，堪称先秦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巍峨丰碑③。
二、范蠡的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联合与国，以为己援。晋
————————
①《新序·善谋》。
②《韩非子·说林下》。
③这节关于“伍子胥军事思想”的文字，系由笔者与徐勇先生合作撰写的论文《伍子胥军事思想述略》（刊《孙子学刊》1 992年1期）改写而成，今征得徐勇先生的同意，收入本书。
国支持吴国对付楚国，楚国如法炮制，也鼓动越国从背后给吴国制造麻烦，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范蠡和文种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出众，很快获得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辅佐勾践主持军政大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可惜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佚，《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蠡测其军事思想的面貌以及特色。
范蠡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精神。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目的。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条件
范蠡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①；“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
——————————
①《越绝书·枕中》。
凶决在其工”①。其基本原则就是，全面准备，以应万变。用范蠡自己的话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②。
（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在范蠡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③，人们从事社会活动，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④。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⑤。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⑥。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主动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寻求破敌：“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⑦，“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⑧。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⑨，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⑩，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
——————————
①《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②《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③④⑤⑥⑦⑨⑩ 《国语·越语下》。
⑧《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分的体现。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①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赢得最后的胜利。
（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防守一方）不轻率为客（进攻一方），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一再强调“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②。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③。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言之，它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后客，殄灭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地位。用范蠡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④。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是高超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
————————
①②③④ 《国语·越语下》。
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①。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②。这一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他为此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③。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的关系乃是辩证的。后发制人固然可以胜敌，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④。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范蠡关于因情用兵的思想确是高出于《老子》。《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所谓“不敢进寸而退尺”⑤，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因情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得多了。
——————————
①②③④ 《国语·越语下》。
⑤《老子·六十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