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韬》的真伪及其流传
《六韬》共6卷60篇，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
隋唐以前，无人怀疑它是伪书。北宋时，武学博士何去非在校定《武经七书》时，提出《六韬》是伪书的问题。但主持校定《武经七书》的司业朱服则认为《六韬》流传已久，不同意何去非的意见。南宋以后，以叶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六韬》之伪。例如，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指出：“不悟《六韬》之伪，何也？盖当时学术无统，诸子或妄相诋訾，或偶相崇尚，出于率尔，岂足据哉!”宋人罗泌认为，“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所掇”①。明朝胡应麟说：“《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②清朝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必秦汉间人之所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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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史发挥·论太公》。
②《四部正讹》。
撰”。近代梁启超更断然认为《六韬》是“全部伪，绝对决定者”①。他们所以断《六韬》为伪书，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证据。根据现有的材料分析，从《六稻》的内容看，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它的雏型很可能比较久远。《淮南子·精神训》曾提到“故通许由之 意，《金滕》、《豹韬》废矣”。髙诱在注中指出：“《金滕》、《豹 韬》，周太公阴谋图王之书，许由轻天下不受，焉用此书，故曰废矣。”《豹韬》是《六韬》中的一卷，这说明《六韬》在成书以前已有一个雏型。
从著录上看，晁公武认为《汉书》没有著录，而是梁隋唐始著录②。沈涛指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③余嘉锡充分肯定沈涛的意见，认为“其所考证，极为真确，真不刊之说也”④。所谓《太公》237篇，即《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载：《谋》81篇，《言》71篇，《兵》85篇。
从版本上看，临沂汉初竹简《六韬》的出土，证明余嘉锡过去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六韬》之书，传之自古，远有端绪”，“此书实是汉时旧本，非后世所能依托”，只是“后人妄有删 削，遂致残缺不全”⑤。被考定为汉五凤三年（前55年）的河北定县出土的《六韬》也说明它与今本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但文字上 又有所增删⑥。更为重要的是，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六韬》竹简有力地证明《六韬》确系先秦古籍。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专家断定的竹书就有《文韬·文师》、《文韬·六守》、《文韬·守土》、《文韬·守国》、《武韬·发启》、《武韬·文启》、《武韬·三疑》等14篇残简，其书写年代至迟在汉朝初年。因此，结束了《六韬》是汉以后伪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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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饮冰室合集》第十七册，第258页。
②《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③《铜熨斗斋随笔》卷四。
④⑤《四库提要辩证》卷十一。
⑥《文物》1981年8期，《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
《六韬》问世之后，在汉以前就广为流传。《庄子·徐无鬼》说：“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谈到圯桥赠书故事时，明确写到：张良“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东汉、三国年间，它已受到军事家们的高度重视。例如，《后汉书·何进传》载：“五年，天下混乱……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
又如《三国志·吕蒙传》裴注云：《江表传》曰“……权曰：‘……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云：刘备在遗诏中说：“闲暇历观诸子 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见刘备与诸葛亮也很重视《六韬》。
唐宋以后，军事学家更注意对《六韬》的研究。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提到：“张良所学，《六韬》、《三略》是也。” 北宋神宗元丰时，《六韬》列入《武经七书》，成为军事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受到人们的尊崇。自从《武经七书》颁布之后，《六韬》的各种注本流传至今已有70余种。比较著名的有宋朝施子美 《六韬讲义》、明朝刘寅《六韬直解》、李清《重镌六韬集注》、沈津《太公六韬类纂》、张居正《增订六韬直解》、张明弼《六韬笺注》、黄献臣《武经开宗六韬》、清朝陈裕《六韬全题汇解》、汪桓《标题六韬讲意新宗》、朱墉《六韬汇解》、孙星衍《校订周书六韬》等。
在国外，日本自庆长十一年（1600年）元倍《校定训点六韬》、林道春《六韬评判》出版后，已有三十余部关于《六韬》的专著问世。公元1780年朝鲜有无名氏《新刊增注六韬直解》，公元1961年越南有阮孟保《六韬》等著作。可见它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
二、《六韬》的军事思想
今本《六韬》军事内容甚为广泛，它既吸收了《孙子》、《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军事著作的精华，又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从而成为一部渗透黄老精神、道表法里的具有独特体系的重要兵书。
（一）《六韬》的战争观
《六韬》的战争观，主要表现为以仁、德、义、道为纲考察战争。其《文师》篇云：所谓“仁”，就是“能与人共之”；所谓“德”，就是“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所谓“义”就是“与人同优同乐，同好同恶所谓“道”，就是“能生利”。《六韬》这种仁德义道的政治观，基础就是民本主义，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文师》），民众是主要的。它认为“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文启》）。因此，要求君主应无为而治。在《六韬》看来，国家贫弱，“祸福在君，不在天时”（《盈虚》）。国家要富强，必须让百姓休养生息，以教化治国。反之，“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优则流失”（《文启》），繁刑峻法，苛捐杂税，徭役不休，这样的政治是最大的失败。为此，它提出了六条爱民措施：“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它又对利、成、生、与、乐、喜作了明确的说明：“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賦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它要求统治者做到“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这就清楚地看出，它正是从民本主义思想出发，要求君主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
《六稻》用大量篇幅阐述它的社会观，然而这决不能以此把它看作是一部杂家作品。因为战国以前的兵书，都不是就军事谈军事的，而是把军事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进行讨论的。
《六韬》正是从民本主义出发，要求国君正确治理国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富国强兵”这一命题，在《六韬》中有着的内容。在《六守》篇中提出，君王要紧紧掌握大农、大工、大商三种经济组织，“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它把农、工、商称为“三宝”，认为“三宝全，则国安”，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就可以立足于诸侯之林。这一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六韬》在战争观方面还阐述了除暴安民的思想，并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兵道》）。
《六韬》讲无为，讲爱民，讲富国，讲强兵，目的还是为了统治阶级争胜于诸侯，夺取天下的统治权。
（二）《六韬》的战略论
《六韬》论战略，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全胜”战略和重视进攻战略。
1、关于“全胜”战略
六韬继承和发展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提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军势》）。又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发启》），即不交战而全胜，无杀伤而完师的战略主张。 这一战略思想立足于国富兵强，也就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 实力为基础。但在基础上，还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能动地争取实现 “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立将》）。《六韬》还十分重视采取各种非军事手段，即所谓“文伐”，去削弱和瓦解敌方。它在《文伐》篇中提出了进行“文伐”的十二种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通过分化离间、贿赂收买、美女利诱等手段达到瓦解敌人斗志，解除敌人精神武装的目的。
《六韬》的“全胜战略”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由此而全面论述军事战略。《文伐》指出：“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这说明，“文伐”是军事进攻的准备，是为军事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但“文伐”是以非军事手段削弱和瓦解敌方，它也为不战而胜创造条件。当“伐谋”、“伐交”不能实现政治目的时，就要采取“伐兵”的方式。这就吿诉战争指导者，在考虑和制定战略时不要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而敌降服”，还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负。
2、以进攻为主的战略
《六韬》在战略上，既讲了进攻战略，也讲了防御战略，但绝大部分的篇幅是阐述进攻战略的。只有《突战》一篇可视为论述战略防御问题。其中记载，太公在回答如何抵御“敌人深入长驱”，“三军大至，薄我城下”时说道：这是“突兵”——突然袭击。抗御的方法是：“令我远邑别军，选其锐士，疾击其后。审其期日，必会于晦。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虏”。即在远处组织精锐部队袭击敌后，正确估计战争发展趋势，确定会战日期，隐密地汇集和部署兵力，前后夹击，歼灭敌人。
《实战》中还谈到，“敌人分为三四……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从几个方向多路突入时，必须采取诱敌入伏，聚而歼之的打法。首先要密切监视敌情，预先完备城守，部署伏兵。其次在敌人到来时，先用轻装步兵诱敌入伏，然后伏兵四起，三军疾战，歼灭“薄我城下”之敌。
《六韬》论述进攻战略，内容十分广泛，特别是关于战略指导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
《兵道》篇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一”即统一、专一。将帅领兵在外，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能独专而不制”(《军势》)，不受国君牵制，能主动灵活地决定作战行动，驾驭战争规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而运用集中统一的指挥权在于随机应变，体现集中统一的指挥权在于造成有利的战略形势。
《立将》对将帅的用兵指挥提出：“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又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上不限于天，下不阻于地，前无敌人敢于阻挡，后无君主从中牵制，其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主帅一人之手。
（2）巧妙地隐蔽战略企图和成功地实施战略佯动
《六韬》十分重视隐蔽战略企图，强而示之弱，所谓“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发启》）。高明地隐蔽企图要 像凶禽猛兽那样，袭击目标之前采取敛翅低飞、贴耳伏地的姿态。《军势》中写道：“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又说：“用莫大于玄默”。用兵以玄秘静默，不露声色为上，这样才能实现战略企图。
（3）要善于把握战略时机
《六韬》认为，兴兵伐敌要举起吊民伐罪的旗帜，要在敌方出现天灾人祸、内外交困时进行讨伐。《发启》篇中云：“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军势》篇球战棋问題有一段精彩论述：“善战者，居之不 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
（三）《六韬》的战斗论
《六韬》在军事学术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分析之细，范围之广，在前人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古代有没有运动战，先秦有没有运动战，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六韬》有关作战的论述，可看出先秦运动战及其理论概括。当然，那时的运动战同现今的所谓运动战，有某些意义上的差异。《六韬》对运动战的进攻战斗，提到了以下不同情况和打法：
第一种是打立足未稳之敌。《武锋》指出：“敌人新集（刚刚集中）可击，人马未食（刚到达而未食）可击，不暇（张皇失措，部伍不整）可击”。《战骑》说得更明确：“敌人始至，行阵未定， 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战车》又说：“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远行而暮舍（长途行军，日暮宿营），三军恐惧，即陷之”。
第二种是打疏于戒备、处于混乱和孤立薄弱之敌。《武锋》提到“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战车》提到“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阵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 （前进迟疑），后往而怯（后退恐惧），即陷之”。《战骑》提到“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第三种是打运动之敌。《武锋》提到：“奔走可击……济水可击”。《战骑》提到：“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
追击也是运动中歼敌的战法之一。《垒虚》写道：“敌人卒（猝）去不远，未定而复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则前后不相次，不相次则行阵必乱。如此者，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 必胜矣”。
伏击也是运动战中的一种打法。《动静》中提到：“先战五日，发我远候，往视其动静，审候其来，设伏而待之。必于死地，与敌相遇，远我旌旗，疏我行阵，必奔其前，与敌相当，战合而走，击金而止，三里而还，伏兵乃起，或陷其两旁，或击其先后，三军疾战，敌人必走”。
此外，在《绝道》、《敌武》等篇中还多次谈到“猝遇敌人”的遭遇战的打法。
《六韬》中多次提到阵地进攻，如说“各设固备，未敢先发” （兵道），“阵皆坚固，莫敢先举”（《临境》）。虽然当时的阵地作 战已有筑垒地域，但是，今天看来还不是坚固阵地。对于固守阵地之敌的打法，它的指导思想是，利用示形的方法迷惑敌人，实施出其不意的攻击。《兵道》中对于“示形”以迷惑敌人，予敌以不意的攻击，有如下论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 复疾击其不意”。“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对于特种条件下的战斗，《六韬》专列了篇章作了详细论述。如《林战》论森林地作战，《鸟云山兵》论山地作战，《鸟云泽兵》论江河作战，《分险》论险隘地作战，《火战》论草原地对付敌人火攻作战。
（四）《六韬》的战场勤务论
关于战场勤务，《六韬》的论述在先秦兵书中是较为完备的。
如对于侦察（观察），《兵征》篇把战场观寮的相敌之法分为四项，并对敌情征候作了详细论述：
一是“强征”：“凡三军说怿，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
二是“弱征”：“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
三是“大胜之征”：“三军齐整，阵势以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
四是“大败之征”：“行陈（同阵）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
但《兵征》中也有望气辨吉凶的唯心论说法，纯属不经之谈。
又如警戒，《金鼓》篇中谈到：“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令我垒上，谁何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为一屯，诫而约之，各慎其处。敌人若来，视我军之警戒，至而必还，力尽气怠”。
（五）《六韬》的治军论
在军队建设上，《六韬》也如同其他先秦兵书一样，是将帅中心论者。而且，它比其它兵书更加强调将帅的作用。它不仅有 《论将》、《选将》、《立将》、《将威》等专篇，而且在其它篇也一再提到这一主题。
《六韬》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如在《奇兵》中说：“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但它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无疑是不可取的。
《六韬》对将帅的条件，有许多论述。
《论将》谈到将帅要具备“五材”：勇、智、仁、信、忠。认为“勇者不可犯，智者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论将》把“勇”置于“五材”之首，偏重于“一剑之任”，无疑是不恰当的。
所谓“智”，一是会指挥，认为“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奇兵》）。二是会训练，懂得“练士之道”。即从一人学战到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学战，教成之后，能“合之百万之 众”，“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教战》）。
所谓“仁”，就是要爱兵、爱民。爱兵，则将帅应与士卒同劳苦。对此，《励军》篇有精彩的论述，如说“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
“仁”的另一种表现是爱民。如《略地》篇强调：“无燔人积聚，无毁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这种不烧杀抢掠，不杀俘、不屠城的主张，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六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十分坚决，十分鲜明的。在《赏罚》篇中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而《将威》篇中说得更酲豁：“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信赏明罚作为一种主张，固然是可贵的，但要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军队中真正实行，却是难以做到的。
所谓“忠”，就是忠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论将》篇中说“忠则无二心”。这种主张，显然是由论者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六韬》论述的军事问题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外，关于秘密通 问题，《六韬》中也有论述，专门谈了阴符和阴书，我们已在第四章《战国武器装备》中作了介绍。这里，再简要谈谈关于军队统帅部的组织及其职能问题。《龙韬·王翼》指出：“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并且详细论列这72名将帅助手的分工与职能。这是很有价值的，它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已建立了类似后世的司令部组织。
总之，《六韬》作为战国中晚期的著作，有条件较为系统地总结前人的观点，因而有些论述较之《孙子》、《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显得更完整、更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