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子》的真伪及其流传
《吴子》是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前381年），战国前中期著名法家、兵学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著名儒家人物子夏与曾申等人。善用兵，初任鲁将，曾率鲁军击退齐军的进犯。后遭谗离鲁，入魏谋求发展。被魏文侯任为将军，率军击秦，攻拔五城，并协助乐羊攻灭中山，因功出任西河郡守。魏文侯死，吴起继续辅佐魏武侯，曾率魏军伐齐，攻至灵丘（今山东髙唐南）。吴起在魏前后27年，经国治军，功绩卓著，因而引起魏国贵戚大臣的妒嫉，终于遭谗而被迫出走楚国。入楚后被楚悼王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升为令尹，主持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①，堵塞私门请托，摒除纵横说客，奖励耕战，以强兵为要，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接连取得“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与救赵攻魏等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不久，楚悼王病故，以阳城君为苜的旧贵族发动武装叛乱，杀害了吴起。变法失败，楚重遭“削乱”。
作为军事家的吴起，不仅战功卓著，而且还著有兵书《吴子》。可是后世对《吴子》的真伪产生异议。我们认为，历史上吴起著有兵法《吴子》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韩非子·五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了有《吴起兵法》行世。《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把四十八篇《吴起兵法》归入“兵权谋家”。从史家的著录看，虽在卷帙篇题方面稍有差异，但却无人怀疑其为伪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有明晰的评介和考辨：“《吴子》一卷，周吴起撰。起事迹见《史记》列传，司马迁称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数。《汉艺文志》载吴起四十八篇，然《隋志》作一卷，贾诩注，《唐志》并同。郑樵《通志略》又有孙镐注一卷，均无所谓四十八篇者。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三卷，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今所行本虽仍并为一卷，然篇目并与《读书志》合。唯《变化》作《应变》，则未知孰误耳。起杀妻求将，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如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用儒家观点来评介《吴子》的政治、军事思想并不可取，但他考辨《吴子》传世的源流，证明《吴子》不是伪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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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疑是正确的。
首先认为《吴子》是伪书的，是清朝的姚际恒和姚鼐。姚际恒用“其论肤浅，自是伪托”①八个字来考辨真伪，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姚鼐倒是提出了证据：“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以节’乎？”②其实，笳笛作为指挥器材，《六韬·虎韬·军略》中早就有记载：“夜设云火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通典》在叙“前代杂乐”时记载：“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菰，菰即笳也。”可见并非魏晋以后才使用笳笛。
认为《吴子》是伪书并且提出证据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说：《吴子》所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为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③
这四兽并配以方色的问题，在郭沫若先生早期写《述吴起》时无疑是一个问题，但自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以后，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随县出土的漆器乃公元前423年左右的文物，时当战国前期。其漆箱盖上绘有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像。因此，四兽之说问题已不足成为判断《吴子》为伪书的证据了。
《吴子》问世之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自战国至秦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④。《隋书·经籍志》载：东汉末年，军事学家贾诩著《吴起兵法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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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今伪书考》。
②《惜抱轩全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
③《青铜时代·述吴起》。
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卷，已佚，《新唐书·艺文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记同。唐魏征《群书治要》节录《图国》、《论将》、《治兵》、《励士》四篇与今本《吴子》（宋《武经七书》本）篇目、文字基本相同。可见，今本《吴子》祖于贾诩注本，而贾诩注本来源于先秦祖书。
宋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命校订包括《吴子》在内的《武经七书》北宋上下二卷六篇白文本（在《武经七书》内，原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宋代施子美著有《吴子讲义》（在《武经七书讲义》内），明清以来，注家蜂起，比较著名的有明朝刘寅《吴子直解》（在《武经七书直解》内）、李清《重镌吴子集注》（在《重镌武经七书直解》内）等50余部，清朝陈裕《吴子全题汇解》（在《武经全题汇解》内）、朱墉《吴子汇解》（在《武经七书汇解》内）等30余部。
《吴子》经后人多次整理、校订和诠释，其中难免植入整理校订者个人的某些见地。这是研究今本《吴子》时应注意分析鉴别的。
《吴子》在世界上也是名闻遐迩，受到各国军事学术界的重视。在日本，自吉备真备在唐代玄宗时（公元734年）把《吴子》携归后，比较著名的研究《吴子》的专著有1600年元佶《校定训点吴子》、1659年林道春《吴子训点》、1644年山鹿高祐《吴子句读》、1973年金谷治《吴子》等达六十余部之多。在法国则有阿米奥神父翻译的《吴子六篇》。
二、《吴子》的军事思想
《吴子》现存六篇：《图国》论述经国治军的基本原则；《料敌》论述分析、判断敌情和因敌制胜问题；《治兵》论述军队治理的原则和方法；《论将》论述为将之道以及识别敌将能力的重要性；《应变》论述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励士》论述激励士气的方法。全书通过吴起同魏文侯、魏武侯的对话方式展开论述，从未战之前的国防建设到既战之后的战略战术都有精辟的分析和卓越的见解。现存《吴子》因非完书，难以寻绎其全书思想体系，但亦可看出吴起关于军事问题的精辟论述。
（一）以“耕战”为核心的战争观
自战国七雄并立形势出现后，战争问题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列国的国君大都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①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纷纷讲求兵法，寻求胜敌之术。杰出的军事学家吴起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吴子》中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如何谋求富国强兵这一根本问题，为对内加强地主阶级专政，对外争取封建兼并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提出了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的治国治 军纲领。“内修文德”就是要修明政治，“外治武备”就是要加强 战备。“文德”与“武备”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反面的例证 就是：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不修文 德，“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图国》）。
对于“文德”，《吴子》中有确定的内涵。中心的问题是重视 耕战，主张“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图国》）。这与吴起在 国“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②，是一脉相承的。提倡“耕战”，也就是要限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这也是吴起对法家始祖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文德”，《吴子》明确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道、义、礼、仁。《图国》指出：“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起讲的“四德”，乃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礼法规范，有其深刻而丰富的内容。略而言之，“道”就是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 “义”就是实行“禁暴救乱”（《图国》），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礼”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在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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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苑·指武》。
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上就表现为信赏明罚，纪律严明；“仁”就是“民知君之爱其命， 惜其死”（《图国》），上下同心。用“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图国》），便能达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目的。民众“皆是（拥护）吾君而非（反对）邻国”（《图国》），在战场上就 会“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图国》）。
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吴起称之为“和”。“和”即“人和”，也就是内部团结，民心所向。吴起说：“是以有道之王，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进行战争）”（《图国》）。反之，则不可以进行战争。吴起指出了四种情况：“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图国》）。
“内修文德”只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外治武备”。吴起关于“治武备”主要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在强兵”①，必须挑选、招募勇武之士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说：“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图国》）。二是加强战备，立足有备无患，《料敌》指 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戒”就是戒备、战备。要求“简 募良材，以备不虞”（《图国》）。
第二，论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政治性质，在认识上超出了前人。《图国》中指出：“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争名”就是诸侯列国争霸主之名，“争利”就是诸侯列国争夺人口土地之利，“积恶”就是诸侯列国交恶成仇，“内乱”就是各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内战，“因饥”就是由于饥荒导致民众起义或者敌国乘机而入。这五条战争起因固然都只是对历史现象的表面认识，未能揭示战争爆发的阶级本质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吴起，能够揭示这些引起战争的五种现象，正表明了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吴起，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和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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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可贵的是，吴起在分析了五种战争起因之后，对战争的政治性质作出了卓越的分析。他说：“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图国》）。明确指出：“禁暴救乱”（制止暴虐，平息动乱）的称为“义兵”；“恃众以伐”（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称为“强兵”；“因怒兴师”（因受欺凌而出兵）的称为“刚兵”；“弃礼贪利”而用兵的称为“暴兵”；“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称为“逆兵”。从其分类和分类的标准可以看出，吴起显然注意到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他虽然看不到战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作用，但是他毕竟认识到应当 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二）以法治为核心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吴起的法家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他在魏国“治四境之内，成教训，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①，并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这在《吴子》中也得到了印证。
吴起的建军思想，核心是法治——“以治为胜”（《治兵》）。他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治兵》）。按照这样的主张建设的军队，就是一支服务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封建军队。为了建设这样一支军队，《吴子》中所反映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在征兵制基础上建立精锐部队
“乡里相比，什伍相保”（《治兵》），这种以户籍和军队编组相对应联系的兵役制度，利于“料民”、“简募良材”，编组精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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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执一》。
师。其原则是：“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 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图国》）
这“五卒”共3000人，组成军队的“练锐”，“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图国》）。这种练锐之士类似《孙子》所说的“选锋”，也就是《荀子·议兵》所说的魏国的“武卒”。“武卒”就是在征兵制基础上运用募选的方式所组建的精锐武装。
2、信赏明罚的治军原则
吴起在治国中所实行的“明法审令”，反映在治军上就表现为信赏明罚。他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治兵》），认为赏罚严明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对于赏罚，吴起还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刑罚和纪律是用来 统一全军思想和行动的准绳，即“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于刑，不可不严”（《论将》），“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藤矣”（《应变》）。反之，“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兵》）
对于奖赏，吴起在《励士》中说到，赏罚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激励将士同仇敌忾、杀敌立功，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因此，吴起对于奖赏提出了新的“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的方法，《励士》中写道：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实行这种奖有功、激无功、罚有罪的赏罚制度，将士懂得了荣辱，增强了士气。据《励士》中记载，这样的办法施行三年之 后秦国兴师侵犯魏国西河时，数以万计的将士不待发布迎击命令，都自动顶盔贯甲，纷纷请战。
3、“简募良才”的任人路线
吴起十分重视对将领的选拔任用，强调一个国家是否有良将，是关乎“得之国强，去之国亡”（《论将》）的大事。他认为，即使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如果没有良将指挥，“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图国》），注定要失败的。
吴起主张，寻求良将必须打破世袭爵列制度，反对讲究出身门第，必须从士兵中“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料敌》），“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图国》）。
选拔的标准，总的原则是文韬武略：“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论将》）。吴起反对以匹夫之勇作为选拔将帅标准的世俗之见，指出：“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论 将》）。一个真正的良将，必须具有“五慎”的思想修养，“四德”的良好品质，以及善察“四机”的用兵艺术。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理”就是治众如治寡的领导才能；“备”就是“出门如见敌”的高度警惕性；“果”就是“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戒”就是“虽克如始战”的慎重态 度；“约”就是“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
“四德”，即威（威严）、德（品德）、仁（慈爱）、勇（果敢）、（《论将》）。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 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 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师橹楫，士习，马闲（通“娴”，娴熟）驰逐，是谓力机”（《论将》）。其 基本思想是，作为良将必须善于掌握部队士气，正确利用地形，巧妙施展间敌之术，充分发挥军队战斗力。
4、“教戒为先”，把教育训练放在重要地位
为了使军队成为新兴地主阶级争王图霸的工具，吴起十分强调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治兵》）在管理教育上，除了使士卒懂得荣辱外，还要有严格的纪律 和禁令来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他指出：“上令既废，以居则乱， 以战则败”（《治兵》）。上级的命令不能贯彻执行，部队平时必然 发生混乱，战时就会打败仗。因此，他认为只有“三军服威，士 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应变》）。以部队的出发来说，他要求做到：“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在战场交锋中，则 要做到“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不从令者诛”（《应变》）。战胜 敌人后，也要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应变》），禁止烧 杀抢掠，以争取民心，巩固胜利成果。
在军事训练上，吴起提出了两种训练方法：一是普遍加以训 练，“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 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治兵》）； 二是因人制宜地加以训练，“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 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治兵》）。
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练习方阵的进退分合变化，即“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 而解之”（《治兵》）。意思是说，要反复演练圆阵变为方阵，跪姿变为立姿，前进变为停止，向左变为向右，前队变为后队，分散变为集中，集结变为分散。
（三）避实击虚和因形用权的作战原则
吴起在作战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这主要表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
1、避实击虚
吴起主张，指挥作战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审敌”就是对敌情的了解和判断。对于了解和判断敌情问题，吴起实质上谈到了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从战略上说，他在《料敌》中对六国政治、军事、经济、民情以及地形等各方面的综合分析，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证。这里，引他对齐国的分析和提出
的相应对付办法如下（余可类见）：“齐陈重而坚”，“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从战术上说，吴起强调要审敌动静和审敌将领，并且作了具体阐述。 ，
关于审敌动静的“相敌”之法，《料敌》中写道：“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 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关于审敌将领的智愚，《论将》中写道：“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通“败”），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 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勿与战矣。若其众谨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对于敌人动静和将领智愚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其目的都是为了探明敌人的虚实、强弱，以求随机应变，量敌用兵，避实击虚，夺取胜利。
关于“避实”，《料敌》中列举了六种情况：“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
关于“击虚”，《料敌》中列举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其核心含义，就是要牢牢抓住有利的战机，利用敌人显露的虚弱之点，发起凌厉的打击，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由此可见，吴起这种“见可而进，知难 而退”（《料敌》），主张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思想，既是对孙武等 前人军事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发展，丰富了具体的内容，增添了新的见解。
2、因形用权
在作战上，吴起提出了 “因形用权”（《论将》）、灵活机动的原则。《吴子》中对此从不同天时、不同地形、不同敌情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敌众我寡时的打法：“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通“猝”）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应变》）。其要点是依托险隘有利地形，虚张声势，伺机出击，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对强敌的打法：“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通“败”），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 （《应变》）。其要点是惑敌、诱敌，打击敌薄弱而又要害的部位。
不同地形和天候条件的打法：《应变》中还谈到了在溪谷遇敌、山谷遇敌、临水遇敌、天久连雨受敌等四种情况下的作战要领。其基本精神也是随机处宜，及时调整战术，奇正并用，乘隙蹈虚，战胜不复。
综上所述，《吴子》作为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内容比较丰富，不少论述也有其精辟独到之处，乃是中国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它受到后人的重视，并被列入《武经七书》，决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