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意识形态领域也呈现岀崭新的气象。春秋晚期发生的学术下移、私学勃兴、士的崛起等种种社会现象，在战国社会生活中不但得以延续下来，而且更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而得以发扬光大。当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辩驳，游说诸侯，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思想上的交锋与融合，从而形成了古代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百家争鸣”。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舞台上，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它的基本思想特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曾有过精辟的概括：“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可见儒家是以六艺为法，以孔子为师，宗仁尚义，具有一定复古倾向的重要思想学派。儒家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礼乐”、“仁义”，提倡 “忠恕”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从政治倾向看，儒家“效法先王”，对当时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守色彩。然而他们普遍注意民众的生计间题，主张节制剥 削，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则是正确的见解，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另外他们重视个人修养，致力于整理和弘扬古典文化， 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儒家在战国时期由于各自师承关系的不同和受其它学派影响深浅的不同等多种复杂原因，内部也有合乎逻辑的分化，用韩非子的话说，便是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①。其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有两派，一派是发轫于子思、全面发展于孟子的思孟道德学派，另一派就是“孙氏之儒”，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两派虽然都崇奉儒家基本理论，宗仁尚义，但在具体问题以及论述侧重点等方面则有自己的特色。扼要地说，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思想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尤其是兼采管仲学派的合理内核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的阐述，注意克服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因而具有法家的某些色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外儒而内法”②的人物。儒家内部这种分化现象，是学派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它也使得儒家的思想日趋完善和丰富。
儒家军事思想是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儒家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衍化和派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战争这个暴力斗争手段，作为社会变革的酵母，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十分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探讨，儒家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军事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区分战争性质、对待战争态度、探求战争胜 负因素、重视国防建设、论析治军要领等等，就受到了应有的注意，有许多明确的阐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孟子和荀子正是在孔子初创的儒家军事思想基础上，结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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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非子·显学》。
②张默生选注：《先秦诸子文选》，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情况，而提出自己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成为战国儒家军事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孟子和荀子的军事理性认识从根本上讲，是有其一致性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共性。其表现为：一是根据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把古往今来的战争明确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拥护支持拯民水火、吊民 伐罪的正义战争，反对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的非正义战争。由于他们心目中的“义战”带有虚幻色彩，而当时的战争性质基本上都属于“不志于仁”一类，因此，其在战争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非战”的立场。二是把政治清浊，民心向背视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他们认为，在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民心向背是决定性的，只要赢得民心，便可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和“礼乐”。儒家军事思想中这一 “民本”观，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三是重视国防建设，主张抵御外侮，团结民众共同对敌。要求是文武并举，相辅相成；教练民众，动员民众，加强军事训练，做到有备无患等等。四是主张以“礼”治军，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这正是儒家“礼治”理论在治军问题上的体现。
当然，就论述的范围和认识的深度而言，荀子的军事思想要比孟子博大、丰富而深刻。孟子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基本局限于战争观方面，而且颇多空想的成份；而荀子则有精彩的兵学专论，举凡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均有阐述，且较切于实际，富有启迪。
二、孟子的军事思想
孟子，名轲，（约前372～约前289年，一说约前390～约前 305年），是战国时期儒家道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在世之日，其政治主张虽未曾被采纳，但由于其学问广博，为人方正，而获得普遍的尊敬。据《孟子》书，可知当时经常有人登门向他求教，各诸侯国国君对他也是优礼有加。齐王就明确表示过：“欲以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公孙丑》）。今天我们探讨和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和直接材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一书，其书共七篇，约3.5万字，东汉赵岐将七篇各一析为二，成十四卷。
“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书开宗明义就是 对言利，提倡“仁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书出现“仁”字达150多次。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在政治上便是“仁政”：“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
其本质含义，便是“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孟子的其他思想，如“性善论”、“尽心知天”说等等，都与孟子论证其“仁政”核心思想密不可分。军事思想作为孟子思想的一个侧面，当然受“仁政”观制约，是“仁政”思想在军事领域的外延。
（―）仁政原则与军事活动的宗旨
孟子所景仰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但现实社会给孟子的感受，却是“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梁惠王》），是“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这种现实生活与理想政治的巨大反差与矛盾，反映在孟子军事思想中，突出地表现为对“仁政”理想的追求和对当时战争的非议。他将军事活动的宗旨目的，理解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与推行。认为战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建设起王道乐土。否则，战争便是罪恶，便是不义。对此孟子曾有详尽的论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滕文公》）。“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
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了孟子把军事活动的最终宗旨完全归结为“吊民伐罪”、“安天下之民”这一点上。而“吊民伐罪”、“安天下之民”的最终宗旨的提出，又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观念。这种“仁政”原则指导下的战争目的论，既反映了孟子军事思想对其政治思想的依附与从属，同时，也多少丰富和充实了“仁政”思想的内涵。两者之间主次分明又互为影响。
（二）仁政原则与对当时战争的基本否定
孟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对当时的战争自然是要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争频繁、激烈，日益残酷，从兼并逐渐显现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孟子在世时，曾发生了许多起战事，较著者就有齐魏马陵之战、秦楚构兵、秦魏争夺河西之战、魏楚襄陵之战、齐宣王伐燕等等。战争未免要流血，要杀人，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实，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兼并战争是顺应历史进程的，没有它，统一便无法实现。当时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们已认识到这一历史必然性，肯定了战争的地位和意义。如法家之提倡耕战，又如兵书《司马法·仁本》之言“以杀止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等等，便是具体的反映。然而孟子处处拿自己的“仁政”原则与当时的 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进入视线的仅仅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片面的表层印象。于是乎孟子愤慨，对当时所发生的战争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斥责，这种抨击与斥责正是孟子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所进行衡量的标尺则是“仁政”思想。
孟子反对“强战”，因为这“不志于仁”：“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告子》）。反对依赖“不正当”的武力手段取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在孟子眼中，那些动辄驱民作战的人是“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对这些“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人怎么处置，孟子主张处之以最重的刑罚：“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基于“仁者无敌”的观点，孟子进而对儒家一直尊奉的某些古代典籍也开始怀疑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
孟子这种对当时战争予以否定的态度，虽然让人感动，却难以让人信服。的确，战争是残酷的，但兼并统一之战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仁政”奢谈人道，却解决不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从“仁政”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不可取；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不可无。孟子以仁政原则否定当时的战争，实际上同时也抽掉了自己仁政学说的血肉，使其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而为迂阔之论。
（三）仁政原则与军旅之事的部分肯定
战国儒家军事思想基本特征之一，是他们对军事活动持矛盾的心态：既想从原则上尽量贬低、淡化军事活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同时又不得不在具体论述中注意、肯定某些兵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在孟子那里，也有突出的反映。孟子并不完全排斥一切战争，相反，对正义的战争他一直是歌颂与肯定 的。而所谓的正义战争的判断，则完全是“仁政”这杆标尺衡量的结果。种种歌颂与肯定，说到底，乃是对“仁政”的歌颂与肯定。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尽心》）。“春秋无义战”，虽标志着孟子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可是这毕竟显示出在孟子心灵深处，是有“义战”这一范畴的。同时这句话还表示了第二层意思：即便是不义之战，还是有区分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基于这一认识，孟子对历史上符合“仁政”原则的“义战”予以热情的褒扬：“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滕文公》）。
不但对历史上的“义战”持肯定态度，孟子还进而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仁政”原则指导下的“义战”，也是应该大力提倡并坚决实施的。他鼓励齐宣王征伐燕国，就是明显的例子：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梁 惠王》）。总之，孟子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违背“仁政”原则的兵事。对于符合自己“仁政”原则的“义战”，他则是积极提倡的。简单地指责孟子排斥一切战争，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孟子所谓的“义战”，有其局限性。
（四）仁政原则与军事成败的关系
孟子认为，行仁义之师，军事上的成功即有充分的保障，因为仁义之师众望所归，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也，焉用战”（《尽心》）。孟子还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实施仁政就可以制梃以挞秦赛之坚甲利兵：“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他还认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通“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
这样，孟子在逻辑上便把军事的成功同自己仁政原则的抉择运用密切结合了起来。同样，军事活动的失败挫折，孟子也认为是不行“仁政”的必然结果：“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梁惠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 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仁政”原则左右着一切，孟子的另一段话最为集中地反映了 “仁政”原则与军事成败的相互关系，同时也集中了孟子在这一相互关系认识上的真理颗粒与谬误尘埃并存混糅的特征。《孟子·公孙丑下》云：“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略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里的“得道”，实际含义便是行施“仁政”；同样，所谓的“失道”，便是拒施“仁政”。“封疆之界”、“山峪之险”、“兵革之利”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看“仁政”是否获得贯彻。
孟子重视兵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识见，这在当时诸子中的确有高人之处。但是他把政治与军事完全等同起来，以至根本上抹煞了“山峪之险”、“兵革之利”等具体要素的地位和意义，则是偏颇的。就认识论而言，这是片面、机械的；就实践而言，这又是迂腐、空疏的。孟子大言凿凿，看起来的确很是髙雅，可是毕竟仅仅是高雅而已，并未把握住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三、荀子的军事思想
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因古代荀、孙二字同音，所以亦称孙卿。他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其生平已不可详考，据汪中《荀卿子年表》记载，荀子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 前238年之间。
荀子主要的活动地点在齐、楚两国。年15岁，他到齐国临淄的稷下游学，齐湣王灭宋后，曾南游楚国，齐襄王时，他又回到稷下，“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曾入秦见秦昭王和范雎（《荀子·儒效》等篇）。又曾到赵国，和临武君、李斯等人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荀子·议兵》）。后来又到楚国做兰陵县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于楚国内部的政治倾轧，他从此废官家居，著书不辍，死后葬于兰陵。
荀子的学问涉及面很广，哲学、政治、伦理、经济以至文学，都是他所注意和研究的对象。他的著作，保存在《荀子》一书中， 全书共32篇。
荀子是儒家历史学派的代表者，他的学说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之长的强烈的时代特色。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治”理论。他的学说，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而立论、展开的。要言之，人力战胜自然的思想，是他“礼治”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恶论， 是作为其“礼治”主张的伦理学依据；“王政”、“仁义”说，则为 其“礼治”在政治上的发挥。军事思想作为荀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受其“礼治”观所制约。荀子对战争采取现实主义的冷静态度，进行深刻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既继承了孔盂，又突破了孔孟，反映出早期儒家学派军事思想的最高水平。
（一）礼乐精神，荀子军事思想的核心
礼义的原则与精神，是荀学的本质所在，它同样体现于荀子的军事思想之中：“上不隆礼则兵弱”（《富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王霸》）。“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乐论》）。
这充分表明，荀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筑于其礼乐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对孔子那种礼制色彩笼罩下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事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与孟子相比较，相对而言，这种军事思想较有现实性，比较多地涉及了现实问题。例如，知道礼义有赖教诲而成，于是，荀子就注意到在军事准备工作中“教诲”的必要性： “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强国》）。
在军事活动的刑赏问题把握上，荀子既视礼乐为本，刑赏为末：“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议兵》）。但同时，荀子也不否定礼义指导下的刑赏意义：“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同上）。从而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多少修正了儒家军事思想的某些迂阔倾向。
（二）仁义之师，荀子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兵以仁义为本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没有很大的区别。荀子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仁义”休现在军事活动中便是行仁义之师。荀子强调指出，仁义之师众望所归，无敌于天下：“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 辅服从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王制》）。
为达到这一理想境界，荀子认为：一是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义之政。“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议兵》）。 二是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为富国强兵战胜之本。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才能够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君道》）。
荀子将军事上的不景气视作为政治失当的必然产物：“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重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己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富国》）。“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
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主张在社会生活中，应尽量地避免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他讥讽齐桓公动用军事手段达到个人目 的：“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齐桓）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 足称乎大君子之哉”（《仲尼》）。并进而指出专恃武力并不美妙的结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戌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议兵》）。
荀子认为：“仁义之师”这一理想境界能够实现并非是凭口空说，而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因为众多的历史事实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骧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 （《议兵》）。
但荀子毕竟是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在当时要扭转整个历史的局面是十分困难的，换言之，推行王道，行仁义之师谈何容易。故退而居其次，也肯定霸道的地位。这样，荀子比孟子就大大前进了一步，表明荀子的军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已较多地考虑现实情况的需要。
（三）荀子对军事学术问题的具体阐述
荀子注意到军事自身具有的独立价值，认识到在正确政治指导的前提下，要最终赢得战争，必须通过必要的军事手段。在此认识基础上，荀子就许多军事学术问题，作了较具体的阐述，在这方面留给后人相当精辟的见解。
第一，荀子仔细分析了当时列国诸雄的军事状况，指出它们军事制度上的得失，预测了它们日后在军事上的发展前途以至它们整个国运的盛衰。他说，齐国的军队“隆技击”，对付小盗贼尚可，“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这样的军队，是亡国之兵，“兵莫弱是矣”。魏国推行“武卒”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地 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治军，刑赏分明，士卒斗志高昂，天下莫能抗衡，“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议兵》）。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荀子的这一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第二，荀子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理论。1、“六术”：“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议兵》）。2、“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轨而用财欲泰”（同上）。3、“三至”：“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同上）。4、“五无圹”：“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同上）。荀子认为，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就是杰出 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议兵》）。荀子这些关于将帅修养以及指挥作战原则的概括，是其他儒家人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第三，荀子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他要求参战将士严格遵循战场纪律，听从指挥：“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议兵》）。强调在战争中对敌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同上）。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积 极争取民心，取得胜利：“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同上）。
第四，荀子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以保证战事的结果符合当事者预期的目的。“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技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王制》）。只有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建设一支能征惯战的强大军队，并注意造 成一种修明的政治环境，才可以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荀子这一认识是深刻的。
荀子处于战国七雄兼并无已、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他的历史洞察力是敏锐的。他既重仁义，也言军力，既坚持了早期 儒家反对残酷战争、提倡仁义之师的原则立场，又清醒地区别了政治与军事之间既联系又不等同的关系，在军事理论的阐述上创见甚多。他的军事思想，堪称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之大成。他在《议兵》篇中提由的命题：“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以及他对此所作的一些论述，也反映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其他儒者，偏重政治，忽略军事学的独立价值，不免为迂阔。而荀子则比较好地从理论上把握住问题的本质，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合乎统治逻辑的基本思路。即使在今天，荀子的军事思想对我们来说仍不无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