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首先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孙子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不复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的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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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辑。
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因此，在考察战争问题上，孙子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那里，战争是被当作一种客观物质运动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玄虚，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形篇》所说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一种把战争的胜负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和实力。换言之，孙子的战争理论，是基于其朴素的唯物主义物质观。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其次表现为朴素辩证思想的思辨特征。孙子是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和方法来思考、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的。在他那里，军事问题首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他讲“道、天、地、将、法”“五事”，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政治、军事、天时地理条件、法制建设、人材拔擢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的。其次，孙子兵学的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第三，不仅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
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正是这种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子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圆融性。
朴素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节”与“度”的关系。根据这一思想方法，《孙子兵法》在对待战争大事上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形成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它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反对走极端。另外像治军上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反对溺爱姑息，以至“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又肯定“胜可为”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应该指出，《孙子兵法》对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孙子兵法》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对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行军篇》所详细列举的30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子真正掌握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第二，《孙子兵法》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具有明显保守性不同，《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形人而我无形”、“计利以听，乃为之势”、“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第三还表现为民本政治思想精神的洋溢。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初步勃兴的重要阶段。当时不少思想家都普遍注意于考虑民众的欲求，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其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的精神指导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善庸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地形篇》）等等，就是比较突出的表述。很显然，孙子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修道而保法”、“唯民是保”。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这正是孙子兵学思想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二、《孙子兵法》的战争观理论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层出不穷。《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子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子战争观的主线。
《孙子兵法》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既然是关系着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头等大事，故孙子多次对统治者提出，要慎重对待、充分认识、仔细研究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篇》）。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的和战略利益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同上），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
然而主张慎战并非反战，《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由此可见，孙子的慎战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孙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鉴于战争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国家前途的直接甚至是关键的影响，所以他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做到有备无患：“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孙子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最高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讲“全”最多的篇章是《谋攻》。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最高明的境界，最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从而实现战争、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最高境界，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胜敌，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武的“兵不顿”而获“全胜”思想，是战争动机与效果的高度统一论，这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与备战思想在战略指导上的反映。慎战和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之中。
如果必须从事战争，《孙子兵法》主张实行进攻速胜战略，明确提出在战争中“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篇》），即掠取敌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扩张领土，在争霸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九地篇》中，孙子更以明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从历史的角度看，孙子这一战争观，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与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突出的进步性。
三、《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
《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比较丰富，归纳起来说，主要包括有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等几个方面。
严明赏罚，是发挥将士积极性，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孙子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计篇》中将“法”列为“五事”的一项，把“赏罚孰明一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行军篇》）。所谓“文”，就是思想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就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认为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上），否则就不能造就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要严明赏罚，关键在于做到有法可依，有律可循。《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把“法令孰行”也列为判断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认为部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人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计篇》）。指出“治乱，数也”，“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至于法制建设的重点，孙子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主张用金鼓旌旗来指挥和统一军队的行动，从而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的目的。
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子兵法》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十分强调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孙子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助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助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认为一名良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条件。具体地说，即将领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在才能上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与众相得”，使士卒“亲附”；在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提醒将帅要注意避免犯骄横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子兵法》主张保证将权适当的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指出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那么诸侯列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这就叫做“乱军引胜”。可见一支军队要强大有力，战胜敌人，重要的前提之一，便是必须做到“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提倡“君命有所不受”，并把它肯定为一条很重要的治军和作战指挥的原则。
《孙子兵法》也比较注重部队的训练问题，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列为重要的致胜因素。孙子郑重其事地向那些统兵将领提醒道，“教道不明，兵无选锋”，是导致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服务于新兴势力的政治需要，孙子提倡爱护关心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乃是训练好部队的先决条件。孙子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很明确的，即由此而造就“上下同欲”、上下一致的良好官兵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
当然，《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孙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家，是不可能真正摆正军队内部官兵关系的位置的。其提倡“愚兵”主张，就是证明。然而这毕竟是《孙子兵法》治军思想中的支流，不能因此而忽略其治军理论在总体上的历史进步性。
四、《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
“善战”思想在整部《孙子兵法》中占有主导地位，“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争篇》），是孙子兵学实用理性和精髓要义的集中体现。通观全书，可见其制胜之道内容非常丰富，大略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此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作战指导，赢得战争胜利。
孙子认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知彼知己”，因为只有正确估量敌我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基于这一认识，孙子主张在开战之前就要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五事七计有全面的了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以期对战争的胜负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战术方针。在实施作战指导过程中，也要随时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作为行动的前提和依据，“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篇》）。为了了解和掌握敌情，孙子提倡用间，把这看成是“知彼”，也即“知敌之情实”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为此，他在《用间篇》中集中论述了用间的原则和方法，主张“五间并起”而以“反间”为主。在具体的战场交锋中，孙子也强调最大限度地观察敌情，判明其意图。《行军篇》中30余种“相敌”之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由此可见，“知彼知己”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出发点。
（二）“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孙子认为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造条件，始终牢牢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关于如何争取主动权，《孙子兵法》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加强军队实力，造成对敌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形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同上）。第二，造势任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所以他十分重视战场的造势和任势，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同上）。其实质含义就是要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有效地克敌制胜。第三，奇正并用，避实击虚。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一是要解决战术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他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打仗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同时，高明的将帅还应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二是要正确贯彻“避实而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关键的部位，有效地制服敌人。综上所述，“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争主动权，实为《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精髓和灵魂。
（三）“示形动敌”，“兵者诡道”，不拘一格，因敌制胜。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孙子认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就必须在具体作战指挥上贯彻“兵者诡道”的原则。他指出指挥艺术的奥妙，就在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唯有如此，方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上）。这种诡诈战法的核心，则是“示形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孙子指出战场上运用“形”的最微妙、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虚实篇》）。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置敌于死地，“自保而全胜”。同时孙子也强调作战上的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主张“因敌制胜”。他为此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等等。其主旨，均立足于“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一点上。可见不拘一格、“因敌制胜”，既是实践“诡道”战法的前提，也是孙子制胜之道之所以高明的表现。
（四）“兵贵胜，不贵久”，强调速战速决，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进攻性、运动性，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显著特点。
孙子对战争的代价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坚决主张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为此他反复阐述“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主张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同上）。为了实现速战速决，孙子主张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迅速、突然，使敌人陷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虚实篇》）。努力达到“动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强调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军争篇》）。总之是要“悬权而动”，使部队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同上）。三是要做到隐蔽，使对手无从窥知我方的作战意图，从而确保我方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成，运动性能够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因形而错（通“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篇》）。孙子认为，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才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五）正确选择主攻方向，以优势兵力各个破敌，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
作战双方，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才能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是战争的铁则。孙子对此作了充分的揭示，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谋攻篇》）。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以优势兵力去对付劣势之敌，集中兵力，以镒称铢。为此他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的种种具体主张：“并敌”，“并敌一向”，“并气积力”，以求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当然，战场的态势是于变万化的，集中兵力的方法也应该因敌制宜，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就是这个意思。孙子进而指出，在战争活动中，通过众寡分合的运用以达到集中兵力、掌握主动的目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从战术上说，即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 他一再指出在兵力部署上如果不分主次方向，单纯企求“无所不备”，那就势必造成“无所不寡”的局面，无法达到“我专而敌分”的目的，也就丧失了主动地位。
（六）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根据地形条件制定合适的战略战术，确保作战的胜利，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重要内容。
能否正确掌握和利用地形，对于战争胜负的关系甚大。孙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相互关系的军事大师。他著写《九地篇》，阐述战略地理问题，区分了由于位置和条件不同而对作战产生不同影响的九种地区，分别提出了军队在这九种不同地区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又在《行军》、《地形》诸篇中着重论述了战术地理问题。他指出将帅应该善于“处军”，而“处军”的核心，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列举了山地、江河、沼泽、平原等四种地形的不同处军原则，并进而将利用地形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行军篇》）。从当时的实战要求出发，孙子还具体分析了军队在作战中可能遇上的“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地形，并就这六种地形条件，提出了具体而又适宜的用兵方法。基于地形条件与作战胜负有密切联系的认识，孙子主张将帅要对熟悉和巧妙利用地形条件予以高度的重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地形篇》）。把“地”列为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五事”之一。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孙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有关巧妙利用地利问题的论述，是其制胜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中的制胜论思想既具有完整系统性，又不乏深刻精辟性，它是孙子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是《孙子兵法》一书精华之所在。正如宋代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所说的那样，“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它以无可怀疑的事实向古往今来的人们昭示：孙子无愧于“一代兵圣”的光荣称号！《孙子兵法》无愧于“百世谈兵之祖”的不朽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