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先秦兵家普遍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意义，所以对此有较充分的论述。如《吴子》曾明确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①；《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②。《管子》在这方面也有精辟的阐述。它认为，即使武器装备精良，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卒，仍然无法统一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并指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 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打仗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参患》）。为此，《管子》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教育训练措施，这苜先是重视对士兵的严格挑选，“定选士， 胜”（《幼官》）。其次是加强对军队官兵的道义教育，“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五辅》）。其三，规定军事教育和训练的 具体内容，即所谓“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 谨修三官”（《幼官》）。这里的“三官”，是指鼓、金、旗三种指 挥号令工具；“十号”，是指各种号令；“九章”，是指各种旗帜；“十器”，是指各种兵器；“五教”，是指对士卒进行目、耳、足、手、心五个方面的训练。在此基础上，再进入“不可量”、“不可数”的战术训练。从而使士卒具备较好的军事素质和各种军事技能。其四，在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方法上，提倡“因便而教”、“教无常”，即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兵法》）。
第四，重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管子》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审器而识胜”。认为“具备，胜之原”（《幼官》）。所以，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 “器无敌”。《管子》的这一观点，和《司马法》提出的“凡马车坚， 甲兵利，轻乃重”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先秦军事思想家对精良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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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子·治兵》。
②《两马法·天子之义》。
对于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具体措施，《管子》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首先，它主张“聚天下之精材”（《七法》），即选用天下最 精良的原材料来制造武器装备。其次，它主张“来天下之良工”（《小问》），“论百工之锐器”（《七法》），即挑选天下最优秀的工匠，用高超的技术来制作武器装备。其三，做到“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同上）。即建立起严格的试用、保管制度。《管子》认为，如能做好以上三条，“则有战胜”，军队的强大无敌就有了有力保障。《管子》强调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并从材料选用、制作技术以及试用、储藏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质量要求，这在先秦兵论中是相当突出的。
第五，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管子》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并注重考察将帅的实际能力以决定适当任用，“以战功之事定勇怯”（《明法解》）。而将帅则必须具备知彼知己，多谋善断，爱兵抚民，严租执法等优良品德。由此可见，《管子》是把将帅队伍的建设列为“强其兵”的重要内容的。
总之，《管子》认为，在清明政治环境中，并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队，如果将帅得人，法纪严明，士卒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了：“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七法》）。这正是《管子》“强兵”所要达到的境界。
（三）《管子》关于作战指导问题的论述
在法家学派之中，《管子》比较多地注意了对作战指导基本原则的阐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管子》一再强调：“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主要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战机的把握，二是指对情况的筹算。《管子》认为战争指导者一旦做到这两个方面，就能造就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
《管子》用“时”来表述战机的内涵。它髙度重视“时”在战争中的意义，指出把握战机、因时而动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准则：“时因，胜之终”（《幼官》）。所以战争指导者决定战争是否打，如何打，都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当战则战，不当战则止。即便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在这方面也只能“辅时”，而不能“违时”。正确的做法是力求“当时”、“精时”，这样，就能在战争中以较小的代价赢取最大的胜利：“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霸言》）。“当时”、“精时”的要义，在于准备条件，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应迅速出击，一战而胜，“圣人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 至而举兵”（同上）。“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著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报）”（《幼官》）。《管子》这一重“时”思想与范蠡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
当然，要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就离不开正确的运筹谋划。于是《管子》逻辑地推导出“计数”的命题，强调要“立于谋”、“计数得”。所谓“计数”，就是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行认真的计算：“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七法》）。它主张出兵必先定计，并认为计数和立谋不明或不当，出兵作战就会遭到失败。“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同上）。因此要“计必先定”（《幼官》）。它反复指出：“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七法》），“故 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同上）。把“计数”提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第二，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遍知天下”。《管子》认为，战争指导者想要做到“审御机数”，就必须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洞察和掌握全局。《管子》认为，“遍知天下”是“审御机数”的基础，而“审御机数”则是“遍知天下”的逻辑结果。两者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于战争的进程。
《管子》指出“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在当时多极斗争的格局下，这一思想的提出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然在《管子》的具体论述中，“遍知天下”的重心还是在察明敌情这一点上，这就是它所说的“四明”：“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幼官》），从而做到“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七法》）。《管子》还进一步提出了“遍知”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知形”、“知能”和“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地图》）。这就是说，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形”），要认识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能”），要认识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知意”）。战争指导者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做到“闻无极”，“见未形”，“知未却”（《幼官》），方能无敌于天下。
《管子》不但主张“遍知天下”，而且特别提出了“早知”的概念，“早知敌则独行”（《七法》）。这说明《管子》的作者已经认识到预测和情报的时效性问题。因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知”而不早，落后于形势变化，“知”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而只有“早知”，方可预作准备，使自己牢牢占据主动地位，可见“早知”与“遍 知”是联系在一起的。《管子》既重“遍知”，又讲“早知”，实乃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思想的一种演化，具有独到的理论价值。
第三，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管子》高度推崇“无方”，指出“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可见，《管子》是把作战指导者善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灵活机动决定自己作 战方式的做法，当作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来看待的。为此，《管 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善于做到“无设无形”，使得敌人在与我作战时，如蹈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搏斗一样，有劲使不上，处处被动，而我却能随机制宜，置敌于死地。“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兵法》）。《管子》在这里借鉴汲取了黄老学派“道”的概念，而把灵活机动决定作战方式，提到了“道”即作战规律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了。这是对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主张用兵避敌强点，乘隙蹈虚。在作战指导上，《管子》继承和发展《孙子》“避实而击虚”的基本原则，提出了“释 实而攻虚”的思想：“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 《管子》接着进一步揭示了 “释实而攻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意思是说，进攻敌人的强点，往往容易受挫折；而攻击敌人的虚弱之处，则常常可事半功倍。如果拚死攻敌之强点，那就等于是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攻敌之虚，则能使敌人坚固之处变得薄弱。有鉴于此，《管子》一再强调“释实而攻虚” 应该成为作战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而认真遵循。
综上所述，《管子》的军事思想的确丰富精彩。它植根于齐文化的沃土，在坚持法家学说主体性的同时，充分汲取各家军事思想之长，在法家军事思想领域中显出综融博采的特色，并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