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尉缭子》的真伪及其叙传
《尉缭子》最早见于著录是在《汉书·艺文志》上。其书载有两部《尉缭子》：一部载于“兵书略”，归入“兵形势家”，共31篇； 一部载于“诸子略”，归入“杂家”，共29篇。
1972年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汉简《尉缭子》六篇：《兵谈》作《治国》，《攻权》作《兵劝》（“劝”读为“权”），《守权》、《将理》、《原官》（原佚篇名）、《兵令》（传世本分上下两篇，简本不分篇，又与非本书之《守法》、《守令》同于一块篇题本牍）。这六篇的内容文字与今本大体上相合。这就证明它无疑是先秦古籍。传 世的《尉缭子》只有唐魏征《群书治要》所收的节选本与北宋《武经七书·尉缭子》本。以上三种版本在内容上大同小异，都是谈论兵法之作。而杂家的特征是“兼儒、墨，合名、法”①，显然与今本《尉缭子》不相吻合。因此，正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说：“今杂家亡而兵家传二十四篇。”
关于兵书《尉缭子》的作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引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六国时人”。陈玖《七子兵略》注 云：“尉姓，缭名，魏人，乃鬼谷子之髙弟。善理阴阳，深达兵法，与弟子隐于夷山，因惠王聘召，陈兵法二十四篇。”②但是，六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与魏惠王谈论兵法的尉缭，一个是秦始皇时担任国尉的尉缭。③于是，《尉缭子》究竟出自哪个尉缭之手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同时，也就关系到《尉缭子》的成书时 代究竟是战国中期还是晚期的问题。
从现有著录和版本方面的史料，要考辨《尉缭子》的成书时代是难以作出结论的，比较可靠的办法是从书中内容文字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去分析判断。《尉缭子》关于战争与政治、战略与策略、军制与装备等各方面的论述，都明显地反映出战国中期的特征。看来，《尉缭子》当系梁惠王与尉缭的谈兵辑录，成书于战国中期， 略晚于《孟子》（书中两次引《孟子》语）。
《尉缭子》系《武经七书》中的七书之一，宋本存日本静嘉 文库，国内有上海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清以后广为流布，现有明嘉靖十年施德《校正武经七书》本，嘉靖二十二年 翁氏《武学经传三种》本，嘉靖四十年临海陈锡《武经七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本，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
——————————
①《汉书·艺文志》。
②转引自《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等。自宋代施子美著《尉缭子讲义》（在《武经七书讲义》内）后，有明刘寅《尉缭子直解》（在《武经七书直解》内）、清夏振翼《尉缭子体注大全会解》（在《武经体注大全会解》内〉等七十余部。在国外，有日本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等近四十种，朝鲜有无名氏《新刊增注尉缭子直解》。
新中国建立后，《尉缭子》的珍贵价值愈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注译阐释考辨之作纷纷面世，这对于批判继承包括《尉缭子》在内的中国古代兵法，具有积极意义。
二、《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被有的学者誉为“不在孙武之下”①的著名兵书。《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它“能分本末，别宾主”，“理法兼尽”。自汉唐以来，它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重视。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法家倾向的兵学著作，把耕战作为治国的纲领。其中《治本》明确指出：“夫在芸耨，妻在机抒，民无二事，则有储蓄。”为此，它要求国君做到四件事：“一曰神明（英明的统治），二曰垂光（恩施的政策），三曰洪叙（正常的社会秩 序），四曰无敌（强大的军队）。”《战威》也指出：“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从这一社会政治观出发，充分反映出若干革新进步的军事主张。
（一）“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
《尉缭子》认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武议》）。处于历史主导地位的新兴地主阶级，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正义战争充分显示出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上的代言人，明确主张：“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攻权》）。只要是吊民伐罪，正义在我，
——————————
①黄礼漫：《续述记·尉缭子注》。
战略上力求先发制人。
十分可贵的是，《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表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兵令》上）。认为军事是骨干，政治是根本；军事是表象，政治是本质。这一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实质上触及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重要原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尉缭子》不仅在自然观上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而且在政治观上也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贯穿全书。它开 第一章《天官》就明确阐述了人的能动作用是决定胜负的根本，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占星家利用天文星象预测胜负的唯心论说教。
（二）明法审令的治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恩威并用、赏罚兼施从来是封建军队治军的不二法门。《尉缭子》也不例外，主张“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不仅如此，它还主张罚贵赏践，以求达到整肃军纪，确立军威。它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信赏明罚，严格管理，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可以实现“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成为“王霸之兵”（《制谈》）。
《尉缭子》在强调“号令明，法制审”（《制谈》）的同时，又针对当时存在的冗兵庸将的现实情况，十分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的精兵主张。它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杀，训“省”，裁减，下同）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为什么要如此大量裁军呢？《尉缭子》的回答是：“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兵令下》）。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不在人数的众寡，关键在于令行禁止，齐勇若一，《尉缭子》的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尉缭子》关于军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重将帅的选拔和官兵关系的和谐。
“举贤用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武议》），这些都 是对将帅选择的一般要求。除此之外，它还明确要求将帅在战场 上要做到“三忘”：“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武议》）。在作战指挥上要做到“三不制”和“四无”：“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武议》）。作为一个优秀的将帅， 既具备舍身忘死的牺牲精神，又掌握机断指挥的权力，战争中就能建功立业。
《尉缭子》十分注重军队内部的团结，认为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犹如心与四肢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攻权》）。所请将帅的“心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时时处处为人表率，做到“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词之”（《战威》）。
“制必先定”（《制谈》）是《尉缭子》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严格而周密的法制是取胜的重要保证，所谓 “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
制度问题范围很广，《尉缭子》从军队的管理、教育、训练和作战各个方面论述了以法治军的重要性和具体主张。例如，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它主张配置“踵军”（接应部队）、“兴军”（前卫部队）、“分塞军”（后方卫戍部队）和“前御军”（前方警戒部队），各自的作战任务都有明确区分，以保障战争的胜利。又如， 为了在战争中搞好协同和指挥，它要求用旗、羽、章作标志，并在《经卒令》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以便识别和约束。而在作战中，它要求严格区分金、鼓、铃、旗的指挥功能，以统一号令，夺取胜利。
（三）《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
《尉缭于》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兵形势家”，而且是所列11部兵书中唯一存世的一部，其余都失传了。因此，要了解“兵形势”这一流派的思想和特点，《尉缭子》便显得异常珍贵和重要。
所谓“兵形势”，班固有明确的表述：“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先至”言军行之快，“离合背向”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那就相当今天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了。这充分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军队运动性提高，战场机动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荀子·议兵》说，当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
“兵形势家”的《尉缭子》与“兵权谋家”在战争指导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从《尉缭子》的《战威》、《攻权》等 篇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吸取了“兵权谋家”这一战略思想，主张 “不暴甲而胜”（《兵谈》）。它把战争的胜利分为三种方式：一是 “道胜”，二是“威胜”，三是“力胜”。所谓“道胜”就是“庙胜”——“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 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为了求得胜，未战之前要有必胜的条件，“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攻权》）。它批评那种企图凭借倚幸以取胜的做法是“曲胜”，“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攻权》）。认为非全胜者是不懂得战争谋略、没有权威的将军。
从一般治军作战而言，《尉缭子》高度概括出十二条原则：“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十二陵》），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堪称警策。
《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时作战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
1、强调拥有军事实，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我国古代进步的兵学家无不重视战前要创造良好的客观基础。“兵形势”中的“形”与“势”是有区别的。《孙子兵法》中有《形》篇与《势》篇。《形》篇之“形”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势》篇之“势”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发挥。
“兵形势家”是“形”与“势”的统一论者，离开“形”去空谈“势”，或离开“势”去奢谈“形”，无异于只讲主观努力不讲客观条件，或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努力，都是不正确的。兵形势家，首先是实力论者，强调经济的、军事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也就是所谓“富国强兵”。《尉缭子》明确主张“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兵谈》），造成“不暴甲而胜”（《兵谈》）的优势地位。
从作战而言，《尉缭子》十分重视战前准备，主张站稳脚跟，反对浪战。它说：“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 功”（《战权》）。又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攻权》）。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攻权》），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荀子》中有一篇著名的论兵专篇——《议兵》。《议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兵形势”问题。赵孝成王提出的问题是用兵的关键是什么（“请问兵要”）？临武君的回答是：“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显而易见，这主要是讲的灵活指挥与快速机动问题，属于“兵形势”的范畴。荀子不同意临武君的看法，提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的观点。不难看出，荀子对“用兵要术”的认识，过分夸大了仁义礼让的作用；而临武君强调权变诡诈之术，忽视了军事实力、战争潜力和政治教化对胜负的重要影响，虽然谈到了“兵形势”问题，却还没有得其真髓。然而《尉缭子》则不同，它强调本务者“兵最急”（《战威》），并在此“务本”的基础上建立起独到的战略战术思想。它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对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的分析，对战争胜负因素的全面把握，对“兵形势”的真知灼见，都超出了荀子和临武君等人，可与《孙膑兵法》相媲美。
2、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主张“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十二陵》）。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御在于巧妙伪装，隐蔽部署。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作战态势，它要求一方面“事在未兆”（《攻权》）时，先期做好作战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战权》）。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
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其不同的防御特点和要求。以城邑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有些地方都超过了《孙子》和《孙膑兵法》，也超过了《吴子》。如说：“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廉，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 者伤之甚也”（《守权》）。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在城邑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尉缭子》反对单纯防御，并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等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在《尉缭子》中还表现为以奇正造势。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勒卒令》）。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军和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握奇经》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
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是前、后、左、右军。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通常称为“四正”，在左前、左后、右后、右前四个方向上部署的兵力，通常称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巧妙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正兵和奇兵，广泛采取奇谋诡诈之术，“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3、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在战前建立军事实力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蓄势于前，是能量尚未完全变为动中之“势”的“形”，那么，作战中充分发挥出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孙 子》）的范围了。《孙子》用髙山滚石来比喻军力发挥的锐势。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除了军事实力和战场态势等客观条件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从《尉缭子》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
关于指挥专一，《尉缭子》认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武议》）。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 “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
关于先发制人，它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然后得出结论：“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战权》）。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要考虑政治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又当别论了。
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战威》），“我因其虚而攻之”（《攻权》）。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略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力求选择在既是敌虚弱又是其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关于兵贵神速，《尉缭子》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 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攻权》）。兵力集中 展开迅速，进攻敏捷，指挥正确，兵锋所向，无敌不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