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的生平业绩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或说山东博兴、山东广饶）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大致与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而略晚。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时期和吴王夫差前期。他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学家，其兵学思想集中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理论的伟大成就和最高水平，并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成熟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孙子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齐国度过的。他所出身的田氏家族，是当时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是一个具有兵学传统的军事世家。他的祖父田书，曾奉齐景公之命，率军攻打莒国，因战功卓著而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这样优越的条件，使孙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熏陶，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为他日后从事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齐国内部发生了“以田、鲍四族谋为乱”①的重大变故，孙子不愿置身于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以至沦为卿大夫之间倾轧斗争中的牺牲品，于是作出了辞别故乡，南下吴国，以求一展抱负的决定。他辗转来到吴国之后，在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附近安居了下来。在那里，孙子一面灌园种田，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一面研读兵书，撰著兵法，冷静观察吴国的政治动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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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正》。
待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时机。他还结识了因躲避祸乱而逃奔吴国的楚国贵族伍子胥，伍子胥深富韬略，孙子通过同他切磋学术，间接地增加了对以吴楚为代表的南方军事文化传统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
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指使勇上专诸在家宴上刺杀吴王僚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即位后，决心伐楚，但发愁没有一位杰出的将帅来统率军队，指挥战争。伍子胥乘机连续七次向吴王推荐孙子，盛赞孙子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阖闾于是决定召见孙武，而一直留意观察吴国政治动向的孙子，也认定贤明英武的阖闾正是自己择主而仕的理想对象，便欣然应召，并将自己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呈送给吴王审阅。孙子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阖闾的强烈共鸣。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一位杰出的将才而深感欣幸。同时阖闾还希望能看到兵法十三篇的操作效果，就让孙子在吴宫中动用180名宫女当着自己的面进行操演。在这次操练教战过程中，孙子为了严明军纪，体现信赏明罚、以法治军的精神，同时也为了申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指挥原则，坚决处死了两位担任队长、但却藐视将令不遵守军训纪律的吴王宠姬，从而使这次军事操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吴宫教战”后不久，孙子被吴王正式任命为将军。他与伍子胥等人一起辅佐吴王，积极图强，与楚争战。从公元前512年开始，吴国对楚国采取了骚扰、疲误的战略方针，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击楚国，既使楚军疲于奔命，削弱了实力；又诱使攀军放松戒备，暴露虚隙。待时机成熟后，吴王阖闾遂于公元前506年以孙子、伍子胥、伯嚭为将，亲率大军进攻楚国。这场战争的战略目标是孙子等人预先制定的，它以奇袭楚国郢都为目的，以实施远距离战略奔袭为作战方针。在孙子等人的正确指挥下，英勇骁战的吴军，先后在大小别、柏举、清发水、雍灌、郢都郊外等地连续重创楚军。长驱直入，五战五胜，攻陷了郢都。五战入郢，是孙子军事生涯中光辉的一页，从此孙子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名闻遐迩，而其高明的作战指导思想，如“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等等，也均在此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
柏举之战后，孙子继续辅佐阖闾的事业，曾在对越国的作战中发挥过作用。因此司马迁称誉他和伍子胥一起为吴国“南服越人”作出了贡献①。吴王夫差继位后，孙子仍为吴国的强盛而不懈奋斗。公元前484年的艾陵之战，吴军战胜齐国军队；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之后，吴国终于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在这些活动中，孙子可能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司马迁说：“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②孙子的晚年情况史载不详，很有可能是有鉴于夫差骄横好战，好友伍子胥被迫自杀等情况，而激流勇退，飘然高隐了。但不论孙子的最后结局如何，他作为一代兵圣的地位是丝毫不受任何影响的。
二、《孙子兵法》的真伪及其流传
（一）《孙子兵法》的篇数和真伪考辨
司马迁在孙子本传中说，孙子之所以“显名诸侯”，名于当世，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然而，在今天孙子之所以在军事学术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则是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兵学名著《孙子兵法》，为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孙子兵法》今存本共十三篇，5900余字。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除十三篇外（《地形篇》有目无文字内容），还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佚文。另外，《通典》、《文选》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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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伍子胥列传》。
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政书中也保存有一些尚待进一步考证的孙子“佚文”。
《孙子兵法》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为“十三篇”。此后历代都有著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载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入兵权谋家。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云”即是明证。
本来，《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年，其作者是孙子，乃是普遍的共识，然而自宋代以来，曾不断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他们认为，孙子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孙子兵法》书中所反映的战争方式及特点、专有名词称谓、文体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特征。因此论断《孙子》当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很难肯定是孙子，而应是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或某一“山林处士”，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是战国中期的孙膑。
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孙武撰著《孙子兵法》见于《史记》明确记载，战国、秦汉时人对孙子其人其书言之凿凿，而现代考古发现亦证实了这一观点的可信性。《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它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子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子著有《孙子兵法》最原始且有力的证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初期之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子实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肯定孙子其人其书，高诱则更指出《孙子兵法》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如《尉缭子》、《韩非子》、《战国策》、《黄帝内经》、《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记载。可见孙子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当时人们的共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和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提到“十三篇”，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似，这样便从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绝非杜撰。
其次，单凭《左传》记载的有无，来考定孙武与《孙子兵法》的关系，证据是贫乏的，方法是武断的。这一点在宋濂《诸子辨》中即有驳议。其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至于言孙膑与孙子为一人，或言孙膑为《孙子》之作者，这一误解亦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烟消云散，涣然冰释了。
其三，不能以战争方式的演变诸现象来简单判定《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更不能由此而否定孙子著作该书。因为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考察，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仅就作战的特点言，即是欺敌误敌、示形藏真、避实击虚、奇正变化等“诡诈”战法日益流行，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日趋没落，《孙子兵法》较为集中地反映出这一历史潮流的趋向，这实属正常。又：在这一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越、楚诸国充当了先行者。它们因较少受旧“军礼”传统的束缚，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设伏、偷袭等“诡诈”战法，并常常奏效。孙子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作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①，指的正是这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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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膑兵法·陈忌问垒》。
其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衍化发展。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求“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对这一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可见《孙子兵法》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方式嬗递的深刻烙印，它当成书于春秋末年。
当然，《孙子兵法》中也有不少后人所增益添加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为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亦颇可怀疑系后人附益窜入，至于《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言理”风格相悖背。但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其书成于春秋末年这一基本事实。
（二）《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及其版本
《孙子兵法》问世后，即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早在战国时期，它就声誉鹊起，广为流传。《韩非子·五蠹》有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就是具体的写照。到了西汉时期，更出现了“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①的盛况。应该指出，西汉时期是《孙子兵法》正式见于著录的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的关键阶段。当时的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整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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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一次是在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①。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②。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③。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当都包括《孙子兵法》一书。尤其是第三次整理，对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刘向、任宏的校理，《孙子兵法》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所收藏。
《汉书·艺文志》渊源于刘歆的《七略》，而《七略》则本于刘向的《叙录》：“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④。它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区别于“齐孙子”（孙膑）。而篇数的增多，表明《孙子兵法》在流传过程中，为人们所不断附益，以致其篇数大大膨胀，对此，三国期间的曹操是颇感不满的，他在注《孙子》时，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⑤
曹操的《孙子注》，乃是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备受后人的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三卷相合，这表明曹操是就司马迁所说的《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曹操注《孙子》后，又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以收录。
隋唐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军事理论本身的丰富发展，《孙子兵法》的流传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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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汉书·艺文志》。
④《隋书·经籍志》。
⑤《孙子注·序》。
们对《孙子兵法》的推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统治者鉴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实际情况，于神宗元丰年间，组织人员整理兵书，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以《孙子》为首，包括《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号为《武经七书》，颁行武学，培养将才。从此《孙子兵法》被确定为官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这二情况一直沿袭到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①
与上述历史进程相一致，对《孙子兵法》的著录也是各类公私目录书重点注意的内容。《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兵法》作注者不下于200余家，存世的亦在70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代有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施子美、王皙、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真可谓是注家辈出，蔚为大观。
《孙子兵法》的版本很多，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
1、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最早传世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到元狩五年（前118年）之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比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为早，有较高的校勘、研究价值。所惜的是，其简并非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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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2、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它是现存《孙子》的最重要版本之一。原为陆氏百百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走，收藏在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至清初，《孙子》的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与《武经》本相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有学者认为它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①。有影宋本传世。
3、十一家注本。即宋刻《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宋本。它也是传世《孙子》书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书传本的两大本源。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十一家注本并不十分风行。在清代时，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的校订考辨，遂使其面目一新，大为风行。而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