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家的思想体系
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内容，保存于《墨子》一书。其书《汉书·艺文志·诸略》著录为71篇，今存53篇。据专家考定，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非命》等24篇代表了墨子和前期墨家的思想；《备城门》到《杂守》等11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经上》、《经下》等 6篇，是墨家后学的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揉，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这些情况表明，《墨子》实际上是一部“墨学丛书”，墨家军事思想其实包含着墨家创始人墨翟以及其后学对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比较丰富，同时也比较复杂。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①。他曾自称为“贱人”，可见出身贫贱；他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思想感情接近于下层民众。但是从他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的情况来看，已进入“士”的阶层。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较多地体现了变化中的下层贵族的利益；那么，墨家的学说则是代表正在摆脱旧有羁縻的小生产者的政治宣言。故曾被人视为“贱人”的学说。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墨家学说既具有相当饱满的人民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性、落后性和保守性，同时也决定了墨家学说缺乏理论深度。荀况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子学说的特征。
墨子及其后学的最高政治追求目标，是“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判断一切政治设施的优劣好坏，在于看它是否对民众有实际利益。这一点，《非命》中说得清清楚楚：“废（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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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传略》考证，墨子的生卒年大致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之间。
②《荀子·解蔽》。
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墨子建立了一整套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思想体系。在墨子看来，当时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便是战争，因此他提倡“非攻”。墨子认为战争、掠夺是天下的“巨害”，这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于是他主张“兼爱”。如果统治者依旧我行我素，穷兵黩武，被侵凌的一方 就只好用武力对付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了，故讲求城守防御，形成了《备城门》诸篇系统的防御思想，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①。
为了保证利国利民的政治措施得以实现，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强调以贤能的标准选拔人才，即使是普通的农夫工匠，只要有才能，也可以选举出来当政：“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在墨子等人看来，自上而下都是为义和利民的贤人，就可以“尚同”了，“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墨家同时还主张“节用”、“节葬”、“非乐”。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的抨击，同样也反映了墨家代表小生产者的立场和政治态度。
墨家的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政治思想。它主张“尚贤”，反对贵族专制；主张“兼爱”、“非攻”，提倡和平相处；宣传“节用”、“节葬”、“非乐”，肯定崇俭去奢，这些都是进步意识的体现，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是它乞灵于“天志”、“鬼神”，并把“非乐”、“节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这就不免陷入空想、落后的泥潭，这正是当时小生产者愚昧、保守、落后性在思想意识上的流露，也是墨家很快趋于烟消云散的重要原因。
以上扼要的分析表明，墨家思想有其体系，内容丰富，不愧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而军事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样也是对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反映，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一是非攻，二是救守。前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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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墨子间诂·序》。
现了墨家的战争观，后者则是墨家具体作战指导思想的集中表现和基本特征。
二、墨家的战争观
“非攻”思想是墨家学派战争观的核心内容，《墨子》明确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观点，并把它扼要地概括为“非攻”这一 命题。
《墨子》认为，当时所进行的战争均属于掠夺性非正义战争，指出“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在《非攻》诸篇中，墨家充分申述反对掠夺性进攻战争的理由：
第一，战争是凶事，是灾祸，应加以摈弃。《墨子》从历史史实考察，认为，古代封建诸侯，数量众多，但绝大部分都在无休无止的攻战中灭亡了，“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非攻（中）》）。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得以幸存下来，这就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医治了1万 人，而仅仅有几个人痊愈，这种医生绝不配称作为良医。同样的道理，战争也绝非安定社会的正确途径，应该予以否定。
第二，掠夺性战争给双方广大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墨子》从现实状况观察，对兼并掠夺战争的危害性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一旦发动战争，就要动员十万之众，迫使许多人离开劳作去参加作战。久者数岁，速者数月，国君无暇处理朝政，官员无暇处理事务，农夫无暇耕耘，妇女无暇纺织，使得国家生产荒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非攻（中）》）。人员伤亡不可胜计，物质损失不可胜计：“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 丧师尽不可胜计”（《非攻（中）》），这完全属于“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断无可取！发动战争一方的民众遭遇尚且如此，被攻一方的民众境况那就更悲惨了。那些“王公大人”及“天下之诸侯”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往往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非攻（下）》）， 普通民众遭掠夺，被杀戮，惨不忍睹，对这样的掠夺性战争不能 不坚决反对。
第三，《墨子》对为掠夺性战争进行辩护的种种言论作了坚决的批驳。当时不少好战者常把掠夺性战争说成是“义战”，《墨子》认为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强辞夺理。它指出，对待窃人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行凶杀人等行为，人们都会斥之为不义，而且情节一个比一个严重。那么“不义攻国”，为满足私利 “大则攻小”，“强则欺弱”，实际上就是最大的“不义”，等同于 “寇乱”、“盗贼”，非彻底摈弃不可，岂能够“从而誉之”《墨子》进而指出，真正的“公义”是为“天下之利”，就战争领域说，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天志（下）》）。
第四，好战大国从事掠夺性战争得不偿失。《墨子》认为，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攻战造成大量伤亡，等于“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非攻（中）》），太不划算。那些好战大国进行掠夺性战争即便是暂时取得胜利，实际上也是“胜之所得不如所丧之多”，“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公输》）。 为统治者计，也是“非攻”为宜。
所以《墨子》力主“非攻”，提倡兼爱，以德义服天下，通过兼相爱来消除战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墨家认为，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由于战争的发生直接渊源 于统治者的私欲，《墨子》便把止战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本身的明理。要求王公大人为天下着想，为民众着想而停止攻战：“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非攻（下）》）。当然墨家也觉得，那些王公大人是不会把天下之利和民众之利放在首位的。于是转而求助于“天志”、鬼神，指出行“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的义举，方能够得到“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非攻（下）》）的结果。攻战作为不义之行，必受到天、鬼的惩罚。《墨子》提倡“天诛”，宣扬天赏天罚，目的是想借助天意、鬼神，警告诫渝好战的统治者，使其改弦更张，但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墨子》的非攻思想是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墨家充分揭露统治者好战和掠夺的本性，使得人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面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针砭作用。同时，非攻思想也反映了人民对和平和安宁的渴求、要求结束战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进步性和合理 性。但另一个方面，墨家否定所有以强攻弱的战争，没有能认识到当时的兼并战争乃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表明墨家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相悖的，并不能真正摆脱战争的痛苦。至于墨家把止息战争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祈求上帝鬼神的保佑，则显示其所代表的小生产者在 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保守性以及思想上的某些迷信。
当然，墨家提倡“非攻”，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那种兼并战争，将其视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墨子》将战争区分为“诛”和“攻”两大类。指出除当时那些非正义的攻伐之外，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诛”（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如大禹征讨有苗、商汤放逐夏桀、武王翦伐殷纣这些为人民除残去暴的战争的性质就属于“诛”，而不是“攻”，是正义之举，值得肯定和支持。由此可见，墨家赞成拥护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正义战争，这一点与儒家学派提倡“义战”的思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墨家认为他们所拥护的“义战”在当时各国相互攻伐、兼并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所以墨家划分战争性质的做法，并不影响其“非攻”反战的根本立场。
三、墨家的防御作战思想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所谓 “救守”，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即对被攻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援 和弱小国家本身的防守。
《墨子》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攻伐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指出“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 说”，而救助被攻的小国。主张替小国修缮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非攻（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在这方面墨子本人是身体力行的，他与其弟子都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攻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墨子本人曾先后到宋、齐、楚、卫诸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协助被攻伐的国家城守。真可谓是“摩顶旋踵”，义无反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
《墨子》更强调小国自身的守御。由于城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或要地，所以守城也就成了防御的中心问题。《墨子》一书以大量的篇章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概略地说，《墨子》的城邑防御思想是：依靠军民，争取外援，充分发挥守城 器械的作用，完善环城防御体系，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乘机出击。现分述如下：
第一，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墨子》认为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治，争取民心。这方面君主是关键，他必须讲求信用，厉行道义，以激发参加守城作战民众的积极性：“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并进而指出官民和睦是取得守城作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子》也一一加以列举。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备城门》）。具体办法是：“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分其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 天下事具矣”（《杂守》）。三是严明法纪，赏功罚过，使民众乐于公战，耻于偷生：“命必足畏，赏必足利”（《号令》）。四是积极动员激励民众，振奋精神，同仇敌忾。《墨子》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讲清敌人“为不道，不修义祥，唯力是上”的罪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亡尔社稷，灭尔百姓”（《迎敌祠》）。以此激 发民众的死战决心，共赴战场。同时严禁传播各种动摇民心的流言蜚语，一经査出，严惩不贷。作战中要以奖惩、抚恤、慰问等形式鼓舞参战者的斗志。
第二，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墨子》认为搞好城守战备，使各项措施一一落实，这是取得守城防御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否则守城是无法进行的：“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七患》）。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反复强调加强战备、有备无患的重要性，指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七患》）。主张搞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以造成守城防御作战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这些准备包括军事、后勤、外交、内政等诸多方面。军事上要做到“城池修，守器具”，“城厚 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备城门》）。后勤上要求做到“樵粟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外交上要求联络与国，争取外援，“得四邻诸侯之救”（同上）。如果城小人众，就应该事先把老幼疏散到他城或国都。内政上则要勤政爱民，争取人心，造 就“上下相亲”，众志成城的局面。
第三，积极防御，守中有攻。《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作战中，不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而应该守中有攻，积极歼灭敌人。为此它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必能此，乃能守城”（《号令》）。对于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墨 子》也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包括：1、依托城池，利用地形，正确部署兵力。2、自远而近，层层抗击，消粍敌人的兵力。即以城为核心阵地，城外建郭，郭外设亭，遏制敌军进攻，打击敌军士气，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但同时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敌人且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 众少而应之”（《号令》）。这表明墨家“示人以兵法贵变通”①的用兵特色。3、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在与攻城之敌长期相拒过程中，当挫败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杀伤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这时，守城的一方就要善于捕捉战机，适时组织出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夺取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例如一旦用火攻击败敌军云梯攻城的企图，使得敌军被迫撤离，这时，就要以精锐敢死之士，由“突门”突然出击，重创敌人，“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②击遗师……因素（数）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备梯》）。由此可见 墨家的守城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是符合防御作战的基本规律的，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四，讲求战术，手段多样。《汉书·艺文志》称“（兵）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入彀、烟熏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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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
疑为“实门”，见①。
战法，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穴中与适（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燃也，即去而入壅穴”（《备穴》）。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于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攻与防是军事学上的一对基本矛盾。有进攻就有防御，同样有进攻理论也必定就有防御理论。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 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①，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