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民心向背，加强战争准备的思想
《经法》的作者意识到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可以正（征）者，民死节”（《经法·君正》）。认为克敌制胜是和行法治、得民心、强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賦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经法·君正》）。指出用兵须取得民众的支持方可成功，“三遂（野外的民众）绝从，兵无成功；三遂務（务）从，兵有成〔功〕”（《十大经·兵容》）。它特别指出处于防守的一方，只有做到“壹道同心，上下不斥，民无它志”，然后才能有效地进行守战。因此，它主张进行战争一定要“顺民心”，并不可存有侥幸取胜的念头。
《经法》主张妥善做好战争的各方面准备。《君正》篇为此设计了一个用七年时间修明内政而后进行征伐的具体规划，讲的就是战争准备的步骤和方法。其内容是：“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 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如此则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审于行文武之 道，则天下宾矣”。可见.《经法》所主张的战争准备，包括了顺民俗，选贤能，用刑政，省陚敛，阜民财等多方面内容，比较全面，表现出黄老学派善于汲取诸子百家思想加以融合贯通的特色。
《经法》还认为，要做好战争准备，须注意克服自己内部的种种不足。它提倡要“毋土敝，毋故執，毋党别”（《经法·国次》），意思是不要耽误农耕，不要制造摩擦，不要结党营私。认为耽误农耕的，上天就会降给战祸；制造内部摩擦的，人员就会流失四方；分成派别的，就会招来内忧外患的夹攻。“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埶者流之四方，党别〔者〕相功（攻）”（同上）。把这些列为“五逆”的内容。可见《经法》把内部团结，经济发展作为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
除以上所介绍的战争准备的论述外，《经法》其他各篇还分别论述了修德爱民、施行仁义、避免“三壅”、慎处“三凶”等道理，这些也属于战争准备的范畴。应该说《经法》所阐述的战争准备思想是相当充实的，而其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强调，如亟言“除民之害，而持民之所宜”、“毋壅民明”等，则尤为显得珍贵，值得后人很好地借鉴。
（三）贵守雌节、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
《经法》四篇对战略、作战指导等问题也有较多的论述。基本特色是继承和发挥《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法》主张在战略指导上采取“刑天”、“法地”、“因人”的原则。它认为只有重视天、地、人的作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十大经·兵容》）。所谓“刑天”，即 指了解和顺从天时，也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十大经·姓争》）。所谓“法地”，即指掌握地利。所谓“因人”，即指重视人的作用，因人而动。它反复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将三者视为实施作战指导的出发点，“慎案食众，以隋（随）天地之从。不擅作事，以寺（待）逆节所穷。见地夺力，天逆其时，因而饰（饬）之，事环（还）克之。若此者，单（战）朕（胜）不报，取地不反”（《十大经·顺道》）。《经法》这一思想似受范蠡的影响，它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差异则在于，孟子将“人和”置于“天时”、“地 利”之上，而《经法》的“因人”却受到“刑天”、“法地”的制约，是被动的，这和道家的自然本位思想是相一致的。
其次，贵守雌节。《经法》继承和发展《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主张后发制人，以争取可靠的胜利。从《经法》的有关论 述来看，它所谓的“雄节”，即“先发制人”，认为：“凡人好用雄节……以守不宁……以战不克”（《十大经·雌雄节》）。指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弗敢以先人”。它的基本观点是，在战争中“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十大经·雌雄节》）。认为凡用“雌节”者，“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战）则克”（同上）。所以必须“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要点是：1、“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十大经·顺道》），不轻举妄动，先主动将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2、“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埶不能”（同上），故意示敌以弱，诱使敌人放松瞀惕和戒备。3、“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同上），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完成敌我态势的转化，乘敌人盛极而衰之际发起进攻，加以聚歼。
《经法》四篇的军事思想是相当丰富且有特色的。它汲取了战国其他学派有关军事问题理性认识的某些长处，从而成为黄老学派中论述军事问题最有深度的代表之作，比《鹖冠子》、《文子》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经法》的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将守雌贵柔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一概否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必要性，就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另外，像其它黄老学派著作一样，它的战争观、战争指导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折衷倾向，从而影响其理论的纯正性质。
后 记
《战国军事史》原先是确定由我负责撰写的，1988年我已拟定了全书的枢架并完成了部分初稿。其后，由于别的任务纷至沓来，极大地分散了我的精力，影响了这部书稿的撰写。正当我苦于无计的时候，调来了生力军。其后，研究员黄朴民博士、副研究员任力、助理研究员柳玲硕士三位同志与我一起，共同来承担书稿的写作任务。具体分工是，由黄朴民同志负责写战国社会概况、军制与国防、诸于军事思想，由任力同志负责写战国战争历史，由柳玲同志负责写战国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我则负责绪论、战国兵书和全书的通稿工作。“作始也简，将毕也钜”。1993年6月前 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和困表。应当指出，他们三位同志学有专长，正值英年，工作统统业业。他们的参加，使本书的完成加快了速度，提高了质量。关于本书，如果说到成绩，他们是主要的；如果说到不足，则应该由我来负责。
为了保证书稿质量，我们特遨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担任本书的评审。他二位审读文稿认真细致，并写出了具有真知卓识的评审意見。所作的赞许，我们感到惭愧；所作的指正，我们深表感谢。军事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于书稿文字体例不当之处，多所匡正，谨致谢意。撰写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许多战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军事历史上成就辉煌的时代，编写《战国军事史》，我们深感学力不逮。因此，书稿中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不吝指出。
吴如嵩
